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金雕塑
中國五代、兩宋時期,契丹族貴族建立的遼朝（916
～1125）和女真族貴族建立的金朝(1115～1234)相繼統
治中國北部廣大地區,歷時300餘年。雕塑藝術發展的趨
向和水平，與中原地區大體相同，留下姓名的雕塑匠師，
都是漢族。
寺廟雕塑
契丹、女真貴族原都信奉流行於中國北
部邊地的薩滿教，後來為在廣大漢族地區建立統治，又
都改而推崇佛教。其佛教寺廟造像遺物有造於統和二年
(984)的天津薊縣獨樂寺高16.27米的十一面觀音及脅侍
菩薩、護法金剛塑像，造於開泰九年(1020)的遼寧義縣
奉國寺的七佛、菩薩、天王塑像，造於重熙七年(1038)
的，山西大同下華嚴寺薄迦教藏殿的三身佛、弟子、菩
薩和天王塑像群，造於重熙年間(1032～1055)的大同觀
音堂的觀音、四脅侍菩薩、十大明王石雕像群及山西應
縣佛宮寺釋迦塔內各層塑像群等，都是當時佛教雕塑的
優秀之作。特別是一些脅侍菩薩，面型和身材漸趨修長，
表現了一種新的優美風格。
遼代另一佛教造像形式是嵌砌於眾多的磚塔上的浮
雕,著名者如北京天寧寺塔,第1層塔身四正面有拱門,門
兩側浮雕力士，全系晚唐風格。又如房山縣雲居寺北塔，
建於乾統七年(1107)的遼寧瀋陽無垢淨光塔，遼陽白塔、
雲接寺摩雲塔、八棱觀塔，義縣嘉福寺塔，建於統和至
太平年間 (983～1031)的內蒙古呼和浩特萬部華嚴經塔，
巴林左旗林東塔，巴林右旗古慶州白塔，寧城縣大明塔
等,均在第1層或第1、2層塔身各面以及基座周圍施以雕
刻精美的佛、弟子、菩薩、護法天王或力士、飛天、法
器、瑞獸等磚雕，是遼代佛教雕塑極其豐富的遺存。在
內蒙古巴林左旗一帶,還保存有遼代開造的洞山石窟(有
大小石窟100餘個)。三山屯石窟和前後昭廟石窟，規模
雖然不大，但對研究晚期佛教石窟造像在契丹族故地的
發展，特別是在內蒙古一帶遼代寺廟造像毀圮無存的情
況下，有其不可忽視的意義。
山西大同下華嚴寺 薄迦教藏殿之菩薩像
金代佛教寺廟造像遺物較遼代為多，大都是在山西境內。重要者有造於天會年間(1123～1137)的平遙縣慈
相寺的三佛塑像，約造於天會十五年(1137)的五台縣佛
光寺文殊殿的文殊菩薩及侍者塑像組群，約造於天會至
皇統年間(1123～1149)的大同善化寺三聖殿的華嚴三聖
塑像及大雄寶殿的五方佛、弟子、菩薩、二十四諸天等
龐大塑像組群，造於皇統三年(1143)的朔縣崇福寺彌陀
殿的西方三聖、弟子、護法天王塑像組群及觀音殿的觀
音、 文殊、 普賢三菩薩塑像（金塑），造於正隆三年
(1158)的繁峙岩山寺南殿的佛、弟子、菩薩、天王塑像
組群，造於明昌年間(1190～1196)的新絳白胎寺釋迦殿
的佛、弟子、菩薩、羅漢共11尊塑像組群，另造於泰和
二年(1202)的交城七佛岩白雲寺連座帶背光的坐佛石雕
像，造於明昌三年(1192)的祁縣西六支惠安寺的觀音、
大勢至菩薩石雕像頭部，共同展現了金代佛教寺廟造像
的風格面貌和藝術成就。金代佛教石窟摩崖造像不多，
所知僅陝西富縣石泓寺和山西吉縣掛甲山 2處。石泓寺
有大小石窟7個,第1窟最大,其主要開造工程是金代完成
的。主像為坐佛和弟子、菩薩一鋪，其他大小造像3000
多軀，堪稱金代石造像之大觀；窟內有皇統元年(1141)
