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報告》:劉少奇文稿《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報 -百科知識中文網

原文

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報告

注【一九六二年一月在北京舉行的中共中央擴大的工作會議（又稱“七千人大會”），是建國以來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一次重要會議。這次會議初步總結了一九五八年以來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教訓，開展了批評和自我批評，加強了黨的民主集中制。它對於當時統一全黨思想，進一步貫徹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扭轉經濟困難局面，起了重要的作用。本文是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向大會提出的書面報告，收入本書時有刪節。】

（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七日）

同志們：

我們這次會議，是一次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參加這次會議的，除了中央、中央局、省委、市委、自治區黨委的同志以外，還有地委、縣委和重要廠礦企業的許多同志，還有部隊的許多同志。中央召集這次會議的主要目的，是要總結經驗，統一認識，加強團結，加強紀律，加強民主集中制，加強集中統一，鼓足幹勁，做好工作，戰勝困難，在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下，爭取社會主義建設的新勝利。

這次會議，是一次動員全黨為勝利地完成一九六二年的建設任務和逐步地實現十年長遠規劃的目標而奮鬥的會議。

在這個報告裡，準備說三個問題：第一，目前形勢和任務；第二，加強民主集中制，加強集中統一；第三，黨的問題。

一　目前形勢和任務

國內形勢

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我們經過了國民經濟恢復時期和兩個五年計畫建設時期。在這個不長的時間內，我們在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方面取得了偉大的成就。

在十二年中，我們國家的面貌，在各個方面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我們完成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建立了和發展了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制經濟和集體所有制經濟。先進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已經在我國確立了。

社會主義制度，使我國在解放後所創立的空前未有的大統一的局面，日益鞏固起來。

我國原來是一個落後的農業國，現在已經有了比較發達的工業。我們過去基本上沒有重工業，現在建立了基礎比較強大、部門比較齊全的重工業。

我國廣大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文化建設，有了很大的發展。各民族之間，已經建立起團結友愛、互相尊重、互相幫助的新型關係。

我國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的精神面貌有了很大的改變，他們的政治水平和思想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我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分子，由於我們黨對他們進行了團結、教育、改造的工作，大多數人在政治上也有了很大的進步。我國各民族、各階層人民，在國際、國內的許多巨大事變中經受住了反覆的考驗。

我國工人階級同農民的聯盟，更加鞏固了。以中國共產黨為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各民主階級和各民主黨派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也進一步地鞏固了。

我國的國際地位有了根本的改變。我國在國際事務中起著越來越大的作用。

事實說明，我們國家在解放以後的變化是很大的。我們的社會主義改造工作和社會主義建設工作，是做得很不錯的，是很有成績的。當然，要根本改變我國一窮二白的面貌，還需要一個很長的時期。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的事業是長期的事業，現在還只是一個開端，但是，這是非常好的開端。

這裡要著重說一說一九五八年以來的工作。

一九五八年以來，我們黨在中國人民中高舉著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這三面紅旗。在三面紅旗的引導下，全黨全民大大提高了發憤圖強、自力更生的自覺性，鼓足了幹勁，進行了巨大的努力。社會主義建設取得了一系列的新的成就。這些成就，主要的是：
第一，我們提前了兩年，在一九六○年實現了第二個五年計畫的主要工業產品的產量指標。
第二，我國的基本工業，包括煤炭工業、電力工業、石油工業、鋼鐵工業、有色金屬工業、化學工業、建築材料工業和機器製造工業，生產能力都有了成倍的或者很大的增長。
第三，我國機械設備和重要材料的自給程度，有了很大的提高。
第四，我國工業的地區分布有了進一步的改善，各個省、區都建立了不同規模的現代工業和現代交通運輸業。
第五，地質勘探工作有了廣泛的開展，我們對於礦產資源和水利資源有了更多的了解。
第六，我國農業的集體化發展到了更高的水平，五億多農民已經組織在五萬多個人民公社中。
第七，農田、水利的基本建設，有很大的成績。農業機械已經有了一定數量的增長。國營農場有了進一步的發展。
第八，工程技術人員大大增加。這支隊伍的技術水平有了提高，已經能夠獨立地設計和建設許多技術比較複雜的現代化企業。
第九，科學研究工作，在許多重要方面都開展起來，某些研究成果接近了世界先進水平。
第十，教育、文化、衛生、體育事業，都有了很大的發展。現在，每年從高等學校畢業的學生，超過了十萬人。
第十一，我們在商業、財政、金融等工作方面，在政法工作方面，在外事工作方面，都有很大的成績，都取得了很多的經驗。
第十二，我國的國防建設，人民解放軍的政治工作、軍事訓練工作和其他各方面的工作，都取得了重大的新成就。

這一切成就證明，我國各族人民在黨的領導下，在總路線的鼓舞下，對於建設社會主義有著高度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他們能夠發揮的潛在力量，是極為巨大的。

在肯定這些偉大的成就的同時，中央認為，有必要在這次會議上指出我們這幾年來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

這幾年工作中發生的主要缺點和錯誤是：

第一，工農業生產的計畫指標過高，基本建設的戰線過長，使國民經濟各部門的比例關係，消費和積累的比例關係，發生了嚴重不協調的現象。在一段時間內，農業上犯過高估產、高徵購的錯誤。由於要求過高、過急，許多地方、許多部門進行過一些不適當的“大辦”。在農業生產和工業生產上，在商業、財政、文教、衛生等方面，都犯過瞎指揮的錯誤。例如，在農業方面亂改耕作制度，任意推行一些不切實際的、違反科學的技術措施，修建一些不僅無益反而有害的水利工程；在工業方面，任意廢除規章制度，任意推行一些不切實際的、違反科學的技術措施，使設備損壞，某些產品質量降低，成本提高，勞動生產率下降。

第二，在農村人民公社的實際工作中，許多地區，在一個時期內，曾經混淆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線，曾經對集體所有制的內部關係進行不適當的、過多過急的變動，這樣，就違反了按勞分配和等價交換的原則，犯了刮“共產風”和其他平均主義的錯誤。在手工業和商業方面，也犯了急於把集體所有制改變為全民所有制的錯誤。

第三，不適當地要在全國範圍內建立許多完整的工業體系，權力下放過多，分散主義的傾向有了嚴重的滋長。中央下放權力已經過多，各部門、各地方又逐級下放，放得過多過散，發生了許多違反中央政策和國家計畫的現象。這樣，就使得經濟生活中的集中統一的領導受到了破壞，全民所有制受到了損害。

第四，對農業增產的速度估計過高，對建設事業的發展要求過急，因而使城市人口不適當地大量增加，造成了城鄉人口的比例同當前農業生產水平極不適應的狀況，加重了城市供應的困難，也加重了農業生產的困難。企業和事業單位不適當地增加過多，職工人數增加過快，非生產人員比重加大，浪費勞動力的現象十分嚴重。黨政機關的機構比過去更加重疊臃腫，在這種情況下，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和命令主義的作風，有了很大的滋長。

上面所說的指標過高、要求過急等主要缺點和錯誤產生的原因，一方面，是由於我們在建設工作中的經驗還很不夠；另一方面，是由於幾年來黨內不少領導同志不夠謙虛謹慎，違反了黨的實事求是和民眾路線的傳統作風，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黨內生活、國家生活和民眾組織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則。而指標過高、要求過急等缺點、錯誤，又助長了這種脫離實際、脫離民眾、不民主的錯誤作風。這樣，就妨礙了我們黨及時地、儘早地發現問題和糾正錯誤。

上述的缺點和錯誤所產生的結果，給我們的經濟生活造成了很大的損失。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年農業的嚴重減產，一九六一年工業產量的被迫下降，以及目前的許多困難，一方面，是由於自然災害的影響，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上述工作上和作風上的錯誤所引起的。

在研究了這幾年的工作以後，中央認為，有一部分缺點和錯誤的產生，是由於中央還缺乏經驗，沒有能夠、也不可能把各方面所必需的具體政策都及時地制定出來，有些政策則規定得不恰當或者不完全恰當。有些正確的政策，在規定以後，中央沒有嚴格檢查督促，因而貫徹不力。這幾年來，一些過高的計畫指標，一些不適當的“大辦”，以及把管理權力下放過多等等，都是中央批准或者提倡的。中央有些同志，常常只是依靠匯報來了解情況，並且輕易地相信了那些不符合實際或者不完全符合實際的匯報，沒有認真地進行調查研究，有一個時期對於形勢的估計過於樂觀，因而對於某些工作問題不能作出正確的判斷。

中央認為，有必要在這一次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指出，對於這幾年來的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首先要負責的是中央。最近，中央書記處檢查了這幾年中央發出的檔案，向毛澤東同志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了一個報告。這個報告肯定了三面紅旗的正確性，同時也說明了中央工作中的主要缺點、錯誤和中央書記處應負的責任。報告中說到的有些事情，是經過中央政治局的，中央政治局應該擔負責任。這裡所說的中央首先負責，當然也包括中央各部門和國務院及其所屬各部門。

對於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其次要負責的是省一級領導機關。因為這幾年來，省一級在許多工作上負了很大的責任。當然，這不是說，省以下的各級黨組織的工作，沒有缺點和錯誤了。

應該指出，在這四年中間，我們黨的絕大多數幹部是很辛苦的，是想把工作做好的。的確有許多同志，有不少地方、不少單位，工作做得很出色，很有成績。也有不少同志，儘管有良好的意願，但工作沒有做好，把事情辦壞了。

我們在這裡著重地談到過去四年工作中的許多缺點和錯誤，分析錯誤的性質，研究錯誤發生的原因，說清楚錯誤的責任，目的是為了使我們大家能夠切切實實地從過去的工作中吸取經驗教訓，做好今後的工作。這不但表明我們黨是一個鄭重的、實事求是的、對人民負責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黨，表明我們黨一貫保持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傳統作風，而且也表明我們黨對克服目前的困難和爭取新的勝利抱有最大的信心。

為了糾正工作中的許多缺點和錯誤，中央和各地方、各部門早已開始進行了大量的有成效的工作。

在農村工作方面，從一九五八年十一月的鄭州會議注【一九五八年十一月的鄭州會議是毛澤東為糾正當時已經覺察到的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錯誤於十一月二日至十日在鄭州召集的，也稱第一次鄭州會議。參加會議的有部分中央領導人和部分地方領導人。毛澤東在會上批評了急於想使人民公社由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以及企圖廢除商品生產等錯誤主張。——第356頁。】開始，根據毛澤東同志的建議，黨中央就採取一系列的措施，糾正人民公社工作中的“共產風”和其他平均主義。一九六○年冬季，黨中央發出十二條指示注【“十二條”指一九六○年十一月三日中共中央發出的《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共十二條。指示信中指出，一平二調的“共產風”嚴重地破壞農業生產力，必須堅決反對，徹底糾正。指示信規定：農村人民公社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這裡的隊是指當時的生產隊，一九六一年起改稱生產大隊，原來的生產小隊改稱生產隊；一九六二年二月十三日中共中央發出指示，把農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單位由生產大隊改為生產隊）；向社隊和社員個人平調的各種財物，都必須認真清理，堅決退賠；允許社員經營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規模的家庭副業；堅持按勞分配原則和認真執行勞逸結合等。指示信對糾正“共產風”，扭轉農村局勢，起了積極作用。——第331、341、356、455頁。】，黨的各級組織在農村中進行了巨大的工作，起了很好的作用。接著，在毛澤東同志的直接領導下，黨中央擬出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六十條注【“六十條”指一九六一年三月中共中央制訂的《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全文共六十條。中共中央主要針對當時人民公社內部嚴重存在的隊與隊、社員與社員之間的平均主義，在條例草案中對於糾正社、隊規模偏大，公社對下級管得太多太死，民主制度和經營管理制度不健全等方面的問題，作了比較系統的規定。同年五六月間，中共中央對這個草案作了修改，制訂了供討論和試行的《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進一步規定取消分配上的供給制部分，停辦公共食堂。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共八屆十中全會正式通過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人民公社六十條的貫徹執行，對恢復農村經濟起了重要的作用。——第341、356、455頁。】。這個條例草案，經過廣泛討論和普遍試行，時間並不很久，就調動了廣大農民的積極性。一九六一年，雖然夏季收成很差，但是全年的糧食總產量比上一年要多一些。在許多地方，家畜、家禽的數量正在穩步地上升。農民的生活一般地比上一年有所改善。我們現在基本上還是一個農業國家，農村情況的這種逐漸好轉，對於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對於目前許多困難的克服，對於工農聯盟的進一步鞏固，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一九六一年秋季，毛澤東同志重新提出了要確定以生產隊為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單位注【一九五九年二三月間在鄭州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根據毛澤東的意見，規定人民公社實行三級管理，三級核算，隊為基礎的體制。這裡的隊指當時的生產隊，相當於原高級社的規模，一九六一年改稱生產大隊（在大隊下面設若干個生產隊，即小隊）。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九日，毛澤東在寫給中央政治局常委及有關同志的信中提出：“我的意見是：‘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即基本核算單位是隊而不是大隊”。中共中央根據毛澤東的建議及各地方的調查和試點經驗，於一九六二年二月十三日發出《關於改變農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單位問題的指示》，決定人民公社一般以生產隊（即小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第356頁。】，這是繼續調動農民集體生產積極性，發展農業生產的一項根本性的政策。經過生產關係的這個調整，就可以比較徹底地克服生產隊之間的平均主義。農村人民公社制度就能夠更加適合農村生產力的狀況，就能夠建立在更加穩固的基礎上。

