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琦[北宋宰相、詞人]

韓琦[北宋宰相、詞人]

韓琦(1008年8月5日—1075年8月8日 ),字稚圭,自號贛叟,相州安陽(今河南安陽)人。北宋政治家、詞人。 韓琦為宋仁宗天聖五年(1027年)進士,歷任將作監丞、開封府推官、右司諫等職。曾奉命救濟四川饑民。宋夏戰爭爆發後,他與范仲淹率軍防禦西夏,在軍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人稱“韓范”。之後又與范仲淹、富弼等主持“慶曆新政”。韓琦為相十載、輔佐三朝,為北宋的繁榮發展做出了貢獻。在朝中,他運籌帷幄,使“朝遷清明,天下樂業”;在地方,他忠於職守,勤政愛民。是封建社會的官僚楷模,與富弼齊名,並稱“富韓” 。 熙寧八年(1075年),韓琦去世,年六十八。宋神宗為他御撰“兩朝顧命定策元勛”之碑。追贈尚書令,諡號“忠獻”,配享宋英宗廟庭。宋徽宗時追封魏郡王。 韓琦有《安陽集》五十卷。《全宋詞》錄其詞四首。

基本信息

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韓琦於大中祥符元年七月初二(1008年8月5日)出身於世宦之家。據韓琦墓誌記載他祖籍為河北贊皇縣。據《泉州府志》記載:“韓琦出生於泉州北樓生韓處。”為其父韓國華知泉州府時與婢女連理所生。韓琦後隨父遷居相州,遂為安陽(今河南安陽)人。

韓琦三歲時父母去世,他由諸兄扶養成人。史稱其“既長,能自立,有大志氣。端重寡言,不好嬉弄。性純一,無邪曲,學問過人”。

嶄露頭角

天聖五年(1027年),韓琦在弱冠之年考中進士,名列第二,授將作監丞、通判淄州(今屬山東)。入直集賢院、監左藏庫。

景祐元年(1034年)九月,遷開封府推官。次年十二月,遷度支判官,授太常博士。景祐三年(1036年)八月,拜右司諫。

韓琦像 韓琦像

韓琦在擔任諫官的三年時間內,敢於犯顏直諫,諍言讜議,“凡事有不便,未嘗不言,每以明得失、正紀綱、親忠直、遠邪佞為急,前後七十餘疏”,尤其以寶元元年(1038年)所上《丞弼之任未得其人奏》最為知名。當時災異頻繁發生,流民大批出現,而當朝宰相王隨、陳堯佐及參知政事韓億、石中立卻束手無策,“罕所建明”。韓琦連疏四人庸碌無能,痛陳宋朝八十年太平基業,絕不能“坐付庸臣恣其毀壞”,結果四人同日罷職,即所謂“片紙落去四宰執”,韓琦一時名聞京師。

他還嚴厲抨擊當時“貨賂公行”、“因緣請託”的社會風氣和“僥倖日滋,賞罰倒置,法律不能懲有罪,爵祿無以勸立功”的官場腐敗作風,建議宋仁宗先從朝廷內部“減省浮費”、“無名者一切罷之”。名相王曾稱讚他說:“今言者不激,則多畏顧,何補上德?如君言,可謂切而不迂矣。”

寶元二年(1039年),四川旱災嚴重,饑民大增,韓琦被任命為益、利兩路體量安撫使。他到四川後,首先減免賦稅,“逐貪殘不職吏,汰冗役數百”,然後將當地官府常平倉中的糧食全部發放給貧困百姓,又在各地添設稠粥,史稱其“活饑民(一)百九十萬”人。 蜀民無不感激地說:“使者之來,更生我也。”

出兵西夏

自從原來臣服宋朝的西平王李元昊稱帝建立西夏、公開與宋朝對抗以來,與夏鄰界的陝西形勢就非常吃緊。韓琦從四川剛回到京城,就向朝廷詳細剖析了陝西邊備形勢,隨即被任命為陝西安撫使。到了陝西,他看到苛捐雜稅很重,百姓非常窮苦,便一律予以免除。

康定元年(1040年)正月,李元昊大舉圍攻延州(今陝西延安),守將劉平、石元孫在三川口(今陝西安塞東)兵敗被俘,鎮守延州的范雍降職他調,韓琦大膽推薦被誣為“薦引朋黨”而被貶越州(今浙江紹興)的范仲淹。他在上仁宗的奏章中說:“若涉朋比,誤國家事,當族。”五月,韓琦與范仲淹一同被任命為陝西經略安撫副使,充當安撫使夏竦的副手。韓琦主持涇原路,范仲淹主持鄜延路。

在對西夏用兵的策略上,三人意見分歧。韓琦持強硬立場,力主攻策,與夏軍決戰,認為拖延時日,財政日絀,難以支撐,況且“李元昊雖傾國入寇,眾不過四五萬人,吾逐路重兵自為守,勢分力弱,遇敵輒不支。若並出一道,鼓行而前,乘賊驕惰,破之必矣。”范仲淹則力主守議,反對貿然進攻,主張持久防禦,在加強軍備的前提下,乘便擊討,不贊成深入敵境的進攻戰。

夏竦難以定奪,即派韓琦、尹洙到汴京以攻守二策進呈朝廷,請仁宗自己決定。仁宗幻想一舉解決問題,於是決定採用韓琦攻策,並下詔鄜延、涇原兩路會師,定期於慶曆元年(1041年)正月進攻,後從范仲淹請求改為春暖出師。

兵敗遭貶

韓琦頭像 韓琦頭像

慶曆元年(1041年)春,李元昊在伺機攻宋前,向宋軍詐和,被韓琦識破。他對部下說:“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命令諸將嚴加防守。

