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歧嚴氏宗祠

陽歧嚴氏宗祠

陽岐嚴氏宗祠,倉山區級文物保護單位,位於福建省福州市倉山區蓋山鎮陽岐村,始建於清康熙三十年(1691年),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重建,1988年重修。宗祠占地572平方米,坐東向西。

建築布局

宗祠坐東向西,二進,依山而建,前後遞升,兩邊設封火牆,內有門廊、屏門、前天井、前廳、後天井、後堂、邊房等。前廳面闊三間,進深六間,用七柱,前廊後堂,穿斗式木結構,雙坡頂。後天井鋪石,後堂建於高台上,三開間,用五柱,雙坡頂。

人文歷史

嚴氏宗系

據《陽岐嚴氏宗系略記》載,嚴氏先祖嚴懷英自唐末隨王審知入閩,就擇居於侯官縣轄之陽岐鄉,是為陽岐嚴氏開基始祖。世世相繩,歷宋、元、明、清數朝迄於今,代有人才,可謂世家矣!至二十七世嚴復。嚴復(1845-1921)字傳初,號又陵,又號幾道,入船政學堂時改名宗光,進入仕途後改名“復”,晚年號愈老人。嚴復生活在清末民國之交的時期,社會動盪,清庭腐敗至衰亡,辛亥革命風起雲湧,都給了這位敏感的學人以巨大的衝擊。他利用在國外所學到學說理論,開始從事大量的著述和翻譯工作,力主“自由”、“平等”,介紹達爾文的《進化論》和斯賓塞的社會學原理,更鮮明喊出“天賦人權”的口號,頻繁見諸報端,1898年,他所翻譯的赫胥黎《天演論》出版,極力宣揚“與天爭勝”、“保種進化”,在當時可謂是振聾發聵之聲。嚴復的翻譯工作十分嚴謹,提出“信、達、雅”三個標準,至今譯界視為圭璧,其所譯之西方巨著,有孟德斯鳩的《法意》、斯賓塞的《群學肄言》、甄克思的《社會通論》、穆勒塞的《名學》、《群已權界論》,耶方斯的《名學淺說》,以及亞當斯密的《原富》,等等,在當時的社會條件里,不失為喚醒同胞,挽救國家、民族的積極之舉,嚴復不愧是我國近代史上的一個“啟蒙思想家”。

嚴氏而今外遷頗多,分布於祖國大陸各地,以及台灣、美國、日本等地。現代較負聲名的有嚴叔夏(嚴復子)、嚴倬雲(辜振甫妻)及作家嚴停雲(筆名:華嚴)等人。

嚴復生平

★清貧的家庭

嚴復像 嚴復像

嚴復,福建省侯官縣陽歧鄉人,1854年(鹹豐四年)1月8日生。初名體乾,入馬江船政學堂時,易名宗光,字又陵,後又字幾道。父祖兩代皆業中醫,設醫寓於福州南台蒼霞洲。他的父親振先給他啟蒙教育,7歲時進私塾,9歲回鄉在胞叔厚甫私塾讀書,ll歲再至省垣,師事義序黃宗彝(少岩)。黃是個宿儒,著有《閩方言》一書,熟悉明東林掌故。他因平日求醫,與嚴復的父親成為好友。黃督課很嚴,所授不限於經書,但有抽大煙癖,嚴復日課畢後,常侍坐煙榻之側,飽聆老師談說宋、元、明學案及典籍,為爾後尋究學術打下基礎。13歲時,黃少岩先生去世,病重時自薦其子孟修來家就館。孟修幼承父學,此時已中了拔貢。教學未及一年,嚴復結了婚.接著父親死了,家貧無力延師。嚴復秉承父母之命與王家結親。王家素慕其父振先先生的醫術,遂以女配之。1868年春間完娶。同年6月,振先因搶救霍亂病人,受到傳染,不治而亡。振先先生國學造詣很深,幼從其父學醫,富有臨床經驗,所以自他繼承父業之後,聲名鵲起,有“嚴半仙”之稱。

當時南台島一帶鄉人遇有疑難病症,無不踵門求醫。據前一輩老人談述,振先為人疏財寬厚,對於窮苦人家急症求診的,從不計較報酬。他每天出診各鄉,途中須經過一座石橋,附近貧苦病人經常群集橋頭,等著他的轎子到來,請求施診,後竟成慣例。對於無力買藥的入,他常常代付藥費,有還就收,不還也不索討。但他好賭博,時時進出賭場,由於賭術欠佳,有賭必輸,結果弄得囊無餘錢。

