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散木行草書軸

鄧散木行草書軸，中國現代書法家鄧散木書法作品，此軸為紙本，縱65厘米，橫32厘米，為朵雲軒藏品。

【名稱】鄧散木行草書軸
【類別】中國書法
【年代】近代
【作者】鄧散木
【簡介】
此軸為紙本，縱65厘米，橫32厘米，為朵雲軒藏品。
現代書畫藝術界有一位“臭”名遠揚的“極端分子”——鄧散木。為什麼要這么說呢？有三事可以證之。其一，鄧氏名鐵，號鈍鐵，而當時書畫界以“鐵”作為字號的名家有好幾位，且效仿者日增。鄧氏甚為反感，改取“糞翁”為號，顏其居為“廁簡樓”，並有“逐臭之夫”、“糞土之牆，不可圬”、“遺臭萬年”等印以述懷明志。一次，國民黨某高官欲出巨資請鄧氏為其亡母寫墓誌，但要求鄧氏署名不可寫“糞翁”。鄧氏一口回絕：“我雖然窮，但我寧可灶冷。要我改署名，辦不到！”其二，鄧氏齋名除“廁簡樓”外，還有一個一般人都很忌諱、令人目瞪口呆的名字——三長兩短齋。按《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三長兩短”指意外的災禍、事故，特指人的死亡。而鄧氏卻另有所指：“三長”指他擅長篆刻、做詩和書法，“兩短”指他欠缺的繪畫和填詞。其三，上世紀30年代，鄧氏在南京舉辦個人展覽時見到了徐悲鴻，兩人一見如故，相約到酒樓一敘。二人都是性情中人，酒過三巡，便大罵政府的腐敗，越喝罵得越起勁，越起勁喝得越多……嚇得周圍食客紛紛撤離。其實“糞翁”走“極端”的事還有許多，說起來難免會讓人有故作驚世駭俗、故作與眾不同的感覺。也許他本人也察覺到了，故在1957年以《六十自訟》詩自解：“諧俗病未能，詭譎頗自逞。行年當六十，去姓字以糞。非敢求驚人，聊以託孤憤。其時譁眾口，謂我有畸行。吁嗟吾何言，矯往失其正。”
從以上所述可知，鄧散木是一個耿介、正直的性情中人，也是一個肯於自嘲的個性瀟灑的人，有魏晉文人士大夫之風。這些品質滋養了他的藝術，也使得藝術在他這裡再一次煥發出奪目的光華。
應該說，鄧散木在現代是以篆刻著稱的，是篆刻家趙石的得意門生。當時印壇有“北齊南鄧”之說，“齊”指齊白石，“鄧”即指鄧散木。鄧散木書法得著名學者、書法家蕭蛻親炙。蕭蛻博通經史，尤精於文字學；書法四體皆工，大篆尤見功力。蕭蛻較康有為生年晚了五年，正趕上碑帖對抗的劇烈時期，然而他能以辯證的眼光看待這個問題。他說：“……學者通其意，則南北一家。否則學魏為偽體，學唐為匠體，無有是處。”蕭蛻的觀點對鄧散木的影響是很大的。他亦工四體書。其篆書由《嶧山碑》上溯鐘鼎、甲骨，沉雄中透出古拙氣；楷書取法晉唐，精嚴中可見逸氣；隸書廣取漢碑精髓，得圓潤飛動之勢；行草書宗法“二王”，旁及晚明諸家，最能代表鄧氏的書法水平。從鄧散木的這件行草書軸來看，他的行草基本上是帖的面目，確切地說，是沿襲了“二王”一脈風格，沒有多少碑體氣息的滲入。由此可見，他對碑帖態度的不離不棄，實質上是主張各有各的發展空間，還沒有明確地意識到碑帖融合的必要和出路所在。
那么他對帖的深入程度和出新情況又是怎樣的呢？和同一時期的書法家沈尹默相比，二人在“二王”一路的繼承上可謂不分伯仲、各有千秋。沈氏倡導在筆法、筆勢上貼近傳統，而不主張模擬結構；鄧散木則較為注重視覺結構和內在氣息的傳達，不主張打破歷史的美感風範。事實上，我們從鄧散木的言行舉止也能感到他對精神解放和個性自由的強烈追求。從他的這件行草書軸來看，他基本上實現了對“二王”乃至晉人風韻的回歸，給人以優遊恬適、瀟灑超邁的審美感受。但細審作品，我們又能看到，鄧散木並沒有完全因循“二王”的衣缽，而是體現出了自己的個性——線條趨於險峭，結體向縱向伸展，增加了墨色的對比，強化了書寫的節奏感，而“二王”筆下時時閃現的章草意味在這裡已淡化到難以尋找。
但是，正如梅墨生先生所指出的，鄧散木作為一代名家夠得上古典風格的功力派代表，遺憾之處是沒有取得突破性的成就。像這件作品中所表現出來的與沈尹默和“二王”的差異，也是屬於辨認孿生兄弟的那種，不細看細比是難以得出確定的結論的。梅先生認為鄧氏並不缺少人格品質上的強烈個性、高雅的鑑賞能力和相當深厚的文化積累，他把原因歸結為文化的惰性面與個體意識的保守素質發生聯繫的結果。我認為有這個因素，但也不盡然。歷史上，文化藝術的高峰往往不是偶然產生的，它需要一個積累過程，還需要一個環境。因而，我們還是不要對鄧散木苛求太多。
鄧散木（1898-1963），原名菊初，後更名鐵，號鈍鐵。抗戰後更名散木，別號有蘆中人、且渠子、糞翁、一足等。上海人。晚年移居北京。著有《書法學習必讀》、《續書譜圖解》、《草書寫法》、《歐陽詢結體三十六法詮釋》、《篆刻學》等，出版有《三長兩短齋印存》、《廁簡樓印存》、《一足印存》、《鄧散木書法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