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上海太原失陷以後抗日戰爭的形勢和任務》1937年11月12日，毛澤東在延安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題為《上海太原失陷以後抗日戰爭的形勢和任務》的報告，強調必須堅持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明確指出在黨內在全國均須反對投降主義。
這篇文章能夠感覺出毛澤東對於兩個階級即使能夠達到同一效果或目的，然而由於出發點的不同，而對反對黨做法不屑的態度。當然，這樣的態度或許只是文字上的一種春秋筆法。
眾所周知，國共兩黨的合作只有是在受到外來侵略時候才可能發生，而一旦外來侵略者失敗了，那必然將導致階級利益的不同上升到國內的首要矛盾，而這樣的矛盾又是絕對不可避免和調解的，國共雙方都希望自己的階級利益主張能夠完全實現。所以文中的很多文字就能夠讓人讀到那些平靜之下的波濤洶湧。
毛澤東認為：盧溝橋事變以後，黨內的主要危險傾向已經不是“左”傾關門主義，而是右傾機會主義，即投降主義；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存在著左、中、右三個集團，而大地主和大資產階級的右翼集團是民族投降主義的大本營。因此，他提出：“在黨內，反對階級對階級的投降主義”；“在全國，反對民族對民族的投降主義。”他還再次強調了共產黨在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明確指出：“這個原則的說明、實踐和堅持，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戰爭引向勝利之途的中心一環。”
相關背景
抗日戰爭爆發以後，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但是，由於國共兩黨奉行著兩條不同的抗戰路線，國民黨的正面戰場和共產黨的敵後戰場出現了兩種不同的局面。國民黨正面戰場雖對日軍的侵略進行了英勇抵抗，但由於其奉行片面抗戰路線和消極防禦的作戰方針，不斷遭受了嚴重失敗。
1937年11月8日，山西太原失陷，華北大部淪於敵手；11月12日，上海失守，日軍繼續向南京進逼。從10月起，國民黨即通過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與日本進行秘密接觸，試探媾和條件。八路軍在華北敵後戰場上，正確執行了共產黨的全面抗戰路線，一面積極配合國民黨正面戰場作戰，一面深入敵後發動民眾，建立抗日根據地，廣泛開展敵後游擊戰爭，給日軍以沉重打擊。但是，在黨和軍隊的一些工作中出現了過高估計國民黨的抗日積極性，過分遷就國民黨等右的傾向。
評論
《上海太原失陷以後抗日戰爭的形勢和任務》一 目前形勢是處在片面抗戰到全面抗戰的過渡期中
這一部分中，毛澤東雖然肯定了國民黨之間所做出的抗日努力，但是由於階級立場的不同，毛澤東對於國民黨的抗日實質還是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當然，毛澤東更無法容忍自己的政黨和軍隊在被國民黨同化的狀態下進行抗戰，毛澤東視為這是一種罪過。例如“（五）這是共產黨的抗戰主張和現時國民黨的抗戰主張的原則分歧。如果共產黨員忘記了這個原則性，他們就不能正確地指導抗日戰爭，他們就將無力克服國民黨的片面性，就把共產主義者降低到無原則的地位，把共產黨降低到國民黨。他們就是對於神聖的民族革命戰爭和保衛祖國的任務犯了罪過。”
而在“（七）”中，談到的有關國際援助的問題大致也是如此。雖然，當時美蘇兩大陣營都沒有太多的對於中國的抗戰的援助，然而由於階級立場的不同，毛澤東對於兩邊的看法則是完全不同“英、美、法等國政府為它們自己的帝國主義的利益表示援助中國，還限於口頭上的同情，而沒有什麼實力的援助。”“蘇聯正在準備用實力援助中國。”其實了解這段歷史的人都明白，整個抗戰時期美英的援助是要大於蘇聯的，蘇聯的援助大多集中了中國的東北，物資以及人員方面對於延安方面的援助其實並不是太多，而如果日本不威脅到蘇聯在西伯利亞的利益或許，蘇聯很有可能並不會派兵。
