《在朝內166號與前輩魂靈相遇》王培元 著
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年1月
內容提要
馮雪峰、巴人、孟超、牛漢、韋君宜、舒蕪、林辰……這些名字，不僅深深嵌入了中國現當代文化和文學的歷史，而且也與北京朝內大街166號——人民文學出版社息息相關。剛直、狂狷、率真、超然、勇毅、堅韌、倔強、謙和、篤實……他們中的每個人都足以構成一個社會單元，富於獨立的精神文化價值；但當作者面對這眾多的人生畫面，鉤沉提要，有機鋪陳，在展現歷史的同一性時，則更具有了震撼人心的力量。這是人格的力量，這是悲劇的力量，更是理性的力量。
作者簡介
王培元，1945年7月生，1981年研究生畢業於山東大學中文系。文學碩士。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先秦兩漢文學、書法。主要著述有《齊國文學藝術史》、《屈原詩選》、《詩騷》等。
研究方向及學術專長中國古代文學先秦兩漢文學方向中國文獻學書法
歷年來代表性學術論著（3-5項）《漢代小說作品辯證》；《先秦散文精華》（合著）；
《齊文學藝術史》（合著）；
《屈原詩選》、《中國文學精神—先秦卷》（合著）。
《在朝內166號與前輩魂靈相遇》
《在朝內166號與前輩魂靈相遇》序
緣起
馮雪峰：一隻獨棲的受傷的豹子
聶紺弩：“我將狂笑我將哭”
林辰：恂恂儒者
蔣路：編輯行的聖徒
牛漢：“汗血詩人”
舒蕪：“碧空樓”中有“天問”
韋君宜：折翅的歌唱
嚴文井：“一切都終歸於沒有”
綠原：詩之花在煉獄裡怒放
孟超：“悲歌一曲李慧娘”
樓適夷：用自己的頭腦思考
巴人：“在我夢底一角上組起花圈……”
主要參考文獻
後記
相關評論
書寫知識分子的歷史意義
林賢治 南方都市報
當“知識分子”的名詞輸入中國之際，正值這塊古老的東方大陸艱難轉型。由傳統士人蛻變而成的現代知識分子，歷史負擔無疑是沉重的，然而，他們卻以曠古未有的英雄主義行動，開創了一個新的時代。辛亥革命以及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實質性成就，無論以多少富含黃金的字眼去形容它，評價它，都不會過分。即便如此，支配了幾千年的封建專制主義勢力對知識分子的影響依然強勁。即以五四以後的頭十年為例，從無政府主義到“好政府主義”，從“到民間去”到“踱進研究室”，從“為人生的藝術”到“為藝術而藝術”，都是明顯的轉向和倒退。一代啟蒙工作陷於停頓。大的方面原因有兩個：一是知識者的先天性脆弱，一是社會運動漸成壓倒性優勢，總之，知識精英與社會大眾不是分頭並進，而是由後者瓦解和吞併前者，使之喪失曾經一度在鬥爭中獲得的獨立身份。及至後來，整個知識群體幾乎淪為“社會公敵”而遭到唾棄，如“文化大革命”，其受迫害的程度是驚人的。
知識分子的命運史，其實是一部中國現代化史，是一段相當漫長的“苦難的歷程”。
書寫知識分子的歷史是意義重大的。然而，這種近於集體自傳式的書寫，惟有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後才成為可能；在此之前，實在是只可為政治家或工農兵立傳的。遺憾的是，有了史傳之後，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大多未能如實反映知識分子的面貌。對於歷史，我們不是採取歷史主義的態度，相反以意為之，功利主義得很。在否定知識分子改造運動之餘，走向另一個極端，極力掩蓋知識分子自身的人格和思想方面的缺陷，掩蓋知識與權力的關係，故意誇大個別政治文化派別或學術小圈子的成就，如二三十年代的“英美派”(“現代評論派”－“新月派”)、九十年代的“自由主義”和“新左派”，製造知識分子神話。如此種種，有一個帶根本性的原因，就是知識分子自我批判意識的缺失。
