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元慶

陶元慶

陶元慶(1893—1929),字璇卿,名人,浙江紹興人。曾在上海藝術專科師範學校師從豐子愷和陳抱一等名家學習西洋畫。對中國傳統繪畫、東方圖案畫和西洋繪畫都廣泛涉獵,有著不俗的見識和修養,為其從事書籍裝幀藝術奠定了美學基礎。

基本信息

人物生平

伯樂相助 少年有成

陶元慶 陶元慶

陶元慶自少年時就喜歡美術,他精於國畫和水彩畫,又擅長西畫,後來他在上海《時報》館為《小時報》設計圖案,得以與一牆之隔的有正書局老闆狄楚青相識,當時狄楚青收集有大量的中外美術圖案,陶元慶沉浸其中,此後便專事圖案設計和書籍裝幀,成為“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湧現出來的書籍裝幀藝術家,並與魯迅結下了深厚的友情,魯迅多次稱讚其作品,並因一再請其作畫,說自己是“得隴望蜀”。

1924年,陶元慶到北京遊歷,就住在魯迅曾經居住過的紹興會館裡,此前陶元慶還在上海結識了周建人,當時恰好魯迅在北京各高校授課,其中作為文藝理論講義而翻譯的日本廚川白村的《苦悶的象徵》將出版,就請陶的好友、也是紹興文學青年的許欽文轉請他作封面畫,陶元慶欣然接受,沒有多久就將作品轉交給了魯迅,魯迅看後十分滿意,又讓許欽文帶話給他,讓他有空來串門聊天,但陶元慶不擅長活動,甚至羞澀於拜訪名人,沒有主動去拜訪魯迅,直到魯迅從許欽文妹妹那裡聽說他來到北京已有多日,就請許欽文邀請陶元慶來做客,這樣,陶元慶才由許欽文介紹與魯迅相識了。這年12月3日的魯迅日記上記有:“午後陶璇卿、許欽文來。”

1929年8月6日,陶元慶因病去世,年僅36歲。魯迅先生對於陶元慶的逝世很是悲痛。當許欽文寫信告知陶去世的訊息後,魯迅於日記中即記下了準確的時間:1929年8月6日午後8時。魯迅還向許欽文詳細探問陶元慶病中的情況和他的家境,並拿出300元錢,托許欽文在陶元慶逝世的地方——q畔,買了三分多地,購了建築材料,在陶元慶生前喜愛的西湖玉泉道旁造了墳墓,題名“元慶園”,並且種上了花卉和柏樹。經過戰火和動亂的一再洗劫,現在“元慶園”已隨著歲月的流逝而消失了,但陶元慶和他的畫仍活在許多人的心中,他在臨海的這一段生活,也將永遠為臨海人民所追念。

書籍裝幀

陶元慶 陶元慶

在中國現代書籍裝幀史上,採用新穎的圖案裝飾作為新文藝書籍的封面設計,陶元慶是第一人。而他又是在魯迅先生的熱情鼓勵支持下進行大膽創新的。

“未名社”出版了魯迅翻譯《苦悶的象徵》,陶元慶在設計封面時,用一個在壓抑中拚命掙扎的半裸的婦人人體形象為主體,通過這個披著波浪似的黑髮、用腳趾夾著釵的柄、又用溫柔的嘴和舌舔著這染了血的武器的尖頭的婦人,用那略帶恐怖的情景和暗藏著無限的悲哀的畫面表達所謂“苦悶的象徵”,畫面還用了黑、白、灰、紅等彼此相襯的色彩和鬱悒的線條,這樣來深刻地表現主題,魯迅以為這樣處理“使這書披上了淒艷的新裝”,許欽文更認為它“首創了新文藝書籍的封面畫”,而“五四”新文學書籍以圖案為封面的則始於此書。這本書初版時因經費所限,封面用單色印成,魯迅覺得過意不去,於是待初版售完後,以版稅作為再版時的補充經費,並將封面由單色還原為複色,視覺效果也更加強烈了,於是這本書的兩個版本,因為有不同色彩的封面而成為收藏家的珍品,以至被稱為是“人間妙品”。

另一幅《彷徨》的封面,陶元慶用橙紅色為底色,配以黑色的裝飾人物和傍晚的太陽,上下兩段橫線,簡練地概括了畫面的空間,而人物的動作似坐又似行,滿幅畫面被緊張的情緒所包圍,將“彷徨”表現得恰到好處,又耐人尋味。魯迅稱讚說:“《彷徨》的書面實在非常有力,看了使人感動。”可是當時有的人卻看不懂那寓意,以為陶元慶居然連太陽都沒有畫圓,陶元慶只好憤憤地說:“我真佩服,竟還有人以為我是連兩腳規也不會用的!”