當然，從國民黨方面而言，被共產黨說是“片面的抗戰”，其實和共產黨一樣，只是站的階級立場不同罷了。當時的共產黨只視工農階級為人民，而在當時的中國這樣的階級定義很容易就讓共產黨站在了人民的立場上，而國民黨背離了人民的立場。
二 在黨內在全國均須反對投降主義
其實這一部分更能夠看出共產黨擔心自己軍隊在“抗戰”這個特殊時期由於某些聯繫而被國民黨給同化。其實在兩黨長期以來的對立競爭的態勢中互相同化是一直就存在著，也是兩黨一直防範的。
“（十九）還在四月延安黨的活動分子會議時，又在五月黨的全國代表會議時，特別是在八月中央政治局會議（洛川會議）時，我們就提出了這樣的問題：在統一戰線中，是無產階級領導資產階級呢，還是資產階級領導無產階級？是國民黨吸引共產黨呢，還是共產黨吸引國民黨？在當前的具體的政治任務中，這個問題即是說：把國民黨提高到共產黨所主張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和全面抗戰呢，還是把共產黨降低到國民黨的地主資產階級專政和片面抗戰？”
“（二十一）幾個月以來，主要是抗戰以來，共產黨中央及其各級組織，對這種已經發生的和可能發生的投降主義傾向作了明確而堅決的鬥爭和必要的預防，並且收到了成效。
在參加政權問題上，中央發出了一個決議案的草案。在八路軍中，開始向新軍閥主義傾向作鬥爭。這種傾向，表現在紅軍改編後某些個別分子不願意嚴格地接受共產黨的領導、發展個人英雄主義、以受國民黨委任為榮耀（以做官為榮耀）等等現象上面。這個新軍閥主義傾向雖然和表現在打人、罵人、破壞紀律等等現象上面的老的軍閥主義傾向同其根源（把共產黨降低到國民黨），同其結果（脫離民眾）；然而它是在國共兩黨統一戰線時期發生的，它帶著特別大的危險性，所以特別值得注意，需要堅決地加以反對。因受國民黨干涉而取消的政治委員制度，因受國民黨干涉而改為政訓處的政治部的名稱，現在已經恢復了。提出了“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這個新的戰略原則，並堅持地執行之，因而基本上保證了八路軍作戰上和工作上的勝利。拒絕了國民黨派遣他們的黨員來當八路軍幹部的要求，堅持了共產黨絕對領導八路軍的原則。在各革命的抗日根據地，同樣提出了“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這個原則。糾正了“議會主義”傾向（當然並不是第二國際的議會主義，這種議會主義在中國黨內是沒有的），堅持了反對土匪、敵探和破壞者的鬥爭。在西安，糾正了兩黨關係上的無原則傾向（遷就傾向），重新開展了民眾鬥爭。在隴東，情況和西安大體相同。”
而在關於民族對民族的投降主義當中，我們也能很清楚看見共產黨對於國民黨的同化“（二十六）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左翼集團是共產黨率領的民眾，包括無產階級、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民眾。我們的任務，是用一切努力去擴大和鞏固這個集團。這一任務的完成，是改造國民黨、改造政府、改造軍隊的基本條件，是統一的民主共和國建立起來的基本條件，是變片面抗戰為全面抗戰的基本條件，是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基本條件。”
從這些文字當中我們能夠看到，國共兩黨的合作從一開始以來就只不過是一張砂紙，很輕易就能夠戳破。共產黨一面要求能夠得到國民黨抗戰支持，另一方又希望保持自己的獨立性，這在世界軍事史中都是被看作不可能的事情，也是被看做極其危險的軍事活動。而國民黨此時也不希望共產黨因為抗戰而把自身力量壯大。雙方其實都很明白抗日戰爭對於國內局勢的實質是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