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家升

馮家升

馮家升先生,字伯平,男,滿族,1904年(光緒三十年)8月16日生於山西省孝義市石像村,1970年4月4日卒於北京,終年66歲。

基本信息

歷史學家

馮家升

1904—1970

馮家升 馮家升

他6歲入本鄉私塾讀書,國小畢業後,到山西省汾陽縣河汾中學讀書,僅有半年,因家境困難而輟學,回本村國小教書以謀生,直到1921年才人汾陽的銘義中學學習。這是一個基督教會所辦的學校,完業後成績優良,接著又考入燕京大學史學系,結業後再為研究生,於1934年畢業,得到碩士學位。即分別在燕京大學、北京大學、東北大學等校的歷史系任講師、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名譽編輯,同時與顧頡剛先生主編《禹貢》。1939年應美國華盛頓國會圖書館的邀請前往工作,後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中國歷史研究室任研究員,擔任遼史研究工作,同時又在該校人類學系進修。1947年春返國,任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所研究員。解放後,在考古研究所工作。1952年調中央民族學院研究部,任教授。1958年中國科學院民族研究所成立,調為研究員,後又兼少數民族社會歷史研究室副主任。

他生長農村,幼時過著貧苦生活,入中學以後,受到進步刊物如《嚮導》和《中國青年》的影響,在地下黨組織的領導和進步同學幫助下,參加學生運動。

解放後,積極參加各項政治運動,在抗美援朝運動中,主動報名參加,以精通美國俗語,願作翻譯,教化美國俘虜,雖未經批准,後來他曾對人談及,引為憾事。以文弱書生,願獻身於戰場,說明他愛國情殷。1950年參加九三學社。1964年被選為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1959年5月,根據中國科學院和蘇聯科學院的合作計畫,他參加了蘇聯科學院民族學研究所組織的中亞調查隊,到了烏茲別克、塔吉克、吉爾吉斯、哈薩克、土庫曼五個加盟共和國和卡拉卡爾帕克自治共和國,往返行程二萬六乾五百公里,為期三個多月,參加了多次學術活動,回來寫了《民族研究萬面的中蘇合作…中亞調查三月紀略)(載於《民族研究》1958年第二期)。

他用功極勤,在中學時代就發奮讀書,到了燕京大學,更是埋頭書中,孜孜不倦,除精通古漢語、英語外,對於日文有極深造詣。其他如法文、俄文也都能運用,特別對於古回鶻文、突厥文也加研究。

學術成就

他在學術方面的成就約為幾方面:

遼史研究

他在燕京大學學習歷史,受到陳垣先生的啟發,致力於遼、金史的研究,更受到洪業先生、顧頡剛先生的指導,精益求精。他的大學畢業論文為《契丹名號考釋》。研究生論文為《遼史與金史、新五代史互證舉例》。而最著名的為《遼史源流考》與《遼史初校》。《遼史初校》是用了二十三種不同的本子,分為五個步驟:

1.各書互校,百衲本、南監本、北監本、同文本。

2.本證,紀、志、傳互校。

3.以史之用書而今存者,校之。

4.遼、金、宋、五代、高麗史互證。

5.匯考。仿王先謙《水經注校注》例,將前人論遼史者,雖只句片語亦抄入,後加按語。

五步既完,然後排比成篇。

其《遼史源流考》分為上下兩編,“上編專敘歷代修《遼史》之經過,與夫未成之原因。下編專述《遼史》之取材,儼陳二家之舊本,與夫元人增改之痕跡,藉以覘其材料,估其價值,而為疏證《遼史》進一步之途徑也”。

此書於1933年由哈佛燕京社出版,於是蜚聲中外。認為是整理舊史之樣版,設用此種整理方法,運用於宋、金、元各史中,則此三朝之史均可改變舊貌。

解放後,又經他整理,由中華書局出版,名為《遼史證誤三種》。

他在美國工作時,曾與美國人卡爾·奧古斯特·魏特夫(Karl A WitfogeI)合著《遼代社會史》(History of Chinese Soaety Liao)1949年費城出版,二人又合寫了《遼代宗教》(The Riviewt 0f Religion)載於《宗教評論》(May 1948)以上兩種,都是用英文寫的。