二月,李元昊率十萬大軍進攻渭州(今甘肅平涼),直逼懷遠城(今寧夏固原西)。韓琦聞訊,急派大將任福領兵一萬八千人,以桑懌為先鋒,前往抵禦,進行阻擊。行前,韓琦向任福面授機宜,命令他們繞到夏軍背後,可戰則戰,不可戰則據險設伏,截其歸路,並再三叮囑:“苟違節度,雖有功,亦斬。”

任福在張家堡南打了個小勝仗,於是貪功輕進。夏軍佯敗退走,沿途遺棄不少物資,宋軍不知是計,輕裝猛追至渭州北邊之好水川(今寧夏隆德西)。當時,夏軍在好水川裡邊放了幾個木盒子,宋軍只聽盒子裡有鳥叫聲,不敢輕動。任福到時,命令打開,只見一百多隻鴿子飛躍而出,盤鏇在宋軍上空。這正是西夏軍隊發出的合擊信號。宋軍正在驚疑之時,夏軍已從四面合圍。宋軍雖英勇戰鬥,怎奈人馬三日乏食,疲憊不堪,宋軍大敗,六千餘人陣亡,任福等將校軍官數百人亦死於難。

韓琦聞訊後,立即下令退軍,在半路中,陣亡將士的父兄妻子數千人,號泣於馬首前,持舊衣、紙錢招魂而哭道:“汝昔從招討出征,今招討歸而汝死矣,汝之魂識亦能從招討以歸乎?”當時哀慟之聲震天地,韓琦掩泣駐馬,不能行進。

好水川之戰,乃是李元昊用陝西落第舉子張元之計。大敗韓琦後,張元乃作詩一首投擲宋境,諷刺道:“夏竦何曾聳?韓琦未足奇。滿川龍虎輩,猶自說兵機。”宋軍兵敗好水川,雖不是韓琦親自指揮,但貿然出兵,用人不當,也難辭其咎。

戰後宋廷追究敗軍之責,撤去了夏竦的職務,韓琦、范仲淹也被調職他用。韓琦降為右司諫、知秦州,范仲淹降為戶部員外郎、知耀州(今陝西耀縣)。十月,宋廷分陝西為秦鳳、涇原、環慶、鄜延四路,韓琦知秦州,王沿知渭州,范仲淹知慶州,龐籍知延州,都各自兼任本路的馬步軍都部署、經略安撫緣邊招討使。二年四月,韓琦受任秦州觀察使。

閏九月,宋軍又大敗於定川寨(今寧夏固原西北),大將葛懷敏戰死,主持涇原路軍務的王沿被降職他調。十一月,朝廷採納了范仲淹的建議,韓、范二人屯駐涇州(今甘肅涇川),共守西陲。

自好水川敗後,韓琦始信服范仲淹守議,兩人同心協力,互相聲援。由於兩人守邊疆時間最長,又名重一時,人心歸服,朝廷倚為長城,故天下人稱為“韓、范”。邊塞上傳誦這樣的歌謠:“軍中有一韓,西夏聞之心骨寒。軍中有一范,西夏聞之驚破膽。”

慶曆新政

西夏在戰爭中雖多次獲勝,但損失也很大,人心厭戰,民怨沸騰,於是宋夏開始轉入曠日持久的“慶曆議和”。在邊界形勢稍趨緩和的情況下,慶曆三年(1043年)四月,韓琦、范仲淹奉調回京,同任樞密副使。

韓琦畫像 韓琦畫像

宋夏轉入和議後,韓琦、范仲淹等入朝為執政大臣。一時名士雲集,士大夫交口稱譽。當時國子監直講石介聽說韓、范二人來朝中供職,特意寫了一首《慶曆聖德詩》來稱讚韓琦等人。仁宗也想勵精圖治,有所作為,因而特別禮遇韓琦、范仲淹、富弼等人,並催促他們儘快拿出救世方案。當時李元昊以契丹為後援,在宋夏和議中態度強硬,向宋朝要挾“歲賜、割地、不稱臣、弛鹽禁、至京市易、自立年號、更兀卒為吾祖,巨細凡十一事”。

宰相晏殊及兩府大臣大多厭戰,“將一切從之”,韓琦堅決反對。此年七月,他上《論備御七事奏》,認為當務之急為:“一曰清政本,二曰念邊計,三曰擢材賢,四曰備河北,五曰固河東,六曰收民心,七曰營洛邑”。接著又陳述救弊八事,即選將帥,明按察,豐財利,遏僥倖,進能吏,退不才,謹入官,去冗食。面對北宋中期積貧積弱的國勢,韓琦提出以整頓吏治,選拔人才為主要內容的改革措施,與是年九月范仲淹在《答手詔條陳十事》中所列出的十項改革方案基本一致,切中時弊。這次由范仲淹主持,韓琦、富弼等人積極參與的政治改革,就是歷史上有名的“慶曆新政”。

八月,范仲淹任參知政事,富弼為樞密副使,積極推行各項新政措施。是年,陝南大旱,饑民紛紛加入張海、郭邈山等領導的農民起義隊伍。仁宗命韓琦宣撫陝西。韓琦調集西北善於山地作戰的官軍,迅速鎮壓了起義,同時鑒於災情嚴重,還採取了一些果斷措施:選派官吏分赴各州縣,發放官糧賑濟饑民;蠲免各種苛雜的賦役;考察官吏,賢能的提升,庸陋的罷免;將軍隊中老弱不堪征戰者淘汰一萬餘人,以減少用度。