當時南台島各鄉人家有發生急症的,常常雇轎夤夜來請他,到他家找不著,只得將轎子抬到賭場。有時正遇他輸得無法脫身之際,病家只好替他理清賭債,擁他上轎而去。

嚴復父親死時,家裡當盡賣光,還有餘債,如何經辦喪葬,確實難為了嚴家母子。他們在鄉里沒有一塊田產,親族中也沒有誰肯借錢給他,幸好其父生前的病家,聞訊紛紛送些錢來,才解決了困難。當時好事者中還流傳說,振先原是“醫仙”,死後100天內那靈前的香灰,還可以治病。因此許多無知的鄉民都來請香灰,照例送些香火費給遺屬。

父親死後,嚴復和母親陳氏、妻子王氏以及兩個妹妹因生活難以為繼,只得摒擋一切,全家搬回陽歧鄉居住。在上歧一處狹窄河邊,有祖遺房屋一座,他們分得兩間住下,由母親和妻子替人家繡花縫紉,得些工錢來維持生活。兩妹此時年僅十一二歲,其妻王氏也只有十四五歲。嚴復平生對幼年喪父的回憶,一直是飽含酸楚的。民國初年,他曾為周養庵(肇祥)的《篝燈紡織圖》題了一首詩,詩的前半段是:

“我生十四齡,阿父即見背。家貧有質券,賻錢不充債,陟岡則無兄,同谷歌有妹。慈母於此時,十指作耕耒。上掩先人骸,下養兒女大。 富貴生死間,飽閱親知態。門戶支已難,往往遭無賴。五更寡婦哭,聞者墮心肺。……”

這是當時情況的寫實。

★進身海軍界

嚴復一家搬回家鄉居住還沒有幾個月,船政大臣沈葆楨在福州創辦的船政學堂招生,考取者衣食住全部由學堂供給,每月還可以領到4兩紋銀的津貼。當時一般子弟以獵取功名為目標,多半不肯報名應試。嚴復以家境窘困,前往報考,他母親和妻子也都認為這是一條出路。考生除必須具備一定條件外,還須有個紳商出具保結。

嚴復出身平微,家庭與官商向無交往,只有他的胞叔厚甫是在鄉舉人,恰是“鄉紳”身份,母子就去求他。不料這舉人怕惹事,竟無情地予以拒絕。幸虧族中有個前輩給他們母子獻個計,說厚甫是你們的胞叔,三代直系,祖宗相同,可蹣著他將三代名諱職業和厚甫本人功名經歷照填保結,加上他一個私印呈送上去。若有對保查詢,他是胞叔,怎敢當眾否認。母子就按這個辦法做了。

據說後來此事終被這位舉人發覺,曾破口大罵,揚言要具稟退保。母子為此痛哭跪求,才告平息。入學考試的題目是《大孝終身慕父母論》。嚴復新蒙喪父之痛,作了一篇情文並茂的論文,得到沈葆楨的激賞,以第一名錄取入學。入學後,他按月將4兩紋銀的津貼,以2兩供應家庭,2兩留著自用。他和家庭勉強過著清貧的生活。22歲時生長子璩(號伯玉)。

1871年嚴復以最優等的成績從馬江船政學堂畢業,派在“建威”帆船任練習生,這一年我國船政局自製的“揚武”軍艦下水,嚴復調到該艦練習,遍歷國內及日本各重要口岸。

1877年,被派遣赴英留學,先進抱士德學院,後入格林尼茨海軍大學學習、1879年學成回國,在福州船政學堂任教習。

1880年,李鴻章在天津創辦北洋水師學堂,調嚴復任學堂總教習(相當於今之教務長),以道員吳仲翔任總辦(相當於校長)。按當時官場慣例,總教習之類官職須以具有府道資格者充任,嚴復當時官階僅是都司,但負學校行政及教學的實際責任。

1889年,他報捐同知,經過海軍保案免選同知,以知府選用,派為會辦(相當於副校長),第二年提升為總辦。

1892年又經保案免選知府,以道員選用。李鴻章對水師學堂期望甚殷,責成嚴復悉力整頓,事繁任重。但他總感仕途蹭蹬,心中鬱鬱不樂,準備著手介紹西方社會科學著作,照他向所主張的“信、達、雅”三個標準,從事譯述工作。在此期間,他連續三次科場失敗,後於1893年返閩,應光緒癸巳鄉試,希望博得一第,變為科舉出身。

