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編著書籍順治八年（1651年），15歲的閻若璩以商籍補山陽縣學生員，此後更是鑽研經史，深造自得。他立志博覽群書，曾經集陶宏景、皇甫謐的名言“一物不知，以為深恥；遭人而問，少有寧日”題於柱上，以此來鞭策自己發奮學習。多年孜孜不倦的潛心研讀，使他成為才富學贍的青年士子，為他日後卓然成家奠定了深厚的基礎。時海內名流過淮，皆與之交接，當地的學者如李明睿、方文、閻爾梅等，亦折輩和他來往，一起討考古今，切磋學問，使他獲益匪淺。
康熙元年（1662年），閻若璩改歸太原故籍。以後，他數次返籍鄉試，但都名落孫山。值得慶幸的是他也並未虛行。康熙二年和十一年（1672年），他兩次到太原松莊拜會了傅山，兩人切磋學問，考辨金石遺文之學，情誼篤厚。康熙十一年，他第四次返歸故里，恰逢顧炎武游太原，他們一道考晉祠古蹟，辨晉水源流及太原之沿革、唐晉之分封。顧炎武還以“所撰《日知錄》相質”“即為改定數條，顧虛心從之”。
續資治通鑑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徐乾學去世，一統志局的諸學者雲散，年近60歲的閻若璩也回到了淮安府山陽縣。其後，他常常“訪友數百里內，往來蘇杭，輕舟載書冊酒茗，倘佯湖山煙水之間”。此時，他已“名動九重”，但使他深以為憾的是“績學窮年，未獲一遇”，名成而功未立。
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和四十二年（1703年）。康熙皇帝南巡江浙時，他先後兩次進獻頌詩，渴望得到召見，但未能如願。後來，皇四子親王胤禛（即以後的雍正皇帝）因久聞其名，以手書相邀。已69歲的閻若璩感到不勝榮幸，不顧年老衰病之軀，日夜兼程，於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正月趕赴京師。三月，被胤禛請至府邸，尊為上賓，“呼先生而不名”，“執手賜坐，日索觀所著書，每進一篇，未嘗不稱善”。不久，閻若璩病情加重，胤禛延請御醫為他醫治。六月八日（7月9日），閻若璩因醫治無效卒於京師。胤禛遣官經紀其喪事，並親撰輓詩及祭文，稱他“讀書等身，一字無假；積軸盈箱，日程月課；孔思周情，皆大言深”。
主要貢獻
閻若璩在清初的學術史上，閻若璩上承顧炎武、黃宗羲，下啟惠棟、戴震。作為清代漢學（或考據學）的直接先驅，閻若璩在清代學術史上的貢獻是不可磨滅的。
學術思想
閻若璩一、繼承了明末清初以顧炎武、黃宗羲為代表的清初學者反理學的思想傾向，指責“道學寡陋”，認為“訓詁之學至宋而亡，朱子尤其著者”。他推崇漢代經師馬融、鄭康成，認為他們“兼群經而纂釋之，其網羅遺逸，博存眾家，意義深遠矣”，明確表示“主漢不主宋”。
二、繼承了清初思想家強調的博古通今的學風，離開了他們主張的經世致用的目的。閻若璩博極群書，精於考證，淹貫經史，“於漢唐諸儒註疏，類能貫穿鉤穴，口誦如瀾翻”。他的著述頗豐，但大都是對古文的詮釋、整理、考證，離現實很遠。
三、主張對古書大膽懷疑，考證要力求確實。閻若璩以懷疑的精神對歷史上流傳下來的經籍、經注、經說問難，認為其中“不無錯誤處”。他希望探索經籍的本來面目，辨偽存真。以此目的出發，他讀書注重解義，凡有“一意未折，反覆窮思。飢不食，渴不飲，寒不衣，熱不扇，必得其解後止”。每論一事，每立一說，都要詳加考辨，力求精核，有時甚至“手一書，至檢數十書相證”。“大抵事必求其根柢，言必求其依據，旁參互證，多所貫通”。
主要著述
閻若璩相關寓言
閻若璩宋代學術很容易使人聯想到“孟子風格”，《大禹謨》“十六字心法”以唐人文本選擇為前提，朱熹對“二十五篇”行文平易的“猜想”則是對同一前提的逆反。“懷疑精神”在學術史中絕非壞事，關鍵問題是清代學術對朱熹“猜想”給出了一個什麼樣的研究結果。本文至少可以證實閻若璩的研究遠遠不足以支撐其結論。但是，閻氏的方法和結論卻在一定程度上為此後的清代學術提供了依據，包括乾嘉考據對“漢學”的復古，包括“古文學”和“今文學”的興替。閻氏之後清代考據學被稱作“漢學”，江藩將閻若璩列為清代“漢學家”第一人。事情開始有些荒唐：考據學鼎盛時期為什麼無力糾正閻氏《疏證》中大量十分明顯的考據錯誤？清代“漢學”古文家、今文家的學術定位有幾分明白幾分糊塗？兩個世紀清代學術在多大程度上以閻氏《疏證》為支點？