慶曆四年(1044年)春,韓琦宣撫陝西回到汴京。五月,上陳西北邊防攻守四策,以為“今當以和好為權宜,戰守為實務。請繕甲厲兵,營修都城,密定討伐大計”。

慶曆新政的實施,遭到了一些守舊派官僚的激烈反對。他們誣告新政官僚結成朋黨,欺罔專權。尤其是夏竦施展詭計,陷害富弼。范仲淹不自安,遂於同年六月以“防秋”為名,宣撫陝西、河東。八月,富弼宣撫河北。

慶曆五年(1045年)正月,執行新政的杜衍、范仲淹、富弼全都被貶職出朝。韓琦為人爽直,對於軍政大事,向來是“必盡言”,他雖為樞密副使,主管軍事,但事關中書的事,他也要“指陳其實”,有的同僚不高興,仁宗卻了解他,說“韓琦性直”。對於范仲淹、富弼的貶謫,韓琦挺身而出,據理辨析,但沒有結果。三月,韓琦也因陳述十三條理由,支持尹洙反對修建水洛城(今甘肅莊浪)而被貶出朝,罷樞密副使,以資政殿學士出知揚州。至此,主持慶曆新政的主要人物全被逐出朝廷,短暫的“新政”以失敗告終。

治軍有方

韓琦在地方官任上,治軍有方,理民得法,“所至設條教,葺帑廩,治武庫,勸農興學,人人樂其愷悌”。慶曆七年(1047年)五月,韓琦為京西路安撫使,自資政殿學士、知揚州徙知鄆州(今山東東平)。十二月,韓琦徙知成德軍(今河北正定)。

慶曆八年(1048年)四月,又移知定州(今河北定州),併兼安撫使,相繼進位資政殿大學士、觀文殿學士。 定州久為武將鎮守,士兵驕橫,軍紀鬆弛,韓琦到任後首先大力整頓軍隊,採取恩威並行辦法,對那些品行惡劣的士兵毫不留情地誅殺,而對以死攻戰的則予以重賞,後來他又研究唐朝名將李靖兵法,仿作方圓銳三陣法,命令將士日月操練,結果定州軍“精勁冠河朔”。

三朝賢相

韓琦版刻像 韓琦版刻像

皇祐五年(1053年)正月,韓琦以武康軍節度使徙知并州(今山西太原)。當時在河東路擔任走馬承受的宦官廖浩然,為人貪恣,仗勢不法。韓琦上奏,請朝廷將其召回,如不調走,必依法嚴懲。仁宗只好令廖回京,並行之以鞭刑。

并州所轄地區與契丹接壤,鄰邊的天池廟(今山西寧武西南)、陽武寨(今山西原平西北陽武村)等地,被契丹冒占,韓琦派人與契丹頭領據理交涉,收回了這些地方,並立石為界。

宋初大將潘美鎮守河東時,為了防止契丹南下劫掠,命令沿邊百姓遷徙內地,致使邊塞大片耕地荒廢不耕。慶曆四年(1044年)歐陽修奉使河東時,就曾建議解除代州(今山西代縣)、寧化軍(今山西寧武西南寧化堡)、岢嵐軍(今山西岢嵐)、火山軍(今山西河曲南)沿邊之地禁耕令,以增產糧食,供應邊防軍需,卻為軍帥明鎬所阻。至和二年(1055年)春,韓琦再次建議,才得以實行,開墾田地九千六百頃。

至和二年(1055年)二月,韓琦以疾自請改知相州(今河南安陽市)。 在家鄉,他建造晝錦堂於州署後園。嘉祐元年(1056年)七月,韓琦被召還為三司使。八月,拜樞密使。

嘉祐三年(1058年)六月,韓琦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成為宰相。 嘉祐六年(1061年)閏八月,以原職進拜刑部尚書、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封儀國公。

韓琦就職朝廷樞要位置,首先遇到的一大難題就是仁宗的建嗣問題。仁宗三個兒子早亡,皇嗣遲遲未定,而從至和三年(1056年)開始,仁宗就時常犯病,一時人心恐慌,議論紛紛。大臣們接連上疏,極力勸說仁宗早立皇嗣以固根本,當中尤以大臣包拯、范鎮等人言辭懇切,但仁宗並不放在心上。韓琦拜相後,再提建儲之事,認為“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系。自昔禍亂之起,皆由策不早定”,並與參知政事歐陽修等人再三苦勸,仁宗終於同意立堂兄濮安懿王趙允讓之子趙宗實(賜名趙曙)為皇太子。

嘉祐八年(1063年)三月,宋仁宗病死。趙曙即帝位,是為宋英宗。韓琦出任仁宗山陵使,並加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平章事,進封衛國公。

英宗即位之初,因病由慈聖太后曹氏垂簾聽政。一些宦官不斷向曹太后說英宗壞話,致使兩宮嫌隙萌生,關係頗為緊張。為了調解兩宮矛盾,韓琦和歐陽修費了不少精力。韓琦、歐陽修進見曹太后時,曹太后嗚咽流淚,訴說自己的委屈,並說:“老身殆無所容,須相公作主!”韓琦說:“此病故耳,病已,必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歐陽修也一道委婉勸說。見到英宗,英宗則又對韓琦說:“太后待我無恩。”韓琦勸慰道:“自古聖帝明王,不為少矣。然獨稱舜為大孝,豈其餘盡不孝耶?父母慈愛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為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爾,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從此以後,兩宮關係漸漸緩和。