正如他的長子伯玉在《侯官嚴幾道先生年譜》中所述:“府君自游歐東歸後,見吾國人事事守舊,鄙夷新知,於學則徒尚詞章,不求真理,每向知交痛陳其害。自思職微言輕,且不由科舉出身,故所言每不見聽。欲博一第入都,以與當軸周旋,既已入其彀中,或者其言較易動聽,風氣漸可轉移。”但遺憾的是,第四次科場又失敗了。前此,他失去夫人王氏,中年失偶,加以國事蜩螗,自己又懷才不遇,用心益苦,神力交瘁。

嚴復生前旅居在外,除乙酉、癸巳兩次回鄉應鄉試外,一直奉母並攜妻子(王氏死後,繼娶江氏,又娶朱氏)住在天津。陽歧鄉嚴氏族人過去讀書的極少,多數是自耕農和手工業者,只有一兩家開設小酒店或油鹽店。

自嚴復任職天津後,弟侄輩由於他的關係,出外就學的才多了起來。庚子八國聯軍進犯北京,嚴復全家由天津避難上海,那時隨行的除了堂弟又甫外,還有族侄伯鋆、伯勛、家井、培南及陽歧同鄉毛姓青年等。

伯鋆曾留美專攻數學,後任唐山大學數學系教授、山西鹽務管理局局長、福建鹽務管理局局長等職;伯勛後來加入同盟會,曾和汪精衛等人謀刺過清攝政王,北伐後在國民政府海軍部任上校科長;家井在京津開設“一和洋行”,經營鐵路枕木及五金、紙張等進口業,發過大財,後因北洋軍閥失敗被交通部拖欠大批款項無法收回而宣告破產;培南以數學見長,民國元年嚴復任北京大學校長時聘他為北京大學數學系教授,這些人大多是遠族。他們隨嚴復赴津時還都是青少年,均被安置在武城學堂肄業。

由於這些人互相援引,族人就學就業於京、津、滬各地以及海軍和鐵路的,不斷增多起來。至於和嚴復年齡相若的弟兄,則被薦入海軍艦艇工作。但他們都因幼年失學,識字無多,知識有限,只好做槍炮生或伙夫之類的雜役。陽歧鄉地少人多,平均每人占地僅6分 (陽歧土地向以6分為單位,稱為“一工”)。自耕農受到土地限制,生活極端貧困,一遇天災人禍即無所措手足。由於嚴復及其同鄉弟子的援引,離鄉外出的人日多,由同族擴大到同鄉,後來在外的人遠較在鄉的為多,有些人在外已歷數代了。

★治學嚴待人寬

嚴復治學嚴謹,每晚他以打牌為消遣,散局後,照例要在燈下聚精會神地讀書或寫作,至午夜始息。1895年譯成英人赫胥黎的《天演論》。此書原為授課之用,後公開行世。此書用進化論觀點論述人類社會的演進,對當時中國思想界震動很大。以後又有大量譯述行世。

他對後輩的要求也很嚴格,無論讀書寫字,都要端端正正地坐著,反對躺著讀書,歪欹寫字,衣服要潔淨,用具要排列整齊。並常以“敬勝怠者昌,怠勝敬者滅”來告誡後輩。他提倡按部就班地學習數學,認為數學不僅是研究自然科學不可缺少的基礎,更重要的是通過學習數學,可以訓練思想.使之條理化。

他曾說,學過數學的人,儘管後來全忘掉了,但因頭腦已得到了訓練,談話、寫作和推理時就不至顛倒紊亂。一次,他的三子叔夏寫信向他陳述在福州的讀書情況,說正在閱讀《近思錄》,並準備用七年時間讀畢二十四史及英文世界史云云。

他覆信說:“甚好,但此書不是胡亂看得,非用過功夫人不知所言著落也。二十四史及英文世界史盡七年看了,‘先生之志則大矣’(引《孟子》),苟踐此語,殆可獨步中西,恐未必見諸事實耳。但細思之亦無甚難做,俗諺有云:‘日日行,不怕千萬里’,得見有恆則七級浮屠終有合尖之日。且此事必須三十以前為之,四十以後雖做亦無用,因人事日煩,記憶力漸減。吾五十以還,看書亦復不少,然今日腦中豈有幾微存在?其存在者依然是少壯所治之書。吾兒果有此志,請今從中國前四史起。其治法由史而書而志,似不如由陳(《三國志》)而范(《後漢書》),由班(《漢書》)而馬(《史記》)。此顧虎頭所謂倒啖蔗也。”(按:晉顧愷之字虎頭。)

