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
出身清寒，靠勤奮筆耕而嶄露頭角
馮有真，1905年出生於常熟市西港鎮，兄弟姐妹7人，他排行第三。因家境清寒，靠親友資助，方獲求學機會。由於勤奮刻苦，以優異成績考入杭州之江大學。在北伐革命熱潮中，他投筆從戎，到國民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政治部任宣傳幹事，1928年調到南京任國民黨中央通訊社記者。
由於善於觀察，勤奮筆耕，成稿迅速，文筆流暢，馮有真26歲即被破例提拔為採訪部主任，併兼任《中央日報》特約記者。
1933年8月，國民政府法務部長羅文乾奉命巡視新疆，馮有真是惟一的隨行記者。當時的新疆，由於南疆變亂獨立，北疆戰事不斷，政治情況極其複雜，潛伏危機並不亞於東北四省。馮有真在歷時79天的新疆之行中，對新疆的歷史地理、政治經濟、民族風情作了全面、深入的考察和記錄，由此撰成長篇通訊《新疆行》，逐日在《中央日報》發表。回到南京後，他又應南京《時事月報》社約請，廢寢忘食趕寫出長達3萬餘字的《新疆與新疆事變》，除介紹新疆詳情外，還向當局提出解決新疆問題治標、治本之策8條建議。次年，這兩篇文章匯總成單行本，題名《新疆視察記》交上海世界書局出版發行。此書成為上世紀30年代記錄新疆社會狀況的重要資料，馮有真由此成為深入採訪神秘邊疆地區的第一位內地記者。
不辱使命，精彩報導令國人矚目
1936年6月26日，馮有真隨中國體育代表團乘義大利大型客輪從上海起航。由於這是中國首次派出大型代表團參賽和首次派出記者採訪奧運，馮有真深感使命重大。在橫渡大西洋的漫長航程中，他和運動員同吃同住，深入了解每位選手的技術專長，在海浪的顛簸中寫出洋洋數萬言的《世運代表團隨征記》，搶在奧運會開幕之前逐日發表，吸引國人眼球。
中國運動員在奧運會上參賽項目有田徑、籃球、足球、舉重、游泳、拳擊、腳踏車等。比賽中，只要中國選手取得哪怕是一點點成績，他都詳細采寫，迅速報導，讓國人分享喜悅。在籃球預賽中，中國隊以45∶38打敗法國隊，他除了迅即采寫訊息發往國內，還連夜寫出通訊《我國籃球隊勝法詳情》，報告國內同胞；在田徑比賽中，中國運動員大多被淘汰，惟有撐桿跳高選手符保盧獲決賽資格，馮有真對此又作詳盡而生動的報導。《中央日報》在刊發他的報導時，特意加上醒目按語：“特派記者馮有真的報導富有章回小說的味道。”
除了大量文字報導，他還拍攝並發回大量精彩照片，這些珍貴的資料為中國人了解世界，提高競技體育水平，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痛陳積弊，評點敗績緣由入木三分
令人遺憾的是，中國在這屆奧運會上未獲任何名次，因此馮有真采寫報導的另一個重點就是深入剖析失敗緣由，字裡行間體現了他憂國憂民、敢講真話、企盼祖國強大的愛國激情。
8月11日，他以《我代表團已全軍覆沒》為題撰寫新聞報導，在講述令人難堪的結局後指出：“我國參加世運會最大教訓，為選手體力問題。與外人相比，強弱立判，殊堪憂慮。”他認為，“運動之技術優劣，尚為次要問題；成功與失敗，更無所用其悲觀。而體力之羸弱如此，實為我國民族前途寒心。”
由於中國運動員在這次奧運會上一分未得，一些外國報刊用漫畫、短評等對中國冷嘲熱諷。馮有真對此極為憤慨，他在報導中大聲疾呼：“切盼國人今後奮發，徹底改進體育：第一，特殊運動人員固宜培植，但宜求普及；第二，必須切實發展民眾體育，體育人才大量生產，必有良材出現：第三，殷期政府設法提高國民健康標準；第四，注意童年體育發展，使之有紀律、有系統進展，俾達完滿地步。”文章結尾充滿希望和期待：“庶幾將來我國體育於國際舞台上有揚眉吐氣之一日！”
報業聞人，一生功過留待後人評說
