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伯恩施坦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則認為它“否定馬克思主義中的勞動價值論、經濟決定論，否定階級鬥爭，認為資本主義並未瀕臨崩潰的邊緣，資本並沒有集中到越來越少的人手裡，中產階級並未灰心失望，工人階級並未遭受日益沉重的苦難”。他們認為修正主義篡改馬克思主義的根本原則，閹割馬克思主義的根本精神，麻痹工人階級的革命意志，否定馬克思主義的方向。在哲學上修正主義背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用庸俗的進化論詭辯論代替革命的辯證法”
修正主義1950年代，中共、蘇共批南斯拉夫的狄托走修正主義路線；1960年代中蘇論戰期間，中共稱蘇共是“現代修正主義”，蘇聯被稱為“蘇修”，而蘇共則認為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的樣板。在這期間，通常被指為修正主義的一方在某些方面反對極“左”、具有探索性，而指責者則認為自己才是堅持馬克思主義。60年代前期中國共產黨開展的各類政治和思想鬥爭均是圍繞著“反修防修”展開的，最終結果導致了“文化大革命”階級鬥爭擴大化。
在中國，後來鄧小平對此作了總結，認為各方都應檢討自己的錯誤，並對“九評蘇共”中存在的問題做了反思。之後，中共比較少用“修正主義”這一概念。與此同時，國際上的一些左翼政黨，包括一些如尼泊爾共產黨（毛派）的毛主義政黨則認為中國自從鄧小平執政以來走上了修正主義的道路。
詞源
馬克思誰是提出“修正主義”這一詞的第一人？專家考證，不是列寧，而是著名的第二國際左派領袖、女社會活動家、理論家、德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的羅沙·盧森堡。
1899年1月，伯恩施坦出版了《社會主義的前提和社會民主黨的任務》一書，聲稱對社會主義的理論作“一次修正、審視和析疑的嘗試”。但多次聲明自己不是修正主義者。4月，盧森堡在她出版的《社會改良還是社會革命？》一書中，對伯恩施坦的一些觀點進行批判。指出：伯恩施坦抽掉了做為社會主義科學基礎的依據，即資本主義經濟不斷增長的無政府狀態以及必然崩潰的後果。她的結論是：“修正主義理論，整個說來，可以用這樣一句話表現出它的特徵：這是以庸俗經濟學的精神以資本主義停滯論為依據的社會主義停滯論。”這樣就有了“修正主義”這個詞。但是，盧森堡對伯恩施坦的批判還不夠深刻，影響也不大。
第二國際
第二國際修正主義，是第二國際後期出現並盛行的為迎合資產階級需要而系統修改、歪曲、否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一種思潮。19世紀40年代馬克思主義誕生之初並未在工人運動中占主導地位。在近半個世紀時間內，工人運動內部許多流派是公開反對馬克思主義的。到90年代,馬克思主義已經戰勝工人運動中的其他一切思想體系。馬克思主義的勝利，引起資產階級更加猛烈的攻擊。1895年F.恩格斯逝世後，曾經是正統派馬克思主義者的E.伯恩施坦於1896～1897年以《社會主義問題》為總標題發表5篇文章,對馬克思主義進行“修正”，立即獲得德國社會民主黨內機會主義者的支持。在《社會主義月刊》上，很快出現“修正主義”一詞，以表明這些人自詡要公開修改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1899年，伯恩施坦出版他的修正主義代表作－《社會主義的前提和社會民主黨的任務》得到各國機會主義者的擁護，隨即形成一個國際性的修正主義派別。1900年以後，馬克思主義者開始使用“修正主義”一詞作為貶義詞批判以伯恩施坦為代表的修正派。
修正主義者在哲學方面以庸俗的進化論代替辯證法，以唯心主義代替唯物主義，主張“回到康德那裡去”，把歷史唯物主義歪曲為經濟唯物主義，認為社會主義的勝利並不取決於內在的經濟必然性。在政治經濟學方面，否認勞動價值和剩餘價值學說，提出經濟發展中的新現象——卡特爾、托拉斯等已提供根本消除危機的可能，認為資本主義必然崩潰的理論是站不住腳的。在科學社會主義方面，抹煞階級鬥爭，主張階級合作，否認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宣揚社會改良，認為社會民主黨的本來面目應該是改良黨，社會主義是自由主義的正統繼承者。
修正主義是工人運動和平發展時期和帝國主義政策的產物，它的社會支柱主要是帝國主義豢養的工人貴族階層，資產階級在策略上從暴力鎮壓轉向側重和平收買，使修正主義在工人運動中泛濫起來。各國社會主義政黨內的左派曾經不同程度地開展反對修正主義的鬥爭。以В.И.列寧為首的布爾什維克堅決批判俄國黨內的孟什維克並在組織上與之決裂，堅持發展馬克思主義來反對修正主義，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轉折關頭保衛了馬克思主義。第二國際的大多數政黨由於批判不力,使修正主義在黨內逐步占上風，大戰爆發後黨的領導集團背叛無產階級，轉向支持本國帝國主義政府的戰爭政策，鼓吹社會沙文主義，導致第二國際瓦解。
特徵
蘇聯標誌（二）在國際問題上，對帝國主義妥協退讓，實行無原則的和平共處，是現代修正主義的共同特徵。因此他們必然放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旗幟和反帝的旗幟。赫魯雪夫的“和平共處”和戈巴契夫鼓吹的“全人類的利益超出一切階級、集團的利益”就是他們的口號。列寧說，帝國主義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前夜，現在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其實並沒有過時，但卻被他們丟到九霄雲外去了。
史達林（四）在建設路線上，他們共有的特徵是對市場經濟論和私有制驅動力的迷信，為了掃除改革制度的強大阻力，他們聲嘶力竭地把計畫經濟貶斥為“史達林模式”，把它說的一無是處，而實際上卻難以解釋蘇聯為何在短短的時期內發展為如此強大的國家。其目的無非是以資產階級的新自由主義來代替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以資本主義的私有制來代替已經實現的公有制而已。
