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輿情會商室】透視都市拾荒者的生存狀況 2011年12月06日14:18 來源：人民網-社會頻道 手機看新聞
輿情背景：
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時期，伴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我國在全國範圍內逐漸出現了農民工問題。到90年代，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初步確立，戶籍管理制度的鬆動使得大量的農民進城務工，形成了“民工潮”。伴隨著城市化的迅猛推進，在城市中的農民階層也開始迅速分層，越來越多的農村人口進城以親自撿、刨垃圾出售為生。此部分人的生存問題已經成為當下社會的一個焦點。
在第十二屆“挑戰杯”全國大學生課外學術科技作品競賽中，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學生黃益彪、鄭澤豪的作品《都市拾荒者的生存狀況研究——以貴陽市南明區水口寺社區為例》榮獲一等獎。
嘉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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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益彪，男，漢族，1986年5月生，貴州安順人，中共黨員，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社工學院2008級社會學專業本科生，現任08社會學黨支部學生書記。
鄭澤豪，男，漢族，1988年7月生，廣東汕頭人，中共黨員，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社工學院2008級社會學專業本科生，曾任08社會學黨支部學生書記。
主持人：人民網輿情監測室主任分析師龐胡瑞。
會商實錄：
主持人：挑戰杯是一項全國性的大學生課外學術實踐競賽，被譽為“當代大學生科技創新的奧林匹克盛會”，能夠在這樣高級別的比賽中獲得一等獎，相信兩位一定感觸頗深，請簡單談一談。
黃益彪：在大家支持下，我們的作品一路走來，從參加學校品牌學生學術活動“智慧星火——中青學子學術支持計畫”，到首都“挑戰杯”再到走上全國“挑戰杯”的舞台，確實是驚喜重重，收穫多多。
我們總在想：為什麼作品能夠走到現在？結合評審老師的意見，仔細分析，發現主要的優勢是我們關注的群體或者說研究的對象特殊，要進入這個群體比較困難，我們做到了。另外，我們開展一個月的田野調查，這種實地調查可能在現在的本科生比較少吧，所以，某種程度上我們得到鼓勵。這得益於幾年來，學校社會責任感、實踐能力等方面教育的潛移默化。此外，我們心態較好，沒有刻意要去追尋什麼，重點在過程中付出與體悟。
鄭澤豪：在學校組織學生學術實踐活動、參與導師課題研究等經歷，讓我相信“智慧星火”、“挑戰杯”系列賽事，如果認真對待，那將是我們在浮躁中與志同道合者一起傾聽內心理性呼喚的安靜角落，是我們表達社會關懷的有效載體，是我們爭取對話大師的選擇空間，是我們踐行經世致用理念的廣闊平台。
結果已然不重要，重要的是，這一路讓我們切切實實得到學術研究的科學訓練，讓我們深刻認識社會，激發社會責任感，讓我們堅定對學術的景仰之心。事實上，此次“挑戰杯”也讓我們看到自己與學術的距離，堅定用學術研究的嚴謹、踏實態度對待工作。
主持人：請簡單介紹一下獲獎作品的內容。為什麼會關注“都市拾荒者”這一群體，選擇其生存狀況作為研究課題？該研究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是什麼？
