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天行者》但是，轉正又是他們靈魂的試金石，也是檢視他們人性的凹凸鏡。在無奈而又無望的企盼中，他們並沒有因為轉正而放棄自己的責任，而是一如既往地承擔著繁重的義務教育任務，並決心以自己的全部智慧，讓界嶺早日走出一位真正的大學生。為此，余校長甚至不惜在省城的實驗國小做了幾個月的門衛，反覆窺探各種先進的教學經驗和方法；駱雨、夏雪這些來來去去的支教生，也同樣成了他們的學習榜樣。他們謙遜地活著，卻從來不曾忘卻自己“身為人師”的責任和使命——他們一絲不苟地升起莊嚴的國旗，在夜狼的嚎叫聲中批改作業，讓孩子們知道什麼是“公民”以及“公民”的權利和義務……
更令人感佩的是，他們不僅要以自己的智慧啟蒙山區的孩子，還要以自己孱弱的身軀守護著孩子。他們每周跋山涉水、與狼群搏鬥，保護每個學生回家；他們自覺用自己微薄的收入，照顧遠途的學生吃住；他們與村長鬥智鬥勇，只是為了拿到拖欠已久的、可憐的工資；他們絞盡腦汁地對付上級的各種檢查，企盼能評上先進，用獲得的獎金來修補校舍；他們養豬、耕地、種茯苓，以維持艱難的家庭生計……可以說，他們忍受了常人難以想像的艱辛、屈辱和困頓，只是為了一個樸素的理想:盡力不讓學生失學，不讓外面的人說界嶺人“苕”，讓界嶺真正擁有自己的大學生。
當然，他們同樣也有自己的愛欲和理想。像萬站長、余校長與藍小梅之間的情感糾葛，孫四海與王小蘭之間無法公開的苦戀，每當憤懣或快樂時響起的笛聲，以及那把讓無數人牽腸掛肚的鳳凰琴……這些微妙而又豐饒的細節，同樣鮮活地展示了這些鄉村教師的人性質感: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可以說，在《天行者》中，劉醒龍以其非常熟悉的鄉村經驗，舉重若輕地書寫了一群掙扎在偏遠角落裡的民辦教師的錚錚傲骨和君子之風，包括他們的愛與恨，執著與彷徨，堅韌與焦灼。
作品評價
作者在《天行者》里塑造了一個“苕女”——葉碧秋的媽媽，並認為這是小說中他最喜歡的人物。為什麼會喜歡這樣一個傻子呢？我認為，正是因為葉碧秋的媽媽始終純粹地喜歡讀書，不帶任何功利色彩。這個人物也許反映了作者的一種信念:大山裡的村民再窮再傻，如果能保持一份對知識的嚮往，就還有希望。
我們不得不承認，在中國的鄉村(城市其實也不例外，但是城市提供給一個知識分子的出路要多一些)，知識如果不能和仕途、權力、金錢發生關係，知識的承載者的命運反而比普通人多出一份尷尬和沉重。《天行者》里的“民辦教師”，是中國歷史上真實存在並且至今仍有的一個“特殊人群”，他們出現的背景，實際上是在師資匱乏的年代，國家讓鄉村中文化水平較高的一部分人擔當起了教師的職責。他們的尷尬之處在於，掛教師之名，有教師之職，行教師之責，卻無教師之地位和待遇。他們明明就是教師，但是教師的真正身份和地位，卻要等“別人”來賞賜，這是何等的尷尬，又是何等的不公！因此，“轉正”如達摩克利特之劍，時時高懸。於是悖論出現，“轉正”本來是一種身份認同，它達到的效果應該是使人變好，但結果我們卻驚奇地發現，余校長、鄧有米、孫四海他們恰恰是在“轉正”這根魔棒的指揮下，時時焦慮，進退失據，甚至有時不得不喪失尊嚴。
那么“轉正”的本質是什麼？“轉正”後，這些鄉村知識分子的路將通向哪裡？作者用“張英才”、“藍飛”這些人物告訴我們，“轉正”通向的路其實就是另一個世界，這個世界代表的是更高的權勢，它有飛黃騰達的可能性。因此“轉正”後的“張英才”們並沒有回界嶺，而是去了教育局、團委這些似乎更有前途的地方。作者在《鳳凰琴》里對“張英才”形象的塑造是非常成功的，他們是農村的高級知識分子，無一例外，都想獲得阿里巴巴手中的“鑰匙”，打開通往另一個世界(這個世界的典型代表其實是城市，所以張英才總是看《小城裡的年輕人》)的大門。劉醒龍選擇了讓“張英才”回歸，這是作家的一種理想，可以理解，但是，在現實生活中，恐怕更多的是像藍飛一樣，一去不歸。