在工業方面，毛澤東同志幾年來多次指出，計畫工作沒有做好，指標過高，變動過多。他要求，必須落實，必須留有餘地，必須提高質量、增加品種。一九六○年夏季在北戴河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提出了調整經濟的問題，隨後規定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注【一九六○年七月上旬至八月上旬，中共中央在北戴河舉行工作會議，會議研究了國際問題和國內經濟調整問題，批准了李富春、薄一波提出的《一九六○年第三季度工業交通生產中的主要措施》，制訂了《關於全黨動手，大辦農業、大辦糧食的指示》等檔案，提出要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根據會議精神，在研究制訂一九六一年計畫時，形成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一九六一年一月黨的八屆九中全會正式批准了調整經濟的八字方針，並向全國人民公布。從此以後，我國國民經濟進入了調整階段。——第357頁。】，可惜後來在實際工作中，許多方面沒有具體執行。一九六一年五月間，中央確定了壓縮城鎮人口、精減職工的方案注【一九六一年五月下旬至六月中旬，中共中央在北京舉行工作會議，研究進一步調整國民經濟問題，會議制訂了《關於減少城鎮人口和壓縮城鎮糧食銷量的九條辦法》，規定在一九六○年底一億二千九百萬城鎮人口的基礎上，三年內減少城鎮人口二千萬以上，本年內至少減少一千萬。六月二十八日，又下達了《關於精減職工工作若干問題的通知》。精減職工和減少城鎮人口的結果，加強了農業第一線的勞動力，減少了城鎮糧食供應，減輕了國家當時的困難。——第357頁。】。七月間，中央根據許多調查研究的材料，根據這幾年來的工作經驗，擬定了關於當前工業問題的八條指示注【關於當前工業問題的八條指示指一九六一年九月十五日中共中央發出的《關於當前工業問題的指示》。指示針對當時計畫指標過高，工業內部及工業與其它部門的比例關係失調，基本建設戰線過長，工業管理部門和工業企業中的浮誇風、瞎指揮以及企業管理工作混亂等方面的問題，作了八項規定，主要內容是：一、切實執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二、在工業管理中實行高度集中統一的領導；三、在全面安排的基礎上，抓住中心環節，集中力量，解決問題；四、努力增產日用品和農業的生產資料，穩定市場；五、加強經濟協作；六、切實整頓企業的管理工作，嚴格實行責任制和經濟核算制；七、堅持民眾路線，改進工作作風；八、加強紀律性。指示對於貫徹執行當時提出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促進我國工業的恢復和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第357頁。】和國營工業企業工作條例草案七十條注【國營工業企業工作條例草案七十條即一九六一年九月中共中央制訂的《國營工業企業工作條例（草案）》，全文共有七十條。一九五八年“大躍進”後，由於許多企業沒有實行嚴格的責任制，不講究經濟核算，工資、獎勵制度上存在平均主義，以及黨委包攬企業的日常行政事務等等，相當普遍地出現了生產秩序混亂，瞎指揮、亂操作，設備損壞嚴重，經濟效果很差等問題。針對這些情況，工業七十條草案明確規定了國營工業企業的性質和基本任務，要求建立和健全必要的責任制和各項規章制度，強調計畫管理、按勞分配、企業經濟效果和職工物質利益等項原則。這個條例草案的討論和試行，對於總結國營工業企業管理工作的經驗，貫徹執行當時提出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促進我國工業的恢復和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第357、473頁。】。中央指出了執行八字方針必須以調整為中心，必須實行高度集中統一的領導，必須切實地改進企業的經營管理，並且提出了調整工業指標的具體方案。這兩個檔案，經過一九六一年九月廬山會議注【一九六一年九月廬山會議指這年八月下旬至九月中旬中共中央在廬山召開的工作會議。會議研究了工業、糧食、財貿和教育等問題，討論通過了《國營工業企業工作條例（草案）》（即“工業七十條”），並作出了《關於當前工業問題的指示》（即“工業八條指示”），決定所有工業部門在今後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都必須毫不動搖地切實貫徹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指出在今後三年內，執行這個方針“必須以調整為中心”。會議還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直屬高等學校暫行工作條例（草案）》（即“高教六十條”）、《關於輪訓幹部的決定》等檔案。——第357頁。】的討論，已經正式下達。

目前，工業生產下降的情況已經基本停止，產量開始穩定，有的開始上升，不少產品的質量有所提高，品種有所增加。壓縮城鎮人口的措施也有很大的成效。在那些認真執行中央關於工業問題的八條指示和關於精減職工方案的地方，在那些認真討論和試行工業七十條的企業，成績都比較顯著。

在商業方面，一年多來，中央作出了一些關於調整商業工作的規定和辦法。一九六○年十一月，中央在關於農村工作十二條指示中，提出了有計畫、有領導地開放農村集市貿易。一九六一年三月的中央工作會議，提出要恢復供銷合作社。一九六一年五月的中央工作會議，擬出了改進商業工作的規定草案四十條注【改進商業工作的規定草案四十條即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九日中共中央下達的《關於改進商業工作的若干規定（試行草案）》，全文共四十條。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一度出現了否定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的傾向，一些必要的流通渠道被取消，商業工作受到削弱，給國民經濟和人民生活帶來了不良後果。為了改變這種狀況，草案規定了商業工作的方針，提出了改進商業工作的許多具體政策和措施，主要是：堅持工農業產品的等價交換原則，推廣農副產品收購契約制度，改進國營商業企業的經營管理，恢復供銷合作社和合作商店、恢復同農村商業有關的農產品加工作坊，開放農村集市貿易、活躍城鄉物資交流等。——第358頁。】和關於城鄉手工業若干政策的規定試行草案注【關於城鄉手工業若干政策的規定試行草案指一九六一年六月中共中央制訂的《關於城鄉手工業若干政策問題的規定（試行草案）》，全文共三十五條。一九五八年“大躍進”後，由於手工業盲目過渡到國營工業和公社工業，並改變生產方向，造成大批手工業者改行轉業，許多日用小商品減產、停產，供應十分緊張。針對這種情況，草案規定我國手工業應有全民、集體和個體三種所有制，以集體所有制為主；手工業者必須歸隊；生產經營方式要靈活多樣；工資制度應貫徹執行“按勞分配，多勞多得”原則，以及供產銷要統籌安排等。——第358頁。】。在中央關於當前工業問題的八條指示中，也提出了增加輕工業和手工業產品、穩定市場的措施。各地方和中央有關部門，最近半年來在這些方面做了許多工作。

現在，根據調查研究的一些材料，中央正在草擬商業工作條例初步草案注【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九日中共中央《關於改進商業工作的若干規定（試行草案）》下達後，中央準備再擬訂一個商業工作條例，後因故沒有形成條例。——第358頁。】，過些時候將要發到全國試行。

我們的國內形勢，總的來說，是好的。我們經濟建設各方面的工作，正在沿著正確的軌道，逐步地、健康地向前發展。

但是，應該看到，目前我國國民經濟中存在的困難，還是相當嚴重的。一九六一年的糧食、棉花、油料和其他經濟作物的生產，以及畜牧業、副業、漁業的生產，都還沒有完全恢復過來。目前農業生產的底子還很薄，能夠拿出來支援工業和供應城市的東西還不能很多。工業總產值在一九六一年下降了百分之四十多。不少的企業，由於原料、材料、燃料不足，還陷於半停工甚至停工的狀態。市場的供應仍然很緊張，人民的吃、穿、用都感到不足，特別是對城市居民的生活必需品的供應，目前還不可能有多少改善。一九六一年國家的財政收入大大減少，通貨發行過多的情況加重了。分散主義傾向的存在，又嚴重地妨礙著我們集中力量去克服這些困難。

這裡要指出，由於農業減產，一九六一年我們不得不向資本主義國家進口了五百二十多萬噸（一百零五億斤）糧食，這是全國解放以來從來沒有過的事情。一九六二年，我們還需要進口四百萬噸（八十億斤）糧食。這兩年進口糧食，共需要外匯六億六千萬美元。這筆外匯，可以購買相當於建設四十個洛陽拖拉機廠所需要的進口設備，或者進口一千七百萬噸化學肥料。同志們，象我們這樣一個人口眾多的大國，是決不能依靠進口糧食過日子的。把大量的外匯花在進口糧食方面，我們就不能進口為國家建設特別是工業建設所必需的原料、材料和設備。這種狀況，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妨礙極大，必須迅速改變過來。

中央認為，對於當前實際存在著的困難，應該有足夠的估計。不正視困難，因而不努力克服困難，當然是不對的。困難從來嚇不倒共產黨人。共產黨人在困難面前的唯一正確的態度，就是認真地研究困難產生的原因，尋求克服困難的辦法，集中一切力量去戰勝困難。

必須看到，我們完全有力量克服這些困難。我們具備著許多有利的條件。全國各族人民的社會主義建設的積極性，是戰勝一切困難的最大的保證。十二年來，特別是一九五八年以來，我們創造了相當強大的物質條件，我們積累了相當豐富的經驗。在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下，在三面紅旗的光輝照耀下，各方面的工作正在不斷地改進。前面所說的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大部分已經改正，有些正在改正。我們最困難的時期已經渡過了。眼前的困難雖然還是嚴重的，但是正在逐步地被克服。可以斷言，只要認真吸取工作中的經驗教訓，我們一定能夠比較快地戰勝困難，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必將進入一個新的大發展的時期。

基本經驗教訓

毛澤東同志曾經不止一次地強調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積累經驗的重大意義。一九五七年初，他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演中指出：“經濟建設我們還缺乏經驗，因為才進行七年，還需要積累經驗。對於革命我們開始也沒有經驗，翻過斤斗，取得了經驗，然後才有全國的勝利。我們要求在取得經濟建設方面的經驗，比較取得革命經驗的時間要縮短一些，同時不要花費那么高的代價。代價總是需要的，就是希望不要有革命時期所付的代價那么高。”

在最近幾年建設工作的某些方面，我們犯了錯誤，翻了斤斗，付出了不少的代價。我們應該在工作中力求少犯錯誤，力求避免嚴重錯誤，但是，永遠不犯錯誤，完全不犯錯誤，這是不可構想的。“失敗是成功之母”，這句話的意思是，成功往往是要經過許多挫折的，只要善於從錯誤中吸取教訓，就有可能得到成功。我們的建設工作要得到成功，也不可能不犯錯誤，不可能不付出代價。這種代價就是我們學會建設工作的學費。

我們能不能在取得建設工作的經驗方面，比取得革命經驗少花費一些代價呢？應該說是能夠的。問題在於我們全黨幹部，特別是負責幹部，要善於總結經驗，善於從成功的和失敗的經驗中吸取教訓，使自己的主觀逐步地比較符合客觀，逐步地認識和掌握建設的客觀規律。

在過去十二年中，特別是過去四年中，我們不但使社會主義建設的物質力量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而且更重要的是，我們全黨幹部、廣大黨員和人民民眾都取得了極其豐富的極其深刻的經驗教訓。我們在工作中取得了偉大成就，得到了正面經驗。我們在工作中犯了許多錯誤，遭受了許多損失，得到了反面經驗。我們應該很好地總結這些正面經驗和反面經驗，使我們能夠從兩種經驗的比較中更深切地懂得，什麼是應該做的事，什麼是不應該做的事，應該怎樣做，不應該怎樣做。這樣，就能夠增強我們的“免疫力”，使我們更快地學好建設的本領。從這個意義上說，既有正面經驗，又有反面經驗，是很可寶貴的。

應該說，經過了過去四年的工作，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的經驗，不是更少，而是更多了。我們不是更弱，而是更強了。

現在的問題是我們必須認真地總結經驗教訓。

從一九四九年以來的十二年中，特別是從一九五八年以來的四年中，我們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問題上的基本經驗教訓是什麼呢？初步看來，這就是：