治平元年(1064年)五月,英宗病癒,在韓琦的勸說催促下,皇太后撤簾,降手書還政。閏五月,韓琦進右僕射,封魏國公。

韓琦身為宰相,卻始終以邊事為念,他曾多次就邊防問題向英宗陳說方略,建議在河北、河東、陝西等路“籍民為兵”,以為“義勇”,三丁選一,於手背刺字,農閒練兵,戰時防禦,既可增強軍事力量,也能減少冗兵軍費。

治平三年(1066年)冬,英宗病重,再度建嗣問題表面化。韓琦進言說:“陛下久不視朝,願早建儲,以安社稷。”英宗點頭同意,於是確立潁王趙頊為皇太子。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英宗病死,趙頊即位,是為宋神宗。韓琦拜司空兼侍中。

神宗即位不久,御史中丞王陶彈劾韓琦,說他自嘉祐以來,專執國柄,君弱臣強,且“不赴文德殿押班”,專權跋扈。神宗知道王陶實為誣告,將其罷職,但韓琦仍堅決辭職。神宗挽留不住,任命他為鎮安、武勝軍節度使及司徒兼侍中、判相州。韓琦辭退所授兩鎮,後改授為淮南節度使。

正在這時,守邊大將種諤擅自對西夏發起突襲,一舉攻占綏州(今陝西綏德),邊界氣氛驟然緊張,朝廷憂慮。韓琦在尚未赴任的情況下,又奉旨改判永興軍(今西安)兼陝西四路經略使。朝中一些大臣認為綏州孤絕難守,主張放棄。韓琦最初同意放棄,但在陝西宣撫使郭逵的勸說下,反對焚棄綏州。一個月後,西夏國主李諒詐去世,戰事暫告平息。

熙寧元年(1068年)七月,韓琦復判相州。在相州任上還未滿三個月,河北地震,黃河決口,大批災民流離失所。神宗賜手詔給韓琦,讓他遷判重災區的大名府(今河北大名),並被準許便宜從事。 大名之任長達五年。

熙寧二年(1069年)二月,王安石為參知政事,開始進行變法。九月,頒行“青苗法”。次年二月,韓琦上疏反對青苗法,認為青苗法不論貧富,一律按戶等配借青苗錢,上三等戶及坊郭大戶本是兼併之家,也可貸給青苗錢,這種做法根本不能“抑兼併、濟睏乏”。神宗看了韓琦的奏疏,一度動搖了變法決心。他對執政大臣說:“琦真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謂可以利民,今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亦強與之乎?” 王安石將韓琦的奏疏拿到“制置三司條例司”,逐條批駁,公布於天下。後來韓琦又上疏,申辨愈切。此後,韓琦還對“免役法”、“市易法”等提出了反對意見。

針對遼朝利用宋朝與西夏戰爭和國內危機時要求割讓領土,韓琦也表示應該拒絕遼朝的無理要求,獻策加強防範,增強對遼朝的軍事準備,用武力抗擊侵略,洗雪舊恥。“臣今為陛下計,宜遣報使,且言:‘向來興作,乃修備之常,豈有它意。疆土素定,悉如舊境,不可持此造端,以墮累世之好。’可疑之形,如將官之類,因而罷去。益養民愛力,選賢任能,疏遠奸諛,進用忠鯁,使天下悅服,邊備日充。若其果自敗盟,則可一振威武,恢復故疆,攄累朝之宿憤矣。”

熙寧六年(1073年)二月,韓琦還判相州。 他第三次為官家鄉,終於實現了“仕宦至將相,富貴歸故鄉”的願望。

病逝相州

熙寧八年(1075年),韓琦再判永興軍,尚未就職,便於六月二十四日(8月8日) 在相州溘然長逝,享年六十八歲。神宗在禁苑為他慟哭舉哀,又輟朝三日,賜其家銀三千兩、絹三千匹,發兵為其築墓。還御撰墓碑:“兩朝顧命定策元勛”。追贈尚書令,諡號“忠獻”,配享英宗廟庭。

宋徽宗時“追論琦定策勛”,加贈韓琦為魏郡王。

主要成就

政治

•相三朝,立二帝

宋魏國韓公小像 宋魏國韓公小像

自嘉祐三年(1058年)六月開始,韓琦開始了為時十年的宰相生涯。韓琦為相後,首先遇到一個大問題便是立儲。當時,仁宗因連失三子(褒王、豫王、鄂王),心情沉重,身體一直不好。至和中又因患病,無法御殿,而皇嗣又一直未立,朝廷內外憂之。立儲,是封建王朝的重大政治問題,因為它涉及到國家的安危,不少大臣尤其是包拯、范鎮、司馬光等人反覆上奏,懇請仁宗及早立嗣,以固根本,但仁宗一直未允。如此拖延五、六年,立儲之事仍未定下。韓琦作為宰相,對立嗣之事十分關心,他趁朝中事態緩和仁宗心平氣靜之際,建議道:“皇嗣者,天下巡危之所系,自昔禍亂之起,皆由策不早定。陛下春秋高,未有建立,何不擇宗室之賢者,以為宗廟社稷計?”但仁宗當時仍期待後宮能再生皇子,故而未置可否。後來,有一天,韓琦手拿《漢書·孔光傳》對仁宗說:“漢成帝即位二十五年無嗣,立弟之子定陶王為太子。成帝,中才之主,猶能之,以陛下之聖,何難哉!太祖為太子。太祖為天下慮、福流至今,”“願陛下以太祖之心為心,則無不可者。”在韓琦的極力勸說下,仁宗終於下定決心,於嘉祐七年(1062年)八月,下詔正式立堂兄濮王趙允讓子宗實為皇太子,賜名曙。次年(1063年)三月,仁宗去世,韓琦宣讀遺制,趙曙繼位,是為宋英宗。英宗的確立,韓琦贊輔應推首功。但韓琦從不在別人面前誇耀此事,不把功勞記在自己身上。