是不是鄉村知識分子的命運只能是“轉正”或等待“轉正”？或者說，等待別人的安排？《天行者》與《鳳凰琴》相比，張英才手中多了一枚象徵命運的硬幣。在一枚小小硬幣的反覆擲拋之間，來決定一個人的命運，最後作者選擇讓張英才拋棄了那枚硬幣，開始遵從另外一種東西，這種東西是什麼？張英才自嘲是中了界嶺的毒。界嶺的毒是一種什麼樣的毒？我認為實際是一種良知。小說中的界嶺國小代表的就是一個良知猶存的世界，這個世界反覆受到外來權力、欲望的擠壓，甚至差點消失，但是九死一生，仍舊保存，原因就是有一群像余校長這樣的人！小說中，作者借余校長之口說:“當民辦教師的，什麼本錢都沒有，就是不缺良心和感情。這么多孩子，不讀書怎么行呢？”這份良知如此之大，扛起這份良知的卻是最卑微的人，因此，《天行者》里貫穿了一份悲壯的意味。雖然如此，《天行者》里的悲壯仍不同於《鳳凰琴》，《鳳凰琴》里的鄉村知識分子完全處於被安排的地位，他們在命運面前顯得無能為力，甚至讓人同情，而同情總是強者對於弱者的。但是《天行者》中的鄉村知識分子卻成長起來，特別是孫四海的當選，讓人看到了知識的力量。從這個角度來說，《天行者》的結尾是帶有希望的，儘管這個“希望”也是通過與“村長”這一角色所代表的權力相掛鈎而獲得的，不是那么純粹，但至少也代表一種進步吧。
《天行者》是在《鳳凰琴》基礎上的再創作，憑藉著長篇的優勢，作者能夠在一個更大的時空里充分展現人物的命運，並藉此淋漓盡致地表達了自己的思想和審美理想。但毋庸諱言，正由於作者的思想非常成熟，所以筆下的人物有時候成了思想的代名詞，缺乏真實感。在《鳳凰琴》中刻畫的真實、細膩、複雜，真正做到了所謂“貼著人物來寫(沈從文語)”的張英才，在《天行者》中人物性格完全沒有發展，甚至徹底被放棄，最後只是為了體現作者的理想才讓他出現，讀來不僅覺得突兀，而且也缺乏可信度。當然，這可能是讀者對作者的一種求全責備吧，對於劉醒龍這樣優秀的小說家，讀者有理由要求他寫得更好。
創作訪談
問：早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您創作的《鳳凰琴》的故事感動了無數人，時隔十餘年後，您怎么會再次想起續寫《鳳凰琴》，續寫民辦教師們的生存情狀，是什麼緣由調動了你的創作熱情？
答：中篇小說《鳳凰琴》在《青年文學》1992年第五期發表後，編輯收到大量讀者來信，有許多人提出希望讀到《鳳凰琴》(續)。時任中央黨校副校長的高揚同志，曾在《光明日報》上著文，也提及這樣的希望。我沒有趕那個熱潮，一方面是個人性格，不喜歡隨大流，就像這些年流行淺俗易讀的小長篇，而我偏偏要寫被人疑問“百萬字的長篇誰看”的有大的內容的厚重之作。另一方面，也有某些善意誤讀的原因，如果普遍地染上“集體無意識”，不去細心地發現文本的真實意義，那樣的寫作不僅是無效的，甚至是負效果的。然而，這並等於說，我不想寫。事實上，這么多寫我一直在悄悄做著準備，無論是在青藏深處，還是東南沿海，只要有機會見到鄉村學校，哪怕只是進去看上一眼，我也要進行一定的了解。並用各種形式，記錄下許多靈感。這么多年，有過太多想動手寫作的欲望。去年有機會遇上一位來自西北的同行，他告訴我，在他的家鄉，鄉村教師們人手一冊《鳳凰琴》，那些困難得不知道什麼叫困難的老師們，將《鳳凰琴》當作經書來讀。然而，這還不是最終的原因。這之後，我讀到一位同行的文章，寫的是在汶川地震中遭受滅頂之災的映秀國小樊曉霞老師，與丈夫結婚後分居的十四年中，夫妻倆一直在讀《鳳凰琴》，一邊傷心落淚，一邊又用小說的主人公來安慰自己。十四年後，剛從高山上的教學點，調到映秀國小，與家人團聚，就被大地震永遠地奪走生命。這兩件事，都讓我為之震撼。特別是後一件事，讓我覺得讓《天行者》成書的時候到了。