第一，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所提出的多、快、好、省這幾個方面，是互相促進、互相制約的。大躍進的要求是：既要多、快，又要好、省；既要數量，又要質量；既要照顧需要，又要根據可能的條件；既要高速度，又要按比例；既要從當前的實際出發，又要有長遠打算。正確地處理這些互相促進、互相制約的關係，就是實事求是。只有這樣，才能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否則，“欲速則不達”。
第二，以農業為基礎來發展我國國民經濟，是我們的一個根本方針。要有計畫地、按比例地發展社會主義經濟，要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內實現大躍進，必須正確處理工業和農業的比例關係。工業的發展規模，必須同農業能夠提供的農產品（包括糧食、工業原料）和能夠騰出的勞動力在一定程度上相適應。為了促進農業的發展，工業必須為農業服務。重工業必須儘可能為農業提供越來越多的技術裝備、化學肥料、燃料等等，來不斷地提高農業的勞動生產率。輕工業必須儘可能為農民提供越來越多的日用品。同時，農業也必須支援工業的發展，儘可能為工業和城市提供越來越多的糧食、工業原料和其他農副產品。如果工業和農業的比例關係不協調，既不能比較快地發展工業，也不能比較快地發展農業。
第三，社會主義的兩種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是不能混淆的。集體所有制轉變為全民所有制，是建設社會主義整個歷史時期的逐步發展的過程，不可能在一個短時間內完成，而需要很長的時間，例如說，幾十年的時間。如果混淆了這兩種所有制的界線，不顧生產力發展水平，違反了客觀可能的條件和農民的自願，要過早過急地把集體所有制改變為全民所有制，就會犯剝奪農民的錯誤，就會損害以至破壞工農聯盟。
第四，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制，在我國現有的各種所有制中居於領導地位。全民所有制就是財產屬於全民，屬於整個社會，產品歸國家支配。馬克思列寧主義歷來反對所謂地方所有制和市所有制。決不能夠把全民所有制分割為部門所有制、地方所有制、市所有制、企業所有制、小團體所有制。
全民所有制經濟是統一的整體，同時，是分級管理的。各級都必須按照國家規定的統一的制度和計畫實行管理。任何部門、地方或者企業，如果違反了國家統一的制度和計畫，自由地處理供、產、銷的問題，就會使社會主義的計畫經濟受到損害，使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制受到損害。
第五，社會主義經濟，要有統一的國家計畫。計畫指標必須符合實際，並且適當地留有餘地，保持必要的後備力量。
做好計畫工作，必須注意綜合平衡，恰當地安排農業、輕工業、重工業、運輸業之間的比例關係，以及這些部門內部的比例關係。例如，在農業內部糧食作物和經濟作物之間的比例關係，重工業內部採掘工業和加工工業之間的比例關係，等等。在保持必要的比例關係的前提下，優先發展重工業，優先發展某些部門，以利於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這是完全正確的。如果片面地“突擊”某一個部門，從而使各部門之間必要的比例關係遭到破壞，不但這個部門將不能得到正常的發展，並且可能損害其他部門，因而是錯誤的。
在擴大再生產的問題上，還必須正確地處理積累和消費的關係。我們應該儘可能地增加積累，但是，積累的增加，必須建立在生產不斷發展和人民生活適當地、逐步地提高的基礎上。積累恰當，能夠很好地促進生產的發展；積累過多，反而會妨害生產的發展。
應該在有計畫地發展整個國民經濟的基礎上，儘可能地、適當地發展國防工業。有關的工業部門的發展應該兼顧國防建設的需要。
第六，文化、教育、科學、衛生事業的發展，必須同經濟建設的發展相適應，保持適當的比例關係，既要考慮經濟建設和人民民眾的需要，又不能超過實際的可能性，不能要求過多過急。
第七，國家計畫的統一性和地方的積極性要結合起來。在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下，要充分地發揮地方的積極性和首創精神。中央要給地方一定的機動，並且獎勵地方挖掘潛力，超額完成國家計畫。不重視地方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是錯誤的。
但是，地方計畫要納入國家計畫，局部利益必須服從全局利益，地方利益必須服從全國利益。這就是毛澤東同志所說的，應該強調統一領導、中央集權，反對無政府主義和半無政府主義。
第八，無產階級的民主集中制，是最徹底的民主集中制，是在人民內部實行的根本制度，是在高度民主基礎上的高度集中和在高度集中指導下的高度民主。在這裡，民主和集中是互為前提、互相依賴、互相滲透的，是不可缺一的。無產階級的集中制，決不能離開廣泛的人民民主，即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的民主，它同那種脫離人民民眾的少數人或個人的專制，同極端反動的國民黨專政或者法西斯專政，是根本對立的。無產階級的民主制，決不能離開高度集中的指導，它同分散主義或者無政府主義是互不相容的。我們必須充分發揮民眾的自覺性和積極性，了解各方面的真實情況，把人民民眾的真實意見集中起來，化為系統的意見，又在實踐中、在民眾的行動中，繼續補充、發展或者改正這種意見，並且使正確的意見在民眾中堅持下去。只有把民主和集中很好地結合起來，才能在人民內部建立無產階級的民主集中制，才能既反對不要人民民主的少數人或者個人的專制，又反對不要集中統一的分散主義或者無政府主義。
無產階級的民主集中制，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的根本制度。沒有這種民主集中制，就不能建設社會主義。工人、農民和其他各民主階級、階層的人民，既要求民主，也要求集中統一。國家對於集體所有制經濟的領導，在制定計畫、指揮生產、處理產品等方面，同對於全民所有制經濟的領導，是有重大區別的。但是，同工人階級一樣，農民也迫切地要求統一的黨的政策和統一的國家計畫。工人和農民都怕政出多門，怕政策和計畫多變，要求定於中央。任何部門、任何地方，如果發生了破壞民主制的現象，也就必然同時出現分散主義、本位主義、破壞集中統一的現象。這些，都不符合社會主義建設多快好省的要求，都不符合工人、農民和全體人民的利益，完全違反他們的願望。
第九，必須充分發展商品交換，加強和改進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之間、工業和農業之間、城市和農村之間、地區和地區之間的經濟聯繫。因此，要學會做生意，要有合理的價格政策。
社會主義商業，除了起領導作用的全民所有制的國營商業以外，還應該有集體所有制的商業，例如：農村的供銷合作社，城市的消費合作社等。此外，在城市中還可以組織合作商店，在農村中還應該適當地保持農村集市貿易，作為全民所有制商業和集體所有制商業的補充。
第十，社會主義不是平均主義，共產主義也不是平均主義。在社會主義階段，我們的分配原則，是按勞分配；我們的交換原則，是等價交換。到共產主義階段，我們的分配原則，將是按需分配。否認社會主義階段的按勞分配和等價交換的原則，把平均主義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混淆起來，甚至認為平均主義就是社會主義或者共產主義，這是極端錯誤的，是同人民的利益根本牴觸的。毛澤東同志說，平均主義的思想，“它的性質是反動的、落後的、倒退的”注【見毛澤東《在晉綏幹部會議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257頁）。——第365頁。】。無論何時何地，我們在分配和交換的問題上，在擬定政策和執行政策的時候，都不能忘記毛澤東同志的這個馬克思主義的觀點。
在實行按勞分配的原則的同時，必須對人民民眾不斷地加強思想政治工作，把這項工作同適當滿足人民民眾的物質利益和逐步改善人民生活，密切地結合起來。
第十一，我們必須隨時隨地愛惜民眾的精力，把民眾的精力用在最恰當的地方，以便取得最大的效果。我們的一切新的創舉，都必須經過試驗。我們的一切事業，都必須同民眾商量，取得民眾的同意，才能辦得成功。這就是毛澤東同志所說的：“一定要每日每時關心民眾利益，時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適合當前民眾的覺悟水平和當前民眾的迫切要求。凡是違背這兩條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敗。”注【引自毛澤東《黨內通信》（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七日）。——第366頁。】
第十二，任何一個國家的無產階級事業都需要吸取其他國家的經驗，也需要其他國家的無產階級和人民的支援。但是，不論是革命的鬥爭，或者是社會主義建設的鬥爭，都同樣的首先是各國人民自己的事情。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必須自力更生，必須在我們這樣一個大國中建立起強大的獨立的經濟體系。這不但是我國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關係到全世界無產階級和全人類解放事業的根本利益。
第十三，勤儉建國是我們必須長期堅持的方針。應該估計到，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是一個長期的、複雜的、不斷戰勝各種困難的鬥爭。因此，我們必須在中央的集中統一的領導下，最有效地利用我國的人力、物力和財力，最嚴格地實行經濟核算，不允許有任何浪費，艱苦奮鬥幾十年，達到在我國建成社會主義的偉大目標。
第十四，國家機構和企業、事業機構過於龐大，非生產人員過多，是阻礙國民經濟的發展的。必須認真實現“精兵簡政”，這是克服官僚主義、命令主義，加強同民眾的聯繫，提高工作效率，節省開支，保證建設，增加生產的一個根本方針。
第十五，必須實行政治和經濟的統一，政治和技術的統一。毛澤東同志說：“一方面要反對空頭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對迷失方向的實際家。”注【引自毛澤東《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一九五八年一月三十一日）。——第367頁。】
政治是統帥，是靈魂。政治掛帥，就是黨的路線掛帥，黨的政策掛帥。我們必須認真地學習黨的總路線和各項政策，在正確的政治方向的指導下，熟悉經濟情況，努力認識和掌握經濟工作的客觀規律，鑽研業務，學會精打細算，並且細緻地安排具體工作，反對“政治空談”。
必須尊重科學技術。對於科學技術人員，在政治上應該團結和幫助他們，在技術問題上應該尊重他們的職權和意見，很好地發揮他們的作用。同時，應該向他們學習科學技術知識。
第十六，在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必須加強黨的領導。黨必須把自己的領導同民眾的實踐結合起來，必須把總路線同各項具體政策結合起來。

毛澤東同志在一九六一年六月的講話中指出：“我們已經搞了十一年，有了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積累了很多經驗。只有總路線還不夠，還必須有一整套具體政策。現在要好好總結經驗，逐步地把各方面的具體政策制定出來。”注【這是毛澤東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二日在中共中央北京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的一段話。——第367頁。】

在革命時期，毛澤東同志和黨中央提出了革命的總路線，並且在各個方面形成了為實現總路線所需要的具體政策，從而促進了全黨思想的真正統一，使全黨全民在革命的道路上勝利前進。同樣地，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毛澤東同志和黨中央提出了社會主義建設的總路線和幾個同時並舉的方針注【幾個同時並舉的方針指在重工業優先發展的條件下，工業和農業同時並舉，重工業和輕工業同時並舉；在集中領導、全面規劃、分工協作的條件下，中央工業和地方工業同時並舉，大型企業和中小型企業同時並舉等一整套兩條腿走路的方針。一九五八年五月劉少奇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所作的報告中，在闡明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基本點時，概述了這幾個同時並舉的方針。——第368、424頁。】，並且根據積累的經驗，正在各個方面制定為實現總路線所需要的具體政策，從而促進全黨在社會主義建設問題上的思想統一，使全黨全民能夠更進一步地在建設道路上勝利前進。

上面所說的這些基本經驗教訓，是全黨同志應該深刻領會的。毛澤東同志在一九六○年六月間向我們指出：“對於我們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我們已經有了十年的經驗了，已經懂得了不少的東西了。但是我們對於社會主義時期的革命和建設，還有一個很大的盲目性，還有一個很大的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我們還不深刻地認識它。我們要以第二個十年時間去調查它，去研究它，從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規律，以便利用這些規律為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服務。”注【引自毛澤東《十年總結》（一九六○年六月十八日）。——第368頁。】

我們必須按照毛澤東同志的這個指示去做。

我們必須象毛澤東同志和全體人民民眾所期望的那樣，鼓足扎紮實實的幹勁，去迎接擺在我們面前的新的戰鬥任務。

任務

從農業開始的對國民經濟的調整工作，已經進行了一年多。這種調整工作，還要繼續進行一段時間。我們必須踏踏實實地、幹勁十足地做好這種調整工作。

我們共產黨人，越是在遇到困難的時候，越是要有雄心壯志，要看到光明前途。我們要在全黨全民面前，樹立一個共同奮鬥的遠大目標，把當前的調整工作同這個遠大目標密切地結合起來。中央認為，現在擬定一個十年的長遠規劃，是十分必要的。

對於我國從一九六三年到一九七二年國民經濟的發展，中央有一個初步的構想。這個構想的主要目標是：
一、按照勤儉建國的原則和不高的標準，基本上解決我國人民的吃、穿、用的問題。
二、基本上建成一個獨立的完整的經濟體系；在科學技術方面和工業產品的品種、質量方面實現大躍進，接近現代工業大國的水平。
為了實現上述目標，要求糧食、棉花、鋼、煤四項產品，分別達到以下的產量：
糧食：一九六七年生產三千八百億斤，一九七二年生產四千三百億斤。
棉花：一九六七年生產三千二百萬擔，一九七二年生產四千二百萬擔。
鋼：一九六七年生產一千八百萬噸左右，一九七二年生產二千八百萬噸左右。
煤：一九六七年生產三億五千萬噸左右，一九七二年生產四億五千萬噸左右。
上列的產量指標，還需要進一步地研究，做好全面的綜合平衡工作，編出確實符合實際的、並且留有餘地的計畫。
這個十年的初步構想，是在總結過去建設工作的經驗的基礎上，根據總路線和大躍進的精神，根據毛澤東同志關於正確處理農業、輕工業、重工業之間關係的指示提出來的。實現了這個十年的初步構想，我國將能夠奠定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科學技術現代化和國防現代化的鞏固基礎，使我國的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切實地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我們必須依靠全黨和全國人民的努力，來實現這個偉大的目標。我們應該有這樣的雄心壯志。
我們現在進行的調整工作，一方面是鞏固已經取得的成就，一方面也是為實現長遠的奮鬥目標打下新的基礎。
在一九六一年，有些方面的調整工作開始見效，有些方面還沒有很好地進行。工業和其他一些經濟部門的調整工作，按實際需要說來，已經遲了一步。一九六二年是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工作最關緊要的一年。我們必須抓緊這一年，爭取各個方面的調整工作做出新的顯著的成績。如果這一年的工作再放鬆了，或者做得不好，就會增加更多的困難，造成更長時間的被動。
一九六二年，我們在經濟建設方面必須做好以下幾項工作：
第一，從各方面加強農業戰線，力爭多生產一些糧食、棉花、油料和其他經濟作物。
要保證糧食、棉花、油料和其他農副產品的收購任務的完成。
為了保證農業生產的發展，必須切實保護和發展大牲畜，必須認真保證製造和修配中型農具所需材料的供應。
第二，積極地增加輕工業和手工業的生產，保證實現國家計畫規定的生產指標，並且力爭超過。
第三，堅決實行“精兵簡政”的方針，繼續壓縮城鎮人口、精減職工。儘可能在春耕以前，至遲在夏收以前，完成今年上半年的減人任務，並且進一步地規定下半年的精減任務。對於減下去的人，應該妥善地加以安排。這是加強農業戰線、緩和城市供應緊張狀況的最重要的一項措施，必須堅決保證完成。
第四，繼續縮短基本建設戰線，絕對不允許再有國家統一計畫以外的建設項目。列入國家計畫的項目，也應該按照輕重緩急，分期分批地進行。一切停建、緩建項目的設備、材料和建築物，必須採取切實措施，妥善保護，不許損壞。
第五，調整工業企業的生產任務，堅決壓縮或者停止那些原料、材料消耗多和產品質量低的企業的生產，使那些原料、材料消耗少和產品質量高的企業，儘可能增加生產。
第六，認真地做好商業工作，發展城鄉交流，採取各種適當的措施和正確的物價政策，改善市場狀況，努力保證大中城市居民的必不可少的生活需要。
第七，保證完成國家計畫規定的重工業產品的生產指標。要儘可能地多生產一些煤炭、木材和其他原料、材料、燃料，儘可能地多增加一些鋼材的品種。
要切實地加強交通運輸工作，特別是短途運輸工作。
第八，所有工業企業，都必須切實地改進管理工作，把提高產品質量、增加品種、提高勞動生產率、降低成本，當成首要任務。堅決扭轉某些企業虧本賠錢的狀況。
第九，徹底清理物資，由國家統一調劑使用。
第十，認真地貫徹執行或者試行中央制定的關於農業、工業、手工業、商業、教育、科學研究等各項工作的條例或者規定，整頓生產秩序和工作秩序。
實現上述一九六二年的各項任務，切實把調整工作做好，到一九六三年，我們就有可能在農業生產和工業生產方面，扭轉被動局面，爭取更多的主動，從而為實現十年的奮鬥目標創造有利的條件。
為了實現一九六二年的任務，我們特別要抓緊的是：“精兵簡政”，增產節約，穩定市場，整頓秩序。
這裡要著重說一說“精兵簡政”的問題。這是當前調整工作中的一個首要問題。一九六一年我們進行壓縮城鎮人口、精減職工的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績。一九六二年還要大力進行這項工作。幾年來，我們各級黨、政機關的人員增加過多，企業、事業單位的職工也增加過多。很多縣的縣一級機關人員，都在五百人以上。國務院的有些部門，經過多次減人以後，仍然有四五千人之多。機構這樣龐大，這樣重疊臃腫，非生產人員這樣多，這對當前國民經濟的全面調整是很不利的，對於發展生產是很不利的，而且助長了官僚主義和分散主義。我們必須十分重視這個問題，痛下決心，切實地改進工作方法，大大地裁併機構，精減機關人員，減少不必要的職工。黨中央和國務院將重新確定黨政機關和民眾團體的編制，通令全國貫徹執行。
以上就是我們所提出的十年奮鬥目標和一九六二年的任務。我們必須統一認識，動員全國人民全力以赴，很好地完成這些任務。

二　加強民主集中制，加強集中統一

要堅持三面紅旗，要更有效地進行國民經濟的調整工作，要順利地實現一九六二年計畫和十年奮鬥目標，要在我國建成社會主義，中央認為，目前需要解決的一個關鍵問題，就是加強民主集中制，加強集中統一，反對分散主義。

這裡說的加強民主集中制，加強集中統一，就是要充分地發揚人民民主和黨內民主，進一步地密切黨和人民民眾的聯繫，加強黨中央的集中統一的領導，在全黨範圍內，統一思想，統一政策，統一計畫，統一指揮，統一行動。

反對脫離民眾、破壞民主作風的傾向

在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的領導下，我們黨有同人民民眾密切聯繫的深厚傳統。在革命的年代，我們黨不斷地集中人民民眾的經驗和智慧，使黨的政策和工作沿著正確的道路一步步地前進，使黨能夠充分地發動人民民眾的力量，從而取得了革命的勝利。如果不充分發揚民主，就不可能有黨中央堅強的集中領導，而沒有這種集中領導，革命是不可能取得勝利的。

現在的問題也是一樣。如果不充分發揚民主，建立黨同人民民眾的非常密切的聯繫，也就不可能建立無產階級的集中制，不可能有黨中央的集中統一的領導，也就不可能取得社會主義建設的勝利。

我們取得了偉大的革命的勝利，又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取得了偉大的成就，這些當然是大好事。但是，由於這些勝利和成就，我們的不少同志沒有保持謙虛謹慎的態度，有了驕傲自滿的情緒，在工作中脫離了人民民眾。