他認為無論從事哪一門學問,都要有真正的知識,反對出言無實,陳腔濫調。叔夏少時有一次評介某青年詩人的作品,說嫌其太滑。先生曾就此發揮說:“言其滑,固然。但請問詩如何然後為滑?夫滑者,徒唱虛腔而無作意之謂也。詩有真意便不為滑。使無真意,學東坡固滑,學山谷亦滑,江西派乃更多不耐惡調也。”

他晚年時,子女除叔夏留閩外,其餘都在他身邊,他和叔夏經常通信,要叔夏經常寫家信,並答應他有信必復。叔夏寫信署的日期,有時用公曆,有時用舊曆。

他就在回信中指出:“刻下新舊兩歷並行,凡作家信,用新則純新,用舊則全舊,不可乍陰乍陽,必致迷亂誤事,汝前書皆用舊曆,此信乃忽填新曆日子何耶?又如朔、望、弦、澣及初幾等字,皆舊曆有之,不宜以書新曆。”嚴復還經常告誡鄉族子弟,不要遊手好閒,不可作不務正業的惰民。

他對有力而懶惰的人如乞丐、流氓以及僧道之流,都視為“國之惰民”,決不施捨分文。而對於無告的孤寡,卻深為憐恤。1919年我父親去世(他生前由海軍炮手升至長江南北岸炮台台長),死時已欠餉多月,薪俸恤金都支領不到,索債臨門,無法應付。

翌年,嚴復回閩終老,見到我時,老淚橫流,當即寫一信給福建督軍李厚基,述說我家寡母孤兒處境之苦。李厚基之任福建督軍,是由海軍總長劉冠雄薦於袁世凱的,而嚴復是劉冠雄最尊敬的一位老師。李接信,立即派人將款送來,清了債務。此時他還兩次查問我的課業,並親自教我讀王安石的《讀孟嘗君傳》和王勃的《滕王閣序》。

嚴復在家內頗能納言。一天,他的一隻專用飯碗(精美細緻,可能是個古董)被僕人不小心打破了,他頓時發起火來,斥責僕人,嘮叨不休。他的次女琴(當時才十五六歲)見狀,反問他;“大大(子女對他的暱稱),天下有沒有不破的磁器?”他頓時改容,不再說什麼了。事後還著實誇獎這個女兒能“規父之過”。

他對孩子們所表現的某種率真的舉動,也會採取諒解的態度。例如,一個冬天的晚上,他的四兒璇(16歲)晚飯後踱進父親書房,見案上放著一函《金瓶梅》(明版,共有三函),便倚案看了幾頁,心裡有些不自在,暗想:這莫不是壞書,父親為什麼看它?便一聲不響地把書扔進房內取暖的煤爐里。

先生在外屋(正在叉麻將)發現有煙霧漫出,便向房裡喊話,但不見回應(嚴璇已一聲不響地溜走了)。我在北京讀書時,發現先生放在書櫥中的《金瓶梅》只剩了兩函,一直不解短缺一函的原因,至後來嚴璇自國外回來對我說了上述的這件事,我始明白。嚴璇說父親對此事後來並未追問責備。

★晚年思想倒退

嚴復晚年思想開了倒車,列名“籌安會”,擁護袁世凱復辟帝制。後來送嚴璇去唐山大學肄業,時值五四運動正搞得轟轟烈烈,他卻對兒女們提出青年不要過問政治的主張。在《書示子璇四十韻》詩中云:“內政與外交,主者所宿留;就言匹夫責,事豈關童幼。”他曾說五四運動是“舉國方飲狂,昌披等桀紂”,斥之為猖狂的舉動。

他主張婚姻要遵古制,認為婚姻的目的,主要在於“承祭祀,事二親,延嗣續,故必須承父母之命”。他對自己子女婚姻也按此辦理,致使長子璩(伯玉)和三子琥(叔夏)都因包辦婚姻而受到終身痛苦。其他子女都在嚴復死後才結婚,次女華嚴因信仰天主教進了修道院。

嚴復早年相信“人定勝天”的道理,但對宗教、鬼神、命相、卜筮等事,卻半信半疑,態度曖昧。從他的一首詩中,可以看出他對佛教所持的觀念。他寫道:“無懼真為寶,非茲不得生。禪門講座下,所得盡平平。國破猶能戰,家亡尚力耕。升天成佛者,皆是有犧牲。”

一次,伯玉為亡母王夫人忌日在北京法源寺設奠做道場,其弟嚴璇、嚴玷不肯接受和尚的使喚,不願行跪拜禮,還說了一些牢騷話(受五四運動影響,反對封建迷信)。伯玉心中不快,寫信到上海告訴他的父親。