同樣是寫民辦教師的故事，如何處理《天行者》與《鳳凰琴》的關係，您延展這一故事所遵循的原則是什麼？
答：一九九二年我寫中篇小說《鳳凰琴》，只是因為心存感動。事隔十一年，當我寫完長篇小說《天行者》時，我發現自己的內心裡充滿感恩。因為，我看得見，如果沒有那些可以被後人認為是水平不高的鄉村教師哺育，那個時代的鄉村心靈只能是一片荒漠。
您認為，您在《天行者》中最大的突破點是什麼？那些地方超越了《鳳凰琴》？
答：十一年前，我還年輕，很自然地選擇了表現一顆躁動不安的心，如何與天荒地老的鄉村發生契合。十一年的時光讓我的心蒼老許多，命運也開始展現其無可抗拒的力度。就像映秀國小的樊曉霞老師，在那么美麗的女性身上，其命運的荒誕，讓我一下子看到了鄉村知識分子的命運本質。
具體來說，《天行者》的故事虛構的成分有多少？請舉例談談哪些是現實生活的影子？小說故事有原型嗎？
我寫小說從來沒有原型。從《鳳凰琴》到《天行者》，雖然我清楚地記得當初教育我的那些鄉村教師，也清楚地記得我的那些當了鄉村教師的國小同學與中學同學，雖然我遇到過許多自認為是這些小說中“主人公”的可敬的鄉村教師，也遇到一些硬將毫不相干的人強說成是我的寫作原型的輕浮的研究者，可是我還是要說，如果真有原型，那也只能是普天之下的每一位鄉村知識分子。
與當年寫《鳳凰琴》的時代、環境都不一樣，十餘年後，農村生活、學校教學條件的改善都發生很大變化，那么在這樣的背景下再去寫《天行者》，寫作的視角、對人物性格的塑造等方面，是不是要刻意與《鳳凰琴》保持一致？(重點回答)
答：或許今後我還有機會寫一寫十年後的今天，鄉村知識分子的生命狀態。但在這部小說中我所表述的，只是“二十世紀後半葉在中國大地上默默苦行的民間英雄”。小說以民辦教師們所經歷的三次轉正，而分成三個部分，因為一次比一次荒誕，因而一部比一部疼痛。半輩子都在盼轉正的民辦教師，當機會來臨時，那些猶如第二十二條軍規的政策，反而讓他們徹底失去轉正的可能。
這次寫《天行者》，與十餘年前寫作《鳳凰琴》的心情有什麼不同？
答：對長篇小說的把握，實質上是對命運的參悟。而中篇小說，能將生命在某個時刻的狀表現生動，便是一種成功。
您在小說中，經由萬站長提到一個概念，“界嶺國小的毒”，“這三個人會讓你中毒的”，這種“毒”讓張英才在離開數年後，又回到界嶺國小，也讓土生土長的葉碧秋，時刻想著在自修大學畢業後，回到界嶺教書。在您的眼裡，“界嶺小說的毒”究竟是什麼？支撐這些民辦教師天地的力量究竟是什麼？
答：誠如萬站長自己所說，他早就中了“界嶺國小的毒”，所以才無時無刻不在懷念。這種所謂的“毒”，可以簡單地看成是，人們總在嚮往的人格魅力。昨天上午，我接到生產建設兵文聯創作研究室主任錢明輝的電話，他剛讀完《天行者》，在讀的過程中，妻子很奇怪說他這么大年紀了，還不時去找毛巾。錢明輝簡單介紹過後，妻子從他手裡拿過這本書，接下來反而是他的妻子，不停地要毛巾擦眼淚。我與明輝兄，只是十幾年前見過一面，他很感慨地說，雖然兵團內部沒有民辦教師，但這些民辦教師實在是太感動人了。對於毫不熟悉民辦教師生活的人來說，人格魅力是沒有界限的。
在創作中遇到的最大困難是什麼？現在回頭來看，小說是否留有遺憾？(重點回答)
答：一個成熟的作家要善於控制自己的寫作情緒，激憤是小說的天敵。我不清楚自己是不是做到了這一點。當然，就這部小說來說，即便是在這一點上作得不好，我也不會遺憾。
小說中寫到了多個人物，包括余校長、孫四海、鄧有米、張英才、余志、李子、葉萌、葉碧秋等，在這些人中，你最喜歡的是誰？為什麼？張英才是個什麼性格的人？您是否在張英才身上寄予了您的審美理想？(重點回答)