（五）在依靠誰的問題上，他們天天都說依靠人民，依靠工人階級，實際上卻天天在改變其主人翁的地位，收回其已到手的福利，並是其淪為資本的僱傭奴隸。而其真正依靠的卻是黨內外的資產階級，把無產階級專政演變為資產階級專政。
蘇聯修正主義
蘇修是蘇聯修正主義的簡稱。從1956年到1966年的10年間，過去“親密無間”的中蘇兩黨突然翻臉相向，中共批判蘇共是“修正主義”，蘇共則指中共為“教條主義”，雙方起初密函對責，繼而公開論戰，由意識形態之爭發展到指著對方領袖點名道姓地互罵，兩黨、兩國關係遂急劇惡化，終致爆發1969年的中蘇邊界武裝衝突。中國從此把蘇聯視為主要敵人，為了鉗制蘇聯而於1972年與美國復好。“中蘇大論戰”的遺恨延續了30年，直到1989年戈巴契夫訪華中蘇兩黨的關係才算回歸到正常化。事雖不遠，如今竟無幾人能說得清兩黨當年究竟有何深仇大恨。20世紀80年代以來，當初專用於指責蘇聯和蘇共的“修正主義”、“蘇聯社會帝國主義”等辭彙已基本上從官方的意識形態話語中消失，這段本來就深藏種種隱情的歷史被掩埋得不露痕跡，70年代以後出生的人甚至可能一無所知。定義：蘇修,是指蘇共對客觀世界、社會生活等所持有的系統的理論和主張,是打著社會主義旗號的資本主義,是大國沙文主義的體現。
當時，中國與蘇聯的爭論,相互指責頻頻見於報端.以下就是於1975年2月發表在《人民日報》的一篇文章>.
蘇修是當代最大的一個國際剝削者：近幾年來，蘇修社會帝國主義頭目特別起勁地鼓吹所謂發展同世界各國的“互利”貿易和“經濟合作”。他們打著“社會主義”的招牌，編造蘇修是第三世界“天然盟友”的神話，儼然以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的救世主自居。
但是，謊言終究掩蓋不了現實。大量的事實表明，蘇美兩個超級大國，是當代最大的帝國主義國家。而蘇修更是野心勃勃，一心想取代美國，稱霸世界。它不僅奴役和掠奪第三世界國家和人民，而且欺負和剝削一些第二世界國家。蘇修社會帝國主義已經成為當代最大的一個國際剝削者。
一、馬克思曾經指出：“殖民者把殖民地變成原料產地，並通過不等價交換和投資進行殘酷剝削”。在蘇修叛徒集團統治下，蘇聯國內已經全面復辟了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規律同樣支配著蘇修統治集團的行動。今天，蘇修社會帝國主義在廣大的第三世界，正瘋狂地推行新殖民主義和大國霸權主義，採取種種卑劣手法，對第三世界國家和人民，進行野蠻的掠奪和剝削。
赫魯雪夫蘇修進行新殖民主義掠奪的另一種形式，就是仿效美國的“跨國公司”，在第三世界大力興辦所謂“合股企業”和“聯合公司”，進行直截了當的投資，直接榨取當地人民的血汗。目前，蘇修同開發中國家合辦的這類企業，已經遍及開採工業、加工工業、貿易、運輸等重要經濟部門。在有的國家裡，雖說是“合股企業”，但對方的股份是蘇修的貸款，實際上是蘇修出資本，別國出勞力而已。蘇修通過這類企業，不僅搜颳了大量的利潤，而且掠奪廉價勞動力和資源，推銷蘇制工業品。
蘇修剝削第三世界國家和人民的另一個主要手段，是不等價交換。儘管蘇修口裡說什麼“互利”貿易，實際上，乾起剝削勾當來，並不遜於那些貪婪的資本家。它不僅利用已經存在不等價交換的國際市場價格，牟取暴利，而且通過“援助”、“合作”、逼債等手段，以壟斷高價銷售工業品和低價收購食品和農礦原料，無恥地剝削第三世界人民。據不完全的材料估算，從一九五五年以來的十七年中，蘇修對第三世界不等價交換的剝削額達一百十三億美元，給廣大亞非拉開發中國家造成嚴重的損害。
蘇修利慾薰心，但又底子虛弱，資本不足，因此挖空心思，大搞投機倒把，成為一個無恥的國際投機商。近幾年來，蘇修這種倒賣別國商品、賺取暴利的行徑更是變本加厲。不久前，它借西方石油短缺之際，從阿拉伯國家低價購買石油，然後高價出售。為了攫取利潤，它甚至可以不顧信義。蘇修曾根據協定供給一個非洲國家一批水泥，但水泥運抵後，它竟擅自廢棄協定，以高價售給私商。當地報紙怒斥蘇修的行為是“不守信譽”的“海盜行徑”。
此外，蘇修還利用軍火交易，敲詐勒索，牟取高利。僅以中東地區為例。到一九七四年為止，蘇修對這一地區的武器銷售額就達一百三十五億多美元，每年從這些國家取得了神話般的利潤。蘇修社會帝國主義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軍火商之一。
二、列寧指出：“帝國主義的特點恰好不只是力圖兼併農業區域，甚至還力圖兼併工業極發達的區域”。第二世界的歐洲地區是蘇修同美國爭奪的戰略重點，是蘇修力圖進行控制和侵略的重要對象。
蘇修控制的“經互會”，是蘇修推行新殖民主義的工具。在這個所謂“大家庭”中，蘇修利用經濟上的壟斷地位，強制推行“國際分工”和“經濟一體化”，大搞什麼“協調”計畫、“生產協作”，建立“跨國公司”式的“經濟合作組織”和大型的國際壟斷組織——“國際經濟綜合體”，把一些東歐國家的經濟命脈，直接控制在自己手中，進行露骨的殖民剝削。
蘇修社會帝國主義通過“援助”、貸款和直接投資，向“經互會”國家輸出了大量的資本。在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七四年初，蘇修輸往“經互會”國家的資本，僅經濟“援助”一項就達一百多億美元，它自吹總共參與了一千三百多個的大型企業和其它項目。正如列寧曾經指出的那樣：“資本輸出的利益也同樣地促進對殖民地的掠奪，因為在殖民地市場上，更容易（有時甚至只有在殖民地市場上才可能）用壟斷的手段排除競爭者，保證由自己來供應，鞏固相當的‘聯繫’等等。”由於蘇修壟斷了參與“經互會”的一些國家重工業生產和重要工業原料的供應，因而排除了競爭者，保證了它的工業品市場。據統計，從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七三年，蘇修向保加利亞、匈牙利、東德、捷克斯洛伐克、波蘭五國銷售的工業制成品價值達三百五十多億美元（其中機器設備占一百五十多億美元），掠取了近八十四億美元的高額利潤。在對外貿易中，蘇修通過所謂“長期貿易協定”，操縱價格，控制進出口的貿易，大搞貴賣賤買，對這些國家進行嚴酷剝削。據估算，在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七三年間，由於蘇修不等價交換，使保加利亞、匈牙利、東德、捷克斯洛伐克、波蘭五國蒙受的損失竟達一百九十億美元。蘇修的頭號貿易夥伴東德受到的剝削最為嚴重，損失額達六十四億美元。