英宗繼位之初,就身患疾病,由曹太后垂簾聽政。因英宗非仁宗親生,即位後又想有所作為,而曹太后思想較為保守,加之個別內侍從中挑撥,致使兩宮生隙。最高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很可能會帶來嚴重的政治危機。韓琦作為宰相,為緩解兩宮矛盾,解決政治危機,費盡了心力。他一面勸說太后,一面安慰英宗並以舜帝之孝諫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為少矣,然獨稱舜為大孝。凱其餘盡不孝也?父母慈愛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愛而子不失孝,乃可稱耳。政恐陛下事太后未至,父母豈有不慈愛者!”英宗聽後,很受感悟,自此不再怨說太后,兩宮關係漸趨和好。不久,曹太后撤簾還政,北宋最高統治集團之間的一場政治危機被妥善化解。

治平三年(1066年)十二月,英宗病重。韓琦作為宰相,又有考慮立儲之事。他向英宗勸道:“陛下久不視朝,中外憂惶,宜早立皇太子,以安眾心”英宗同意,立穎王趙頊為皇太子。次年(1067年)五月,英宗病逝,趙頊繼位,是為宋神宗。

•修吏事,擢賢才

吏治上,韓琦針對當時“三司歲以資遷而任不久,相習以養資假途為說,而不修職事”的情況,大膽改革,“乃擇尤繁要者五員,用資淺人久任”。 力求改變那種只求作官,不修職事的狀況,提高行政效率。

韓琦在朝期間,還非常重視選拔和愛護人才,他認為大臣的進退,“實系天下利害,”勸宋英宗應“以此為先”。他曾提拔和舉薦過許多賢良俊士,如蘇洵、歐陽修和蘇軾等,都曾得到韓琦的賞識和重用。

經濟

經濟上,韓琦嘗試實行均田,把廢棄的土地交給農民耕種。嘉祐四年(1059年),“中書門下言,天下賦稅輕重不等,乞行均定。”於是“復遺職方員外郎孫琳,都官員外郎林之純,屯田員外郎席汝言”等“分往諸路均田。”這次大規模的均田活動,為後來王安石變法中的方田均稅法的實施積累了經驗,在均田中,韓琦“選宮分詣諸路,”為“均民之賦而惟力之紓”起了重大作用。此外,韓琦還非常注重體察人民疾苦,嘉祐二年(1057年)八月,依韓琦之請,"置天下廣惠倉"。韓琦請求諸路戶絕田僱人耕種,收其租儲存之,以接濟居住城郭的老幼貧疾不能自存者。嘉祐四年(1059年)十二月,韓琦又奏道:"向曾陳監牧之弊,乞逐路坊監並諸軍牧地除留放牧外,蓁田聽下戶請佃。"朝廷聽從了他的建議,結果僅河北一路就逐田於民3350餘頃,每年給國家課斛斗117802石,絹13251匹,革161230束 取得了較大成績。

韓琦到揚州後,了解到地方官吏以軍需匱乏為由,“於民常稅之外,借取其半,借者不載稅籍”,認為這是坑害百姓的“無名之使用,請為蠲之。”慶曆五年(1045年)朝廷下令“罷義倉”,將義倉“所有斛斗若便撥入官倉支遣”,義倉的糧食,是從廣大百姓那裡額外徵集來的,其目的是為了救助受災百姓。如今若將義倉的糧食無償撥入官倉,顯然是對百姓的侵奪行為。韓琦認為這樣做,將會失信於民,引起百姓不滿。他上奏朝廷,陳述利害,建議將義倉的糧食“撥與常平倉”或“賑濟貧民”,以實現義倉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的目的。朝廷採納了他的建議。

韓琦改革役法,罷除“里正衙前”。衙前,是北宋州役之一,負責官物的押運和供應,如糧食官物,須以家產賠償。這樣,承役者往往破產。衙前名目繁多,由里正充役的稱“里正衙前”,由鄉戶輪戶的稱“鄉戶前”,韓琦在并州,了解到“州縣生民之苦,無重於里正,至有孀母改嫁,親族分居,或棄田與人以免上等,或非命以就單丁”,造成“富者休息有餘,貧者敗亡相繼”的局面。

從慶曆五年(1045年)到嘉祐元年(1056年),韓琦在地方任職11年,深受當地百姓擁護。皇祐五年(1053年),當韓琦離定州去并州時,“定人爭欲遮留公,使不得出”,韓琦無奈,隻身繞道而走,定人得知後,奔相擁送,致使“道路士卒,哭原野”。

軍事

軍事上,韓琦主張“河北、河東、陝西三路,當西北控御之地,事當一體”,建議在這一地區“籍民為兵”,以為義勇,凡主戶三丁選一,六丁選二,九丁選三,於手背刺字,農閒教習武藝,戰時防守城寨,結果僅秦州(今甘肅天水)就得義勇156873人,其它如隴、儀、渭、涇、原、分、寧、環、鄜、延等州義勇亦不少。徵集義勇,既加強了邊防軍事力量,又可減輕冗兵之費,效果很好。

