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經歷
1938年向《廣西日報》副刊《南方》投稿時始用“舒蕪”的筆名。
1937年考入高中時適逢抗戰爆發，即參加抗日救亡活動，並為《桐報》主編副刊《十月》。在該刊發表第一篇作品《及時行樂》，抨擊上層人物在抗戰中醉生夢死的生活狀態。從此開始文學生涯。1940年，輟學，在湖北、四川等地農村任國小、中學教師。1944年至1949年，歷任國立女子和師範學院、江蘇學院、南京師範學院副教授、教授，進行文學、哲學的教學與研究。1945年初在胡風主編的《七月》上發表《論主觀》一文，成為一場長達5年之久的文藝論爭的主要焦點之一。這時期還創作了不少雜文，結為《掛劍集》。
1949年後任廣西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研究部長、南寧市文聯副主席、市人民政府委員會委員、南寧中學校長。1952年到北京，歷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編輯室副主任、編審。1979年開始任《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編審。後致力與周作人研究，著作甚豐。
2009年8月19日晚11點10分在北京復興醫院因心臟功能衰竭逝世，享年87歲。
胡風事件
介紹
舒蕪出身於安徽桐城的書香門第，上世紀四十年代剛出道時，曾得到胡風的大力扶植，從而在文壇嶄露頭角。50年代，當時文壇一次次論戰，著名人物紛紛表態，無一倖免。在這個過程中，舒蕪把胡風寫給自己的信交了出去，並層層轉到最高領導人手中，由此，胡風被定為反革命分子，從而拉開了新中國成立以後第一場文字冤案。也正因此，舒蕪被認為是可恥的叛賣者。對舒蕪的評價和論爭，從“文革”後至今，一直沒有停止過。
懺悔
舒蕪其實曾經在《回歸五四》序言中有過正面的懺悔和直接的表述，“那么多人受到迫害，妻離子散，家破人亡，乃至失智發狂，各式慘死，其中包括我青年時期幾乎全部的好友，特別是一貫挈我掖我教我望我的胡風，我對他們的苦難，有我應負的一份責任。”
評價
綜述
舒蕪在1955年的行為多年來一直為人所議論，視其“猶大”者有之，為其辯護者不乏其人。但他“背叛”、“出賣”、“陷害”朋友的行為，應該是不容置疑的。
他人
上海《文匯報》筆會主編劉緒源與舒蕪交往甚密，他認為在學術上舒蕪至少在三方面成績卓著。首先，解放後研究興趣主要在古典文學方面，人民文學出版社最早出版的一批古籍就是由舒蕪參與整理出版；其次，退休後更多的研究興趣轉向了對“五四”、魯迅以及周作人的研究；最後，作為一個書評家，舒蕪先生把一些評論和理論艱澀的文章寫得文筆優美，可以作為隨筆和散文來讀，他與老一輩學人季羨林、金克木等使得自五四以來開創的文體得到延續，形成了一種優美的文風，這在年輕一代中非常少見。
但有人也指出舒蕪在胡風事件中主動“反戈一擊”，永遠是其歷史的尷尬。1952年，舒蕪相繼公開發表《從頭學習〈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和《致路翎的公開信》，率先點了老朋友路翎以及呂熒的名字。胡風事件中，舒蕪因提供胡風給他的信件使勢態迅速轉向而成為人們眼中的“猶大”不被人原諒。
魯迅文學館館長孫郁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認為拋開胡風事件，僅從文學史的角度來評價，舒蕪應該是一位現代文學比較優秀的研究者，特別是他對魯迅、周作人的研究成績顯著，但他認為舒蕪晚年似乎並沒有深刻反省過這件往事，甚至顯得有所迴避。
自我
舒蕪晚年自己說的一句話非常到位：“我解放以前自以為掌握了馬克思主義，當時就為權威所否認；解放後我用毛澤東思想來衡量自己，也得到‘那的確不是馬克思主義’的結論，與權威者達成共識。解放後，我自以為學到了毛澤東思想，卻又一步一步把我學成了‘右派’，學成了‘反革命集團起義人員’，真是‘讀書越多越反動’。回來一看，原來我根本沒有學到任何馬克思主義，曾經自以為信馬克思主義並信其與‘五四’精神一致只是自作多情。馬克思主義究竟是怎樣的，我其實毫無所知。”
個人成就
著有雜文集《掛劍集》、專著《說夢錄》、《周作人概觀》。出版過專題論文集《說夢錄》（後改名《紅樓說夢》）、《周作人的是非功過》、《回歸五四》、《哀婦人》等，雜文集《持劍集》、《持劍新集》等，散文集《書與現實》、《串味讀書》、《未免有情》等；2001年在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舒蕪集》八卷。另有《舒蕪口述自傳》一種（許福蘆筆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