蘇修還通過“生產協作”和“生產專業化”，大量地掠奪東歐國家的農產品、工業原料和日用消費品。
自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七三年，蘇修從保加利亞、匈牙利、波蘭等國家掠走了九十億美元以上的初級產品。他們不僅幾乎全部控制了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東德和保加利亞的鈾礦開採，而且瘋狂地掠奪這些國家的稀有金屬和重要戰略原料。捷克斯洛伐克鈾礦產量的百分之九十以上、保加利亞重晶石出口的百分之九十四和鉛礦的百分之四十九、波蘭鋅出口的百分之四十三，均被蘇修拿走。由於推行“生產專業化”，保加利亞被迫淪為蘇修的果菜園。多年來，保加利亞新鮮蔬菜出口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罐頭蔬菜的百分之六十以上，水果的百分之三十以上，菸草幾乎百分之百，都是供應蘇修的。
不僅如此，各種形式的經濟、科技“合作”也成了蘇修進行掠奪和剝削的一種手段。蘇修通過這種“合作”，驅使“經互會”中一些國家成千上萬的科學家為它服務，迫使這些國家耗用巨額資金來發展蘇聯的經濟和技術，並且從中竊取科技資料，撈取實惠。
對西歐，蘇修也一直虎視眈眈，力圖進行滲透和控制。它向西歐國家拍賣蘇聯的資源，乞求貸款和技術，利用拉攏、利誘來分化西歐和美國以及“共同市場”國家之間的關係，以求各個擊破。它打著“全歐經濟合作”的招牌，擴大同西歐的貿易，以實現向西歐的擴張。近年來，蘇修趁西歐國家對石油和其他原料的渴求，高價轉賣石油，勒索西歐國家。如西德、芬蘭等都是蘇修石油的老主顧。但近年來，蘇修賣給它們的石油價格提高了好幾倍，使這些國家每年遭受巨大的損失。同時，蘇修也以石油、天然氣等資源為誘餌，使缺少能源的西歐加深對蘇修的依賴，以便伺機進行滲透。此外，蘇修還利用同西歐一些公司合股創辦“聯合公司”和建立銀行網等方式，擴大它在西歐的市場和地盤。
蘇修到處進行經濟掠奪和剝削，徹底撕掉了它宣揚的所謂“互利”貿易和“合作”的遮羞布，露出了社會帝國主義的真相，使越來越多的國家和人民認識到蘇修這個當代最大的國際剝削者的兇惡面目。
中國修正主義
毛澤東1956年2月，蘇共召開“20大”。赫魯雪夫做“秘密報告”：就事論是地揭開史達林的蓋子。由此，圍繞對史達林的評價問題展開論戰。史達林實行個人專斷，濫殺無辜，破壞民主法制，大搞個人崇拜。這一點蘇聯共產黨、蘇聯人民最有發言權。
1956年11月15日，毛澤東把列寧、史達林比做“兩把刀子”，說赫魯雪夫把史達林這把“刀子”丟了，列寧也丟得差不多了。“東歐一些國家的基本問題是階級鬥爭沒搞好，那么多的反革命沒有搞掉，沒有在階級鬥爭中訓練無產階級……”（註：《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323頁。）他認為，堅持馬克思主義就應該捍衛史達林的旗幟。在蘇共決定不再掛史達林的像，並將這一決定通知中國後，中國堅持在天安門掛史達林像，並至死不渝地捍衛史達林這面旗幟。“我們天安門前掛史達林像，是符合全世界勞動人民願望的，表示了我們與赫魯雪夫的基本分歧”。（註：《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477頁。）否定史達林就是修正主義。
由蘇共“20大”所引發的批評史達林的風浪，特別是“波匈事件”，改變了中國領導人對國內外形勢的看法。
1957年2月，《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報告，正式提出反對修正主義的問題：“修正主義，或右傾機會主義，是一種資產階級思潮，它比教條主義有更大的危險。”（註：《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392頁。）3月，毛澤東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說：“在現在的情況下，修正主義是比教條主義更有害的東西。我們現在思想戰線上一個重要任務，就是開展對修正主義的批判。”（註：《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418頁。）5月，他在《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中說：“真正教條主義分子覺得‘左’比右好是有原因的，因為他們要革命。”並斷定：“括弧裡面的‘共產黨人’，即共產黨的右派——修正主義者。”（註：《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424頁。）
中國領導人對窮與富的問題有獨特的看法。1958年4月15日，在“介紹一個合作社”一文中說：“中國六億人口的顯著特點是一窮二白。這些看起來是壞事，其實是好事。窮則思變，要乾、要革命。”（註：《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冊，第177-178頁。）10天后，在《論十大關係》中重申這一觀點說：“窮就要革命，富的革命就困難。”外國評論認為“窮是中國的動力”。中國領導人很欣賞這句話，說：“窮是動力”這句話，講得很對。因為窮就要革命，就要不斷革命。“富了，事情就不妙了。中國現在不富，將來富了，也一定會發生問題。”（註：龔育之《毛澤東的讀書生活》第173頁，三聯書店1986年版。）當時許多黨的領導人主張趁窮向共產主義過渡。於是，中國吹響了共產主義的暢想曲。“窮革命，富變修”是上述思想的邏輯發展。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在社會上形成一種“窮光榮”、“窮革命”、“富落後”、“富變修”的烏托邦思潮。只有一人頭腦比較冷靜，那就是王稼祥。他對急於過渡持有異議，並鄭重地請劉少奇向常委們和毛主席轉達他的意見，但未被採納。（註：徐則浩《王稼祥傳》第539頁，當代出版社1996年版。）
