躬耕解釋
詞目：躬耕
讀音 ：gōng gēng dì
解釋：親自耕地
出自於（諸葛亮《出師表》）“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
隆中對《三國志·蜀志·諸葛亮傳》“亮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
附：《出師表》全文
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cú）。今天下三分，益州疲（pí）弊， 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 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sè ）忠諫之路也。
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zhì ）罰臧（zāng）否（pǐ），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
侍中、侍郎郭攸（yōu）之、費禕（yī）、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wèi)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bì）補闕（quē）漏，有所廣益。
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háng ）陣和睦，優劣得所。
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zhǎng)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wěi）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咨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
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sù）夜憂嘆，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shù)竭駑（nú）鈍，攘（rǎng）除奸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
願陛下托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jiù）。陛下亦宜自謀，以咨諏（zōu）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
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
附：《隆中對》全文
亮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身長八尺，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謂為信然。
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
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頹，奸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蹶，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
亮答曰：“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眾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眾，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以為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暗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慧型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岩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
先主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 在學術範疇內的歷史爭議問題演繹成廣大客群被接受的“常識”，這是歷史的悲哀。
躬耕地所指
百科名片“躬耕地”出自諸葛亮出師表“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但這個躬耕地到底在哪兒，至今未有定論。圍繞諸葛亮故里、故居、躬耕地的現代經濟故事的演繹，也如八陣圖一般，撲朔迷離，異象環生，具體涉及河南南陽、湖北襄陽(今襄陽)和山東臨沂三地。而且，此乃名人故里之爭中唯一一樁持續數百年的歷史舊案，從大清國一直到現在，三地越爭越複雜微妙，旁觀者越看越疑惑叢生。
圍繞諸葛亮故里、故居、躬耕地的現代經濟故事的演繹，也如八陣圖一般，撲朔迷離，異象環生，具體涉及河南南陽、湖北襄陽(今襄陽)和山東臨沂三地。而且，此乃名人故里之爭中唯一一樁持續數百年的歷史舊案，從大清國一直到現在，三地越爭越複雜微妙，旁觀者越看越疑惑叢生。
湖北襄陽、河南南陽兩地全力爭奪諸葛亮的“躬耕之地”上可追溯數百年。“躬耕地”為諸葛亮從事農業生產的地方，並無尋根旨趣，襄陽明里暗裡據理力爭，對諸葛亮“攀親附會”，引為同鄉，顯然“醉翁之意不在酒”。
2009年9月30日，南陽市文化局一領導在作客某入口網站時講到，“躬耕在南陽的一代智聖諸葛亮，是出自我們南陽。” 而且，兩地在歷史上的爭奪更是在巧合中充滿趣味。清道光年間，籍屬湖北宜昌的顧嘉蘅到南陽就任知府，其時，襄陽人和南陽人打官司爭搶諸葛亮，顧知府既不便得罪襄陽，又不願觸怒南陽，情急之下，滿頭大汗寫了一幅對聯——“心在朝廷，原無論先主後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陽南陽”，置於武侯祠。但顧知府和稀泥並未消融紛爭，反而讓兩地更加理直氣壯地爭搶諸葛亮，且“對聯門”之後，兩地的芥蒂越積越深。
到了1990年，中國郵政發行《三國演義》特種郵票第二組，其中有一張是“三顧茅廬”，這無意中又觸動了南陽和襄陽的歷史舊怨，兩地激烈爭奪該組郵票的首發地，“郵票門”由此爆發。國家郵票發行部門不得不讓兩地各自舉辦首發式。
2003年，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國中語文教材重新收錄已經刪除十年的《隆中對》，其中加注稱：“隆中，山名，在現在的湖北襄陽。”在《出師表》中對“南陽”一詞註解為：“南陽，郡名，在現在的湖北襄陽一帶。”此舉強烈刺激了南陽上下，“教材門”爆發，南陽市方面甚至舉行了萬人簽名的抗議活動。
2008年6月8日，中央電視台某欄目插播了一則湖北襄陽的城市廣告——“諸葛躬耕地，山水襄陽城”。又激起了南陽人的抗議，是為“廣告門”。
當然，這含糊其辭的“躬耕地”其實有著巨大的潛在收益。2003年9月，襄陽招商團隨省代表團訪問日本，大力向日方推介本地是諸葛亮的躬耕地，正好某家日企的常務董事志賀俊之是諸葛亮的忠實“冬粉”，甚至給兒子取名為“亮”，以仰賴諸葛亮的在天之靈。後來，該企業和“東汽”合資到襄陽投資建廠。
雙方論證
南陽說 證據之一正史《三國志》記載了諸葛亮上疏後主的《前出師表》，在此文中，諸葛亮表述說：“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咨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
這一段話的意思是：我本是一個平民百姓，在南陽自耕自食，只希望在亂世中保全性命，不求在諸侯面前聞名顯達。先帝不嫌棄我身世我身世低賤，竟屈駕相訪，向我徵詢天下大事，這使我很受感動於是答應為先帝奔走效勞。這一段話出自諸葛亮給後主的奏章中，可稱為第一手材料，是無可非議的，因而，它是諸葛亮躬耕於南陽最可信的證據。
諸葛亮在《黃陵廟記》中自述在南陽躬耕
證據之二