王培元先生長期以來一直關注知識分子問題。十多年前，他即已撰寫了一部延安“魯藝”文藝史；這本《在朝內166號與前輩魂靈相遇》的出版，可以看作是作者關注四十年代知識分子的事業與命運的一種延續。不同的是，前者側重事件，後者聚焦人物；但無論擇取何種結構方式，作者都不是從觀念出發，而是從事實材料出發，儘可能讓塵封的檔案及鮮活的記憶直接說話。
融合史學和文學的作品
本書是王先生為所在的人民文學出版社老一代知識分子撰寫的列傳。這是一家身份特殊的出版社，素有“皇家出版社”之稱，從中央到地方的金字塔式的建構來看，它居於塔尖的位置，是出版界精英人物最集中的地方。他們的沉浮進退，在中國知識界中是具有代表性的。
列傳，是創自《史記》的一種傳統的歷史書寫形式。在史書中設定列傳，它的好處是將歷史文學化、人性化，通過人際關係的展開和人物形象的刻劃，賦予歷史以政治、軍事以外的豐富生動的生活內容。王先生的書不是那種傳統意義上的嚴謹的史學著作，而是一部融合了史學與文學因素的邊緣性著作。全書由多篇獨立的小傳連綴而成，它的歷史性，主要表現在不同的個人命運背後的共同的時代框架上面。整個框架大象無形，然而堅硬實在，不可變易。書中的人物幾乎無一可以免除批鬥、囚禁、勞役，深受精神和皮肉之苦，簡直帶有宿命的性質。其中，孟超和巴人的結局，可謂慘絕人寰。他們其中每個人都足以構成一個社會單元，富於獨立的文化價值；但當作者把這眾多的人生畫面有機地鋪陳開來，從而展現歷史的同一性時，顯然更具震撼的力量。這是悲劇的力量，也是理性的力量。
這樣，人類的價值與尊嚴便進入了全書的核心。正如我們在書中看到的，在政治壓力面前，中國的知識分子並不如西方知識分子那樣奮起反抗，而是忍耐、等待、掙扎，退回到自己的內心，惟以沉默的超重的工作體現自身的價值。作者沒有就“知識分子意識”，即在公共性和道義感方面向主人公們進一步提出質詢，也許他有感於苦難的過分深重，而視此為一種苛責，所以表現相當寬容。不同於那些知識分子神話製造者的是，作者不是先驗地去完成一個政治構圖，而是透過特定的生存空間接近他筆下的人物，在價值取向上，對某些傳統道德和人格規範表示認同。他固然讚美馮雪峰、牛漢的剛直不阿，欣賞聶紺弩的狂狷，樓適夷的率真，嚴文井的超然，感動於韋君宜的勇毅，蔣路的謙和，林辰的篤實，而對一度千夫所指的舒蕪，也在大關節處有所開解，不乏獎譽之辭。
使用大量的口述材料
大量的口述材料的使用，使全書具有為一般的考據史學著作或文學雜記所沒有的文獻價值。而這些材料，又是為作者所嚴加選擇的。其中，如毛澤東與馮雪峰的關係的變異，馮雪峰為《魯迅全集》作注，以及後來的焚稿；牛漢與艾青在批判會上的問答；秦兆陽夜訪劉白羽；嚴文井對趙樹理和周揚的評價；綠原學習外語的始因；樓適夷的懺悔；聶紺弩寄巴人詩及其不同版本等等，這些史料都是非常珍貴的。要在有限的篇幅中寫盡一個人的一生，這是困難的事。作者的寫作策略是：一來引入日常生活的材料，凸顯人物個性，二是發掘人物的文化價值的特異性；除此以外，都屬多餘枝節而被刪夷。所以即使全書寫了十餘位同樣職業的知識者，也不至流於面目模糊，彼此雷同。在書中，雖然作者使用了一定的文學手段，但是他並不特別看重為傳記作家所倚賴的情節，卻是較為注重細節性材料，由此顯出描寫的本領。書中的文學性，實際上更多地表現為富於文采的敘述語言。不同於歷史的分析性話語，作者是熱情的，激憤的，悲憫的，言語間有一種情感的浸潤；當人物的命運出現戲劇性轉折時，書中往往出現大段奔突而來的抒情性獨白，誠摯感人。