起初，反修者也說過，修正主義就是“否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否定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註：毛澤東《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在這之前也提過“反和平演變”。那是針對杜勒斯的反華言論說的。可是，反修鬥爭愈來愈脫離正確的軌道。
1959年，在廬山會議上，彭德懷按照黨的組織原則，懷著憂國憂民的心情，寫了一封建議總結建設經驗的信，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而右傾機會主義就是修正主義。張聞天那篇有理有據的充滿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氣息的發言，被戲謔為從東海龍王敖王那裡取來的“黑材料”，“好寶貝”，是“老的瘧疾原蟲遠未去掉。”（註：《毛澤東建國以來文稿》第8冊，第399,446,426,413頁。）那次會議，後來領導者做了這樣的概括：“我國也有修正主義者，以政治局委員彭德懷為首的修正主義者，去年夏季向党進攻。我們批評了他，他失敗了。跟他走的有七個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連他自己八個。我們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共192人，八個當然是少數。”（註：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1144頁。）歷史已經證明，在那次廬山會議上，彭德懷、張聞天等人，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的代表，而不是什麼修正主義者。
1962年春天召開的“七千人大會”，實際上是一次揭蓋子的大會。大會期間和會後，中央一些高層領導人，對當時的困難形勢，做了一些實事求是的正確的分析，並提出了一些戰勝困難的辦法；鄧子恢提出“三自一包”；彭德懷要求重新審查給予自己的結論。在十中會上，這些都被說是刮“黑暗風”、“單幹風”、“翻案風”。
李維漢關於鞏固和發展國內統一戰線的一些好主意，也被說成是投降主義。中國最高領導人說，我們除在國際上同“帝、修、反”的矛盾外，在國內也還有人民民眾同修正主義的矛盾。我們過去叫它做右傾機會主義，現在看，恐怕以改一個名子為好，叫中國的修正主義。（註：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1099-1100頁。）黨的八屆十中全會，實際上是對“七千人大會”的回應。
60年代前後，時任中聯部長的王稼祥，在處理國際關係方面提出了一些比較符合實際的意見。他說，無論是革命，還是建設，都“要根據自己的國情決自己的政策”。“在支援別國人民反帝鬥爭、民族獨立和革命運動時，……必須根據自己的具體條件，實事求是，量力而行。特別是在我國目前處在非常時期（三年困難）的條件下，更要謹慎從事，不要說過頭，做過頭，不要過分突出，不要亂開支持的支票，開出的支票要留有餘地，不要滿打滿算，在某些方面甚至要適當收縮”。在對待戰爭的態度方面，他主張“不要過分強調世界戰爭的危險性，……不要籠統地說，‘只要帝國主義存在，戰爭就不可避免。在對待和平共處方面，他說，那種認為，“‘帝國主義存在的條件下，不可能有和平共處’；‘必須打倒帝國主義，才能和平共處’的說法，是錯誤的。”在處理兄弟黨關係方面，他主張“要更多地自我批評，少批評別人。”（註：《王稼祥選集》第445、455、454、435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中國最高領導人對王稼祥的上述觀點進行了嚴厲地批評。1963年5月，他在接見外賓時說，對帝國主義和氣一點，對反動派（尼赫魯）和氣一點，對修正主義（赫魯雪夫）和氣一點，對亞非拉人民鬥爭的援助少一些，是“修正主義路線”。
1963年2月，中央工作會議討論了反對修正主義的問題。25日，劉少奇作《關於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的鬥爭問題》的報告。他說：“我們需要在經濟上，在政治上，在思想上，在黨國家的組織上，包括軍隊的組織上，保證不蛻化變質”。這“是生死存亡的問題，是亡黨亡國的問題，是人民當權還是少數剝削者當權的問題。”（註：《劉少奇傳》下，第949頁。）報告最後提出如何在國內防止產生修正主義的問題。劉少奇認為，貫徹黨的民主集中制，反對新的資產階級分子，在農村中組織貧下中農階級隊伍，在人民中間進行階級教育等，是防修反修的主要措施。從1963年起，在城鄉開展的“五反”運動、“四清”運動，以及意識形態領域中的大批判，其目的都是為了挖掉修正主義的根子，保證社會主義制度不變顏色。1964年1月25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向基層幹部、黨員和人民民眾進行反對現代修正主義教育的通知》（附《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的宣傳提綱》）。決定在全黨全民中進行一次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的教育運動，但劉少奇萬萬沒有想到，他竟成了中國的赫魯雪夫、資產階級司令部的總司令、修正主義的總頭目。