必須看到，近幾年來，在我們黨的生活和國家生活中，民主集中制受到了很大的削弱，在有些地方甚至受到了粗暴的破壞。

對人民的敵人實行專政，在人民內部實行最廣泛的民主，這兩個方面結合起來，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就是人民民主專政。如果用對待敵人的專政手段對待人民，那就會走到無產階級專政的反面，走到人民民主專政的反面。對於無產階級專政、人民民主專政這個問題，毛澤東同志在《論人民民主專政》和《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兩篇文章中，充分地作了理論的闡明。我們黨的大多數幹部，是懂得這個道理的，並且能夠在工作中正確地區別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正確地處理敵我的關係，正確地處理自己同人民民眾的關係。但是，有相當一部分幹部，還不懂得這個道理，他們不能正確地處理敵我的關係，也不能很好地處理自己同人民民眾的關係，不能很好地在工作中聯繫人民民眾。他們常常採取簡單化的辦法，不自覺地做了一些不妥當的事情，以致侵犯了人民民眾的民主權利。還有極少數品質惡劣的人，他們獨斷專行，稱王稱霸，完全脫離了人民民眾，同百分之九十幾的人對立起來。

這些品質惡劣的人，完全不關心人民民眾的疾苦，損害人民民眾的利益，損害我們黨的利益。他們的所作所為，在他們工作的範圍內，破壞無產階級專政，使無產階級專政變質，在實際上使無產階級專政變為國民黨專政。他們的這種作風，根本不是共產黨作風，而是極端惡劣的國民黨作風。這種國民黨作風，是人民的大敵，是無產階級的大敵，是共產黨的大敵。

我們黨的絕大多數同志，從來反對國民黨作風。我們黨從來不容許國民黨作風在我們隊伍中存在。毛澤東同志在抗日戰爭時期，曾經這樣地提出問題來告誡我們的同志：或者是共產黨的作風，或者是國民黨的作風，這兩種作風是互不相容的注【參見毛澤東《組織起來》（《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887-888頁）。——第375頁。】]。國民黨政權雖然早已倒了，但是國民黨作風的殘餘，現在還繼續腐蝕我們隊伍中的一些不堅定的人。為了建設社會主義，我們必須把共產黨作風同國民黨作風嚴格地區別開來，必須繼續向存在於我們黨內和政府工作中的國民黨作風作戰，並且要隨時隨地對這種國民黨作風保持最高度的警惕。這樣，我們才能夠發揚人民民主，最密切地聯繫人民民眾。

許多問題往往是這樣發生的：有些部門、有些地方、有些單位的負責人，忘記了我們黨同人民民眾聯繫的傳統，忘記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基礎必須是最廣泛的人民民主。他們不肯做調查研究工作，不理會毛澤東同志經常指出的“先當民眾的學生，後當民眾的先生”注【毛澤東曾經多次在他的文章、講話、題詞中向廣大幹部和知識分子強調指出這一點，如一九四二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只有代表民眾才能教育民眾，只有做民眾的學生才能做民眾的先生”（《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821頁）；一九四九年在《黨委會的工作方法》一文中指出：“要善於傾聽下面幹部的意見。先做學生，然後再做先生”（《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379頁）；一九五○年為湖南長沙第一師範題詞：“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學生”；一九五七年《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也指出：“我們的文學藝術家，我們的科學技術人員，我們的教授、教員，都在教人民，教學生。因為他們是教育者，是當先生的，他們就有一個先受教育的任務。……要作好先生，首先要作好學生”（《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06-407頁）。——第375頁。】這一真理，有事不先同民眾商量，不在民眾中進行醞釀，不傾聽民眾的意見，不認真注意民眾的反映，甚至當民眾的利益已經受到嚴重損害、民眾表示十分不滿的時候，他們仍舊堅持自以為是“正確”的那些錯誤做法。

當然，我們的各級領導機關和負責人，不可能什麼事情都懂得。我們自己不懂得的事情，民眾中有許多人是懂得的。就農業和工業的生產問題來說，農民、工人和基層幹部有很多寶貴的經驗，技術人員和科學家有很多寶貴的知識。只要我們充分地發揮他們的積極性，傾聽他們的意見，並且認真地向他們學習，我們是可以同他們一起，把工作做好的。但是，在這些部門工作的不少負責人卻不這樣做，他們杜絕言路，使這些有經驗、有知識的人不能說話，不敢說話。這種不民主的作風，只能把自己封鎖在真理的門外，而使自己的工作犯了不應該犯的錯誤。

在“目前形勢和任務”這一部分中所說的幾年來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都是同有些部門、有些地方、有些單位的負責人的那種破壞黨同人民民眾聯繫的、不民主的錯誤作風有關的。

很明顯，如果同志們保持謙虛謹慎的作風，密切地聯繫民眾，在工作中充分地發揚民主作風，恭恭敬敬地當民眾的學生，有事很好地同民眾商量，認真地傾聽民眾的意見，特別是傾聽不同的意見，很多錯誤是有可能不犯的。例如，我們過去在農村中普遍辦公共食堂注【一九五八年，隨著人民公社化運動的發展，全國農村普遍地辦起了公共食堂。社員不論家庭人口多少和勞動力強弱，公共食堂對他們一律實行吃飯不要錢或口糧供給、半供給。這種分配上的平均主義和共產風以及給民眾在生活上帶來的不便，嚴重影響了農民民眾的生產積極性。中共中央在一九六一年五六月間制訂的《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中，決定停辦公共食堂。——第329、376、421頁。】，如果能夠真正在民眾中進行民主的討論，事情就不會是那樣。

要把工作做好，要使我們的黨和我們的國家成為不可戰勝的，我們就必須經常地保持謙虛謹慎的作風，經常地通過多種多樣的形式去聯繫民眾，同民眾互相交心。這是我們工作中的頭等重要的問題。為著使同志們能夠牢牢地抓住這一點，我們準備在後面再逐步地詳細地說明這個問題。

反對分散主義的傾向

象上面所說的那些脫離人民民眾、破壞民主作風的傾向，怎么會不妨礙我國農業、工業、科學技術、文化教育等各項事業的發展呢？怎么會不同毛澤東同志的指導思想相牴觸呢？怎么會不同中央的統一政策和統一計畫相牴觸呢？這種錯誤的做法怎么會不造成分散主義呢？

分散主義的最突出的表現是目前存在的許多各自為政的“小天地”。這些“小天地”，對黨中央鬧獨立性，對人民民眾、對下級獨斷專行，壓制民主。這些“小天地”，只顧局部利益，不顧整體利益，只顧眼前利益，不顧長遠利益，不堅決執行中央的統一政策，不嚴格執行國家的統一計畫。當我們糾正了高指標、“共產風”、瞎指揮等錯誤以後，這類分散主義就成為我們前進道路上的主要障礙。如果對分散主義熟視無睹，不把它迅速克服，就會使我們很難前進。

下面，我們要講一講屬於分散主義性質的許多混亂現象。

先說政策方面的問題。

在這方面的問題是，有一些同志、一些部門、一些地方，對黨中央決定的政策採取了不嚴肅的甚至錯誤的態度：或者懷疑觀望，或者“各取所需”，或者置之不理，或者另搞一套。

幾年來，報刊的宣傳，也有很嚴重的分散主義。

有的部門，在重大的政策問題上，在重大的生產技術措施問題上，不請示，不報告，自作主張。有的在請示、報告的時候，隱瞞真相，使中央不能作出恰當的決定。

有些地方，對中央許多重要的政策，不如實地向下傳達，不認真地執行，或者藉口本地方的“特殊性”，作出同中央政策相牴觸的某些規定。有的甚至採取“封鎖”的辦法，不讓下級和民眾知道中央的某些政策。這樣的事例，是不少的。一九五九年四月經過中央通過的毛澤東同志關於農業方面六個問題的黨內通信注【這封黨內通信指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毛澤東寫給各省級、地級、縣級、社級、隊級、小隊級幹部的信。信中所提的六個問題是：一、包產問題；二、密植問題；三、節約糧食問題；四、播種面積要多的問題；五、機械化問題；六、講真話問題。信的中心思想是批評浮誇風，提倡實事求是。——第378頁。】發出以後，就發生過這種情形。一九六一年春天中央擬定的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六十條發出以後，又發生過這種情形。一九六一年九月，中央關於當前工業問題的指示和國營工業企業工作條例草案七十條發出以後，又發生過這種情形。在中央關於輪訓幹部的決定注【中央關於輪訓幹部的決定指一九六一年九月十五日中共中央發出的《關於輪訓幹部的決定》。這個決定指出，當前一件最重要的事，就是在全黨開展一個新的學習運動。為此，中央決定對全黨各級各方面的領導幹部，採取短期訓練班的方式普遍地進行一次集訓。其目的是幫助幹部進一步認識和掌握社會主義建設的客觀規律，克服某些片面性的認識和在實際工作中的錯誤，自覺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作風，克服脫離實際、脫離民眾，違反政策、違反紀律的錯誤。——第378頁。】發出以後，還發生這種情形。

再說經濟計畫方面的問題。

這幾年，國家計畫指標定得過高，而各部門、各地方、各單位不向中央和上級報告，在國家計畫以外，另立計畫，層層加碼，甚至把他們自己的計畫置於國家計畫之上，衝擊國家計畫，這就更加損害了我們的計畫經濟。

有些部門、有些地方、有些單位，在執行生產和基本建設計畫的時候，不是集中力量去完成國家統一計畫規定的任務，而是分散力量去乾計畫外的事情，甚至把國家計畫丟在一邊，用國家計畫規定的某些專用物資，去完成它們自定的計畫，或者去搞那些完全不是必需的“樓、館、堂、所”的建設。

有些部門、有些地方、有些單位，在調撥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時候，不是首先考慮全局的需要，完成國家規定的上調任務，而是首先滿足自己的需要，搞自己的“小家務”；對往上調的物資是層層扣留，對國家分配下來的物資也是層層扣留；有的還擅自挪用應該由國家統一支配的物資，假借“協作”的名義，私相交換；有的甚至少報產量，隱瞞庫存，“監守自盜”，“以鄰為壑”。

有些部門、有些地方、有些單位，在招收職工的時候，不執行國家計畫，不按實際需要，任意地增加大批人員。在精減職工的時候，有些單位討價還價，甚至邊減邊加，或者明減暗加。

有些部門、有些地方、有些單位，在使用資金的時候，不遵守國家的規定，擅自動用銀行的信貸資金和企業的流動資金，去搞國家計畫外的基本建設，囤積物資，預付貨款，彌補自己的財政赤字。

這幾年，擅自動用應該由國家統一分配的物資的情況，是相當普遍的。特別是生產這些物資的單位、部門和地方，這種事情發生得更多。

經濟工作方面的分散主義，使國家無法制定統一的適合情況的計畫，並且把國家的生產計畫、基本建設計畫、物資分配計畫、商業計畫、勞動計畫、財政計畫都攪亂了。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材料，從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年，這三年國家計畫外的基本建設投資，有二百一十七億元，占投資總額的五分之一還多。這筆款項，大約相當於建設八個鞍鋼所需要的投資，或者相當於建設三十五個長春汽車廠所需要的投資。中央下達的國家計畫內的建設項目，本來已經過多，已經不適當，國家計畫外的項目又大大地增加，這就使基本建設戰線拉得更長了，力量更加分散了，投資效果不能迅速發揮情況更加嚴重了。

這些計畫外的投資，雖然有一部分是必需的，但是有許多是非必需的，是亂投亂用的。其中用以建設“樓、館、堂、所”的，就有十七億五千萬元。單是這一筆完全不是必需的、非生產性的開支，就相當於建設每年總產量為三百多萬噸的氮肥廠所需要的投資。

一九五八年管理權力下放以後，當年全國各方面就新增加職工二千零八十二萬人。一九五九年國家要求精減職工八百萬人，但是到年底，反而增加了二十九萬人。一九六○年國家計畫規定增加職工二百萬人，實際增加了四百八十三萬人。在這三年中，工業部門的職工共增加了一千三百九十六萬人。到一九六一年，中央一再指出必須堅決精減職工，嚴禁從農村招人，但是有些地方、有些部門、有些單位，並沒有嚴格執行。

在這裡，不準備再用其他的材料來說明國家計畫被攪亂的情況。同志們從這些材料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分散主義的現象是嚴重的。有人說現在沒有多少分散主義，或者說分散主義並不嚴重，這是完全不符合事實的。

許多分散主義現象的發生，是同國家計畫工作和經濟管理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有關係的。例如，國家規定的生產、基本建設任務過高，所分配的原料、材料、燃料又不夠，國家的物資管理制度也不盡合理，這就給地方、部門和單位造成了困難。有一段時間，我們要在全國建立許多個完整的工業體系，而且想很快實現。地方、部門和單位在建設工作上也有相當大的盲目性，它們在已經過高的國家計畫指標上，又另加新的任務，提出更急的要求。這些地方、這些部門、這些單位的領導人員和許多幹部，主觀上希望本地方、本部門、本單位的建設事業辦得越多越好，越快越好，但是，他們沒有很好地研究各種可能的條件，不能正確地處理局部同整體的關係。這樣，在實際工作中，就出現了許多妨礙國家統一部署、損害全局利益的分散主義現象。

在我們黨內，有些幹部嚴重地沾染了本位主義、個人主義等非無產階級思想，斤斤計較眼前的、局部的利益，缺乏遠大的政治眼光。這是分散主義產生和滋長的更重要的原因。

分散主義的一切做法，完全不符合總路線的多快好省的要求，也完全不符合毛澤東同志所提出的發揮地方積極性和創造性的精神。分散主義，表面上似乎是為了某一地方、某一部門、某一單位的利益，但是，實際上損害了黨和國家的全局利益和長遠利益，歸根到底，也就是損害了這個地方、這個部門、這個單位的根本利益。

分散主義的種種做法，助長了資產階級思想的發展，助長了資產階級實用主義思想的發展。分散主義不但對於社會主義經濟起了破壞作用，而且對於我們黨的隊伍，對於國家幹部，在思想上起著腐蝕作用。有一些幹部，利用分散主義所造成的混亂現象，營私舞弊，甚至同社會上的壞分子互相勾結，為非作歹，擾亂市場。這些幹部，實際上已經蛻化變質。近年來，貪污、盜竊、投機倒把等違法亂紀的事件大大增加，固然有它的社會根源，但是，不可否認，也是同分散主義有關的。

大家看到，由於分散主義，一些同志的全局觀念、組織觀念、紀律觀念淡薄了，共產主義的思想衰退了。

由於分散主義思想作怪，在不少部門、不少地方、不少單位，上下關係和相互關係也很不正常。有些同志竟然在黨內耍策略，如在提基本建設計畫的時候，有意不提關鍵性的項目，有意少報投資，等到計畫批准以後，再要求另立專案，追加投資。這是不能準確地制定和執行國家計畫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一些黨的會議上，常常出現超出正常討論問題範圍的討價還價。在同志之間、單位之間、部門之間、地方之間，不說老實話，不交心，怕吃虧，喜歡當“聰明人”，藏一手，不互相照顧困難，常常使一些簡單的容易解決的問題，長期拖延下來，得不到合理解決，使工作受到損害。