馮有真從柏林回國後，被委任為中央通訊社上海分社主任，時年31歲。
1937年，“八一三”淞吳抗戰爆發，馮有真身先士卒，冒著敵寇的狂轟濫炸，到血戰火線實地採訪，向全國全世界發出中國人民神聖抗戰的報導。他的勇敢精神受到上海軍民和新聞界同行的好評。
同年11月，上海淪陷，租界成為“孤島”。時馮有真被任命為國民黨中宣部駐上海專員，他沉著應變，領導上海愛國報人堅守“孤島”，鐵心宣傳抗日。在最困難的時候，他甚至放下專員架子，親自刻寫鋼板油印傳單，上街張貼散發。由於他矢志抗日，兩次險遭日軍敵工暗殺，因他機警過人，得以一次次化險為夷。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進入租界，馮有真受到日偽通緝，不得不轉移到安徽，創辦屯溪版《中央日報》，並繼續擔任中央通訊社上海分社主任職務，在屯溪遙控指揮上海的新聞活動。
1945年抗戰勝利，馮有真從屯溪回到上海，復辦上海版《中央日報》。八年抗戰，他對國共合作由衷擁護；抗戰之後，他對內戰重起憂心忡忡。由於《中央日報》是國民黨的喉舌，這就決定了他主持的這份報紙在三年內戰中為國民黨反動政府塗脂抹粉，而對共產黨誣衊指責，刊發了不少歪曲事實的報導和不利於人民解放事業的言論。
實際上，馮有真對於國共兩黨孰是孰非，時局將會走向何方，心明如鏡。但那時他已身不由己，難以自拔。即使在如此處境下，他的民族正義感未泯。1947年5月，《文匯報》女記者麥少楣因採訪報導“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的學生運動而遭特務逮捕。麥少楣的好友陳香梅找馮有真幫忙營救。馮出於愛國良知，一口答應，願作擔保，使麥少楣當天獲釋。實際上，早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的白色恐怖下，他就曾經冒險掩護救助了好友、共產黨著名“紅色諜星”華克之。陳香梅在回憶錄中寫道：“馮有真先生心胸開闊，不囿於黨派之爭，是國民黨新聞界高官中一位難得的佼佼者。”
1948年秋，國民黨大勢已去，決定將《中央日報》南京版和上海版合併，轉移到廣州出版，任命馮有真為《中央日報》總社社長。他接到電令，心情異常沉重，但又無勇氣跳出罪惡的圈子。同年12月21日，他乘飛機從上海轉香港去廣州，在距香港40英里的巴塞爾島，飛機撞山失事身亡，時年43歲。同機身亡的還有原國民黨中宣部部長彭學沛、著名電影導演方沛霖、美國總統羅斯福之孫昆丁·羅斯福等36人。馮有真遺體在香港火化後，移送上海靜安公墓安葬。
主要事跡
採訪遠東運動會
第一次採訪國際體育比賽時，中國記者馮有真不得不假扮成日本人，才能混進賽場。
當時，他已經是中央通訊社南昌分社的社長。因為學生時代曾是杭州之江大學足球隊的前鋒，又能說一口流利的英語，因此，1934年的菲律賓馬尼拉第十屆遠東運動會，他得以隨中國運動代表隊前往採訪。 在那個時代，中國體育的國際地位近乎零，中國的隨團記者也到處遭遇白眼。無奈之下，他只得貼上一小撮鬍鬚，裝成日本人。 屈辱之下，這名記者在一篇報導中發問：“庶幾將來，我國體育於國際舞台上能有揚眉吐氣之一日？”
採訪柏林奧運會
沒想到，機會很快就來了。遠東運動會之後兩年，柏林奧運會召開，中國派出了由69名運動員組成的代表團。這是中國運動員在國際重大賽事中首次亮相，隨隊的特派記者馮有真，也頗為躊躇滿志。 不過，在歷時10天的奧運會上，中國運動員在初賽中就淘汰殆盡，唯一一個進入第二輪比賽的跳高運動員符保盧，也隨即被淘汰。 沒有人知道馮有真彼時的心情。多年後，人們能看到的，只是他作為一個新聞記者，孤獨完成自己的職責，留下一個個具有代表性的歷史瞬間。 