嚴復即去信給璇、玷兩子,大意說:凡事在還不能證其必有、也未能斷其必無的時候,只能取存疑態度,不應簡單地給予否定或肯定。做道場失禮,說明你們無知。信中最後說,此類事須“均衡判斷”,“之所以難能可貴者在此”。

我還聽家人說,庚子義和團事起的那年,嚴復由天津逃出,避地上海,他的次子獻於途中染病,由跟隨的人輪流抱著逃難,奄奄一息,杯水難尋,在極度慌困的時候,嚴復時而喃喃念佛,時而向菩薩許願,時而又靜默祈禱上帝保佑。嚴復究竟崇奉的是什麼,連他自己也說不出來,只是在無可奈何之際找個精神安慰罷了。

他有個族弟彬亭,供職于海軍界,以占卜著名。彬亭身故之後,嚴復在給三子叔夏的信中感嘆道“從此無起課最靈人矣”。他63歲添孫,聞訊喜不能寐,立即懸燈燃燭,焚香拜祖。類似舉動,不一而足。

1917年6月1日,天空有一顆新星出現於牛女之間,光芒煥發,過於一等星。他明明懂得“自晚近星學家言之,固若無與於人事”,可是接著又說,“而其所可異者,獨見於此時而已”,並吟出“可是耶和(指上帝)欲現形”的句子來。

★懷戀陽歧故鄉

嚴復對故鄉極為留戀,他到66歲才得重返故鄉。在此之前,他曾有《懷陽歧》一詩,表達了他對家鄉景物的懷念。這首詩是:“不返陽歧廿載強,李垞依舊掛斜陽。鵝頭山好浮佳氣,碕角風徵簇野航。水鳥飛來還徑去,黃梅香遠最難忘。何從更作蓴鱸語,東海如今已種桑。”他居北京時,還有“長安作客垂十年,夢想陽歧山一邏”的詩句。

他和王夫人的墓,就選擇在鵝頭山。這塊墓地是其長子伯玉在清朝任福建財政正監理官時為父母卜擇的“牛眠”之地。伯玉親自監督建設了這塊墓地工程,到1912年底才將他母親的靈柩安葬在這裡。嚴復因事未得回閩,親自寫了“清嚴幾道先生壽域”一塊墓碑,直到他回福州,才親眼看到自己的生壙。

王氏葬後,先生就想回家看墓,尤以“洪憲”失敗,因有聲名之累,居常抑鬱寡歡。1916年除夕,寄陳石遺一首詩有“鄉思如潮不可緘”的句子。他回福州後,經常居鄉,住在我家。居鄉時經常拄杖在桔林河邊散步,和父老們談家常,講農事。鄉人求字,有求必應。當時陽歧有一家“福記”雜貨店,因為先生在鄉,競由福州採辦一批宣紙回鄉應市,一時傳為佳話。

在陽歧鄉,他徇鄉人請求,倡議重建“尚書祖廟”,廟祀南宋參政陳文龍(南宋殉國忠臣,宋史有傳)。他為建廟捐了1000元。督軍李厚基以和他的關係,也捐了3000元,嚴復並為該廟撰寫了許多楹聯。廟門橫額“尚書祖廟”四個大字,是他親題的。倡建新廟的本意,只是鑒於陽歧鄉地少人多,民眾生活困難,通過建設廟宇工程和以後賽神演戲等事,可為本鄉民眾增加一些收入而已。這個廟裡的神,是南台島漁民最迷信的偶像,每年各鄉漁民都要來陽歧祖廟進香祈福。

嚴復於1921年逝世,時年67歲,諸子均未在側,僅次女華嚴隨侍。遺囑除對財產作了分配外,並以三事敦囑家人:一、中國必不滅,舊法可損益,而必不可叛。二、新知無盡,真理無窮,人生一世,宜勵業益知。三、兩害相權,已輕群重。等語。據聞他生前經常與人談道:“老夫年將七十,暮年觀道,十之八九殆與前不同。以為吾國舊法斷斷不可厚非。”並說:“吾垂老親見七年的民國,與歐洲四年亘古未有之血戰,覺歐人三百年之進化,只做到‘利己殺人、寡廉鮮恥’八個大字。”

嚴復的墓志銘,為其摯友陳寶琛所撰。我在北京大學讀書時,胡適之曾和我說過:“以幾道先生在近代學術文化上的貢獻,絕非清代遺老如陳寶琛輩所能窺測想像。伯玉以墓志銘之作,委諸陳老先生,殊不可解。”解放後,嚴復的鵝頭山墳墓,經人民政府出資修葺一新,列為國家文物,予以保管,傳留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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