總起來說，分散主義對我們事業的危害，有下面四條：

第一，在政治上，損害黨的統一。黨的政策是黨的生命，破壞黨的政策，就必然要損害黨的統一。
第二，在經濟上，損害全民所有制，使國家計畫不能正確地制定和執行。
第三，在思想上，滋長個人主義、本位主義，損害共產主義。
第四，在組織上，損害民主集中制，破壞黨的紀律，削弱黨的戰鬥力。
顯然可見，加強民主集中制，加強集中統一，反對分散主義，這是擺在全黨面前的重大任務。

貫徹執行民主集中制，正確處理中央和地方的關係

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政黨——共產黨，為了實現自己的偉大的歷史任務，從來就是以無產階級的民主集中制的思想，來教育自己的隊伍，指導自己的行動。

列寧總是強調地指出，馬克思是主張無產階級集中制的。列寧在總結十月革命的經驗時說：“無產階級實行無條件的集中制和極嚴格的紀律，是它戰勝資產階級的基本條件之一。”列寧的意思是，無產階級需要集中制，是絕對的。列寧指出，無產階級所以能夠實現這樣的集中制和紀律，主要是由於：無產階級先鋒隊的自覺性：無產階級先鋒隊同廣大勞動民眾的聯繫，“甚至可以說在某種程度上同他們溶成一片”；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政策的正確性，“而且要使廣大民眾根據切身經驗也確信其正確”。列寧說，如果沒有這些，建立無產階級的集中制和紀律的企圖，就會變成空談注【參見列寧《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1-182頁）。——第383頁。】。

在十月革命以後，列寧反覆強調說，沒有嚴格的集中制，沒有鐵的紀律，就不能建成社會主義。“因為建成社會主義就是建成集中的經濟，由中央統一領導的經濟，能夠實現這種經濟的只有無產階級”注【見列寧《在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莫斯科蘇維埃和全俄工會代表大會聯席會議上的演說》（《列寧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78頁）。——第383頁。】。列寧認為，要建成這樣集中的社會主義經濟，沒有最廣大民眾的積極活動，是不可能的。正如他所說：“只有從社會主義實現時起，社會生活和私人生活的各個方面才會開始真正地迅速地向前推進，形成一個有大多數居民甚至全體居民參加的真正民眾性的運動。”注【參見列寧《國家與革命》（《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7頁）。——第383頁。】

列寧在談到中央同地方的關係的時候，曾經說過：“只有按照一個總的大計畫進行建設，並力求合理地使用經濟資源，才配稱為社會主義的建設。蘇維埃政權決不貶低地方政權的意義，決不傷害它們的獨立性和主動性。農民自己也根據經驗體會到了實行集中制的必要。”注【見列寧《在省蘇維埃主席代表大會上的演說》（《列寧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8頁）。——第383頁。】

毛澤東同志的觀點，同列寧的這些觀點是完全一致的。

早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毛澤東同志就指出，極端民主化和小團體主義同無產階級政黨不相容。他說：“極端民主化的危險，在於損傷以至完全破壞黨的組織，削弱以至完全毀滅黨的戰鬥力”；小團體主義對黨組織“同樣地具有很大的銷蝕作用和離心作用”注【見毛澤東《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86、90頁）。——第384頁。】。

在抗日戰爭初期，毛澤東同志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把黨的紀律概括成為四條：（一）個人服從組織，（二）少數服從多數，（三）下級服從上級，（四）全黨服從中央。他說：“誰破壞了這些紀律，誰就破壞了黨的統一。”注【見毛澤東《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94頁）。——第384頁。】在這四條紀律中，最根本的、最核心的一條，就是全黨服從中央。

毛澤東同志一九四二年在《整頓黨的作風》的演說中指出：“一部分同志，只看見局部利益，不看見全體利益，他們總是不適當地特彆強調他們自己所管的局部工作，總希望使全體利益去服從他們的局部利益。他們不懂得黨的民主集中制，他們不知道共產黨不但要民主，尤其要集中。”

在全國解放的前夜，毛澤東同志起草的中央關於《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黨工作》的指示中，強調地指出：“必須堅決地克服許多地方存在著的某些無紀律狀態或無政府狀態，即擅自修改中央的或上級黨委的政策和策略，執行他們自以為是的違背統一意志和統一紀律的極端有害的政策和策略；在工作繁忙的藉口之下，採取事前不請示事後不報告的錯誤態度，將自己管理的地方，看成好象一個獨立國。這種狀態，給予革命利益的損害，極為巨大。各級黨委必須對這一點進行反覆討論，認真克服這種無紀律狀態或無政府狀態，將一切可能和必須集中的權力，集中於中央和中央代表機關。”

在全國解放以後，為了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毛澤東同志提出，必須鞏固財政經濟工作的統一管理和統一領導，逐步地消滅經濟工作中的盲目性和無政府狀態注【見毛澤東《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鬥爭》（《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8-19頁）。——第385頁。】。

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中，毛澤東同志對於民主和集中兩方面的關係，作了扼要的闡明。他說：“在人民內部，民主是對集中而言，自由是對紀律而言。這些都是一個統一體的兩個矛盾著的側面，它們是矛盾的，又是統一的，我們不應當片面地強調某一個側面而否定另一個側面。在人民內部，不可以沒有自由，也不可以沒有紀律；不可以沒有民主，也不可以沒有集中。這種民主和集中的統一，自由和紀律的統一，就是我們的民主集中制。”

毛澤東同志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一文中說過：“我們的目標，是想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以利於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較易於克服困難，較快地建設我國的現代工業和現代農業，黨和國家較為鞏固，較為能夠經受風險。”我們應該在人民內部貫徹實行民主集中制，努力造成這樣一種政治局面。我們常常說，要力爭上遊，什麼是我們在工作中首先要力爭的上游呢？就是要在全國各地方、各部門、各單位力爭造成這樣一種政治局面的上游。有了這種政治局面，我們就能夠更好地調動人民民眾的積極性，就能夠比較容易地在經濟建設、文化建設等方面力爭上遊。如果沒有造成這種政治局面，其他方面的上游是難於爭取得到的，即使一時爭取到了，也是不鞏固的，不能持久的。貫徹實行民主集中制的重大政治意義，也就在這裡。

同志們知道，毛澤東同志歷來是維護中央統一的領導、遵守黨的紀律的模範。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即使在錯誤路線的領導下，他還是從全黨團結的利益出發，堅持嚴格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則，把堅持真理的原則性和服從組織的紀律性結合起來，從而最後在遵義會議注【遵義會議指一九三五年一月長征途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貴州遵義舉行的擴大會議。這次會議集中討論和糾正了軍事上和組織上的錯誤，結束了“左”傾冒險主義在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毛澤東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在最危急的關頭挽救了紅軍，挽救了黨。——第266、386頁。】上糾正了錯誤的路線，使黨中央的領導回到正確的軌道上來。

在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的集中統一的領導下，我們黨領導全國人民，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勝利，取得了解放戰爭的勝利，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我們又很迅速地進行了國民經濟的恢復工作，完成了社會主義的改造，開展了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所有這些，都是同中央不斷地加強集中統一的領導分不開的，也是同各地方、各部門堅決地執行中央的指示分不開的。

從遵義會議以來，在這個長期的歷史過程中，局部地區曾經在一個時期發生過錯誤，但是，由於有了黨中央集中統一的正確領導，這些錯誤就很快得到糾正，使我們的事業能夠避免嚴重的挫折，而不斷地勝利前進。只是在那些完全脫離中央的統一領導，向中央鬧獨立性，堅持他們自己的錯誤路線和錯誤政策的地方，那裡的工作才遭受到不應有的重大損失。

由此看來，無論在什麼時候，都不能沒有黨中央的集中統一的領導。在遇到困難的時候，尤其需要加強黨中央的集中統一的領導。這個問題，對於我們事業的勝利前進，關係極大，全黨同志都應該有正確的認識。

當然，目前在實際工作中存在的分散主義傾向，同上面所說的那種完全脫離黨中央正確領導的、路線性質的錯誤，是有原則區別的，不能混為一談。但是，目前存在的各種各樣的分散主義傾向，如果不堅決糾正，而任其發展下去，是十分危險的。

在中央集權和地方分權的關係方面，需要把幾個問題解釋清楚。

第一個問題是：加強中央的集中統一的領導，同發揮各地方積極性的關係問題。

這個問題應該慎重處理。正確處理這個問題的根本原則，就是毛澤東同志在《論十大關係》的講話中所指出的，要調動地方的積極性，來鞏固和加強中央的統一領導。

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歷來重視發揮地方的創造性和積極性。中央的許多正確的政策，都是在總結地方的和民眾的經驗的基礎上制定出來的；而且有許多還是同地方的工作同志共同商量制定出來的。

一切正確的政策，一切正確的領導，總是如毛澤東同志所說的，“從民眾中來，到民眾中去”注【見毛澤東《關於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854頁）。——第387頁。】。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個基本原則。違反這個原則，就會犯錯誤。中央的集中領導，任何時候都必須是“從民眾中來，到民眾中去”。地方的創造性和積極性，也必須“從民眾中來，到民眾中去”，必須從總結民眾的經驗出發，而不是從任何主觀的臆想出發。

中央的政策，國家的統一計畫，都是要依靠各地方發揮積極性來實現的。從一九五八年起，中央把許多管理權力下放到地方。把應該下放的管理權力放下去，對於調動地方的積極性，促進建設事業的發展，起了重大的作用。正確地合理地發揮地方的積極性，是我們永遠要做的，是毫無疑義的。

但是，積極性有兩種：一種是實事求是的積極性，一種是盲目的積極性。黨中央要求地方發揮的積極性，是前一種，不是後一種。加強中央的集中統一，只要這種集中統一是適當的，就會有利於地方發揮前一種積極性，防止後一種錯誤的積極性。

各地方的積極性，首先應該是堅決執行中央政策的積極性，堅決執行國家統一計畫的積極性。各地方應該在黨中央的統一領導下，根據具體情況，充分利用各種有利條件，精打細算，合理地使用本地方的人力、物力、財力，更好地保證國家統一計畫的實現。就一九六二年來說，各地方發揮積極性，就是要根據中央的政策，千方百計地進一步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力求保證完成這個年度的糧食徵購任務和上調任務；就是要完成各種經濟作物的生產任務和收購任務；就是要完成工業生產任務；就是要完成各方面的“精兵簡政”、增產節約的任務。只有完成這些任務，我們才能有效地進行國民經濟的調整工作，比較快地擺脫目前經濟生活中還存在著的某種被動局面。

第二個問題是：加強中央的集中統一的領導，同各地方因時因地制宜的關係問題。

各地方在執行中央政策的時候，可以而且必須研究當時當地的具體情況，因時因地制宜。在必要的時候，還應該作出某些補充規定，使中央政策更好地同當地民眾的經驗結合起來。但是，應該指出，中央制定政策，是從全局的情況出發的，同時也考慮地方的特殊情況。中央的政策，既集中體現全局的利益，又照顧局部的利益。因此，各地方的黨組織，對於中央的政策，只能夠在切實地、不折不扣地貫徹執行的前提下，加、以具體化，決不允許藉口“情況特殊”、“因地制宜”，而任意修改，甚至拒不執行。

中央制定的政策，有的可能不恰當，或者不完全恰當。各地方在執行中央政策的時候，如果發現某些方面不適合當時當地的具體情況，應該及時地向中央提出意見和建議。在中央沒有作出新的決定以前，仍然必須堅決執行中央既定的政策。

至於農業生產中的耕作制度和技術措施，必須根據當地具體條件，尊重當地民眾經驗，因時因地制宜，絕對不能強求一律。在農業的具體工作上，特別是在技術措施上，管得太多太死，這種過分集中的做法是不對的，實際上是違反中央政策的一種瞎指揮和命令主義。

我們說，要在中央的統一政策、統一計畫下，實行統一指揮、統一行動，這絕對不是否認因時因地制宜，也絕對不是否認各地方、各部門、各單位在工作中有自己的特點和靈活性。把統一指揮、統一行動同瞎指揮、命令主義混為一談，那是完全錯誤的。

第三個問題是：加強中央的集中統一的領導，同分級管理的關係問題。

中央對經濟、文教事業，一貫地實行集中領導、分級管理的原則。今後，我們仍然要堅持這個原則。

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有過兩方面的經驗。一方面，是中央集中過多，在一九五八年以前有一段時間就是這樣。另一方面，是地方、部門的權力過大，而且又層層下放，分得過散，在最近幾年就是這樣。這兩種情況，既不利於更好地實行中央的集中統一的領導，也不利於正確地發揮地方的積極性。

根據過去的經驗和目前的情況，我們必須改變最近幾年權力下放過多、分得過散的現象，把權力集中起來。首先是要更多地集中在中央和中央的代表機關（中央局），以便中央從全局出發，統一安排全國的人力、物力、財力，更有效地進行調整工作，更有效地克服當前的困難，更快地爭取整個國民經濟的根本好轉，為下一步的新的發展準備條件。

這裡所說的把權力集中起來，也包括要把地方和中央管理部門過去下放過多而現在必須集中的權力，逐級地收上來，由省、市、自治區和中央管理部門直接掌握。

在加強集中統一的同時，也需要在國家的統一計畫以內，從生產任務的安排、基本建設投資的使用、某些物資的分配、勞動力的調度等方面，給各地方、各部門一定的機動餘地和調劑權力，以便它們能夠解決本地方、本部門的特殊問題，更好地完成國家統一計畫所規定的任務。拿基本建設來說，根據過去的經驗，國家應該把投資總額的百分之十至十五，交地方具體安排自己所需要的建設項目。地方的這些項目，都必須包括在統一的國家計畫以內。

地方計畫是國家計畫的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制定地方計畫是實行分級管理的一個重要方面。在中央的集中領導和國家的統一計畫下，各地方可以、而且應該合理地利用本地方的各種資源，充分地發揮各方面的力量，千方百計，全面地完成和超額完成國家計畫規定的任務。出色地完成任務的地方，國家應該給以獎勵。國務院的有關部門，應該擬訂合理的獎勵辦法。

應該了解，實行分級管理的根本要求，是各級地方和各級管理機關在自己的職權範圍內，把所屬的企業單位和事業單位認真地管理好。為了實現這個要求，所有地方，所有管理機關，都必須遵守黨和國家統一規定的政策和制度。例如，在一切農村人民公社中，都必須繼續試行和貫徹執行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和中央的有關指示。在一切國營工業企業中，都必須貫徹執行中央關於工業方面的指示，並且按照規定切實試行國營工業企業工作條例草案。在一切商業單位中，都必須貫徹執行中央關於商業方面的指示，並且按照規定切實試行商業工作條例草案。在高等學校中，也必須切實試行高等學校工作條例草案注【高等學校工作條例草案指一九六一年九月中共中央原則批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直屬高等學校暫行工作條例（草案）》，全文共六十條。條例草案總結了一九五八年後三年多高等教育工作的經驗和教訓，針對當時學校教學質量降低，忽視知識分子作用以及勞動過多等主要問題，規定了高等學校必須以教學為主，努力提高教學質量；正確執行黨的知識分子政策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做好總務工作，保證教學和生活的物質條件；以及改進黨的領導方法和領導作風，加強思想政治工作等。——第391頁。】。