東北史地研究

由於他研究遼、金史原因,對於東北地區的古代歷史寫了許多文章在《燕京學報》上發表,極為國內外學術界所重視。同時他也翻譯了許多日本名著,如羽田亨的《西遼建國始末及其紀年》及松井的《契丹可敦城考》等。

在1935年顧頡剛先生髮起組織了禹貢學會,編了《禹貢》半月刊,先由顧與譚其驤先生主編,後來譚南去講學,便由他來接替。於是組稿、審稿、改稿、寫稿、編輯都是他與顧先生合作,使(禹貢)在三年多的時間裡名譽雀起,國內外皆目為地理學方面有名刊物。這些成就與他辛勤勞動分不開的,而他的東北研究許多文章.也都在《禹貢》上發表。

我國火藥發明與西傳的研究

他很早提出,我國首先發明火藥並向西傳,他在美國曾與富善(又名富路德L.C.Goodrich)合寫了《關於中國火藥之西傳》一文,回國後又寫了《中國火藥的發明和西傳》一書,1954年華東人民出版社出版。在各種學術刊物上他還發表多篇有關火藥的文章.成為此類論述的專家。

古回鶻文和突厥文之研究

他在美國工作時期,還利用業餘時間學習了語言學和回鶻文,後來又學了突厥文,在這方面的著作有《回鶻文寫本菩薩大唐三藏法師研究報告》(1953年《考古學集刊兩種》第一號)。又有《回鶻文契約二種》及《1960年吐魯番新發現的古突厥文》等多篇文章,分登各學術刊物,若不是他去世太早,則這一方面的成績,決不限於這些。

重視社會調查

他不僅重視研究,更主張實地調查。他在美國時期,曾去過印第安人居住區進行調查。1958年人大民族委員會發起組織各民族社會調查,他積極參加西北組的工作。在新疆住了多年,做了大量的調查工作,取得了第一手資料。

主編《維吾爾族史料簡編》

他到中央民族學院研究部工作後,便致力於西北各民族歷史地理研究,他主持編寫的《維吾爾族史料簡編》是研究維吾爾族史,乃至新疆地區史的一本很好的歷史入門書,後來又重印再版。

另外,他對於國家的科研任務。總是極力承當,認真完成。如於《中國歷史地圖集》的重大考訂任務,分工給他主編歷代西北地區的圖幅,雖各朝有所分工,而他不僅自撰其中一、二幅外,還負責全部,加以審校,博征中外典籍,指導各幅,逐點討論,詳細考訂,博採眾議,不拘己說。可惜未見成圖而去世,但其成果將永為學術界所稱頌。

在修改《辭海》工作中,他主編歷代西北民族辭目,無不反覆推敲,一再易稿。對於上述兩項工作,都邀人參加,互相配合,極為融洽,而其同事也因此對於西北史地研究,得有收益,更加欽佩他的中外知識極為淵博,考證甚為精謹。

馮先生已離開我們十三年了,記得1969年冬,我去幹校勞動,臨行前曾去他家話別,他是黯然無言,以惜別的心情,鄭重告別,送我出門,不意竟成永訣。我在湖北潛江幹校聽到他逝世惡訊,極為悲痛,喪我益友良師!我雖比他小了五歲,《札記》上說,“年長五歲則兄事之”,實際上他的學問文章足為我師而無愧。我同他合作時,確受他的教益不少,他現雖然去世,而他的溫和神態,勤奮治學的精神,永存於所與他共事同志心目中。

近有學刊要我為先生寫一事略,屢辭不獲,只有走訪他的許多老同學,如翁獨健、朱士嘉、瞿同祖等先生,都承告以他的經歷,而他的學生任一飛同志又提供了資料和著作目錄,加上就我所知,勉成此稿。對於他淵博而深湛的學識,不是短文所能概述,希望能有人為他寫一學術年譜,或能表現全貌。今略志概略,作為我對他的敬仰和悼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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