黃益彪：作品是以同鄉的熟人身份，成功地“混進”拾荒者這個圈子，開展實地研究，通過田野調查，掌握了大量鮮為人知的第一手資料。作品試著對拾荒者的群體構成、經濟狀況、社會交往等方面進行初步探索。
對於都市拾荒者的研究，並非源於好奇感，而是感同身受、改變某種偏見的嘗試。“拾荒者”很多是外來流動人口，拾荒成為一種職業，其存在有特定的現實基礎和必然性。他們在大多數人眼中是“髒亂差”的形象，從小父母就告訴我“不好好學習以後就去撿垃圾”，但是隨著和他們的接觸越來越多，我發現事情不是這樣的，社會對他們有偏見，總是帶著有色眼鏡去看他們。他們也是一群有理想有堅守的人，他們默默地用自己的汗水支撐起對生活的信念，他們是光榮的勞動者。目前正在提倡“環保主義”和“循環經濟”，而由於政府參與廢舊物品回收的管理成本太高導致了城市回收業不發達，拾荒者客觀上扮演了環保主義者的角色，是循環經濟的踐行者，對環保產業和城市建設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我來自大山，大山給予我淳樸和厚重，走出大山，我深知自己肩負著重要的責任和使命。作為一名大學生，我深知我們要有所擔當，以我所學，回報社會。大學期間我做過很多關於農民工朋友的調研，下過很多次工地，和他們建立了深厚的友誼，我更加了解他們的生活，他們給我太多的感動，生活再苦，他們也沒有放棄，而是一直堅持和拼搏。以上也就是我研究這個群體的初衷，我希望大家對他們有一個全面的客觀的認識，無論我們的收入有多高，無論我們的學歷有多高，我們在哪一個階層，我們都是一家人，我們都希望每一個人活得有尊嚴。
就這個課題的實際效果來看，其現實意義在於：
第一，呈現拾荒者的生活狀況，讓社會更加了解這一群體。
第二，提高城市管理者對拾荒者群體的認識，為政府決策提供理論和實踐方面的參考。
第三，探尋循環經濟的發展狀況，培育一批新的循環經濟企業家。目前，國家正在提倡低碳經濟和環保經濟，而由於政府參與廢舊物品回收的管理成本太高導致了城市回收業不發達，拾荒者客觀上扮演了環保主義者的角色，是這一朝陽產業的踐行者，對環保產業和城市建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且他們中有可能發展出一批新的循環經濟的企業家。而理論意義則可能體現在本研究可以豐富社會學關於農民工等特殊群體方面研究的思路和內容，以期能為以後的研究者呈現好的一手資料。當然，按我們指導老師趙莉老師的觀點，我們這項關於都市拾荒者生活現狀的調查，是將人類學田野調查的方法在這一領域進行學術實踐的一次有益嘗試，也是將拾荒者的真實聲音和經驗表達從社會和學術關注的邊緣帶到中心的一種嘗試。
主持人：在為期一個月的田野調查中有沒有遇到過困難？又是如何解決的？或談一談與拾荒者共同生活時印象較深的事件，自己的想法、收穫。
黃益彪：為了更加全面了解拾荒者的生存情況，切身體會他們的生活狀態，我回到了貴陽老家，在貴陽市南明區水口寺社區待了整整一個月的時間，也沒有特別的準備，只帶有一顆真誠的心。
這個課題的困難首先是怎么走進研究對象，取得他們的信任，融入這個群體。好在我堂哥也在做這行，通過他的幫忙，我走近了這個群體，慢慢取得他們的信任。一個月中，與拾荒者同吃同住，一起拾荒，打牌，喝酒等，以此方式逐漸獲得他們的信任，和他們打成一片。每當聽到，“小黃，過來一起喝杯啤酒”，我感覺就挺親切。至今為止，我與深度調查的8個個案訪談對象仍有聯繫，還準備春節將作品整理好作為禮物送給他們。
其次就是資金不足。不僅需要自己籌錢與拾荒者生存一個多月，還要自行解決相機等設備問題。後來，為了使拾荒者放鬆警惕，我的資料整理工作多是通過日記來完成的。也有點遺憾，因為條件限制，在研究中，未能很好地留下拾荒者群體的工作照、生活照，未能用相機記錄他們的生活。
最後，是時間的問題。由於暑期實習等原因使得調研不得不從三個月縮短到一個月，9月份就得返校上課。因為時間的原因，感覺調研還不夠深入。但是，經過調研，我更加了解他們的生活，他們有自己的抱負，用雙手支撐自己的理想和家庭。所以，真心做一件事情，能夠在這個過程中收穫很多，感覺很幸福而不是很累。