總之，加強集中統一，反對分散主義，在目前最重要的是：全黨要有統一的政策，全國要有統一的計畫。絕對不允許在中央的政策以外，有同中央政策相牴觸的另一種政策；也絕對不允許在國家的統一計畫以外，有同國家統一計畫相牴觸的另一種計畫。

關於經濟工作方面集中統一的要求

有了統一的思想、統一的政策、統一的計畫以後，還必須有統一的指揮、統一的行動，才能保證中央集中統一的領導。

為了在經濟工作方面加強集中統一的領導，中央提出以下十項要求：

第一，國家計畫必須保證全面完成，爭取超額完成。地方計畫必須納入國家計畫。改變計畫或者補充計畫，必須經過中央批准。
第二，凡是產品在全國範圍內統一調度的重點工業企業，由中央直接管理，已經下放給地方的，必須在一九六二年內通盤安排，逐步收回。原來由省、市、自治區管理的重要工業企業，已經下放了的，應該收歸省、市、自治區直接管理。
第三，所有的基本建設的項目和投資，無論是中央的或者地方的，都必須納入國家計畫，不準有國家計畫外的基本建設的項目和投資。所有的基本建設項目，都必須按照國家規定的程式，逐項地分級地審查、批准；沒有經過審查、批准的，一律不準動工。
第四，國家規定的生產資料的調出計畫，必須切實保證完成，不準留好調壞、七折八扣，甚至占用不調。國家分配的物資，必須按照國家計畫的規定使用，不準用來乾計畫規定以外的事情。超產和節約的生產資料，應該按照國家規定的辦法處理。
第五，國家規定的生活資料的收購任務和上調任務，除了由於不可抗拒的原因，經過中央批准減免的以外，必須保證完成，不準多留少調。
第六，國家確定的勞動計畫，必須堅決執行。沒有經過中央批准，不許增加人員。國家規定的工資標準和工資總額，一律不準超過。
第七，國家統一規定的工農業產品的價格，不準任意變動。由地方、部門規定的產品價格，需要變動的時候，必須報告全國物價委員會批准。
第八，國家財政預算規定的收入，在正常的情況下，必須保證完成，支出不許超過。地方的財政預算，不許列赤字，不許先支後收，不許挪用銀行資金。
第九，國家規定的信貸計畫和現金管理制度，必須嚴格遵守。企業的流動資金，必須經過國家財政機關核定、批准。企業向銀行貸款，必須按期歸還。企業的流動資金，只能用於生產周轉和商品流通的需要，不準用於基本建設、彌補企業虧損和其他財政性開支。現在有些企業的合理虧損，由國家財政開支；企業的積壓物資，由國家統一處理。
第十，國家規定的出口計畫，必須如質、如量、如期地保證完成。國家規定的進口計畫，不準各地方、各部門擅自變動。國家的進口物資，必須按照中央的規定分配，不許扣留先分、移作他用。

為了實現中央的集中統一的領導，需要全黨同志同心同德，努力做好各方面的工作，特別是做好經濟計畫工作。各地方、各部門、各單位，都應該及時地提供真實的情況和準確的統計數字，提出關鍵性的問題，擬出切實的有可靠根據的計畫草案，通力合作，幫助中央計畫機關制定切實可行的、一致遵守的國家計畫。任何地方、任何部門、任何單位，都不許耍策略，藏一手，隱瞞情況，謊報數字。在計畫確定以後，都必須嚴格遵守，保證實現。

越是加強集中統一的領導，越是要反對官僚主義。中央和中央的工作部門，必須切實地加強調查研究，充分地發揚民主作風，克服和防止官僚主義，力求使自己的領導正確，使方針、政策、經濟計畫、規章制度和具體措施，都儘可能合乎實際。

國民經濟的各個部門，都應該有一套既有利於中央集中統一、又有利於地方發揮積極性的規章制度。應該在中央領導下，對現行的規章制度，進行一次認真的審查，凡是符合上述規定精神要堅決貫徹執行；凡是不完全符合或者不符合上述規定精神的，要加以修改或者重新制定。

從中央到地方，必須加強和改進計畫委員會的工作，由各級黨委的主要負責同志主持計畫委員會。各級計畫委員會，必須協助黨委和政府，加強對經濟工作的集中統一的領導，成為黨委和政府的重要助手。

加強集中統一，反對分散主義，對於全黨幹部來說，最重要的是總結經驗，提高覺悟，使大家充分地認識分散主義的危害性，自覺地維護黨的政策和國家計畫，防止和克服分散主義。無論哪個地方、哪個部門、哪個單位，在檢查分散主義的時候，必須實事求是，一般地對事不對人，決不允許採取簡單、粗暴的鬥爭方法。對於犯過分散主義錯誤的幹部，只要他們進行自我批評，認真改正，就可以不加追究。至於那些同社會上的壞分子勾結起來，投機倒把，盜竊國家財產的人，應該對他們嚴格處理。今後，如果有人破壞黨的政策和國家計畫，鬧分散主義，就必須按照黨的紀律和國家法律加以處理。在黨員民眾和不脫離生產的幹部中，不要去反對分散主義，只對他們進行關於社會主義和全局觀點的教育，使大家在提高認識的基礎上，更好地執行黨中央的政策，更好地按照國家的統一計畫辦事。

三　黨的問題

前面已經說明了我們當前的任務和長遠的奮鬥目標，說明了加強民主集中制、加強集中統一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這裡，還必須談一談黨的問題。因為我們黨如果沒有足夠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智慧，如果不認真地實行民主集中制，如果不保持嚴格的無產階級的組織性和紀律性，那末，就不可能完成我們所提出的任務，不可能解決我們所面臨的問題。

共產黨是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武裝起來的、最革命的、戰鬥的無產階級政黨。當它處於被壓迫地位的時候，它要利用一切可能，組織和領導廣大人民，為準備和進行革命、為奪取政權而鬥爭。當它取得了國家政權以後，它要組織和領導人民把革命進行到底，建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並且繼續同國際帝國主義作鬥爭，支援世界各國人民的革命運動，一直到共產主義世界的實現。這些就是無產階級革命政黨的雄心壯志。它把自己的一切力量，貢獻給人民的事業，經歷各種曲折，繞過各種暗礁，用不屈不撓的鬥爭來實現這種雄心壯志。

中國共產黨就是這樣一個具有無產階級的雄心壯志的革命政黨。中國人民不論在革命年代或者建設年代，都對我們黨表示最大的信賴。人們清楚地看到，只有依靠共產黨的領導，中國才有可能從貧窮變成富強，從落後變成先進，才有可能作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強國而對人類進步事業作出越來越大的貢獻。

在我們總結這幾年來的工作經驗，切實改進我們工作的同時，必須把黨的戰鬥力大大地加強起來，克服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命令主義、分散主義這些同人民利益不相容的壞思想、壞作風。我們黨，在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的領導下，早已形成了一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工作作風，也早已形成了一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組織路線，這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全黨同志一定要自覺地發揚這種優良傳統，使我們黨永遠是一個具有高度組織性、紀律性的無產階級先鋒隊的組織，使我們黨永遠保持無產階級革命政黨的雄心壯志。

以下，要說一說實事求是的作風、民眾路線和黨內生活的幾個問題。

實事求是的作風

最近幾年，有許多幹部忘記了毛澤東同志一貫提倡的實事求是的作風。他們在決定問題的時候，不調查，不研究，以感想代替政策；在進行工作的時候，亂提高指標，說空話，瞎指揮，不同民眾商量。這些同志都憑“想當然”辦事，脫離實際，脫離民眾，結果必然是把事情弄糟。

為了力求我們的認識符合客觀實際，不犯錯誤或者少犯錯誤，長時期以來，毛澤東同志一再指出，黨的各級領導機關都應該加強調查研究。他自己就做過許多調查研究工作。最近幾年，他多次地要求各級黨委的負責人，認真地調查研究一兩個農村，一兩個工廠，一兩個商店，一兩個學校，以便取得知識，取得發言權，以利於指導一般的工作。他還說過，要調查，並不那么困難，時間並不要那么多。有些同志認真地做了調查研究，所以他們的工作就比較好。但是，有許多同志沒有做，他們滿足於聽口頭匯報和看書面匯報，而這些匯報，有許多是靠不住的。他們聽了一些不確實的事情，如假典型、假“衛星”注【一九五七年十月，蘇聯發射了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這是當時世界上最新的科學成就。我國在一九五八年“大躍進”運動中，有人用放“衛星”來比喻各行各業出現的“高產指標”和“最新成就”。但是當時在浮誇風的影響下，不少部門和單位宣布的“高產指標”和“新技術”、“新產品”是虛假的、不切實際的。——第397頁。】等，就以訛傳訛，盲目推廣；看了一些不可靠的材料，也不調查研究，就照樣搬用。他們這樣主觀主義地做領導工作，怎么可能不犯錯誤呢？

毛澤東同志說，解放以來，特別是最近幾年，我們調查做得少了，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注【引自毛澤東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在北京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第397頁。】。這句話很深刻，值得我們很好地想一想。有一些做領導工作的同志，從來沒有到基層單位認真地蹲過點，認真地同民眾談過心，系統地周密地了解過情況。他們對於工作的指導，當然就只能是不切實際的，主觀主義的。直到現在，有一些負責幹部還是不願意踏踏實實地去做調查研究工作，或者抱著一定的成見去做調查研究工作；還是不願意虛心地同民眾商量問題，或者只是到某些民眾中去找適合於自己口味的材料。一句話，他們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還沒有真正端正過來。

主觀主義作風，是黨性不純的表現。一九四一年八月，毛澤東同志給中央起草的《中央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中說：“粗枝大葉、自以為是的主觀主義作風，就是黨性不純的第一個表現；而實事求是，理論與實際密切聯繫，則是一個黨性堅強的黨員的起碼態度。”中央認為，現在有必要向全黨再強調提出這一個加強黨性的問題。

必須把樹立實事求是的作風，作為加強黨性的第一個標準。在工作上不採取實事求是的態度，那是什麼呢？那就是反科學的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態度。我們必須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實事求是的態度，一切從實際出發，充分估計到客觀可能，不要做那些確實辦不到的事情，但是必須艱苦努力，千方百計地克服困難，完成那些應該完成和可能完成的任務。只有把我們的工作放在確實可靠的基礎上，才能使我們的事業興旺起來。

我們必須按照《中央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辦事。這就是：“鼓勵那些了解客觀情況較多較好的同志，批評那些尚空談不實際的同志；鼓勵那些既了解情況又注意政策的同志，批評那些既不了解情況又不注意政策的同志；使這種了解情況、注意政策的風氣，與學習馬列主義理論的風氣密切聯繫起來。”

黨中央號召，那些把實事求是的作風丟到腦後的同志，迅速地回到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軌道上來，回到毛澤東思想的軌道上來。

上面所說的那些忘記實事求是作風的同志，是因為不了解情況，武斷辦事，而犯了錯誤的。這些同志，在主觀上可能是好心好意，但是，思想方法根本不對頭。應該指出，這幾年來在辦錯事情的幹部中間，大量的是屬於這類性質。

另外有一種人，他們並不是因為一時不了解情況而犯錯誤，卻是故意弄虛作假，瞞上欺下。這種極端惡劣的作風，不但是同我們黨的實事求是的作風不相容，也不止是黨性不純的表現，而且是丟掉了共產黨人應該有的忠誠老實的態度，是喪失黨性的表現。

這些人，為了爭名譽、出風頭，不惜向黨作假報告，有意誇張成績，隱瞞缺點，掩蓋錯誤。有一些工作做得越不好、問題越多、缺點和錯誤越嚴重的地方，那種不對黨說真話的現象就越加厲害。這種對黨、對上級弄虛作假，不是屬於不了解情況的問題，甚至不是主觀主義的問題，而是一種極不老實的欺騙行為，是一種純粹的資產階級作風，是完全違反黨的紀律的行為。這還有什麼黨性呢？

在革命戰爭時期，毛澤東同志再三說，部隊繳了敵人的槍，要把數字如實上報，不準多報一支，也不準少報一支。但是，這幾年來，有些同志對所報數字居然那么不負責任，隨心所欲，信口開河，愛說多少就是多少。他們完全沒有考慮，這樣做了會引起什麼樣的後果。

經驗告訴我們，根據假報告、假數字來擬定政策、編制計畫，必然會犯錯誤，必然會對黨、對人民、對國家造成很大損害。

有些地方，有些幹部，對上級派去的檢查當地工作的人員，竟然千方百計地封鎖訊息，不讓他們了解真實情況，甚至打擊那些如實反映情況的幹部和民眾。這種違法亂紀行為，是不可容忍的。

近幾年來，由於某些領導機關和領導人的錯誤，有些說老實話、做老實事、敢於反映真實情況、敢於實事求是地說出自己意見的人，沒有受到應有的表揚，反而受到了不應有的批評和打擊；有些不說老實話、作假報告、誇張成績、隱瞞缺點的人，沒有受到應有的批評和處分，反而受到不應有的表揚和提拔。這就在黨內不少幹部的心目中，造成了一種不正常的印象，以為“誰老實誰就吃虧”。有些人甚至把作假當作聰明，把老實當作愚蠢。我們必須用很大的努力，徹底改變這種情況。那些犯了上述錯誤的領導機關和領導人，應該首先糾正自己的錯誤，表揚那些受過批評和打擊的老實人，並且向他們道歉；批評那些不說老實話、作假報告的人，並且要他們切實改正錯誤。只有這樣做，我們才能把幹部中的那種不正常的印象改變過來。

我們要正告那些不老實的人，必須迅速地徹底地改正錯誤，做一個真正有共產主義思想的共產黨員。否則，他們的前途是很危險的。那些不老實的人，雖然在某些時候可能占點小便宜，但是，在我們黨內，在人民中，終究是要吃大虧的。那些說老實話、做老實事的老實人，雖然在某些時候可能吃點虧，但是，最後是決不會吃虧的，他們一定會取得我們黨和人民民眾的最大的信任。

我們所有的領導幹部，都應該聽老實話，聽老實人的話。同時，必須在黨員中間，大力提倡說老實話、辦老實事、當老實人，堅決反對弄虛作假。對於一貫作假、屢教不改的人，必須給以紀律處分。

民眾路線

我們的一切偉大成就，都是同貫徹執行民眾路線分不開的。這幾年來，我們黨的民眾路線的作風有新的發展，但是，另一方面又受到了歪曲。看來，在我們黨內，不少同志並不懂得或者不完全懂得什麼是民眾路線。