《彷徨》是魯迅的一部短篇小說結集,收錄了魯迅在1924-1925年間所寫的短篇小說十一篇,包括《祝福》《在酒樓上》《幸福大家庭》《高老夫子》《兄弟》《傷逝》等。作品以”表現得深切”、”格式的特別”開創了小說現代化的特徵。魯迅的偉大人格、深邃思想、強烈憂憤、崇高情懷、精湛藝術都凝聚其中。在魯迅之前,中國小說史上還沒有真正塑造農民形象的作品。魯迅的最真情始終傾注在農民身上,但他更重於挖掘舊中國農民的精神殘疾和國民性格中的奴性。這在《訪煌》中也有深刻的體現。

陶元慶還為魯迅設計了《出了象牙之塔》、《工人綏惠略夫》、《中國小說史略》、《唐宋傳奇集》、《墳》、《朝花夕拾》等,其中《唐宋傳奇集》封面素樸靜穆,古風悠然,畫中人物、馬車、旗幡,排列有序,意趣高遠,這種用寫意的手法表達性情則是他藝術特色之一。

《墳》,魯迅邀請他設計封面時說:“我的意思是只要和‘墳’的意義絕無關係的裝飾就好”,陶元慶遂在創作封面時便用一種包含著死的氣息的畫面營造構圖,把棺槨與墳相排列,強烈傳達出魯迅作品的寓意。

裝幀封面

陶元慶最具代表性的裝幀封面,是他為許欽文的小說集《故鄉》設計的“大紅袍”,那是一次他從北京天橋的戲院看戲出來後,為舞台上的藝術形象深深感動而忘情地徹夜畫出的。

他取故鄉紹興戲《女吊》的意境,畫出一幅半仰著臉的女子,把其中“恐怖美”中病態的因素刪除,表現出一種滲著悲苦、憤怒、堅強的藝術精神。畫面中藍衫、紅袍、高底靴等都是古裝戲中常見的道具,主人公持劍的姿勢也來自於京戲中武生的造型。這一作品,陶元慶汲取多元的藝術感悟,稍加變型,遂為一幅絕唱的藝術創作,後來許欽文把他創作這幅畫的經過講給魯迅聽,魯迅沉醉其中,不斷地說:“呵,是這樣的,璇卿是這樣的”,“這樣一氣呵成,好像是偶然的,其實早就積累了素材,甚至已經有了初步的腹稿。那天晚上的看戲,只是最後的促成。寫文章總要多看看,不看到一點就寫,才能寫得深刻,生動。繪畫也要這樣,有功夫的藝術家大概都是這樣的。”

許欽文(1897.7.14-1984.11.10),原名許繩堯,生於浙江山陰。1917年畢業於杭州省立第五師範學校,留任母校附小教師。1920年 赴北京工讀,在北京大學旁聽魯迅先生的《中國小說史》課程,並因鄉誼與魯迅先生過從甚密,自稱是先生的“私淑弟子”。 1922年發表第一篇作品短篇小說《暈》,此後經常在《晨報》副刊發表小說和雜文,受到魯迅的扶植與指導。 1926年由魯迅選校,資助的短篇小說集《故鄉》出版,描寫的多是浙江家鄉的人情世故態,頗受好評,魯迅先生將其列入“鄉土作家”之列。1927年離開北 京到杭州,抗戰爆發輾轉福建各地,勝利後復回杭州,前後20餘年,一面教書,一面寫作。

與魯迅關係

陶元慶筆下的魯迅形象 陶元慶筆下的魯迅形象

說也奇怪,陶元慶是認生的人,但一見魯迅,說起話來卻滔滔不絕,兩人彼此很投緣,這原因除了是老鄉之外,與魯迅懂得美術也有關係。此後,陶元慶時有造訪,魯迅也時常邀請他來(《魯迅日記》中提及陶元慶多達七十餘次),如翌年的春節,魯迅邀三個故鄉青年來吃飯,這三個人就是陶元慶、許欽文、孫伏園,作陪的則有魯迅的母親以及俞家三姊妹(俞芬、俞芳、俞藻)和許羨蘇、王順親等故鄉的女子,桌上的菜餚都是紹興的風味。其實,魯迅向來宴客都到館子裡,這次破例在家中設宴,實在是為主客的陶元慶特意準備的。此後,兩人有了更多的合作,魯迅把自己的許多書籍都交由他設計。

魯迅喜愛陶元慶的畫,想請他給自己畫肖像,陶元慶自是願意,不過因為兩個人的時間湊不好,終於沒能找出時間來做素描,後來陶元慶返鄉在台州任教,魯迅把自己的照片寄去,請陶元慶在假期對照照片畫一張肖像。1926年5月,陶元慶把畫成的魯迅頭像寄給魯迅,這就是魯迅生前最喜愛的一張自己的肖像了,後來這幅畫就擺放在魯迅北平寓所的客廳正中。