1964年2月，最高領導人在一次談話中，又把他認為的國內外修正主義路線作了這樣的概括，說：“三和一少”是他們的國際綱領；“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場、自由競爭、包產到戶）是他們的國內綱領。這些人中有中央委員、省委書記、書記處書記，還有副總理。他們在1962年到處宣傳，夏季我們開了一個會議，把這些東西都抖落出來。”（註：李銳《毛澤東的早年與晚年》第259頁，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這一年開展“四清”運動。為“四清”運動制定的檔案，即“二十三條”提出“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這一含有“內亂”因素的概念。認定“走資派”是修正主義者，最大的“走資派”是最大的修正主義者，是中國的赫魯雪夫。
在意識形態領域，斷定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學校培養出來的是“修正主義的苗子”，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占領了舞台，文藝界的大多數協會和他們掌握的刊物，“跌到修正主義的邊緣”。（註：《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1冊，第91頁。）照此下去，中國的一切優秀古籍，包括《資治通鑑》、《紅樓夢》等，都應燒掉。難怪人們說，“文化大革命”是“大革文化命”。
薄老（一波）對前十年黨內鬥爭的經驗教訓做了這樣的概述：“……在一定程度上，照搬了國際共運和我黨歷史上曾經多次發生過的‘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那一套。除第一次爭論沒有直截了當地說成階級鬥爭（但說過反冒進的同志離右派只50米了）以外，其餘的三次爭論都被看成階級鬥爭。與毛主席意見不同的一些同志，被看成資產階級、富裕中農、官僚主義者階級和被打倒的地主、官僚買辦階級在黨內的代表，機會主義者，修正主義者，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等等。”（註：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1264頁。）一隻腳已經沓進了“文化大革命”的門坎。
“文革”中，反對修正主義的聲浪升到了一個無以復加的高度。一方面在修正主義前面加上“反革命”的定語；另一方面又在民眾中開展“鬥私批修”運動。中國成為使用“修正主義”一詞頻率最高的國家，一切不符合“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思想，皆冠以“修正主義”。在人們的生活方式方面，女人的高髻長發，男人的尖頭皮鞋，青年的牛仔服……都被說成是修正主義。在美術界，齊白石的花鳥魚蟲，李苦禪的殘荷，黃胄的毛驢，華君武、豐子愷的漫畫……都被貼上修正主義的標籤。
在國際鬥爭中，南斯拉夫之所以被說成修正主義，那是因為那裡實行的“工人自治委員會”和自由化經濟。說全世一百多黨都不信馬列主義了，都變成修正主義或半修正主義了，那是因他們不搞武裝革命，不搬中國革命的道路，主張和平競賽、和平過渡。
有人說，十年“左”傾，反修正主義反得轟轟烈烈，十年動亂，反修正主義反得天昏地暗，此話頗有些道理。
經驗主義也升格為修正主義。1959年，毛澤東曾為《經驗主義還是馬克思主義》一書寫過這樣的批語：“理論上我們過去批判了教條主義，但沒有批判經驗主義。現在，主要危險是經驗主義。”這種批評在當時就未必是正確的。在中國的古籍和詞書中沒有“經驗主義”之說。西方所說的“經驗”是哲學範疇，經驗主義是一種系統的政治哲學，中國沒有這種哲學。中國人所說的“經驗”主要是指個人、集團、政黨的“經歷”，非哲學範疇。1959年批“經驗主義”主要是指，以周恩來彭德懷為代表的一批老同志跟不上“大躍進”的形勢。“文革”後期，“四人幫”又藉故反“經驗主義”來整老幹部。1975年3月21日，《人民日報》發表由姚文元主持起草的題為《領導幹部要帶頭學好》的社論。社論說：“十多年來的事實證明，經驗主義是修正主義的助手。”江青也在各種場合多次叫嚷：“現在我們的主要危險不是教條主義，而是經驗主義”。“經驗主義是修正主義的幫凶，是當前的大敵”。
毛澤東對“四人幫”反“經驗主義”的意圖有所察覺。4月23日，他在一份報告上批示：“提法似應提反對修正主義，包括反對經驗主義和教條主義，二者都是修正主義，不要只提一項，放過另一項”。這樣，經驗主義就包括在修正主義之內了。對教條主義的提法，也與延安時期和建國時期大不相同了。
按勞分配被說成是產生“修正主義”的根源。1974年12月，最高領導人發表關於理論問題的談話：“現在還實行八級工資制，按勞分配，貨幣交換，這些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這只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制。”“這個問題不搞清楚，就會變修正主義。要使全國都知道。”
這裡，誤解了馬克思關於“資產階級權利”（舊譯“資產階級法權”）的論述。按勞分配中所體現的等量勞動相交換的“資產階級權利”與反映資產階級生產關係的本來意義上的資產階級權利是有根本區別的。馬克思是在一種抽象意義上（一般商品交換原則）使用資產階級權利這一概念的，並不是說按勞分配本身就是資產階級性質的權利。按勞分配是在消滅了人剝削人的基礎上實行的一種分配製度，是分配製度史上一次深刻的革命，它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把按勞分配本身說成是資產階級的權利，與舊社會的工資制度差不多，這是一種誤解。當然，我們強調按勞分配並不是把它當作革命的最終目的。按勞分配是共產主義思想體系中的一個組成部分，是到達共產主義的一個必經階段。限制按勞分配，限制商品交換，不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
按照傳統的說法，有了馬克思主義才出現了修正主義，但是，中國的“修正主義”不是產生於十月革命一聲炮響送來馬克思列寧主義之後，而是產生於中國封建社會。
1975年8月14日，毛澤東談了他對中國古典小說《水滸傳》的看法：