韓琦還發展邊防經濟,維護邊疆秩序。定州(今河北定縣)與遼朝接壤,自北宋初年開始,為防禦遼朝南侵,北宋政府就發布“斬伐令”,規定這裡的山林不許砍伐,土地不許耕種。韓琦到定州後,上奏朝廷:“比朝廷欲禁近邊山林不許斬伐,以杜戎人人寇之路。當時並近里淺山耕種之地概行禁止,致邊民劇然失業。今薪炭翔貴,翻敵人乘時以取厚利。臣嘗遣官行視可禁之處,去敵尚五、六十里,亦可廣為防蔽。已別定可禁之地,揭榜諭民,非令所禁者任採伐之。”朝廷聽從了韓琦的建議,廢除了“斬伐令”,定州邊民莫不感到方便。為了加強邊境安全,韓琦又令“自今契丹過界劫掠居民,聽邊吏以時掩殺”。這樣,提高了邊民防敵積極性,有效地維護了這一地區的邊疆秩序。 再次,韓琦整頓定州駐軍,關心民眾疾苦。長期以來,由於疏於管理,定州(今河北定縣)駐軍驕蠻難御。據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記載:皇祐年間,“明鎬引諸兵平恩州,獨定兵邀賞賚,出怨語,幾欲噪城下。”韓琦到定州後,感到問題嚴重,他下決心要對定州駐軍加強整頓,以強化軍紀,維持邊境安全。對士卒犯令者,韓琦“即用兵律裁之,察其橫軍中尤不可民教者,斬首軍門外”。對作戰犧牲的士卒“博賞其家,撫其孤兒,使繼衣廩。”因賞罰分明,恩威並用,使定州駐軍軍紀大變,面目一新。其後,韓琦又“仿古兵法,作方、圓、銳三陣,指授偏將,日月教習之,由是定兵精勁齊一,號為可用,冠河朔。”後來,即便是京師龍猛卒到定州駐防,被韓琦整頓得“未一月,亦皆就律,不敢復犯法”。

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朝廷改判韓琦知永興軍(今陝西西安),經略陝西。韓琦義不辭難,承命即行。當時,朝中一些大臣認為綏州孤絕難守,主張放棄,而韓琦認為“綏州地形險要,已興師得之矣,安可復棄,示弱於賊?”韓琦到達陝西後,積極調整戰略部署,在邊境張貼布告,招募橫山之人參軍,對西蕃曉以利害,通過一系列防備,邊境得到安寧,綏州也得以固守。

熙寧元年(1068年)七月,韓琦復判相州,在與遼的關係上,韓琦主張雙方應維持和好,保持邊境安定。韓琦在給宋神宗的上疏中寫道:保持“二邊之民各安生業,至於老死不知兵革戰鬥之事”,不要輕率毀棄“祖宗累世之好”,要“永敦信約,兩絕嫌疑。”當然,韓琦主張宋遼和好,並不是讓北宋向遼退讓,而是一種鬥爭策略,正如他在慶曆年間所說:“以和好為權宜,以戰守為實務。”趁和平之機,“陛下益養民愛力,選賢任能,疏遠奸庚,進用忠鯁,使天下悅服,邊備日修,塞下有餘粟,帑中有羨財。”待自己實力發展起來,遼若違約,“河北諸州深溝高壘,足以自守,敵人果來入寇,所在之兵,可以伺便驅逐”。韓琦一生,始終關注北宋邊防安全,無論是在陝西抵禦西夏,或是在定州、并州、揚州、大名等地,他都把邊防安全放在首位,為北宋的邊防事業和邊疆人民的安全傾注了畢生精力。

至於西夏,由於韓琦參加了慶曆年間的宋夏戰爭,使得“西賊聞之心骨寒”,此言雖有誇大,但亦說明韓琦在西疆禦敵時頗立功績。

文化

藏書

史料記載,韓琦家聚書萬餘卷,皆經其點校,丹黃粲然,列屋而藏,在安陽故里築“萬籍堂”藏書樓,與歐陽修“六一堂”、司馬光“讀書堂”均為大臣中藏書最多者之一。其後代韓忠彥、韓侂胄均能藏書。

個人作品

韓琦的著作有《二府忠論》5卷、《諫垣存稿》3卷、《陝西奏議》50卷、《河北奏議》30卷、《雜奏議》30卷、《安陽集》50卷及《家傳集》等。他一生寫了大量詩文,大多收入《安陽集》行世。

歷官年表

官銜 西曆任期 宋歷任期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 1058年6月30日—1061年10月6日 嘉祐三年六月丙午—嘉祐六年八月庚子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 1061年10月6日—1067年11月5日 嘉祐六年八月庚子—治平四年九月辛丑

人物評價

總評

韓琦一生,歷經北宋仁宗、英宗和神宗三朝,親身經歷如抵禦西夏、慶曆新政等重要事件。他曾為相十載、輔佐三朝,也有被貶在外前後長達十幾年的地方任職生涯。 在朝中,他運籌帷幄,使“朝遷清明,天下樂業”;在地方,他忠於職守,勤政愛民。是封建社會的官僚楷模。正如他本人所說:“人臣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轟不為哉!”他不僅在北宋,而且在遼和西夏都有很高聲望。“韓魏公元勛舊德,夷夏具瞻”,以致於“熙寧中留守北都,遼使每過境,必先戒其下曰‘韓丞相在此,無得過有呼索’,遼使與京尹書,故事,紙尾止押字,是時悉書名,其為遼人尊畏如此,每使至於國,必問侍中安否。”

在韓琦為相的十年中,既沒有其前慶曆新政那樣急風暴雨改新,又沒有其後王安石變法那樣轟轟烈烈的變革。在宋英宗想有所振作改新的氛圍下,韓琦的思想顯得有些保守,未實行大的改革舉措,也未能徹底扭轉北宋的境況。