比如，奧運會歷史上的第一場籃球決賽，由中國人舒鴻擔任裁判，馮有真激動地寫道：“舒氏抵德後，經大會籃球委員會聘為裁判員，屢次執法，鐵面無私，目光犀利，賞罰分明，極得好評。故決賽一幕，特聘請舒氏充任裁判，極為榮譽……” 再比如，中國代表團在柏林奧運會上唯一一次受到觀眾喝彩的項目，是武術表演。馮有真刻畫下這樣一幅場景：“傅淑雲的一招一式，敏捷利落，身手不凡，如龍騰，似虎躍，神韻橫生，贏得陣陣掌聲和喝彩聲。二十歲的劉玉華飛步上台，從背上刷地抽出雙刀。那一趟掄劈大舞渾似錢塘秋潮，洶湧向前……” 也難怪，後方的《中央日報》在刊發這些稿件時，特意加上了醒目按語，稱其報導“富有章回小說的味道”。而那段時間的《中央日報》，也因為馮有真的精彩報導而銷量猛增。 在同事眼中，這個江蘇人能有這樣的表現，並不奇怪。在中央通訊社的記者中，馮有真一向有“倚馬可待”的名聲。有人撰文回憶，他眼快、手快、腦快、腳快，“每次採訪均有所獲並迅速成稿”。他的文章幾乎是原文編髮，“這在記者中是罕見的”。
感言
早在前往柏林之前，年僅26歲的馮有真，就被破格提拔為中央通訊社的採訪部主任，併兼任《中央日報》特約記者。而從柏林歸來後，他又被委以重任，成為中央通訊社上海分社主任。 在歸國前的最後一篇報導中，馮對這次落寞的奧運之旅作了一個總結，他充滿希冀地寫道：“自然，以我們選手的成績去和各國名手相較，真是如小巫之遇大巫，要想獲勝得分，全是夢想奢望。但……將為我國的體育打開一條新的路線，割分一個新的時代……”
萬里傳奧運
學生時代，馮有真就酷愛體育運動，是綠茵場上的足球健將，並對體育運動的專業知識頗有研究，他深知強健體魄對個人是立業之本，對民族而言是強盛之基。由於他具有這方面的專長且精通外語，在1934年被中央社委派到菲律賓的馬尼拉採訪第十屆遠東運動會，1936年再次銜命以“中央社特派員”名義赴德國採訪第十一屆奧運會，向國內報導賽事新聞，馮有真也因此有幸成為由中國官方委派採訪奧運會的新聞記者第一人。
第十一屆奧運會於1936年8月1日至16日在德國柏林舉行。中國代表團參加了足球、籃球、田徑等8個項目，除參賽者外，還有國術表演隊和體育考察團，共144人。其中，足球隊先於5月2日由上海出發，去往南洋群島各國及印度，馮有真則隨代表團其餘成員於6月26日中午在上海外灘招商北棧登上義大利郵船公司的康特浮台輪開始出國遠征。
為了重溫歷史，筆者專門查閱了1936年7月至9月的《申報》，將馮有真發回的賽事報導及有關該次奧運會的動態有了大致了解。據粗略統計，自1936年7月4日至9月30日，在《申報》先後刊發了馮有真撰寫的以《世界代表團隨征記》（有時改用《世界選手團隨征記》）為題的通信16篇。由於隨團而行，途中代表團有賽事或考察活動穿插進行，所以只能是一路撰寫，一路寄發，其中第一篇“6月27日深夜寫於輪船上，28日自香港發”，第二篇“7月2日發自新加坡”，第七篇“7月28日寄自柏林”……縱覽《隨征記》各篇，馮有真對此次遠征採訪是深感驕傲的，首篇即以“我國體育史上劃時代的壯舉”為標題，文中寫道“本年8月1日，在德京柏林開幕的第十一屆大會，我國正式派遣各項選手及職員體育考察團一行共一百多人浩浩蕩蕩去參加，在我國體育史上是應該大書特書的”。辭別上海時，“輪埠上適如意料的浮動了一幕熱烈的景象，排列在碼頭上的幾千位歡送人員，不時歡呼吶喊，鏗鏘悠揚的軍樂聲中，一陣陣的夾雜著爆竹的響聲，加以翱翔在天空中的飛機，使大家的情緒都緊張到了極度。12點1刻郵船上的銅鑼發出了別離的最後警告，站在碼頭上與靠著船舷的歡送者與遠征者忙亂著拋擲五色的彩帶，交織成一張充滿了熱情的羅網……”不言而喻，那幕熱烈感人的離別景象寄託了全體國民對這支中國體育代表團的真情祝福與期盼。