及貞元二年(1154)題記。掛甲山有大定十九年(1179)造
思維菩薩浮雕、佛及二弟子二菩薩淺浮雕。
山西大同善化寺大雄寶殿二十四諸天之一
金朝統治時期，道教中的全真道在北方發展起來，
而道教的廟宇造像保存至今的，所知只有建於大定年間
(1161～1189)的山西晉城高都鎮的東嶽廟一所。廟中天
齊殿有東嶽天齊仁聖帝及侍者塑像 5尊，雖經明代重裝，
仍不失金塑風采。
陵墓雕塑
遼、金兩代陵墓制度，大體與宋代相同，
但陵墓均遭嚴重破壞。地面建築、雕刻設定多已毀圮無
存。位於內蒙古巴林左旗遼祖州城遺址附近山谷中的遼
太祖耶律阿保機陵墓，僅有石人、石經幢和契丹文碑等
殘存。位於巴林右旗古慶州城遺址附近的遼聖宗、興宗
及道宗三帝陵,總稱慶陵,目前地面僅有享堂、兩廡、羨
道等基址可見。唯新疆沙車縣境內的西遼(1124～1211)
五墓尚有石人、石馬遺存。陵墓雕刻之外，宮殿、寺廟
前的儀衛性雕刻，在北京房山區雲居寺遺址及內蒙古寧
城縣遼中京遺址尚有少數石獅殘軀留存。金代帝陵區在
北京房山區西大房山一帶,其中包括祖陵10座、帝陵5座
和追尊為帝之陵 2座，共17座，明天啟二年(1622)掘毀。
部分雖經清初修葺，但已非金陵原貌，後遂荒廢。
金代高官顯貴的墓葬多在東北地區，所知除位於吉
林長春東南郊的完顏婁室墓和位於舒蘭縣的完顏希尹及
其家族墓群外，在吉林的懷德、雙陽、榆樹、九台、長
嶺、敦化等縣境內，也發現有女真貴族墓。這些墳墓前
多有神道石碑、石望柱、石虎、石羊和石人遺存，石雕
藝術風格，與中原唐、宋陵墓雕刻相近，唯稍粗糙樸拙。
另位於山西忻縣韓岩村的金代文學家元好問墓，墓前所
存石人、石獸，也具有一定的藝術水平。
金代墳墓、廟宇前的儀衛性獅、虎雕塑遺物,散見於
各地的尚有不少。如現置於河北石家莊市烈士陵園(原在
獲鹿縣某廟前)的大定二十四年 (1184)鑄造的一對鐵獅，
堪稱古代獅子雕塑的傑出創造。現存北京國子監（原在
阜成門外鐵獅子廟）的泰和八年(1208)鑄造的撫球鐵獅，
別具一格。更可貴的是它們都有作者款銘。與上述泰和八
年鐵獅並列的一軀有“官”字款的石虎，實為同一題材
作品中不可多得的佳作。屬於建築裝飾性的金代小型石
獅群雕，當推位於北京豐臺區建於大定二十九年(1189)
至明昌三年(1192)的盧溝橋,橋身兩側140根護欄柱頭共
雕有480多隻石獅。今所見多為後代陸續補雕,但那種大
獅小獅“顧抱負贅”的生動活潑形式，卻都是從金代創
制中來的。
現存河北石家莊市烈士陵園的鐵獅
以俑隨葬在遼代只是個別現象。內蒙古巴林右旗遼
慶陵於20世紀初及20～30年代被盜掘，據說只發現木俑、
木狗數件。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華北、東北地區發
掘清理遼貴族官僚墓不少，而出土陶、石俑的墓葬則僅
寥寥數座。其中僅北京大興縣天慶三年(1113)馬直溫墓
出土的木雕十二辰俑、墓主人像，和河北宣化天慶六年
張世卿墓出的木雕男女侍、武士及人首蛇身俑(共23件)
值得注意，其藝術水平與同時期的佛教雕塑也遠不相侔。
金代以俑隨葬比較普遍，然而金代陶俑很少唐宋以來的
圓雕形式，侍從、儀仗俑大多是背連方磚。此外尚有砌
於墓室壁面的散樂、雜劇人物雕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