在相處中，我覺得，他們很尊重大學生，也希望自己的孩子以後能夠上大學。順便說一句，我覺得，他們的子女受教育環境需要社會更多的關注和支持。
他們並沒有因社會的一絲不公而怨天怨地，這也是他們的一份事業，他們也是這個社會最合理的產物。拾荒者其實是商品經濟的產物，是一種自然而合理的存在，所以，我並不支持有的人提出的要管理或取締‘拾荒者’的觀點，並不需要特彆強制性地去干預他們。其實，收售廢舊物品，也很符合目前綠色經濟、循環經濟的觀點，我想，這也是我們能夠吸引評審的一點，比較符合時代潮流。
主持人：“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中國人歷來強調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重要，然而，在現實社會尤其是大學裡，深入生活的社會實踐往往被忽視，請結合此次社會調查的經歷談一談社會實踐和理論學習的關係。
黃益彪：一般來說，我們是希望能厚積薄發，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只有在平時抓好了理論學習，才會在社會實踐的時候信手拈來，會有一種“意外”的收穫，否則“書到用時方恨少”，只有活動的實踐，缺乏理論的指導，很難看得高，走得遠。所以，只有把理論和實踐很好的結合，才能有所造詣。
這次的課題調查，是基於社會學基礎理論的掌握後開展的。在接觸社會學道路上，我們逐漸掌握了社會調查方法，也期待憑藉社會學的想像力，以專業視角透視身邊的社會。如果沒有去做社會實踐，那對“社會化”、“社區情理”、“理性選擇”、“關係強度”等理論的認知可能就沒那么深刻。當然，我想有些社會調查還是不要先入為主，不要帶著理論框架去套，那樣對調查來說可能會被束縛了手腳，忽略一些細節和發現；對論文寫作來說，容易產生新的“八股文”形式。
社會實踐與理論學習同等重要。當我們在批評大學生“眼高手低”的時候，大概是因為大學生忽視了實踐；當我們批評大學生偏激、不了解國情時，大概也是因為大學生缺乏深入生活的實踐。當然，對於有的同學來說，像我們倆，某種程度上，我們是覺得我倆是屬於理論學習做得不夠的那類學生。所以，我們應該揚長補短，知道自己在哪一方面做得不夠，在大二、大三的時候有針對性都補充改進。就是說，實踐意識和理論意識都要強化，哪個弱化了就補充哪個，千萬不要矯枉過正。
鄭澤豪：在我看來，深入生活的實踐，總比坐在電腦前了解國情顯得有意義，顯得更有真切的感受，更能體味人情冷暖。而沉下心認真學習理論、消化理論，則能讓我們更加客觀理性地看待社會發展中的各種事情，少一點偏激。
我們知道，《實踐論》是毛澤東最傑出的哲學論著之一，在這個文章中，我們可以知道：從實踐中形成感性認識，然後把感性認識通過一番判斷、推理、總結，形成理性認識（也就是理論），這還不能得出最後的正確的認識，這種理論還必須在運用到實踐中，在實踐中檢驗理論的真理性，這樣才能完成認識的全部過程。
由於人類在發展過程中，積累了大量的理論，當後人想掌握這些理論的時候，不可能重複完整地認識過程，也就是前面要有一個感性認識獲得的階段。因為那樣做既費時間又沒有必要，於是省略了第一環節，直接學習理性認識，這就是我們所說的現在意義上的學習。這也可以理解為理論對實踐的超越，這種學習能夠先把握實踐的“規律”，從而像馬克思所說的那樣，“縮短”並且“減輕”實踐過程中的“陣痛”。這種不完整的認識過程是必需的也是必要的。但是要想使理論真正成為學者的思想武器，它一定要回歸到實踐，就是要用理論來指導自己將來的實踐，這樣這些理論才是活的理論，而不僅僅是文字的堆積。在這裡，實踐雖然沒有成為起點，但是卻必須成為歸宿。而理論又是對實踐的超越。理論以其理想性的世界圖景和理想性的目地性要求而超越於實踐，並促進實踐的自我超越。
另外，我認為，相對於任何一種理論來說，理論是一，實踐是多；相對於一個實踐來說，實踐是一，理論是多。也就是說，一種理論可以對多個實踐有效，你做社會調查、參與社團活動等不同實踐方式都可能有助於某一個理論的理解，這樣我們對理論和實踐的關係認知途徑是可以多種選擇的，也就可以結合自己的興趣愛好了。反之，一種實踐必定牽涉多種理論，在同一種實踐中，也要學會多角度去理解認知，有助於我們全面看問題。總之，理論和實踐的一多關係是雙向交織的一多關係。