1936《申報》刊登馮有真發回奧運會報導為了使國內民眾及時了解奧運會賽事訊息，尤其是我國運動員的比賽狀況，在代表團抵達柏林後，馮有真採用長短結合的報導方式，長稿延用“通信”，每篇文字短則兩三千，長則四五千，對比賽項目、各隊陣容、賽事過程等都有介紹，顯得更為全面，短稿則用“中央社世運會特派員無線電廣播報告”對我國代表團參賽情況進行簡要介紹。估計短稿是由駐德大使館用電報向國內拍發，因為刊於8月8日的《申報》報導在文尾特意註明“8日晨3時由（外）交部電台轉播”。這些“廣播報告”的文字少的不足百字，多則500字左右，言簡意賅，突出重點。令人大失所望的是，8月10日開始便從柏林傳來“我選手團全軍覆沒”的訊息，“原因實為到德太遲，舟車勞頓體力不能恢復”“縱觀各項比賽，我國相差甚遠，即以身體而論，彼則身強力壯，我則弱小”。在這激情降為冰點之際，有兩件事情的報導仿佛給鬱悶中的國人帶來一絲安慰：一是我國的國術表演隊於8月11日、12日在德國國家運動場的表演，受到萬餘觀眾的歡迎，博得讚譽；二是8月15日美國隊與加拿大隊的籃球決賽的裁判是中國人。馮有真報導的第一句就是“我國籃球指導舒鴻抵柏林後，即任大會裁判員之職，舒氏目光銳利敏捷，頗得各方讚許，昨日美加決賽，即由舒氏任裁判，甚屬榮幸”。
中國體育代表團在第十一屆奧運會上的戰績將會如何，作為對國內體育事業現狀頗有了解的馮有真來說，是有所預料的，在《隨征記》首篇首節，他已有明確提示“以我們選手的成績去和各國名手相較，真是如小巫見大巫，要獲勝得分，全是夢想奢望。但是我們的選手都已具有相當的基礎，不但應參加這次大會，而在技術上多得一點經驗，使我們運動的水準提高，全國人民對體育的興趣，亦隨之加增，為我國的體育打開一條新的路線，劃分一個新的時代，那么這次萬里長征的壯舉，雖然花費一二十萬民脂民膏，決不是毫無意義的。”奧運會閉幕後，馮有真在《吾國代表團定期返國》的報導中也談了他的感受，“此次大會結束圓滿，惟我國則告失敗，於此可見我國在世界上不僅無政治地位，即在體育上亦不能與各國相衡，言之實深痛心。此次參加世運大會，所聞所見，更覺刺激頗深，苟全國國民不再努力，則我國國際地位永無提高之日，而提倡體育亦決非養成少數運動員所可蕆事，必須全國國民共同發展。”
或許言猶未盡，也或許愛之太深，馮有真在第十五篇通信中專門以“參加大會的雜感”為題傾吐衷腸，直抒胸臆，“大會已圓滿結束了，各國選手亦先後賦歸，我國這次派遣一百多名代表，萬里迢迢，浩浩蕩蕩，來參加大會，結果全軍覆沒，慘敗而歸，記者親歷其境，刺激良深，真是有說不出的感慨”。接著，作者以2000字的篇幅就“關於民族健康者”“關於技術訓練者”“關於運動員之精神者”“關於辦事方面者”作了深入的剖析，使人感到有根有據，有情有義。回眸往事，令馮有真耿耿於懷的是“8月1日開幕典禮，我國選手列隊進場時，聲勢的雄壯，陣容的整齊，並不弱於任何國家，可是德國所攝的電影，就沒有我國代表隊的影子，因為他們根本沒有把中國放在眼裡。我們應該視為國家的恥辱。”為此，作者大聲疾呼，“牢記教訓，共謀進步”“在下屆大會中為國家揚眉吐氣，否則我們就是懦弱，就是無恥。”
馮有真自6月26日隨團遠征，至10月初返回上海，歷程長達百日，一路上他集觀摩、採訪、撰稿、發布於一身，勤勉敬業。20餘萬字的《隨征記》顯得全面、專業而生動，給中國代表團的萬里征戰繪就了一幅前所未有的歷史畫卷。國民政府首次正規組團參賽的喜悅，代表團慘敗而歸的沮喪，中華民國的政治與體育在國際上毫無地位的悲哀，馮有真奮筆疾書呼籲急起直追洗雪恥辱的激憤等種種情感，盡在這幅畫卷中得到浸染和昭示，相信每一個有愛國心的中國人讀此畫圖都會深感心靈的刺痛、震撼與深思。馮有真作為一個新聞工作者和體育運動愛好者的愛國情結、睿智遠見也因此得到了社會的公認與讚譽。儘管70多年過去了，馮有真作為第一個採訪奧運會的中國記者還是值得我們追憶和紀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