但穩定政局是韓琦面臨的主要問題。在韓琦的主持下,北宋社會穩定,經濟發展,這為後來王安石變法創造了良好的社會基礎。所以,當時就有人說:“公自為相,即與當時諸公同力一德,謀議製作全補天下事。”也正如《韓魏公集》序言中所說:“公曆事三朝,輔策二朝,功存社稷,天下後世,兒童走卒,感慕其名。”這是後人對他的評價,也是對韓琦本人的真實寫照。

歷代評價

石介:予早識琦,琦有奇骨,其器魁落,豈視店楔。其人渾樸,不施剞劂。可屬大事,敦厚如勃。琦汝副衍,知人予哲。( 《慶曆聖德詩》)

狄青:韓樞密功業官職與我一般,我少一進士及第耳。

歐陽修:①蓋衍為人清慎而謹守規矩,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琦則純正而質直,弼則明敏而果銳。四人為性,既各不同,雖皆歸於盡忠,而其所見各異,故於議事,多不相從。……此四人者,可謂天下至公之賢也。平日閒居,則相稱美之不暇;為國議事,則公言廷諍而不私。以此而言,臣見衍等真得漢史所謂忠臣有不和之節,而小人讒為朋黨,可謂誣矣。 ②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

司馬光:琦實有忠於國家之心,但好遂非,此其所短也。

趙頊:①維公奉仁宗詔,立皇考為皇子,被顧命立英宗為皇帝,被英宗顧立朕以承祖宗之緒,可謂定策元勛之臣矣。或以公安社稷,方周勃,致治比姚崇。②韓琦敢當事,賢於富弼,但木強耳。

文彥博:自至和以來,中外之臣獻言甚眾,臣等雖嘗有請,弗果行。其後韓琦等訖就大事,蓋琦功也。

蘇軾:①韓(琦)、范(仲淹) 、富(弼)、 歐陽(修) ,此四人者,人傑也。 ②妙齡秀髮,秉筆入侍。公於是時,仲舒、賈誼。方將登庸,盜起西夏。四方騷然,帝用不赦。授公鈇鉞,往督西旅。公於是時,方叔、召虎。入贊兵政,出殿大邦。恩威並行,春雨秋霜。兵練民安,四夷屈降。公於是時,臨淮、汾陽。帝在明堂,欲行王政。群後奏功,罔底於成。召自北方,付之樞衡。公於是時,蕭、曹、魏、邴。二帝山陵,天下悸惱。呼吸之間,有雷有風。有存有亡,有兵有戎。公於是時,伊尹、周公。功成而退,三鎮偃息。 ③堂堂魏公,河嶽之神。四十餘年,其德日新。鐘鼎有盡,竹帛莫陳。惟其大節,蔽以一言。忠以事君,允也上臣。……公惟人傑,而不自賢。堂名閱古,以古律身。

王十朋:我太祖太宗,肇造我宋之家法者也。真宗仁宗至於列聖,守我宋之家法者也。先正大臣,若范質、趙普之徒,相與造我宋之家法者也。在真宗時,有若李沆、王旦、寇準。在仁宗時,有若王曾、李迪、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之徒,相與守我宋之家法者也。

葉逋:①故李沆、王旦在真宗時謹守資格,王曾、呂夷簡、富弼、韓琦在仁宗、英宗時謹守資格······以謹守資格為賢,名重當世,······而李沆十數人者,以守資格得名,而其時亦以治稱。 ②守資格以用人,無若李沆、王旦、王曾、呂夷簡、富弼、韓琦、司馬光、呂公著之為相,然考其功效,驗其人才,本朝以資格為用人之利也決矣。

楊萬里:本朝曺武恵配享太祖,武穆配享仁宗;韓忠獻配享英宗,文定配享徽宗。父子配享,自昔所無也。

羅大經:韓公當國時,最被司馬溫公激惱,然韓公包容聽受,無幾微見於顏面。常朝一不押班,王陶至便指為跋扈,而公亦無慍色。蓋己為侍從台諫,則能攻宰相之失;己為宰相,則能受侍從台諫之攻。此正無意無我、人己一視之道,實賢人君子之盛德,亦國家之美事也。

呂中:當國家危疑之日,大臣以能任事者,一曰德望,二曰才智。有才智而無德望以鎮之,則未足以服天下之心。有德望而無才智以充之,則未足以辦天下之事。故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君子人也。韓魏公不動聲色,垂紳搢笏而措天下於太山之安者,蓋自慶曆、嘉祐之時,可屬大事,重厚如勃,其德望服人心久矣。

脫脫:①琦天資朴忠,折節下士,無賤貴,禮之如一。尤以獎拔人才為急,儻公論所與,雖意所不悅,亦收用之,故得人為多。選飭群司,皆使奉法循理。其所建請,第顧義所在,無適莫心。②琦相三朝,立二帝,厥功大矣。當治平危疑之際,兩宮幾成嫌隙,琦處之裕如,卒安社稷,人服其量。

謝肇淛:宋之人物,若王沂公、李文正、司馬溫公之相業,寇萊公、趙忠定之應變,韓魏公之德量,李綱、宗澤之撥亂,狄青、曹瑋、岳飛、韓世忠之將略,程明道、朱晦庵之真儒,歐陽永叔、蘇子瞻之文章,洪忠宣、文信國之忠義,皆灼無可議,而且有用於時者,其它瑕瑜不掩,蓋難言之矣。