答：我喜歡鄉村中所有的人。在這部小說中，我最喜歡的是葉碧秋的那位苕媽。信不信由你，在豐厚而神秘的鄉村，一棵從不言語的大樹都會是曠世的智者。
小說對夏雪的悲情塑造似乎過於殘酷，這樣塑造她的好處在哪裡？
答：也許生活中，像夏雪這樣既時尚又純美的女孩，是唯一的。我希望她是一種美的標本。我更希望她是一種美的真實。
說到農村教育，這些年有許多大學畢業生前往農村支教，他們的到來應該為農村師資力量注入新鮮活力，對於這支隊伍您怎么看，如何評價鄉村民辦教師以及支教大學生所做的工作？
答：我敬重一切前往鄉村任教的人，不管他們是以何種理由，也不管他們心懷何種想念，哪怕他只在某所學校里呆上一個星期，只有他教會孩子們一個字。
你想在《天行者》中表達您的一種什麼樣的情緒，是對民辦教師的同情，還是對教育體制的控訴？您在《天行者》中對民辦教師和農村教育的思考是什麼？與寫作《鳳凰琴》時的思考有什麼不同？
答：在好的小說中，所描寫的某種行業，只是背景與載體，目的是讓思想的舟駛向遠方。與民辦教師之卑微相同的職業還有許多，好的小說不應當被理解寫了這個行業，就是為了解決某個行業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從中發現生命在最卑微時所展現出來的偉大意義。
現在許多地方取消了民辦教師，對於“民辦教師”這個職業行將終結您如何評價？您曾說過他們是“二十世紀後半葉中國大地上默默苦行的民間英雄！”請展開給予闡釋。
答：“民辦教師”是一段誰也繞不過的歷史。稱他們為“民間英雄”，是一種藝術的說法，就其貢獻來說，完全應當稱之為“民族英雄”！上個世紀後半葉，在急需人文教育的中國鄉村中，大部分教鞭都執掌在“民辦教師”的手裡。如果不是這類教師的存在，中國的鄉村將會更加蒙昧。也正是由於民辦教師的存在，後來出現的社會大變革，其艱難程度也減輕了許多。這個時代太容易遺忘了。好像不丟掉歷史，就沒有未來。其實正好相反，沒有歷史就沒有未來。面對急劇變化的上個世紀最後三十年，除了金錢與財富，一些人似乎已不記得還有什麼值得長存於記憶之中。即便是將日子過得較為舒緩的鄉村，急於忘記過去的也大有人在。而我，是一個十分戀舊的人。一想到往事，一方面會感動，一方面又會恐懼。文明的堅守傳播，不是自生自滅的野火，而必須是代代相傳的薪火，一天也不能熄滅。依據官方的說法，“民辦教師”這個歷史遺留問題，已經全部解決。實際上，所謂解決，也就是“取消”，取而代之的是大量鄉村代課教師的出現。他們的處境，甚至還不如當年的“民辦教師”。小說中，有這樣一段描寫：縣委領導中，有些人很鄙視民辦教師，說他們是不合格的教師，本來就該被淘汰。有人站起來，要在座的受過民辦教師教育的人舉手示意，結果，大部人將手舉了起來。這是一種誰也繞不過去的沉重的歷史。作為鄉村知識分子的這一類教師，一切的鄉村奇蹟的醞釀與發生，本應當首先歸功於他們。然而，荒誕讓歷史與現實一次次地無視其偉大得不能再偉大的貢獻，以至於淪落為作為名詞都不被理解的地步。這一點也正是時代正在流行的頑症。生當作人傑，死亦為鬼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李清照的詩，正是剛剛過去的那個年代的鄉村知識分子的無與倫比寫照。
所獲獎項
2011年8月20日，榮獲第八屆茅盾文學獎。
第八屆茅盾文學獎20部提名作品
| 2011年8月14日晚，第8屆茅盾文學獎評獎辦公室發布公告，宣布經過評獎委員會的第三輪投票，正式產生了第8屆茅盾文學獎的20部提名作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