主持人：能夠取得這樣的學術成就，兩位同學一定在平時做了很多積累，請介紹一下自己的學習、學術經歷和成果。
黃益彪：環境影響人，今天我們獲得這樣的成績，離不開在中青院這個環境中受到潛移默化的影響。
中青院學習氛圍濃厚。老師們兢兢業業地育人，同學們勤奮踏實地學習。閱報欄前同學們關注時政民生，chinadaily前同學們瘋狂學習英語，讀書活動定期舉行，體育場中書聲琅琅，圖書館座位難尋，學術大家講座場場爆滿，研討室爭論聲此起彼伏……我們不難感受到這一切。
中青院育人環境優越。很高興成為社工學院08社會學班的一員，在這個北京市先進班集體中，我們班集體學術實踐氛圍濃厚，前不久成為學校唯一一個獲得“芙蓉學子?榜樣力量”學術科研獎的集體。這樣的集體，讓我們每個個人都受益匪淺。從大一時的“專業讀書活動”到大二時的“班級社會調研活動”再到大三參加學校“智慧星火”，我們有一個很好的學習和實踐環境。在學校人才培養大環境和社工學院全程育人體系的滋潤下，我們不斷地汲取養分，不斷地進步和成長。
中青院很有人情味，小小中青院，暖暖我的家。還記得剛進校園時老師們的各種輔導和師兄師姐們熱情的幫助，四年來一直打擾他們，各種借書和各種心理輔導，師兄師姐和老師們一起教會我們成長。在這樣的學校中，我們與老師們接觸機會很多，與師兄師姐一起交流共同成長的機會很多。比如趙莉老師，我們的課題指導老師，她給予了我們最大的支持和鼓勵，忘不了比賽期間趙老師在凌晨給我們打來的一個個電話和耐心的輔導。師兄師姐們富有社會責任感，熱衷社會實踐，關注社會弱勢群體等等作風，對我們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
鄭澤豪：除了以上幾點共同的因素，我參加這些學術實踐活動除了這個大環境的影響，還有一點因素就是對一項學生學術實踐活動的感情，那就是我們學校已經連續舉行十三屆的“智慧星火——中青學子學術支持計畫”。這項活動算是校級挑戰杯的平台，卻比首都“挑戰杯”開始舉行得早，1999年就開始了。該活動旨在營造我校的學術氛圍，引導中青學子關注、研究社會現實問題，培養中青學子的學術研究興趣，提升中青學子學術研究能力。
作為一項學生學術活動，我從大一就開始關注，申報課題參加過比賽，也參與組織過的第十二屆、第十三屆“智慧星火”。兩年多的接觸，讓我對“智慧星火”有了深切的感情。“智慧星火”項目促進了我的專業學習，在課題中更清楚自己理論積累不足，讓我更明白該怎么學習，讓我更堅定用學術的態度對待學生工作。
因為專業課的學習，我有機會參與《胡同變遷及對居民歸屬感的影響》和《傳統觀念的變遷對子女教育目的及教育期望的影響》等課題的調研，走進胡同，走進北京農村，全面認識北京。因為校團委的“智慧星火”，我才有機會參與到北京團市委《北京青年創業研究》這個課題中去，才有機會參與到導師的《文科院校學生科研能力提升途徑探究》課題中，才有機會參與“挑戰杯”，去體會高一層次的研究。因為團研所的“社會實踐營”，我才有機會參與到《基層團幹部魅力提升十二法》這個課題的調研和成果撰寫中。
在浮躁的年代，靜下心來認真思考和研究問題變得越來越難得，作為大學生，抱一顆赤子之心，從我們各自的專業角度來思考和探索我們的社會和人生，是我們的責任和使命，也是我們成熟的途徑。
事實上，我們倆在我們班、在我們學校的確不是理論基礎最紮實的，也不是社會實踐能力最強的，所以，我們的學術層次確實還是不夠，我們能走到全國終審決賽，開始我們也覺得意外。如果不是這個課題的選題和研究方法得到鼓勵的話，我們想，我們學校還有很多水平在這之上的作品可以獲獎的。所以，這個獲獎，對於我們個人來說是個機遇，對於學校來說，應該是學生學術實踐活動開展這么多年，積澱的必然結果。最後，讓我們一起相信，在一個喧囂的浮塵世界，學術實踐必將成為更多學生的自覺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