歸有光:①君德賴以培養,生民賴以滋息,社稷賴以鎮定,此忠厚之臣也。其在於古,若償金、脫驂、翻羹、唾面之類,皆可以言忠厚也。其大者,則如曹參、周勃、丙吉、狄仁傑、郭子儀、裴度、呂端、王旦、韓琦之徒是也。 ②韓、富二公,與范希文、歐陽永叔,一時並用,世謂之韓、范、富、歐。魏公嘉佑、治平間,再決大策、以安社稷。當朝廷多故,處危疑之際,知無不為,而與范、歐同心輔政,百官奉法循理,朝廷稱治。富鄭公為相,守典故,行故事,傅以公議,無心於其間,而百官稱職,天下無事。史臣稱魏公相三朝,立二帝,垂紳正笏,不動聲氣,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又稱國家當隆盛之時,其大臣必有耆艾之福,推其有餘,足芘當世。富公再盟契丹,能使南北之民數十年不見兵革,與文潞公皆享高壽於承平之秋;至和以來,共定大計,功成退去,朝野倚重。由此言之,二公之功名,蓋相當矣。嗚呼!士之幸而遭際太平,福德俱全者,則韓、富二公是也。

陳子龍:自漢以後,文武漸分,然猶有虞詡、諸葛亮、周瑜、陸遜、司馬懿、羊祜、杜預、溫嶠、謝玄、韋睿、崔浩、李靖、裴行儉、郭元振、裴度、李德裕、韓琦、李綱、虞允文之徒奮策儒素建功閫外,為時宗臣。彼豈必有摶虎之力,射鵰之技哉?不過深明古今之事,能決機宜之便耳。

王夫之:①韓公之才,磊落而英多,任人之所不能任,為人之所不敢為,故秉正以臨險阻危疑之地,恢乎其無所疑,確乎其不可拔也。而於纖悉之條理,無曲體求詳之密用。是故其立朝之節,直以伊、周自任,而無所讓。至於人官物曲之利病,吉凶變動之機宜,則有疏焉者矣。乃以其長用之於短,其經理陝西也,亟謀會師進討,而不知固守以待時;多刺陝西義勇,而不恤無實而有害;皆用其長而詘焉者也。若法度、典禮、銓除、田賦,皆其所短者。而唯其短也,是以無所興革,而不啟更張之擾。 ②三代以還,能此者,唯韓魏公而已。

朱軾:宋自李迪既貶、王曾沒後,在位者率多因循固寵,罔顧國家之慮。及至元昊發難,契丹敗盟。大敵在外,而草竊潛興。師徒不振,而征斂日繁。當是之時,宋事幾殆,非琦與范、富共起而安定之,雖呂夷簡之智,亦安所施哉?迨嘉祐、治平之間,遭遇仁、英二帝,獨相者七八年。興賢舉能,修政立事。教養之風,法三代之遺意。向使繼其後者,紹休遺緒,昇平可致。……躬定大策,遭時之難。志不捨命,卒能調和兩宮,安寧社稷,自古未嘗有也。始於筦庫,終於罷相,歷郡事無巨細,動為世法,故詳錄焉。 ( 《史傳三編》)

楊昌濟:宋韓、范並稱,清曾、左並稱,然韓、左辦事之人,范、曾辦事兼傳教之人也。

蔡東藩:賴韓琦坐鎮,郭逵為輔,夏事始得就緒耳。 ( 《 宋史演義 》)

親屬成員

輩分關係姓名簡介
家世曾祖父韓璆官至廣晉府永濟縣令。後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追封齊國公。
祖父韓構官至太子中允。後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追封燕國公。
父親韓國華官至諫議大夫。後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追封魏國公。
同輩兄弟韓琚進士及第。
韓璩進士及第。
子輩長子韓忠彥字師朴,累官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封儀國公。追謚“文定”。
次子韓端彥官至右贊善大夫。
三子韓純彥官至徽猷閣直學士。
四子韓粹彥官至龍圖閣學士。
五子韓嘉彥娶宋神宗女齊國公主,拜駙馬都尉,官至瀛海軍承宣使。
孫輩孫子韓治韓忠彥之子,官至知相州。
韓琦共有六子,除表中列出五子外,有一子早卒。韓琦的後裔在宋朝地位極其顯赫,除長子韓忠彥為相, 韓琦後裔隨宋室南渡,南宋權臣韓侂胄便是韓琦的曾孫。

表格參考資料:

史料記載

《兩朝顧命定策元勛之碑》

《宋史·卷三百一十二·列傳第七十一》

《史傳三編·卷三十·名臣傳二十二》

後世紀念

忠獻堂:以韓琦生於官舍,後人以韓琦謚忠獻為堂名,後易以“清署”,郡守王十朋復舊名。其《復舊額》詩云:“相出相州生此州,巍巍勳業出伊周。後人莫要輕更改,別有堂名勝此不?”生韓古廟:在雲山鋪(今泉州市二院,已廢)。明萬曆間(1573年—1620年)設韓琦像神牌。

韓國華、韓琦父子奉祀於名宦祠,舊名先賢祠,在府文廟明倫堂東。五賢祠,在府治北城隍廟左。

韓中令、忠獻父子祠,舊在州治圃,宋淳熙年間(1174年—1189年)韓國華五世孫韓康卿為泉州市舶司提舉建,祀韓國華、韓琦父子。有王十朋題詩、梁克家記、黃鳳翔記。後廢,又祀於五賢祠。

2000年在泉州府城隍廟東側,即古五賢祠遺地出土《泉州知州韓國華像贊題跋》、《忠獻王韓琦像贊題跋》石刻,為泉州南建築博物館收藏。

韓國華、韓琦像分別居兩石刻中下部,上方及左、右側為像贊和題跋。韓國華畫像石中的《韓公(國華)寫真贊》,治平元年(1064年)八月,與韓琦同朝為輔政、關係密切的宋朝著名文學家歐陽修撰,著名書法家蔡襄書碑。《韓琦寫真贊》,靖康元年(1126年)徽猷閣待制知蔡州韓駒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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