《水滸》這部書，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滸》只反貪官，不反皇帝。屏晁蓋於一百零八人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義，把晁的聚義廳改為忠義堂，讓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鬥爭，是地主階級內部這一派反對那一派的鬥爭。（註：《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第457頁。）
如果投降也叫修正主義，豈不在原始部落戰爭之間就產生了修正主義？這與馬克思主義所說的修正主義相差甚遠。
如何看待“文革”中的“反修”？有些人至今還持“文革反修論”的觀點。如果這一觀點出於不知“文革”為何物的青年人，那是可以原諒的。如果出自理論家或經過“文革”的人，那就不可思議了。說“文革”的發動者和領導者，其主觀願望是“反修防修”，也無可厚非，但馬克思主義者是動機與效果統一論者。人們所看到或經歷過的是：“修正主義”成了打擊不同意見，推行個人專斷、並被壞人利用的工具。“文革反修”論者的根據是“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檔案——《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條》及《九大報告》，在那裡，“反修”口號確實喊得震天響，也風風火火地在各界揪出了一大批所謂“修正主義分子”。時過20多年，人們的認識應該統一在《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決議》）的基礎上。
《決議》把“文化大革命”定性為“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
關於“文革反修”的說法，《決議》進行了駁斥。《決議》說：“‘文化大革命’被說成是同修正主義路線或資本主義道路的鬥爭，這個說法根本沒有事實根據，並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論和政策問題上混淆了是非。‘文化大革命’中被當作修正主義或資本主義批判的許多東西，實際上正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社會主義原則。”那些被歌頌被宣揚的恰恰不是馬克思主義，有些甚至是封建主義。
《決議》還寫道，在國際反修鬥爭的影響下，“我們在我國進行了反修正主義運動，使階級鬥爭擴大化的迷誤日益擴大到黨內，以致黨內同志間不同意見的正常爭論也被當作是所謂修正主義路線的表現或所謂路線鬥爭的表現，使黨內關係日益緊張化”。那些被當作修正主義批判的思想、觀點、意見、辦法，大部分是從中國國情出發的，是能夠促進生產力發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是民眾創造出來的新事物，是真正的活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與修正主義毫不相干。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黨中央採納鄧小平、葉劍英、陳雲等老同志的意見，一般地不再使用“路線鬥爭”、“右傾機會主義”、“修正主義”這一類概念。這是完全正確的，是從歷史的災難中總結出來的經驗。要不然，“左派”理論家還會掄起“修正主義”這根大棒，無數次地打向改革者，打向與時俱進者，給社會主義現代事業帶來不必要的麻煩。
批判
列寧1908年，列寧為紀念馬克思逝世25周年，寫了《馬克思主義和修正主義》一文。該文從哲學、經濟學、政治學等方面，對修正主義進行了較全面的批判，並給修正主義下了這樣一個定義：“運動就是一切，最終目的算不了什麼”。“臨時應付，遷就眼前的事變，遷就微小的政治變動，忘記了無產階級的根本利益，忘記整個資本主義制度、整個資本主義演變的基本特點，為了實際的或假想的一時的利益，而犧牲無產階級的根本利益，——這就是修正主義的政策。”並認為，反對修正主義的鬥爭是“向著本階級事業的完全勝利邁進的無產階級所進行的偉大革命戰鬥的序幕。”（註：《列寧選集》第2卷，第7頁。）隨後，列寧又在《歐洲工人運動中的分歧》、《馬克思學說的歷史命運》、《帝國主義和社會主義運動中的分裂》等多篇論著中，對修正主義做了深刻的批判。
同時，列寧也指出，修正主義有來自右的方面的，也有來自“左”的方面的。
列寧對修正主義的批判，其意義遠遠超出了思想爭論的本身。列寧的言論成了第三國際的一種思維定式，符合者便是馬克思主義，不符合者便是修正主義。進一步便是前者是革命者，後者是反革命者。這種非“馬”即“修”的思維定式，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第三國際與第二國際既無繼承關係，也無統戰關係，而是革命與叛徒的關係，是徹底決裂的敵對關係。即使那些左派，例如羅·盧森堡、卡·李卜克內西、倍倍爾等人，也是冷眼相對。
這裡無意去評論列寧批判修正主義的是非曲直。但值得肯定的是：列寧和盧森堡確給修正主義規定了一個明白的定義、確切的內涵和確定的時限。
社會主義
綜述
修正主義是一種資產階級思想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的變種形式，表現為以實現個人利益最大化為最終目的，是以維護、鞏固人類社會的私有制和人剝削人制度為目標的思潮和勢力，其本質上的私慾膨脹性、相互聯合協作性、國際性都有是十分顯著的。自正式產生以後的一百多年來，就像瘟疫一樣地在共產主義運動和無產階級政黨中傳播開來，特別是當歷史發展到了20世紀下半葉，這種瘟疫曾一次又一次地以執政黨——共產黨的特殊形式，在社會主義國家中大規模地泛濫起來，一步一步地摧毀了共產黨人向共產主義目標奮鬥的先鋒模範作用，把共產黨改造成了一個個“社會民主黨”，甚至是把共產黨搞成了無產階級和勞動大眾的天然敵人；把社會主義製成了資本主義，把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引向了邪路和不歸路，給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造成了嚴重和甚至是致命的危害，導致了社會主義陣營的最終被瓦解。這之後短短几年時間裡，又像多米諾骨牌一樣先後把幾乎所有的無產階級政黨和社會主義國家搞垮，使這些代表正義力量的國家絕大多數走上了亡黨亡國之路。蘇聯