什麼是民眾路線呢？概括地說，民眾路線的基本點就是：第一，信任人民民眾，相信他們能夠自己解放自己，相信他們是歷史的創造者。第二，黨必須根據民眾的實踐來檢驗自己的工作，黨的方針、政策、措施都必須“從民眾中來，到民眾中去”。

信任民眾的問題，是共產黨員的根本觀點問題。有些同志雖然在主觀上也有為人民服務的願望，但是不虛心地同民眾商量，不耐心地教育民眾，不願意或者不敢把黨的政策和黨所提出的任務向民眾交代清楚，他們實際上是不信任民眾。

同志們應該記住，我們黨是掌握了全國政權的執政黨，許多黨員是國家政權的各級領導人。處於這種執政黨的地位，很容易滋長命令主義和官僚主義的作風。事實上，這些脫離民眾的作風，在有些地方、有些部門、有些同志身上，表現得相當嚴重。黨和國家的一切機關，都應該密切聯繫民眾，嚴肅地處理關係廣大民眾利益的問題，認真地對待人民民眾的來信、來訪。有的同志，對於民眾向黨、向中央反映情況，不看作是黨和民眾之間的一種必要的聯繫，而看作是告自己的狀，這是極端錯誤的。有的地方、有的單位，公然扣壓民眾來信，甚至追究反映真實情況的人，對他們實行打擊報復，這是黨的紀律和國家法律所絕對不能容許的。還有少數地方，使用對付階級敵人和壞分子的專政工具，任意扣押、監禁民眾，甚至對民眾施行肉體上的處罰，這更是嚴重的犯罪行為。

一切共產黨員，不論職位多高，都是人民民眾的勤務員，都應該把自己看成普通勞動者，沒有任何特權，都必須關心民眾生活，和民眾同甘共苦。每一個共產黨員，都應該以艱苦樸素為榮，以鋪張浪費為恥。值得注意的是，有不少幹部，處處講究生活上的享受，對民眾的疾苦漠不關心。在不少的幹部中間，那種擺排場，鬧闊氣，假公濟私，明目張胆地揮霍人民財產的特殊化作風，在最近一個時期內有了滋長。這種舊官僚的惡習，在我們的隊伍里是完全不能允許的。凡是犯了這種錯誤的人，都應該徹底改正，嚴重的還應該受到應得的處分。只有打掉了這些官氣，徹底糾正了這些惡劣作風，黨同民眾的聯繫才能夠進一步加強。

在我們的國家裡，有全國的和各級的人民代表大會，有全國的和各級的政治協商會議，有工會、青年團體、婦女聯合會等民眾組織；在工業企業中有職工大會和職工代表大會，在農村人民公社中有社員大會和社員代表大會，在科學、文化方面有各種協會和學會；此外，還有民主黨派、工商聯等組織。這些是我們黨聯繫民眾、發揚人民民主的不同組織形式，它們在不同的方面起著重要的作用。我們黨應該認真地而不是形式地發揮這些組織的作用，應該學會經過這些組織來活躍人民民眾的民主生活，加強人民民主統一戰線。黨的各級組織，都應該尊重這些組織的成員充分發表意見的民主權利，經常地向他們了解各方面的情況，加以研究，吸取他們的有益的意見，來改進我們的工作。黨的政策和決定，只能用說服的方法，而不能用強制的方法，使這些組織接受。有關人民民眾利益的問題，應該分別地交給有關的組織進行討論。在作出決定以前，要有充分的醞釀，允許自由發表不同的意見。在決定問題的時候，要遵守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在作出決定以後，要經過這些組織，去動員民眾，使大家心情舒暢地、自覺地執行。有些黨組織的負責人，因為當了權，就把這些組織看成可有可無，這是完全不對的。不錯，我們黨是國家的領導黨，但是，不論何時何地，都不應該用黨的組織代替人民代表大會和民眾組織，使它們徒有其名，而無其實。如果那樣做，就違反了人民民主制度，就會使我們耳目閉塞，脫離民眾，這是很危險的。

“從民眾中來，到民眾中去”，這是毛澤東同志一貫提倡的、在一切工作中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這裡最重要的是向民眾學習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不少同志是做得不好的，是不及格的。

實行民眾路線，就要在民眾中做細緻的思想工作和組織工作，如象我們過去在土改工作中做紮根串連注【這裡的紮根串連是土地改革工作中的一種工作方法。其要點是：土改工作幹部在訪貧問苦中發現和培養貧僱農中的鬥爭骨幹（這些骨幹被通俗地稱為“根子”），然後再通過他們去發動和串連其他貧僱農，團結中農，開展反對封建地主階級的鬥爭。——第403頁。】工作那樣，如象我們在社會主義改造工作中典型示範、分期分批地逐步推廣那樣。這樣做，表面上似乎並不轟轟烈烈，但是，實際上卻能夠深入地發動民眾和教育民眾。這樣做，才能夠真正把民眾的力量發動起來，做好工作。許多同志、許多單位，不注意建立經常工作，不注意在經常工作中積累經驗、聯繫民眾，而熱中於突擊工作。他們以為，只靠突擊性的民眾運動，就可以把事情辦好。但是，實際上，沒有經常工作，不把經常工作做好，就不會有真正的民眾運動。這幾年來，我們提倡的一些“大辦”，有些是需要的，有些是不適當的。就是那些需要的“大辦”，也往往不是有準備、有步驟、有區別、分期分批地去進行，而是一哄而起，限期完成，結果就不能取得應有的效果，反而造成損失。這一點，應該引為深刻教訓。

毛澤東同志說：“不打無準備之仗，不打無把握之仗。”注【見毛澤東《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191頁）。——第403頁。】革命戰爭是這樣，建設工作也應該是這樣。

民眾運動必須從實際出發，必須是出於民眾的自覺自愿的行動。民眾運動的內容是多種多樣的，適應於不同的內容，有不同的形式，不能千篇一律。當然不能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搞民眾運動。而且，只有在一點一滴的、細緻的、艱苦的民眾工作的基礎上，才能有既轟轟烈烈、又踏踏實實的健康的民眾運動。

有些同志，把民眾運動當作是民眾路線的唯一方式，好象不搞民眾運動就不是民眾路線。這種看法，顯然是不正確的。更錯誤的是，有些同志，把敲鑼打鼓、虛張聲勢、開一些沒有內容的大會、作一些空洞的大報告，看成是民眾運動和民眾路線。其實，這種形式主義的東西，決不是真正的民眾運動，更不是民眾路線。這種所謂“民眾運動”，往往並沒有真正的民眾基礎，而是在強迫命令的情況下進行的，表面上似乎轟轟烈烈，實際上空空洞洞。這種違反民眾路線的所謂“民眾運動”，不僅不能真正反映民眾的意見和要求，而且損害了民眾的積極性，損害了黨的威信。今後凡是需要開展運動的事情，屬於全國性的，必須由中央斟酌情況決定。凡是不準備普遍推廣的事情，都不要登報和廣播。

有些同志，醉心於那種表面上轟轟烈烈、實際上脫離民眾和違反民眾利益的所謂“民眾運動”，誰如果不同意那種“民眾運動”，就被認為是否認民眾的幹勁，潑民眾的冷水，泄民眾的氣。這種看法，顯然也是錯誤的。社會主義的建設工作，必須依靠廣大幹部和人民民眾的幹勁，沒有他們的沖天幹勁，建設事業中一切偉大成就都不能取得。這是毫無疑義的。但是，必須區別什麼樣的幹勁。有實事求是的幹勁，也有主觀主義的“幹勁”。前一種幹勁，是每一個共產黨員都應該有的。只有對革命事業充滿了幹勁，同時又把革命熱情和實事求是的精神結合起來，一切工作才能做好。後一種“幹勁”是不能要的，這並不是真正的幹勁，而是一種脫離實際的蠻幹。在我們的許多工作中曾經發生的“瞎指揮風”，正是這種蠻幹的表現。有不少的幹部，自以為是，自作聰明，不同民眾商量，獨斷專行地強制民眾去乾一些蠢事，把民眾的幹勁白白地浪費掉了，挫傷了民眾的積極性。這種蠻幹作風必須反對。對於堅持這種蠻幹作風的幹部，如果不潑點冷水，使他們冷靜下來，如果不泄他們的蠻幹之氣，就是說，如果不嚴肅地批評他們的錯誤，並且制止他們繼續蠻幹下去，那末，民眾的真正的幹勁是不可能發揮出來的。

一切關係廣大民眾切身利益的事情，都必須依靠民眾的自覺和自願。我們既不要把民眾的覺悟程度估計過高，也不要估計過低。大家記得，在農村人民公社化過程中，有過一種論調，說農民的覺悟比工人高了。這種論調，曾經是刮“共產風”、“命令風”的重要根據之一。現在，有不少同志又把農民民眾看得非常落後，不敢把政策和任務告訴他們，不敢對他們進行團隊精神、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教育，放棄領導。這種尾巴主義的錯誤，也會造成工作上的損失。有些地方，在糾正人民公社工作缺點的過程中，出現了這種情況。這種不把黨的政策同民眾直接見面的現象，不僅在農村工作中存在，而且在城市工作中也存在，都必須注意切實糾正。

不應該把完成黨和國家的任務，同民眾路線的工作方法對立起來。有些同志認為，要完成任務，就不能走民眾路線；要走民眾路線，就不能完成任務。這是不對的。要完成黨和國家的任務，恰恰必須走民眾路線。越是困難的任務，就越要充分地走民眾路線。有些任務的確比較重，比較困難，但是也必須完成。就拿糧食的徵購任務來說，目前農村的底子比較薄，農民的口糧標準相當低，可以拿出來供應城市的商品糧食的確不能很多。國家的需要和農民的負擔能力之間存在著矛盾。我們在繼續壓縮城鎮人口的同時，如果不能夠從農村徵購到必要數量的糧食，那末，城市和工礦區的最低限度的糧食供應就無法維持。這樣，既不利於工業，也不利於農業，並且會影響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應該耐心地、細緻地對農民民眾進行思想政治工作，把完成國家徵購任務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向他們講清楚，好好地同他們商量，動員他們努力完成國家規定的任務，同時又安排好自己的生活。當然，領導機關在提出任務的時候，必須實事求是。如果領導機關提出的任務超過了實際可能，要求過急，強制執行，就會使下級幹部沒有可能進行細緻的民眾工作，而只有採取強迫命令的辦法，有時即使採取了這種辦法，也無法完成過重的任務。在這種情況下，就談不到走民眾路線。這幾年工作中的確有過這樣的事情。這是今後應該注意防止的。

黨中央號召，各級黨組織必須認真地討論一下什麼叫做民眾路線的問題。一切黨員幹部，凡是還沒有真正懂得黨的民眾路線的，都應該從頭學起。

黨內生活的幾個問題

根據報告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所說的一系列的事情，不難看出，在當前黨內生活中最重要的一個問題，就是下級黨委和上級黨委的關係，特別是地方黨委和黨中央的關係。

長期以來，我們黨的上下級關係，一般是正常的。但是在最近一段時間，有些地方、部門和單位存在著下級黨組織不服從上級黨組織、各自為政、鬧獨立性的情況。在那些地方、部門、單位的黨組織和某些幹部，喜歡自搞一套，自成系統，自成局面，自由行動，把黨和人民委託他們管理的地區、部門、單位看成是自己的“小天地”和“獨立王國”，不喜歡中央和上級過問，不尊重和不認真執行中央和上級的決定，違背中央的政策和黨的紀律，危害黨的統一。這種分散主義的傾向，必須堅決糾正。

有一個地方的黨組織，曾經寫信給中央說，他們要服從上級，但是，常常遇到這樣的問題：如果服從了當地上級的規定，就違反了中央的政策；如果服從了中央的政策，就要違反當地上級的規定。這個黨組織要求中央回答，他們應該服從哪一個上級？

這個黨組織提的問題很重要。它所以提出這樣的問題，就是因為某些地方，在執行中央政策和國家計畫中存在著分散主義，就是因為在那裡有一些同中央政策和國家計畫相牴觸的規定。怎樣解決這個矛盾呢？唯一的道路，就是全黨都要服從中央。

我們黨是一個戰鬥的組織，如果沒有集中統一的指揮，就不可能進行任何一個勝利的戰鬥。在中央同地方的關係上是這樣，在各地方、各部門、各單位的上下級關係上也是這樣。一切本位主義、分散主義現象的存在，都削弱了黨的統一和集中，因此都必須堅決反對。

在黨內生活的問題上，其次要說的是，黨委會內部的關係問題。

毛澤東同志說過，各級黨組織必須有堅強的或者比較堅強的領導核心，黨委會成員要維護和幫助這個領導核心。他又說，黨委書記要善於當“班長”。黨委會的書記、副書記，要善於處理自己和委員之間的關係，要善於研究怎樣把會議開好。他特別指出，書記和委員之間的關係，是少數服從多數注【參見毛澤東《關於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853-854頁）、《黨委會的工作方法》（《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378頁）。——第408頁。】。

有些地方、有些部門、有些單位的黨委，在一個時期內，實際上把毛澤東同志關於正確處理黨委會內部關係的原則否定了。有些同志，把政治掛帥誤解為第一書記決定一切，或者某一書記在某一方面決定一切，什麼事情都是個人說了算，什麼事情都要找他。這樣，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受到損害，黨委的集體領導受到損害，黨委書記也很難辦事。

在黨委內部，應該實行集體領導、分工負責。但是，有些黨委，把分工負責變為長期固定的“分片包乾”，而那些“包乾”的同志，又往往獨斷專行。因此，在一個黨委內部，形成了一種各自為政、多頭領導的狀態。這種狀態，使下級組織很難辦事。

這幾年來，黨建立和加強了對各方面工作的領導，取得了成績。黨委領導一切是必須堅持的原則。但是，有些黨委，也發生了包辦代替行政系統的日常工作的缺點。為了應付這些日常工作，黨委就過多地增設書記。黨委包攬的事務越來越多，使行政系統不能發揮應有的作用，同時，也使黨委自己不能集中精力好好地研究黨中央的方針、政策，進行調查研究，總結民眾經驗，加強思想政治工作，加強對各方面工作的督促檢查，把領導工作切實做好。

黨中央認為，凡是存在上面這些問題的黨委，都應該按照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則，調整內部的關係，使黨委本身的工作健全起來。

關於黨內生活，這裡還要詳細地說一下黨內民主問題。

應該指出，近幾年來，黨內生活存在著一些不正常的現象。這種不正常現象的主要表現是：

有些黨組織，不容許黨員提出不同的意見，把敢於提意見的人，隨便說成是有思想問題，甚至指為“反黨分子”。

有些黨組織，不容許黨員在黨的會議上，自由地切實地討論工作問題和政策問題，不容許黨員批評工作中的缺點，特別是批評黨組織領導人員的缺點。有些黨組織，甚至把黨員對具體工作的具體意見，錯誤地說成是政治問題和路線問題，把黨員對黨組織領導人員的批評，錯誤地說成是反對黨的領導。