在《諸葛亮集.文集.黃陵廟記》一文中，諸葛亮說：“仆躬耕南陽之畝，遂蒙劉氏顧草廬，勢不可卻，計事善之，於是情好日密，相拉總師。”
黃陵廟位於長江西陵峽南岸，始建於春秋戰國時期，漢獻帝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 ，諸葛亮奉命領兵進軍益洲，船隊進到西陵峽，他登岸看到一座斷壁殘垣的古廟，原來是祭祀禹王和神牛的廟宇，由於年久失修，以致如此。諸葛亮感慨萬千，即派人“復而興之，再建其廟號”。廟宇建成後，即撰寫了《黃陵廟記》，並刻碑銘記。在碑文中，諸葛亮說了上述的那一段話，即“我在南陽躬耕著田地，承蒙先主劉備三顧草廬訪我......”這一段話同諸葛亮在《前出師表》中所說“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是一致的，因而，這也是諸葛亮躬耕南陽最可靠的證據。
隋開皇“斷石幢”稱孔明居南陽躬耕
證據之三
《中州雜俎》記載，諸葛亮“又嘗居葉縣之平山下，現存隋開皇二年斷石幢云：‘此地有諸葛之舊墳墟，在高陽華里。’今山下少西有諸葛廟，東金雞冢，疑冢即孔明父祖葬處.蓋孔明琅琊避地而西，自其父祖已然，其居南陽則自孔明始也。此斷石幢既為隋時物，則去三國時未遠，言必得其真，故而書之。”
據《葉縣誌.陵墓》稱：“開皇斷石幢系明代葉縣縣令牛鳳在《改正諸葛武侯祠記》石碑中所記”。今平頂山衛東區婦幼保健站有諸葛廟遺址，東有諸葛廟街，《改正諸葛武侯祠記》的石碑，豎立在婦幼保健站院內，至今保存完好。
由上文可以看出，諸葛亮的父輩（也可能是叔父）避地而西，曾遷徙南陽葉縣之平山下居住，其父輩死後，諸葛亮即移居南陽躬耕。
晉代詩畫石稱頌諸葛亮躬耕南陽
證據之四
清朝末年，南陽方城拐河鎮民眾，在灃河淤沙中發現一塊晉代詩畫石，上半部刻有《諸葛武侯躬耕歌》，下半部刻有諸葛亮畫像。該詩畫石現保存在拐河鎮高中院內。
《躬耕歌》共30句、150多字：“躬耕南畝樂如何，吃也靠著，穿也靠著；力勤糞多做生活，麥也添多，谷也添多；耕三餘一要斟酌，豐也不錯，凶也不錯~~~”。其落款為：晉永和三年歲次癸亥秋月穀旦，尚書僕射和浴手敬書。
《躬耕歌》文詞樸實無華，雅俗共賞。蘊含著博大精深的哲理，閃爍出諸葛亮的高風亮節，具有較高的藝術價值和史學價值。一是此文形成的年代久遠，與三國相近；二是系東晉名宦顧和手書，有較高的聲望；三是出土在南陽，且至今保存完好。這對諸葛亮躬耕南陽又提供了一個有力的佐證。
“三顧橋碑”證明劉備“三顧茅廬”發生在南陽臥龍崗
證據之五
劉備三請諸葛亮是婦孺皆知的歷史故事。那么，這個故事究竟發生在哪裡？這是與諸葛亮躬耕地密切相關的問題。
《三國志.諸葛亮傳》曰：“時先屯新野。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
劉備屯兵新野的時候，徐庶向劉備推薦了人喻為“臥龍”的諸葛孔明，於是就發生了“三顧茅廬”。
三顧茅廬”具體發生在哪裡呢？諸葛亮在《前出師表》中說得很清楚，“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駕，三顧臣於草廬之中，咨臣以當世之事。”《古今圖書集成》“南陽府”古蹟部分曰：“諸葛廬，府城西南七里臥龍崗，昭烈三顧處，有詞，春秋祀焉。”
劉備當年屯兵新野，來南陽臥龍崗“三顧茅廬”，必經梅溪河橋。該橋原本是一座極普通的小橋，因劉備“三顧茅廬”時經過此橋，世稱三顧橋，至今約有1700年歷史。清代在舊橋的基址上修建為石板橋，1968年由於城市擴建，又將此橋改修為水泥結構的拱券橋。
“三顧橋”在歷史文獻中屢有記載，如：康熙壬辰年編修的《龍崗志》中云：“三顧橋在南陽府城外西南三里許，離臥龍崗亦三里許，漢昭烈帝三顧草廬經此，因名。”令人驚喜的是2003年元月6日，在臥龍區棉花加工廠院內的建築垃圾中發現了一塊“三顧橋”殘碑。碑文曰：“…..三顧口更有義焉，三顧者昔劉主顧草廬而謁諸葛者也，後來漢室所由興亦始，不假此橋謁諸葛之路乎，雖謂先人之遺蹟，即今人往來所利便也。但歷年久遠，傾危將至，誰忍坐視不為之此乎，口口是橋修以流芳於不窮……”。此碑雖殘，發現於臥龍路三顧橋之側，已顯露出的部分碑文足能說明問題，具有重大的歷史和文物價值。
三顧橋殘碑是南陽諸葛亮研究史上的一次重大發現，它確鑿無疑地證明，歷史上的“三顧橋”確實存在，它用實物證明了劉備“三顧茅廬”就發生在南陽臥龍崗。進而為諸葛亮自述“躬耕於南陽”提供了實物佐證。
