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富》

《仇富》

《仇富》是薛涌所著江蘇文藝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圖書。《仇富》是薛涌剖析當下中國的貧富之爭,《南方都市報》拒絕刊發薛涌的文章,導致薛涌與該報的專欄合作決裂,並引發許多不同派別的學者互相攻伐,《南方人物周刊》專門做了一期“你為誰說話”的專輯。《仇富》就是以討論這個事件的文章為主,再收入其他的相關爭論文章,對仇富,以及相關的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問題有較為清晰和深入的探討。

基本信息

概述

《仇富》《仇富》
《仇富》是薛涌的又一新作,剖析當下中國的貧富之爭,薛涌曾經著文批評茅于軾的“為富人說話,為窮人辦事”,引發了一系列的爭論, 《南方都市報》拒絕刊發薛涌的文章,導致薛涌與該報的專欄合作決裂,並引發許多不同派別的學者互相攻伐,《南方人物周刊》專門做了一期“你為誰說話”的專輯。《仇富》就是以討論這個事件的文章為主,再收入其他的相關爭論文章,對仇富,以及相關的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問題有較為清晰和深入的探討。

簡要介紹

作 者:薛涌
出 版 社:江蘇文藝出版社
出版時間:2009年10月
定 價:29.80元
I S B N :9787539933955
圖書分類:人文社科>>社會學

內容簡介

薛涌薛涌
中國的窮並不是仇富所致,而是貧富分化太嚴重、窮人缺乏保護的結果。這也是亞當·斯密的觀點。主流經濟學家和自由派至今對此也無法面對。《南方都市報》的編輯槍斃我的稿件,一個潛在的原因就是他們認為中國讎富情緒太危險。其實,這不過是一種本末倒置的看法。我從來不認為中國傳統有嚴重的仇富傾向。相反,中國自明清以來經濟非常市場化,社會對貧富分化的容忍力比其他社會恐怕更大。如今世界的發達地區,香港、新加坡等地貧富分化就屬於最大的,社會也很穩定。這說明中國文化中並沒有特別的仇富傳統。同時,我們再看看世界上貧富分化最嚴重的三十幾個國家,哪個國家的仇富情緒不威脅社會穩定?人都是人。中國人未必是更好的人,但也不一定是比人家更壞的人。一個社會貧富分化到了這個地步,換誰當窮人都會仇富。中國的窮人相對還算厚道的。

主要目錄

第一部分前言:
我為什麼要辯論?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取得了不可否認的成就。批判這些人不是要抹殺這些成就,也不是貶低他們過去的業績。但是,中國是個走向未來的國家。中國已經發展到了這樣的地步:沒有政治體制的改革,經濟體制的改革不僅無法深入,而且其果實也無法長久保持。
第二部分各方反響:
你為誰說話?徐友漁不喜歡我批判茅于軾,一個理由是茅于軾是為窮人辦事,是個好人,我不該拿他開刀。我願意相信他是好人。但是好人可以說錯話,為窮人辦事的人可以用自己說錯的話危害窮人的利益
第三部分最低工資制:
右翼專制主義的表現哈耶克認為,從右翼專制向民主過渡,比從左翼專制向民主過渡要容易些。看看戰後的世界歷史,這話當然有些道理。但是,右翼的專制也是專制。民主才是我們的社會理想。

主要觀點

這部集子,以我幾年以來和吳敬璉、江平、茅于軾等人的“單方面辯論”為主幹。之所以說是“單方面”,主要是因為這些人從來沒有對我的批評正面回應過,甚至一直在迴避和我辯論。是不是我的觀點過於淺薄、不值得回應呢?有位朋友告訴我:在北京由眾多方家出席的學術會議上,我的觀點不斷地被提起來批判,甚至成為會議的主題,但批判者都迴避提我的名字,好像生怕沾上是非。我的言論的“惡劣影響”,也是被這些人所深惡痛絕的。
薛涌薛涌

《仇富》第一輯 最低工資制:右翼專制主義的表現
最近的中國,有一股右翼專制主義的思潮正在崛起。這種思潮的危險在於,它的倡導者常常是過去的自由派人士,對抱有自由主義價值的人有相當的迷惑性。我們如果對之喪失警惕,使之占領我們的體制,中國現代化的轉型就又添一番曲折。這種右翼專制主義的思想,在一些主流經濟學家的言論中已經體現得非常清楚。比如他們幾乎一致排斥老百姓對改革的參與,對網上民意充滿了恐懼。從張維迎的“正確的觀點不用投票”,到樊綱的“網民不代表民意”,他們想方設法地阻止而不是鼓勵老百姓的政治參與,把老百姓的心聲妖魔化為“非理性”。
《仇富》第三輯 各方反響:你為誰說話?
我批評茅于軾,也絕不是立足於一個標題。茅文的標題,根本不可能像徐先生想當然的那樣改成“既要為富人說話,也要為窮人說話”,因為那樣只能是說廢話。茅老至少比徐先生老實,承認自己有側重。比如,他在另外一篇題為《只有富人得到保護,窮人才可能變富》的文章中,曾經講過下面一段話,同樣被我拿出來批判,卻一直被人們所忽視。市場經濟和計畫經濟不同,前者是人權的平等,它必然造成收入的不平等,因為人與人不同,能力有大小,運氣有好壞。後者是經濟的平等,它必然有人權的不平等做後盾,只有強制性地壓制優秀分子才能做到經濟上的平等。

仇富情緒

旅美學者薛涌最新所寫的《仇富》一書中有這么一句話:“當掠奪起家可以被正當化時,當剝奪普通百姓的所有權也成了市場規則時,針對這種掠奪而產生的‘仇富’情緒就有了堅實的理由。我們必須對這樣的不義之財說‘不’。” 薛涌這裡所指“剝奪普通百姓的所有權”的是城市拆遷問題:“一紙拆遷令讓大批尋常百姓的祖產、祖居就被剝奪,受害者只獲得了很少的補償,甚至受到暴力驅趕。”
往深處想,並不是公眾跟財富有什麼深仇大恨,而是一些靠鑽空子或利用官商勾結一夜暴富的財富路徑丟掉了起碼的公平,公眾從百富榜看出的這種非正常化的財富病態恰恰說明我們的有些制度急需改革,制度中露出的那些空子急需彌補。應該說,跳出了獵奇眼光的這種公眾審視,才是百富榜帶給我們的真正之幸。應該反思的還有那些對百富榜大肆渲染的畸形報導。雖然說是公眾對於財富的獵奇心理成就了胡潤的百富榜,但把其當做至寶般的渲染報導完全偏離了公眾心理層面的接受均衡性。中國人民大學一位傳播學領域的專家最近在雲南日報報業集團舉辦的講座上曾舉過一個例子:某電視台剛剛報導完一個急需救助的貧困婦女患絕症的新聞,下面立馬播放了一則某品牌倡導的極其奢華的生活,落差巨大的對比到底是在詮釋一種什麼樣的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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