有些黨組織，採取過火鬥爭和懲辦主義的辦法，鬥爭和過重地處分了有一些缺點和錯誤的黨員，甚至鬥爭和處分了堅持真理、敢於說真話的黨員。

有些黨組織，對於向上級反映真實情況的黨員，進行打擊報復。

有些黨組織，不按照黨章的規定，隨意吸收不夠條件的人入黨，隨意把黨員開除出黨。

有些黨組織，混淆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這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竟然用對待敵人的手段，審判和懲罰了一些有缺點和錯誤的黨員，甚至審判和懲罰了敢於說真話、敢于堅持真理的黨員。

由於有些黨組織犯了黨內過火鬥爭的錯誤，就嚴重地損害了黨的民主集中制，損害了黨的團結，損害了廣大黨員的積極性，使許多黨員不敢說真心話，不敢提不同意見，互相戒備，造成隔閡，心情很不舒暢。

黨內這些不正常的現象，絕對不能容許繼續存在。

大家知道，在黨內鬥爭問題上，我們黨是有豐富的經驗的。毛澤東同志總結了我們黨歷史上三次“左”傾路線注【三次“左”傾機會主義路線指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二八年四月以瞿秋白為代表的“左”傾盲動主義錯誤，一九三○年六月至九月以李立三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和一九三一年一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遵義會議前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第266、410、440頁。】時期黨內過火鬥爭的教訓，提出了正確地進行黨內鬥爭的原則，這就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經過批評或者鬥爭，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注【這些黨內鬥爭的指導原則是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總結黨內鬥爭的歷史教訓時提出的，參見毛澤東《整頓黨的作風》、《學習和時局》、《愚公移山》（《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785、892、1049頁）。一九五七年毛澤東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中，又重申並明確概括了這些原則（《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69-370頁）。——第410頁。】。但是，這幾年來，一些黨組織在進行黨內鬥爭的時候，卻把這些正確的原則置之腦後，犯了同“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相類似的錯誤。一方面，這是由於目前黨內絕大多數幹部沒有經歷過黨內過火鬥爭，不懂得如何防止或者抵制這種錯誤；有些經歷過黨內過火鬥爭的高級領導幹部，或者是重犯了過去的錯誤，或者是不了解下情，沒有及時糾正這種錯誤。另一方面，這種黨內過火鬥爭，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有些領導機關在一段時間內堅持一些政策性的錯誤，引起了是非不明的混亂現象。全黨同志應該從這裡吸取深刻的教訓。

為了使黨內生活正常起來，為了發揮全黨的積極性，一切黨的組織，都必須採取切實有效的方法，發揚黨內民主，健全黨的組織生活。

當我們加強黨的集中統一的時候，認真地發揚黨內民主，更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毛澤東同志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曾經這樣指出：“處在偉大鬥爭面前的中國共產黨，要求整個黨的領導機關，全黨的黨員和幹部，高度地發揮其積極性，才能取得勝利。所謂發揮積極性，必須具體地表現在領導機關、幹部和黨員的創造能力，負責精神，工作的活躍，敢於和善於提出問題、發表意見、批評缺點，以及對於領導機關和領導幹部從愛護觀點出發的監督作用。沒有這些，所謂積極性就是空的。而這些積極性的發揮，有賴於黨內生活的民主化。黨內缺乏民主生活，發揮積極性的目的就不能達到。”注【見毛澤東《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94-495頁）。——第411頁。】毛澤東同志的這些話，對於處在建設時期的我們的黨，同樣是非常重要的。

黨的集中統一，必須建立在民主的基礎上。只有認真地發揚黨內民主，只有提高了廣大黨員和幹部的積極性，提高了他們對黨和人民事業的責任心，黨的集中統一才能真正加強。如果黨的領導機關不善於發揚民主，不善於傾聽下級組織和黨員民眾的意見，不善於通過民主的方式去解決工作中的問題，而是習慣於官僚主義和主觀主義的領導，那就不可能實行真正的民主集中制，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集中統一。
　　發揚黨內民主的中心一環，在於充分地開展黨內的批評和自我批評。毛澤東同志歷來強調列寧提出的原則，把認真的自我批評，作為我們黨區別於其他政黨的顯著標誌之一。發揚成績，堅持真理，修正錯誤，這是推動我們事業前進的必不可少的條件，也是一個嚴肅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所必須採取的態度。既然錯誤是客觀存在的，就不應該把它隱蔽起來，不應該不去糾正。我們敢於揭發錯誤，修正錯誤，正是表示我們黨對於過去的偉大成就有足夠的估計，對於克服當前困難具有堅強的意志，對於光明前途充滿著信心，而不是相反；這正是我們黨強的表現，而不是弱的表現。

為了很好地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特別重要的是，必須鼓勵、支持和保護自下而上的批評。每一個黨員都有權利在黨的會議上對任何一個黨組織領導人員提出批評。任何一個黨組織領導者都應該虛心地傾聽黨員民眾的意見，實行“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絕對不許壓制民主，更不許打擊報復。任何黨員都有權利向上級組織一直到黨的中央，反映工作中的情況和問題，反映負責幹部的缺點和錯誤。黨的任何一級組織，對於黨員的這種反映，都必須認真負責地予以處理。黨員向黨的任何一級組織反映問題，即使所反映的情況同事實的真相還有出入，也不能受到任何形式的追究。

黨組織領導人的模範行動，對於開展黨內批評，有很重要的意義。黨的一切領導幹部，都必須力戒驕傲自滿，都必須同普通黨員一樣，接受黨組織和黨員民眾的監督。黨的一切領導幹部，不但要造成條件，使黨員民眾敢於進行批評，而且還要做出榜樣，對於自己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誠懇地而不是敷衍地進行自我批評。各級黨委的領導人，要特別注意在黨委會內部認真地發揚民主，造成暢所俗言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的空氣。

對於最近幾年來受到批判和處分的幹部和黨員，必須按照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五日中央《關於討論和試行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的指示》中的規定，實事求是地進行甄別工作，妥善地加以處理。直到現在，還有一些地方、一些部門、一些單位，對於這項工作不夠重視，進行得不夠迅速和認真，甚至有牴觸情緒，這是錯誤的。這種錯誤態度，必須立即改正。

為了健全全黨的組織生活，各級黨委必須加強對黨的基層組織的領導，經常檢查和改進它們的工作。近幾年來，不論農村或者城市，許多領導機關，都只忙於日常事務，忙於指使基層組織完成一項一項的具體工作，對於黨的組織建設和思想建設，都不管或者管得很少。這是目前普遍存在的現象。這種狀況必須改變。應該從加強黨員的思想教育著手，使支部生活健全和活躍起來，切實改變許多基層組織長期不開小組會、不開支部大會、不上黨課、黨員不起作用等等組織渙散的現象。

從目前黨內生活中所存在的問題來看，有必要向全黨提出加強組織性、紀律性的問題。

近幾年來，在黨內生活中發生了許多不正常現象，這並不是由於我們黨內無章可循，無法可守，也不是由於黨所制訂的章程、制度不正確，而是這些章程、制度在一些黨組織中，沒有被執行，或者被歪曲了，被破壞了。

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注【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於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至二十七日在北京舉行。這次大會分析了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的形勢，提出了全面開展社會主義建設的任務。毛澤東致開幕詞，劉少奇作政治報告，周恩來作《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畫的建議的報告》，鄧小平作《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朱德、陳雲、董必武等作了重要發言。大會通過了《關於政治報告的決議》、《中國共產黨章程》和《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畫（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的建議》，並選舉了新的中央委員會。八大制定了正確的路線，為新時期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和黨的建設指明了方向。——第285、413頁。】所通過的黨章，是全黨的法規，是黨的生活的準則。一切黨組織和全體黨員，都必須無條件地、不折不扣地按照黨章辦事。

根據黨章的規定，任何黨員都不準向黨說假話，作假報告，欺騙黨；任何黨組織和黨的負責人員，都不準侵犯黨員的權利，壓制批評，壓制民主；任何黨組織的負責人員，都不準濫用職權，任意鬥爭和處罰黨員。今後，任何黨員如果犯了這類錯誤，都必須給予紀律處分，直到開除黨籍；違反了國家法律的，還應該依法處理。

所有黨員，包括黨員負責幹部，都必須無例外地遵守黨的紀律，都必須模範地遵守國家法律，都不應該對於黨內外的各種不良現象熟視無睹，採取自由主義的放任態度，而要同一切壞人壞事積極地進行鬥爭。

黨中央擬定的“黨政幹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概括了黨的傳統的優良作風。三大紀律是：（一）如實反映情況，（二）正確執行黨的政策，（三）實行民主集中制。八項注意是：（一）參加勞動，（二）以平等態度對人，（三）辦事公道，（四）不特殊化，（五）工作要同民眾商量，（六）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七）按照實際情況辦事，（八）提高政治水平注【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七日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次全體會議通過的《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中，把“黨政幹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修改為：“三大紀律是：（一）認真執行黨中央的政策和國家的法令，積極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二）實行民主集中制。（三）如實反映情況。八項注意是：（一）關心民眾生活。（二）參加集體勞動。（三）以平等的態度對人。（四）工作要同民眾商量，辦事要公道。（五）同民眾打成一片，不特殊化。（六）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七）按照實際情況辦事。（八）提高無產階級的階級覺悟，提高政治水平。”——第414頁。】。這三大紀律和八項注意，全體黨員都必須自覺地嚴格遵守。

為了健全黨內生活，嚴格黨的紀律，必須切實加強黨的監察工作。各級黨的監察委員會，有權不經過同級黨委，向上級黨委和上級監察委員會，直到黨的中央，直接反映情況和檢舉違法亂紀行為。有些地方的黨委，對於監察委員會的工作，不是給以正確的領導和積極的支持，而是給以阻礙和限制。也有一些監察委員會，在遇到困難和障礙的時候，就放棄職責，不能為維護黨的紀律而堅持鬥爭。這些現象都是不應該有的，都必須改變。

正確地解決目前黨內生活中存在的許多問題，必將大大地提高我們黨的戰鬥力。最近，許多地方和許多部門，根據毛澤東同志關於重新教育幹部的指示和中央的決定，進行了輪訓幹部的工作。這項工作已經收到初步成效。應該認識到，輪訓幹部是當前全黨的一件大事。各地方、各部門，都應該毫無例外地進行這項工作，並且把它做好。在幹部輪訓中，應該著重學習《黨的生活的幾個問題》注【《黨的生活的幾個問題》是一九六一年九月十五日中共中央發出的《關於輪訓幹部的決定》中規定的縣委書記以上黨員幹部的學習材料。它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毛澤東、劉少奇的有關論述及中共中央有關檔案的摘錄的匯集，內容包括執政黨的地位、按照黨章辦事、嚴格遵守民主集中制、正確進行黨內鬥爭、密切聯繫民眾、加強黨的團結等六個方面。中央要求通過這個材料的學習，提高幹部的思想政治水平，增強黨性，從而正確地解決當時黨內生活中存在的各種問題。——第415頁。】這個檔案，把關於黨的建設問題的學習放在首要地位。可以肯定，這種學習，對於正確解決目前黨內生活中存在的問題，對於健全黨的組織生活，對於發揚黨的傳統的優良作風，是會發生良好作用的。

為了適應當前國內和國際的形勢，適應當前鬥爭任務的需要，中央號召全體幹部、全體黨員，都要深刻地認識自己對於黨的事業、人民的事業所擔負的重大責任，認真地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認真地學習毛澤東思想，提高覺悟，增強黨性，實現下列八項要求：（一）樹立無產階級的雄心壯志，發憤圖強；（二）加強全局觀點，局部利益服從整體利益；（三）維護黨的民主集中制，維護黨的集中統一；（四）遵守黨的紀律，對黨忠誠老實；（五）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作風和工作作風；（六）相信民眾，依靠民眾，堅持民眾路線的工作方法；（七）健全黨的生活，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八）發揚艱苦奮鬥的優良傳統。

我們的黨，有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經過長期的革命鬥爭，我們黨已經形成了自己的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我們的許多老幹部經歷過戰爭和革命的烈火的鍛鍊，許多年輕的幹部在黨的優良傳統的影響下，在革命和建設的實踐中，不斷地成長起來。如果把我們的黨比做一個人的肌體，那末，這是一個充滿了活力的肌體，它完全能夠用自己的力量，消除那些局部地、暫時地沾染到的病毒，而且在消除病毒之後，更會增加身體的免疫力。上面所說到的在我們黨內的各種不正常情況，是黨內絕大多數同志都已經覺察到，都認為是必須糾正的，而且有許多是已經糾正或者正在糾正的。在我們糾正了缺點、錯誤，改變了那些不正常的情況之後，由於我們不僅有了正面的經驗，還有了反面的經驗，我們黨的戰鬥力就會大大加強。中央相信，我們的幹部和黨員，一定能夠根據中央提出的要求，發揚優良傳統，堅持正確作風，克服一切不良傾向，使我們的黨在偉大的革命鬥爭和宏偉的建設事業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同志們！我們的前途是非常光明的。我們一定能夠把我們的國家建設好，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現代科學文化和現代國防的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但是，這個任務是艱巨的。為了完成這個任務，我們必須同全國各族人民一道，進行長期的奮鬥。毛澤東同志曾經在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注【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於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至六月十一日在延安舉行。毛澤東作《論聯合政府》的政治報告，朱德作《論解放區戰場》的軍事報告，劉少奇作《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周恩來作《論統一戰線》的重要發言。大會總結了我國民主革命二十多年曲折發展的歷史經驗，制定了正確的綱領和策略，克服了黨內的錯誤思想，使全黨的認識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統一起來，達到了全黨的空前團結。這次大會，為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國的勝利奠定了基礎。——第202、416頁。】上，號召全黨同志用“愚公移山”的精神，去推翻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兩座大山。全黨回響了毛澤東同志的這個號召，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徹底勝利，隨著又取得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現在，在中國人民面前，還橫著經濟貧窮和文化落後的兩座大山，我們同樣要用“愚公移山”的精神，把它們搬掉。我們一定要有遠大的奮鬥目標，一定要看到光明的前途，不這樣是不行的。但是，在有了遠大的奮鬥目標以後，就必須確定達到這個目標的具體步驟和具體措施。不扎紮實實地做好具體工作，光有雄心壯志，光叫口號，也是不行的。我們必須從現實情況出發，兢兢業業，勤勤懇懇，一點一滴地做好實際工作，一個一個地解決具體問題，一步一步地戰勝困難。我們必須出色地完成當前的任務，逐步地實現遠大的奮鬥目標。

同志們！要爭取社會主義建設的新勝利，我們必須團結全黨同志，並且在這個基礎上，團結全國各族人民。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在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的光輝照耀下，全黨團結起來，全國各族人民團結起來，我們一定能夠勝利完成一九六二年的建設任務，一定能夠有成效地進行國民經濟的調整工作，一定能夠逐步地實現十年奮鬥目標。

我們偉大祖國的前途，光輝燦爛！

在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的領導下，勝利前進！

我們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黨，萬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