晉李興撰《祭文》在南陽祭祀諸葛亮
證據之六
西晉惠帝時，為紀念先賢，曾命令鎮南將軍荊州刺史劉弘與李興一起到諸葛亮故宅祭祀。為此，李興寫了一篇《祭諸葛丞相文》，祭文曰：“天子命我，於沔之陽，聽鼓鼙而永思，庶先哲之遺光，登隆山以遠望，軾諸葛之故鄉……”。此事發生在晉永興年間，當時，鎮南將軍、荊州刺史劉弘駐節宛城，李興是劉的參軍。李興為劉弘代寫了《祭諸葛丞相文》，他們是在沔北南陽某地舉行祭祀諸葛亮的活動。然而，“襄陽說”抓住這篇《祭文》斷章取義，認為“於沔之陽”就是在襄陽諸葛亮故居。其實，這是誤解，古時人們俗說“山南水北謂之陽”，此處說的“於沔之陽”，是指在沔水以北南陽某地舉行祭祀活動，並不是沔南的襄陽故宅。
黃權在南陽臥龍崗建庵祭祀諸葛亮
證據之七
亮初亡，人們懷念其功德，“遂因私祭之於道陌上”，隨後，步兵校慰習隆、中書郎向充等共上表，求立廟“斷其私祭，以崇正禮”，後主乃從之。黃權則是最早在南陽臥龍崗建諸葛庵祭祀的人。
黃權，字公衡，巴西閬中人。劉備襲取益洲後，任用其為代理偏將軍，劉備為漢中王后，任權為治中從事。劉備在蜀稱帝後，欲報荊洲失守、關羽被殺之仇，將伐東吳，黃權竭力勸阻，但劉備不從，一定要率兵親征。任命黃權為鎮北將軍，督江北軍以防魏師。後來，伐吳果然失敗。黃權因“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故而降魏。先主嘆曰：“孤負黃權，權不負孤也。”黃權與劉備及諸葛亮有著濃厚的感情，尤其對諸葛亮十分佩服敬仰。他經常在魏國官僚中稱頌諸葛亮。司馬宣王曾給諸葛亮寫信說：“黃公衡，快士也，每坐起嘆述足下，不去口實”。當權聽到故國丞相諸葛亮去世的訊息後，不勝悲痛，即和南陽同鄉人在諸葛亮躬耕過的臥龍崗，修建了一座諸葛庵，因時節進行祭祀活動。諸葛亮為劉備從南陽貸款以為軍需 。
證據之八
明代何宇度在《益部談資》記載：“先主寓荊洲，從南陽大姓晁氏貸款千萬，以為軍需，諸葛亮擔保，券至宋猶存。”這是一條極重要的主證材料。
漢末，劉備開始無立足之地，從東吳借得荊洲，當時軍需很困難，因諸葛亮在南陽躬耕十年，人際關係有所熟悉，於是，由諸葛亮擔保，從南陽晁氏貸錢千萬，以應急需。當時打的借條，至宋代仍然保存著。
諸葛亮為其弟在南陽娶妻
證據之九
《諸葛武侯集》注引《諸葛氏譜》稱：“亮為弟均，取南陽林氏女為婦，期年，生子名望。”
清康熙五十五年（公元1716年）立於山東臨沂訪塢村的《諸葛氏祖碑文》》載：“我葛氏家琅琊，遷於南陽，食祿為諸，以官為姓。”
現存的《琅琊郡全裔堂諸葛氏宗譜》稱：“亮生於琅琊，遷居南陽，官於西蜀。”該宗譜還：“諸葛亮次孫諸葛京次子（諸葛）沖攜眷復歸故里，又還琅琊。
從《諸葛宗譜》看，諸葛亮系山東琅琊郡陽都縣人。其原本姓葛，後裔被漢文帝追封為諸縣侯，所以人們稱他們為“諸葛”，久而久之，就習用以為複姓了。諸葛亮兄弟共三人，兄諸葛謹在東吳效力，弟諸葛均年少時，跟諸葛亮在南陽臥龍崗躬耕，自食其力。諸葛均年長後，諸葛亮就在南陽為其弟娶了林氏之女為妻。
唐裴度著文稱頌諸葛亮躬耕南陽。
諸葛亮隱居的隆中、草堂，在今湖北襄陽市(東漢末年的襄陽)城西20里處。從歷史形勢和文獻記載看，都是絕無問題的。
一、《出師表》一文云：“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然而《出師表》一文中說指的南陽為東漢的南陽郡，非今天的南陽市，南陽郡作為帝鄉，其面積遠比今天的南陽要大，直到襄陽城外，所以儘管隆中就在離襄陽20里的地方，當時仍然屬於南陽郡的轄地，所以諸葛亮才自稱躬耕於南陽。
二、漢獻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劉表出任荊州刺史，駐兵襄陽。當時北方因董卓之亂，文人學士南依劉表的"蓋有千數"(《後漢書·劉表傳》)。這些人幫助劉表“起立學校”、“撰五經章句”。他們都住在襄陽，不在南陽。