閻若璩在《疏證》中（第八十）講了一個故事。先說鄭康成於病重時以書信告子：“末所憤憤者，徒以亡親墳壟未成，所好群書率多腐敝，不得於禮堂寫定，傳與其人。日西方暮，其可圖乎？”然後講他自己“《疏證》第五卷寫成，年五十有三”。再說卜葬其父的過程。最後說：“後三年，果有……善寫生者適至，屬寫二圖，一禮堂寫定圖，一傳與其人圖。觀者鹹嘆其秀眉明目，以為康成遺照，而不知實以余像代之。因藏諸丙舍秋山紅樹閣，視我世世子孫雲。”
鄭玄書信見《後漢書》本傳。“末所憤憤者”是鄭玄於病重時交待遺願。“其可圖乎”是囑其子設法了卻暮年心愿（和畫像沒有關係）。我讀《疏證》三遍。初見上文，哂其誤解文義，行事荒唐；連“秀眉明目”都要掉書口袋。復見，觀其自比康成，沐猴而冠，竊竊私喜之狀。三讀，驀然警醒，終於覺察到他移花接木、惡意戲弄的快感：我逗你們玩兒吶。《疏證》五卷寫成，他已經蜚聲海內。這就怪不得他敢於寫下這樣的寓言。大約在此之後，他開始往《疏證》中“注水”。
由於閻氏寓言戲弄成分過於露骨，被他孫子閻學林在集資所刻西堂本中刪掉。其動機是對家祖的溫情與敬意。閻氏之後，中國一些知識精英逐漸喪失對中國文明的溫情與敬意。歷史學家最終成為歷史的殺手。這樣的歷史研究轉化為酷吏斷案深文周納的筆墨文書。“莫須有”的作偽故事如此這般編造下來，形成一種極不審慎的惡劣學風，於是有了康有為先生的作偽故事（《孔子改制考》《新學偽經考》），顧頡剛先生的作偽故事（“層累”說）。於是一些今文《尚書》篇章和更多的古文獻也最終成為“偽書”。時至今日，中國史學界似乎仍然搞不清楚誰是歷史學家，誰是佞人遺種，什麼叫客觀慎重的科學研究，什麼叫酷吏斷案的筆墨功夫。一門健全的學科必須要有一個知識的輪廓，要有一套獲得和分析經驗的相對成熟的方法，一套修復謬誤和良性生長的機制。難道沒有地下出土的“物證”，我們就沒有能力解決問題？說來有些荒唐，實則大可悲哀。
歷史評價
閻若璩是我國清初一位著名樸學大師。他畢生研究經學、古地理學，治學嚴謹，善於思考。他常說：“讀書不尋源頭，雖得之殊可危。”他20歲時研讀《尚書》時，對《古文尚書》產生了懷疑，於是花了三十年時間進行考證，終於寫成了著名的《尚書古文疏證》八卷，對東晉梅頤所獻的《古文尚書》辯出偽跡一百二十八著作權法，得出《古文尚書》二十五篇都是魏晉間偽作的結論，翻了一千多年經學史上的一個大案。名儒黃宗羲看後，大加讚賞說：“一生疑團，見此盡破矣！”並親自為此書寫序。近代學者梁啓超在《清代學術概論》評述說：“閻百詩的《尚書古文疏證》，不能不認為是近三年學術解放之第一功臣。”他在考證方面的成就，使他成為一代宗師。康熙二十九年，內閣大學士、刑部尚書徐乾學奉敕修纂《清一統志》，閻若璩因精於地理學，應邀參與編纂。此後，他又和著名史學家萬斯同協助徐乾學編撰《資治通鑑後編》一百八十四卷。
閻若璩一生勤奮治學、著書，除著有《尚書古文疏證》外，尚有《四書釋地》、《潛邱札記》、《困學記聞注》、《孟子生逐年月考》、《眷西堂集》等。他治學嚴謹，“事必求其根柢，言必求其依據”，“無一字假”。這種學風，對乾嘉學派的形成影響很大。紀昀對他在考據學上的貢獻給予很高評價：“百年以來，自顧炎武以外，罕能與之抗衡者。”江藩《漢學師承記》將閻若璩推為清代漢學家第一。
閻若璩的《尚書古文疏證》是清代考據學的一面旗幟。它與顧炎武等人橫掃了當時流行的空疏無本的心學，開創了清代樸實學風的道路，後來形成了乾嘉考據學派。他研究學問的方式我們今天仍在借鑑使用。他那種批判的精神，嚴謹的態度，詳細的占有資料，縝密的考證，實事求是的學風，是我們的寶貴的文化遺產，永遠值得我們繼承和發揚。
後世紀念
閻若璩逝世後，淮安人對他十分崇敬與懷念，在新城文昌宮內為他建了“閻先生祠”，供人憑弔祭祀。到了清末光緒初，段朝端、徐嘉等人因為“閻先生祠”地點過於偏僻，倡議改在城內奎文書院(遺址在今淮安市中學)並附祀已故淮安地方文人李鎧、張弨、顧諟、楊開源、任瑗、吳玉搢。建成後，由路伾(峽)題額，名為“閻征君暨六先生祠”。光緒22年(1896)，山陽縣知縣盧維雍捐銀七十兩給閻征君祠，銀存於典鋪，每年以利息作祭祀費用。光緒27年(1901年)，河下王全熙邀集一些文人，募集經費，在河下竹巷狀元里閻若璩故里另建“閻征君祠”，事未辦成即病逝。後來他的兒子王朝征繼續操辦，終於在光緒34年(1908)建成。故居
故居位置：儲庫營胡同（皮庫營胡同）15號閻祠在山西太原會館內，幾經變遷已難窺舊貌，現為民居。
《清史稿·列傳》“儒林”條下亦有閻若璩的傳。閻若璩是太原縣西寨閻氏第12世孫，今晉源區西寨村“閻氏宗祠”正殿南面靠牆，置有閻若璩的半身仿銅像和裝人鏡框的文字介紹；西寨村口置有“閻潛丘故里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