知識分子的歷史，需要從不同的角度和層面逼近真實，需要有不同形式、不同風格色彩的書寫。《在朝內166號與前輩魂靈相遇》僅系其中的一種。王先生囑我作序，使我得以重睹一群老知識分子的人生滄桑。我生也未晚，當“文革”時，受過批鬥，坐過囚室，且累及家人，然而不要說為天下蒼生憂，其時竟連為自己抗爭的勇氣也沒有。這種懦怯一直延至今日，自覺是沒有為本書作序的資格的。以上文字，讀後感而已，倘若王先生以為可以印出來，那么，就當是大時代里的一個小人物所作的一份精神見證罷。
精彩書摘
朝內166號，是指北京朝陽門內大街166號。1958年1月起，這裡一直是人民文學出版社這個聞名遐邇的國家文學專業出版社的辦公之地。馮雪峰、聶紺弩、牛漢、韋君宜……這些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響噹噹的名字都曾在此生活工作。《在朝內166號與前輩魂靈相遇》是以列傳形式書寫的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史，從一個側面展現了這些大家的人格力量。
馮雪峰：一隻獨棲的受傷的豹子
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初，剛成立不久的新中國的領導人，在百廢待興、萬象更始之際，決定組建人民文學出版社。不能不說這是一個關乎民族文化建設和文學發展的重要舉措。周恩來總理親自點將，安排馮雪峰擔任人文社第一任社長、總編輯。
一開始馮雪峰並不想接受這個職務，他打算從事自己所熱愛的文學研究和文學創作。於是建議由巴金來擔任此職，並去勸說巴金。巴金說：“我不會辦事。”請他代為辭謝。馮雪峰說：“你要不肯去，我就得出來挑這副擔子了。”巴金說：“你也別答應。”因為他覺得，馮雪峰“太書生氣，鯁直而易動感情”，也不一定合適。
巴金不乾，馮雪峰只好走馬上任。
假若說，今天提起人文社那些令人敬重、欽佩和景仰的前輩，就如同遠眺聳立於夕照中的群山的話，那么，說到馮雪峰，則好似遙望一座閃著聖潔之光的皚皚雪山。
左聯時期，他給那種話說得四平八穩、冠冕堂皇，而到了分配工作時就逃避的人，起了個綽號：“革命紳士”。開會的時候，他曾經暴怒地拍著桌子，疾言厲色地痛罵這些“革命紳士”。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有一次，不知因為什麼，他和周揚吵翻了，大衣也沒拿，就怒氣沖沖地走了。後來，還是牛漢到周揚的辦公室去，幫他拿了回來。
“秉性豪爽，處事果斷，具傲骨，易怒，人不敢近。眾人在談笑間，他一到，便肅然無聲。”這是曾先後擔任人文社經理部主任、副社長的許覺民對馮雪峰的印象。
一次，《魯迅小說集》封面的魯迅像印得有些模糊，許覺民被馮雪峰叫去，發了一通火，完了余怒未息，還說要撤他的職，另換人。他於是就等著被撤，可過了一陣，並無什麼動靜。還有一回，時任詩歌散文組組長的牛漢，把一個編輯編的一本某現代詩人的詩選，送交給馮雪峰簽字。馮雪峰接過稿子，啪地扔到了地上，說：“他也就三四十年代有那么兩首好詩，再就沒什麼好的了！”
然而，馮雪峰又常常是溫和的。向部下交辦完事情之後，他總要再問一句：“你看行不行？”
不少人回憶起馮雪峰，都談到他的異常儉樸，衣著破舊；談到行政部門買了一台電扇，送到他家裡，他立刻退了回去；談到他為公家辦事，需請客吃飯，如果由他個人出面，就一定是自己付錢；談到周總理指示配給他一輛專用小汽車，而他卻很少坐，只有到中南海開會等重要活動，才偶爾坐坐，平常上班就戴頂大草帽，雇一輛三輪車，坐到社裡；談到如果下雨天他坐汽車回家，在胡同口就會下車，步行回家，怕車輪濺起的泥水，落到行人身上……
馮雪峰三十年代在上海與周揚、夏衍等人的結怨，不啻於給他1957年被劃為“右派分子”，埋下了一顆定時炸彈。