赫魯雪夫修正集團，在強大的帝國主義集團勢力和國內新生貴族勢力形成的形勢下，代表已經形成的新生資產階級貴族勢力集團，採取聰明的迂迴戰術，不斷地歪曲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本質，用部分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來否定整體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用修正主義來替代馬克思列寧主義。於1961年10月公開在蘇共二十二次代表大會上提出“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全民國家”、“全民黨”的“三和兩全”等修正主義綱領的政治路線，推出“在1980年前在蘇聯基本建成共產主義社會的口號和目標”。一是赫魯雪夫集團在政治路線方面，全面推行和實施某些資本主義國家可能實現社會主義的“和平過渡”，認為無產階級專政在蘇聯已經不再是必要的,蘇維埃國家已變成“全民的國家”，蘇聯共產黨已變成“全體人民的黨”。二是赫魯雪夫集團在經濟方面，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擴大集體農莊、農場自主權，進行工業、建築業管理改組，用地區原則取代部門原則和把經濟管理重心從中央移向地方，提倡利潤原則、強化物質刺激等。三是赫魯雪夫在對外關係方面，推行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個社會經濟體系和平共處、和平競賽的原則，認為世界大戰並非絕對不可避免；在處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社會主義國家關係上，推行大國主義、大黨主義和分裂主義，破壞共產主義政黨之間的兄弟黨準則，否定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1964年10月赫魯雪夫修正主義集團內部發生重大分裂，蘇共作出“鑒於赫魯雪夫犯有主觀主義和唯意志論的錯誤”，解除赫魯雪夫蘇共中央第一書記和蘇共中央主席團委員職務、蘇聯部長會議主席職務。但赫魯雪夫開創的政治、經濟、文化等修正主義局面並沒有結束，仍然被勃列日涅夫及其領導的蘇共較完整地保持下來。
產生根源
綜述
共產黨領導人民大眾推翻了資本主義而進入了社會主義，共產黨雖然成為執政黨，但由於社會主義不僅與資本主義兩種社會存在著特殊的天然聯繫——前者由後者經過革命而形成，仍然存在和運用著大量資產階級的法權，以及存在著許多可能讓私慾繼續膨脹的優厚條件，存在著相當數量的孳生資產階級分子和修正主義者的土壤氣候；而且國際上還存在著數量上占多數的資本主義國家勢力集團，在軍事上、經濟上、經驗上掌握著絕對優勢的資產階級勢力集團。如果不時時警惕和防止，就很容易出現各種形式的與資產階級志同道合的修正主義集團勢力，甚至造成嚴重泛濫的後果，半途而廢地把馬克思主義開創的，經過億萬無產階級流血犧牲獲得的革命成果徹底斷送。舊勢力的影響
由資本主義脫胎而降生的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在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中，遺留下許多原社會存在與發展中固有的政治、經濟、文化、思想、意識等方面的舊痕跡，存在著數量不少的小生產者和私有者，存在著勢力不小且自人類文明誕生以來就遺傳下來的、根深蒂固的縱容私慾膨脹的舊思想、舊道德的影響和作用，從根本上來說這些勢力對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社會就不那么讚賞，很大一部分人談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不知是什麼，但談起過去人吃人、人剝削人制度和曾有過的“輝煌”卻津津樂道。失去生產資料和政治統治權的地主、資產階級——剝削階級，率領著小資產階級和小生產者不斷地鼓譟，憑藉其在政治上的熟練老道和經濟上曾有過的實力、信仰上的決心，不斷地要爭取到輿論上的發言權和控制權，通過特殊的“公民”參政議政權而發揮作用，妄圖恢復能“隨心所欲”發財致富的已經消滅了的資本主義社會，這些“理論”對社會主義社會裡的勞動大眾尤其是處於執政地位的領導層，必然會產生一定程度的腐蝕和瓦解作用，而且這些原剝削階級總是要變換手法從執政的集團中尋找自己利益的代表人物，而這些當了俘虜的代表人物，就會利用其所掌握的“發言權”和“代言人”的位置，又總是自不而然地為其所代表的階級利益伺機而動，遇有合適的條件就主張並推行走資本主義道路，執政黨稍不警惕就會順水推舟、“順應天時，合乎民意”地推行起修正主義來——走資本主義道路。
蛻化變質
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一方面是由於這種社會革命運動的主體是由堅持各種理論和理想的，包括各種階級和階層、各種思想的人組成的浩浩蕩蕩大軍，金子和泥沙混雜、雜草和五穀並生，其中就不乏許多投機鑽營之徒，也不乏許多意志不十分堅強者。在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引下革命取得節節勝利的時候，或是在大革命的洪流席捲下不贊成甚至是反對馬克思主義的人物，也必然會由於某種特殊原因被捲入，這些善於偽裝的機會主義者往往裝扮成馬克思主義者和社會主義的擁護者，以不同的形式加入到革命隊伍中來。如果說這些人所具有的馬克思主義水平和革命性是表面的或短暫的，而謀求到比別人高一等的社會地位和經濟利益則，是根本所在和永恆的，所有的和一切的“主義”都是為自己轉變成為上等人服務的。