顯然,魯迅非常欣賞這位故鄉的藝術青年,對他幾乎常常不惜不加任何掩飾的褒獎,魯迅也非常尊重陶元慶的性格,在他們時間不長的往來中,可以說是充滿了怡怡之情,魯迅曾多次贈書和宴請他,陶元慶更是以同鄉晚輩的身份對魯迅執弟子之禮,不僅經常贈畫作和畫信片,還不時贈送家鄉的火腿,以及從西湖邊採擷來的梅花。魯迅1926年8月26日攜許廣平南下,在北京火車站歡送的人群中,也有陶家兄妹的身影。

美術教育家

陶元慶作品 陶元慶作品

陶元慶不僅是個傑出的美術家,而且是個優秀的美術教育家,省立第六中學是他從事美術教育活動的第一所學校。魯迅說他是“師範生出身的,懂得教學法”。雖然在六中任教僅一年半,但成績斐然。

在六中的三個學期,既是陶元慶進行美術教育工作的第一次,也是他書籍裝幀設計成果豐碩的重要時期,陶元慶為魯迅的著譯創作的大量的封面畫,相當一部分就是在省立六中任教時完成的。當年,陶元慶在臨海不僅為魯迅的著譯繪製封面,還應魯迅的請求,為他主持出版的書刊和熟人的著譯作了許多封面畫,如《未名叢刊》、《烏合叢書》、《沉鍾》、《往星中》、《青年的夢》等。

暑假到來,省立六中換了校長,陶元慶未得續聘,遂與許欽文一起離開臨海。他先後在上海立達學園和杭州西湖國思立藝術院任教,在這段時間,仍和魯迅保持密切的聯繫。

裝幀作品

作品列舉

陶元慶作品 陶元慶作品

1925年 《苦悶的象徵》、《出了象牙之塔》1926年 《毛線襪》、《故鄉》、《回家》、《趙先生的煩惱》、《彷徨》

1927年 《朝華夕拾》、《工人綏惠略夫》、《墳》

1928年 《若有其事》、《蝴蝶》、《幻象的殘象》、《唐宋傳奇集》、《鼻涕阿二》

1929年 《語絲》

1930年 《無妻之累》

以及《監獄)》《彷佛如此》、《往星中》、《白露》、《中國小說史略》、《一罐酒》……

第一次作品展

陶元慶作品 陶元慶作品

陶元慶生前舉辦過一次“個展”,那是1925年3月19日,地點在北京西四的帝王廟內,這是魯迅通過章衣萍為陶元慶借用了“個展”的場所,此外魯迅還熱心參與籌辦,為《陶元慶氏西洋繪畫展覽會目錄》寫序,他說:“陶璇卿君是一個潛心研究了二十多年的畫家,為藝術上的修養起見,去年才到這暗赭色的北京來的。到現在,就是有攜來的和新制的作品二十種藏在他自己的臥室里,誰也沒有知道,——但自然除了幾個他熟識的人們。在那黯然埋藏著的作品中,卻滿顯出作者個人的主觀和情緒,尤可以看見他對於筆觸,色采和趣味,是怎樣的盡力與經心,而且,作者是夙擅中國畫的,於是固有的東方情調,又自然而然地從作品中滲出,融成特別的丰神了,然而又並不由於故意的。將來,會當更進於神化之域罷,但現在他已經要回去了。幾個人惜其獨往獨來,因將那不多的作品,作一個小結構的短時期的展覽會,以供有意於此的人的一覽。但是,在京的點綴和離京的紀念,當然也都可以說得的罷。”這篇《序》,很快就在孫伏園編輯的《京報副刊》發表了。

第二次作品展

1927年12月,立達學園要舉辦第二屆繪畫展覽會,陶元慶和豐子愷等求助於魯迅,魯迅欣然如邀,除了撰寫文章紹介,又挑選了一些自己珍藏的畫像拓本加入展覽,自己也親赴展覽會,並與陶元慶、許欽文和家人共宴為賀。此次立達學園的美術展覽,內有陶元慶的作品30幅,魯迅又寫下《當陶元慶君的繪畫展覽時——我所要說的幾句話》,再次熱情讚揚陶元慶對中國現代美術運動的不懈探索和追求

藝術特色

(1)博採眾長,具有創新精神。能融國畫、西畫、圖案於一爐。

(2)具有民族特色,強調氣韻,不僅僅追求形似。

(3)有一個裝飾世界,不僅僅是唐草花紋的寫生變化,給與圖案以新的概念。

(4)注重形式美感,能分清主從。

(5)廿世紀二十年代,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既不崇洋媚外,也不固步自封。藝術觀念新穎可貴。

所有這些不僅直接指導著他的繪畫創作,也同時影響著他的書籍裝幀藝術,正因為如此,他在裝幀藝術中的成就是前無古人的,在魯迅先生的引導下是具有創作上,藝術上和設計上的獨創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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