一次，聶紺弩到作家書屋去看馮雪峰，碰巧胡風也在，兩個人正議論周揚。聶紺弩插了一句：“無論你們怎樣看不起周揚，周揚的理論總是和毛主席一致的。”胡風問：“你怎么知道？”
聶紺弩答：“這很簡單，如果不一致，周揚就不會在延安搞得這么好。雪峰為什麼搞不好呢？”馮雪峰跳起來，把手裡的一本書砸到桌子上，大聲說：“周揚有什麼理論！”
何其芳和劉白羽到重慶宣傳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在一次會議上，何其芳講在延安整風運動中，知識分子如何改造小資產階級思想，而且以自己為例，現身說法，讓人感覺到似乎他已經過改造，脫胎換骨，變成了無產階級了。有人說：“好快，他已經改造好了，就跑來改造我們。”
馮雪峰則忿忿地說：“他媽的，我們革命的時候他在哪？”
1957年，他被強加上“勾結胡風，蒙蔽魯迅，打擊周揚、夏衍，分裂左翼文藝界”的罪名，劃為“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又被開除黨籍，撤銷人文社社長兼總編輯、中國作協副主席、全國文聯常務委員、全國人大代表等職。
訊息傳到人文社，有人困惑不解，有人失聲痛哭，有人為之震驚、深感不平。也已被劃為“右派分子”的副總編輯聶紺弩說：“既然馮雪峰是‘右派'，我自然也是‘右派'，我是‘雪峰派'嘛。不過，我不是資產階級右派，而是無產階級右派。雪峰願意去北大荒接受改造，我也去。雪峰走到哪，我跟他到哪。”
馮雪峰被責令在家寫檢查，但他無論如何也想不通。他一次又一次去找作協黨組書記邵荃麟。邵荃麟對他說：“你要想留在黨內，就必須出來澄清《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引起的問題，承擔自己的責任。”馮雪峰苦苦地思慮了好多天，覺得無論如何，自己也不能違背歷史事實啊！
他又找到邵荃麟，向他傾訴了自己內心的痛苦。邵荃麟說：“先留在黨內，再慢慢地解決，被開除了就更難辦了。”在萬般無奈之下，馮雪峰只得委曲求全地同意了。他按照他們的旨意，起草了人文社五十年代版《魯迅全集》的有關注釋：“魯迅當時在病中，他的答覆是馮雪峰執筆擬稿的，他在這篇文章中對於當時領導‘左聯'工作的一些黨員作家採取了宗派主義的態度，做了一些不符合事實的指責。”
此事讓馮雪峰悔恨終生！
之後的好多天，他極度痛苦，整夜失眠，胃疼得特別厲害。他滿以為這樣做可以保留黨籍了，然而，他們並沒有兌現承諾，自己卻被無情地欺騙了、愚弄了。牛漢多次看見他，一個人枯坐在辦公室里暗自啜泣。為了證明自己的清白，他幾次想去頤和園投昆明湖自殺。但一想到幾個孩子還小，妻子又沒有獨立謀生的條件，自己再痛苦也要支撐著活下去，活到歷史徹底洗凈潑到自己身上這些污水的那一天。
韋君宜：折翅的歌唱
剛進人文社那會兒，還有食堂，吃午飯時，能看見社長韋君宜也拿著碗，和大家一起排隊買飯。幾乎沒有人稱她“韋社長”，而是都叫她“韋老太”。
1986年3月，我參加了馮雪峰紀念會及學術討論會的籌備和秘書工作，開幕式和閉幕式等一些重要活動，她都出席了，還講了話。她戴著白邊眼鏡，個子不高，稍有些胖，簡直就像個能幹的老外婆，話雖不多，但很乾脆，絕不拖泥帶水，透著那么一份精爽幹練。
但那時對她並不了解，不知道她當年是清華大學哲學系的高材生，得到過馮友蘭先生的賞識；不知道她曾經滿腔熱血投身“一二·九”運動，十九歲就入了黨，之後又去了延安；也不知道她是五十年代首都新聞界的“四大才女”之一。