當這些人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謀到理想的上等人位置後，其革命性就可能消耗殆盡或者說是到了盡頭，主要的目標變成了採取各種最有效的辦法竭盡心力地維護和發展已有的優越地位，甚至是千方百計地享受起“打天下坐天下”的上等人生活來——一群剝削階級代替另一群剝削階級，對一起奮鬥過的勞動大眾要么“施”點——“仁政”，要么發點——“善心”給予適當的安撫。如果說還有進取心，那就是再往上爬並把這種成功的奮鬥永遠固化下來，把勞動大眾奮鬥得來的幸福轉化給自己的子孫萬萬代——希望儘快走資本主義道路——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並保護下來。另一方面是革命運動中的一些意志不堅定或缺乏革命理論武裝的追隨者，也可能經受不住國內外資產階級政治的、思想的、經濟的、文化的、生活方式的引誘和拉攏，而逐步順水推舟地發展或者蛻化變質後站到修正主義——資本主義的立場上，從實踐當中感到——走資本主義道路生活原來是這么的豐富多彩，變成了修正主義的幫凶和積極實踐的推行者。
知識分子
知識分子在各個社會階段的歷史中，都是構成社會及推動社會發展不可缺少的重要有機組成部分。在社會主義社會條件下的知識分子，同樣是由學習和掌握、研究和發展、推廣和套用各種科學、知識、理論的人員構成，是推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物質文明、精神文明的一支生力軍。但由於歷史的慣性作用，有很大一部分的知識分子，對廣大的勞動大眾與自己平起平坐心裡總是感到有一種莫名的不舒服，總認為自己要高於工農勞動大眾一籌，而且由於知識分子天然地與資產階級及資本主義，存在著一種感情上的交往關係，在接觸中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和腐蝕，也很容易掌握並接受一些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的東西。可能的失誤
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嶄新的社會制度，由於沒有現成的理論和可供借鑑的成功道路，逼著堅定走社會主義道路的革命者不斷地探索、不斷地總結、不斷地健全完善，不斷地有所創新、不斷地有所發展，在探索發展道路的過程中，這就可能導致用百倍的精力奮鬥，卻收到微不足道甚至相反的效果，如果造成失誤，還要承擔失敗的完全責任。這就需要革命的無產階級隊伍中，產生出一大批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為共產主義社會而奮鬥終身的傑出領袖集團。否則，將可能走進半途而廢的死胡同。資本主義在戰勝封建主義已經有好幾百年的歷史，其在政治、經濟、文化、民主、法制等方面建設，也已經歷了好幾世紀的歷史，其成功之道堪稱博大精深。在社會主義的建設中，如何對資本主義的成功之道進行借鑑，借鑑的範圍是哪些，借鑑到什麼程度？這些都是每個馬克思主義者應該慎重處理和嚴肅對待的問題。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實踐中，不乏其主觀上是要把社會主義的事辦好，實踐中要么生搬硬套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模式，要么全盤引進資本主義的管理模式。這樣的方法倒也簡單，運行起來得心應手，出了問題也有解決的國際慣例可以遵循。但卻從根本忽視了自己的國情——堅持把馬克思主義根本原理並同自己的實際相結合，走出自己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之路；或者走與社會主義根本原則相反的道路——取消公有制——維護和擴大階級分化和加深剝削程度，忽略社會公平和社會公正、按勞取酬和共同富裕。這些難於確定變動因素，都很容易導致精明人辦傻事——不知不覺滑到修正主義的泥坑中公開橫行、泛濫。縱觀社會主義國家所走過的政治體制軌跡圖來看，基本上都是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原理，建立起了高度集中的有計畫、按比例發展的模式，這既有社會主義社會要徹底消除資本主義社會無序競爭蔽端的原因，也有被帝國主義全面而又重重包圍的客觀原因，還有社會主義建設需要集中力量辦大事、打殲滅戰的現實原因，再有無產階級領袖威望崇高的歷史原因，更有的就是長期一黨一人執政難變的特色原因。
權力高度集中的體制，如果最高權力是掌握在堅定的無私奉獻的馬克思主義者手裡，所賦予的所有權力都用到為無產者和勞動大眾謀福利上，用到無產階級的解放事業上，這種高度集權應該說是非常必要，更是不可缺少的。倘若這種高度集權的最高權力被私心嚴重的資產階級野心家和陰謀家所利用，甚至篡奪，這些人掌權後通過運用手中所掌握的權力，操縱各級政治、經濟、軍事組織為自己謀取福利來，用集權所賦予的各種能量實行起資產階級階級專政，把無產階級的權力轉變成為推行修正主義路線的狼牙大棒，虛化、烏化和污化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千方百計打擊和迫害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費盡心機地採取各種手段把廣大工人農民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物質大廈基礎，不斷地轉化為自己和少數人的私有財產，進而合理合法地對工人階級和勞動大眾進行分而治之式的無情剝削、壓迫，使用國家的鎮壓大權把勞動者再次淪為名符其實的一無所有的無產者。
也由於新產生的無產者在資本和資產階級專政的多重壓迫下，沒有人承頭也不敢承頭起來反抗——爭取自己的天然權力，更缺乏必要的組織領導而導致——勢單力薄和相互孤立無援的狀況，勞動大眾又被現代修正主義整體地推到了革命前的境地——弱勢群體。在這種情況下，這種高度的集權的體制，很容易轉化成為限制無產階級和勞動大眾再次進行革命運動的桎梏工具，變成資產階級陰謀家和野心家為自己私慾膨脹的溫床，變成修正主義能夠相當長時期內公開泛濫的利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