不久，韋君宜就離休了。後來，聽說她在參加一次會議期間，突發腦溢血而導致右側身體癱瘓，從此長期纏綿於病榻。再後來，便陸續讀到了她的《露沙的路》《我對年輕人說》和《思痛錄》，《思痛錄》尤使我對她這個來自延安的老革命刮目相看。又找到她以前的《老幹部別傳》和《海上繁華夢》等小說、散文集來看。這才了解了她的不尋常的人生，也理解了她青春時代的信念、理想和追求，更理解了她的愛、恨與痛，她的血淚、傷心與悔疚。
在韋君宜獻身革命的履歷中，有一點很突出：她出生於一個生活優裕的富貴之家，從日本留學歸來的父親，做過北洋政府交通部的技術官員和鐵路局的局長。她從小聰慧好學，又受到了良好的家庭和學校教育，1934年秋同時考取了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燕京大學三所名校。父親對她寄予厚望，打算送她赴美國自費留學。
然而，“華北之大，已經放不下一張平靜的課桌了！”那場發生在1935年冬天的轟轟烈烈的一二九運動，徹底地改變了一切。她由於參加救亡運動而常常缺課。馮友蘭先生教授的“中國哲學史”，她因缺課太多，不及格，需要補考。考前，她仔細讀了馮先生的專著《中國哲學史》，結果考得很好，馮先生給她打了九十五分的高分。
但是，年僅十八歲的她，終於還是沒有好好讀書，而是“懷抱著純潔的理想和信念而赴湯蹈火，視死如歸”，義無反顧地踏上了一條由愛國通向革命的人生之路，從清華園走到了延安。
1936年初，她參加了北平學生救國聯合會組織的平津學生“南下擴大宣傳團”，下鄉宣傳抗日。回校不久，她就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不久轉為中國共產黨。1936年暑假，她曾前往山西參加革命組織“犧盟會”。在拯救民族危亡的火熱鬥爭中，先後在《大公報》、《國聞周報》、《清華周刊》上，發表詩歌、散文和小說等作品。七七盧溝橋事變爆發後，她回到天津家中，不久即離家南下，同時賦七律詩一首以明志，題為《別天津》：
斬斷柔情剩壯心，木蘭此去即從軍。
早因多難論高義，已到艱危敢愛身。
如此山河非吾土，傷茲父老竟誰民。
願將一片胸頭血，灑作神州萬樹春。
到武漢後，她暫在武漢大學借讀。這一年底，她和大妹蓮一跑到湖北黃安七里坪，參加中共湖北省委舉辦的抗日青年訓練班。從此，她把自己原來的姓名“魏一”改為“韋君宜”。訓練班結束後，她先後被派往襄陽和宜昌開展抗日救亡工作。到了宜昌，和她接關係的是中共宜昌地區工委書記孫世實。孫是清華大學十一級中文系學生，曾任“北平學聯”常委。在朝夕相處的工作中，兩個人相愛了。
1938年夏秋之交，他們倆被調回武漢。母親帶著父親的親筆信，專程從北平經香港到武漢來看她。父親在信里懇切地希望她先回家，然後送她赴美國自費留學。韋君宜沒有回家。在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歷史關頭，她把個人的學業、前程拋在身後，選擇了留在國內投身抗戰。
10月，武漢大撤退開始了。她和孫世實決定撤退到宜昌後結婚。但是，孫世實為了照顧一個生病的同志，沒能和她同船撤離。直到武漢陷落後，孫世實才乘船撤退。路上遭遇日軍飛機轟炸，他為了救護戰友，不幸遇難。
得知噩耗的韋君宜，心痛欲裂。她哭了一場又一場，恨不能立即哭死。她無法想歇腳“失去他而活著”，她不止一次地想自殺，計畫自殺，甚至買了毒藥。過了幾個星期，她從“哀痛至極”中逐漸解脫出來，長歌當哭，寫下了感人至深的《犧牲者的自白》一文。
…………
曾於八九十年代擔任人文社社長兼總編輯的陳早春，覺得“她是個謎”：“既是個女強人，又是個弱女子；一方面有冷眼向洋看世界的豪邁，另方面又有打落牙齒和血吞的懦弱；她任情而又拘禮，簡傲而又謙卑；她是個熱水瓶，內膽是熱的，外殼是冷的；她對自己的事業和命運是堅韌不拔地執著抗爭的，但最終的拚命一擊，也只能算是鉛刀一割；她有雄才大略，但不能揮斥方遒；她狷介而隨俗，敏捷而愚鈍。”
王蒙說，她“是一個講原則講紀律極聽話而且恪守職責的人”，她從不虛與委蛇，從不打太極拳，沒有廢話，沒有客套，沒有解釋更沒有討好表功，確實做到了無私，不承認私人關係，不講人情世故，不會兩面行事，需要劃清界限就真劃，不打折扣，不分人前人後。
她在延安《中國青年》雜誌做編輯時，雜誌社的社長是胡喬木。1953年，中央組織部門打算把她調到新創建的工科大學去做領導幹部。她覺得自己不能勝任，於是去找胡喬木，胡讓她到中國作家協會去。她的編輯生涯，就是這樣開始的。
“新時期”剛開始的時候，胡喬木肯定了在她主持下，人文社編輯出版的正面描寫“文革”的長篇小說《將軍吟》(莫應豐著)，又支援這部有爭議的作品獲得了“茅盾文學獎”。可是後來，卻聽說胡喬木不贊成描寫“文革”的悲慘場面的作品，說“那已經過去了，應該向前看”。
韋君宜並不同意老上級的這種看法。在後來思想界、文藝界發生的不同意見的爭論中，胡喬木發表的一些觀點和文章，她也無法認同。她越來越少去找這位老領導了。
她病倒之後，胡喬木幾次到家裡看望她，韋君宜從沒和他談及有關爭論。“我懷念著當年的胡喬木”，胡去世後，她在《胡喬木零憶》一文中這樣寫道。
與她一起工作過的老同事，提起她的時候，不止一個人說，在路上或公共汽車上，碰到了她，上前主動打招呼，她卻視而不見，毫無反應，仿佛故意不理人似的。就那么一個人目中無人地自說自話，只見嘴唇在動，並不出聲。說著，說著，忽又無言地笑了，可是倏忽之間，笑容就立即消失了，只有兩嘴兀自在翕動不止……
她似乎有一個完全屬於自己的、隱秘的、深藏不露的精神世界，而且完全生活於、沉溺於其中，別人根本無法窺探其中的堂奧。有一次，中國婦聯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接待外國女貴賓，指定幾位女性代表前去陪客，韋君宜也是其中之一。她忙完工作，回到家，打開箱子，抓了一件針織白底藍花綢的旗袍，又套上一件軟料子西式白外衣，就匆匆走了。到達指定的接待廳後，婦聯主席康克清看了她一眼，搖著頭說："你怎么穿了一件破衣服來會客人？"
韋君宜低頭一看，糟了，外衣左邊底下口袋，撕了一個口子。她連忙將外衣脫掉。康克清又看了看她的胸前，說道：“旗袍也是破的。”她再看，天啊，旗袍胸部的針織花紋，有一處開線了，該縫補卻沒縫補。韋君宜窘得滿臉通紅。幾位婦聯幹部急忙找了一件白網線外衣，給她套上，才算是救了她的駕。
韋君宜不拘禮節，似乎也不大懂人情世故。家裡來了客人，她既不讓座，也不沏茶。有時候，社裡的編輯去她家裡談稿子，談晚了她也會留你吃飯，但並不顯得特別熱情，似乎吃飯就是吃飯，一副公事公辦的樣子。
她工作效率極高，審稿速度特快。操著一口京片子，和作者談稿子時，從來不講理論，而是單刀直入，一語破的，問題抓得極準。比如她會說，你寫的這個女人不對勁兒，根本不像女人，如何如何；作者聽了，不得不佩服。
她在社裡還主持了“編輯月會”。她親自請專家來講，也請老編輯講，請業務骨幹講。更多的時候，是她自己上台主講。主要講如何組稿，如何加工修改書稿，如何提高業務水準。這種每月一次的“編輯月會”，受到了編輯部門，尤其是年輕編輯們的歡迎。
1985年下半年，我們的社長韋老太，堅決要求離任回家。在社裡為她舉行的全社員工參加的告別會上，她哽咽著，不停地擦著眼淚，說：“……這裡是個聯合國，我指揮不了人，人人都可以指揮我，上面的，下面的……到這裡來，不要想當官，我在這裡的官是最大的，當我這樣的官，有什麼意思？……我一輩子為人作嫁衣裳，解甲歸田，也得為自己準備幾件裝殮的壽衣了……”
從此，她再也沒有踏進過人文社的大門。
參考資料： 中國學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