三、諸葛亮隨叔父諸葛玄往依劉表，大約在獻帝建安元年公元196年)以後，袁術署諸葛玄豫章太守為朱皓所逐是在興平二年(公元195年)冬，諸葛亮隨諸葛玄往依劉表只能在興平二年冬以後．即公元196年或以後。初平元年到四年(公元190-193年)，南陽是在袁術占據下的(《後漢書·袁術傳》)，其後張繡占有南陽。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前，張繡和劉表的關係雖然尚稱友好，但諸葛亮決不會在兵荒馬亂中住在南陽。建安四年，張繡投降曹操，南陽為曹操所有，諸葛亮更無隱居南陽之理。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即赤壁之戰的前一年，劉備往請諸葛亮出山，在隆中草堂長談，此隆中只能是在襄陽城西20里之隆中不會是別的地方，更決不會是遠在數百里外、已在曹操占據下的南陽。如諸葛亮是在南陽，劉備決不敢去自找殺頭之禍。曹操也決不會放諸葛亮去幫自己的敵人劉備的。
四、關於諸葛亮隱居襄陽城西的記載，都是可信的。
(一)王隱《蜀記》：“晉永興(公元304-306年)中，鎮南將軍劉弘至隆中，觀亮故宅。立碣表閭，命太傅掾犍為李興為文曰：‘天子命我，於沔之陽，聽鼓鼙而永思，庶先哲之遺光，登隆山以遠望，軾諸葛之故鄉。’”(《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注引)。據《晉書·劉弘傳》：“太安(公元302-303年)中，張昌作亂，轉……荊州刺史，率前將軍趙駿等討昌自方城至宛、新野，所向皆平。……進據襄陽。”可見，上引<蜀記>李興文中的前三句乃記劉弘受命平張昌事，時劉弘“自方城至宛、新野”，即在“沔之陽”。而後兩句記劉弘“進據襄陽”以後事，這才登隆山，“至隆中，觀亮故宅”。王隱，東晉初人，史學家。
(二)《晉書·習鑿齒傳》：“習鑿齒，襄陽人也。……既罷郡(原為榮陽太守)歸，與秘(桓溫弟)書曰：‘吾以去五月三日來達襄陽，……每定省家舅，從北門人，西望隆中，想臥龍之吟。’”
(三)習鑿齒《漢晉春秋》：“亮家於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20里，號曰隆中。”(《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注引)習鑿齒，既是襄陽人，又是史家。他去諸葛亮不過100多年，他的話，是可信的。
(四)酈道元《水經注·沔水注下》中“沔水又東逕隆中”條註：“歷孔明舊宅北。亮語劉禪雲，先帝三顧臣於草廬之中，咨臣以當世之事，即此宅也。車騎沛國劉季和(劉弘字， 《晉書》本傳作‘和季’)之鎮襄陽也，與犍為人李安(李興一名安)共觀此宅，命安作宅銘。”此條可與上引(一)對照起來讀。文獻記載，足以證明隆中、草堂是在襄陽，即今城西之隆中是無可懷疑的。在漢代，襄陽屬於南陽郡管，明代以後，隆中才劃歸襄陽，1950年才有襄樊之稱，源於其轄區的襄陽和樊城。
“新三國”爭議
“新三國”再引爭議河南學者石小生，《河南大辭典》常務執行主編，多年來傾心研究有關河南的歷史和民俗。他從2003年開始關注諸葛亮“躬耕於南陽”所蘊藏的隱秘。他認為，在爭議雙方都認可諸葛亮“躬耕於南陽”這一歷史事實的前提下，只有回歸到東漢至西晉時期“南陽”這一歷史地理名詞的認知中，才能真正確定諸葛亮躬耕地。 本報記者“六問”石小生，擬揭開“南陽”一詞的秘密。
弄清歷史就必須從“躬耕於南陽”切入
一問：襄陽說的觀點是如何形成的？
石小生：《三國志》問世後的百餘年後，在東晉襄陽人習鑿齒的《漢晉春秋》中提出“亮家於南陽郡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隆中”之後，才以訛傳訛形成了襄陽說的主要觀點。這也是目前“襄陽”、“南陽”兩說學者紛爭的主要起因。
應當指出，“襄陽說”的另一理由“歷代文獻記載諸葛亮躬耕地在襄陽隆中是一致的”本身就不準確，《後漢書》、《三國志》就從未有過諸葛亮躬耕襄陽、隆中的任何記載。
而《三國志》只告訴了我們這么一句話“躬耕於南陽”，所以，我們今天去解讀諸葛亮的躬耕地時，也只能從這一句話切入。
我們今天重辨這個問題時，應排除漢晉以後相關此事所有有爭議的觀點，讓歷史回歸到沒有爭議的漢晉正史《後漢書》、《三國志》本身和此前的原始史料以及後世兩說均認可的史料中去，根據其行政區劃的沿革，確定南陽究系何處。
襄陽設郡升格與南陽郡對等24年後，諸葛亮始寫“躬耕於南陽”
二問：諸葛亮《出師表》時已設襄陽郡，今天的隆中與南陽是什麼關係？
石小生：由於朝代更換，行政區劃也經常變化，自古以來人們都有一個習慣，即追述歷史時，除必要時引用古地名外，一般均是用著書時的地名註明歷史事件的發生地，這一點《三國志》的作者也不例外。
建安十三年(203年)，曹操就設襄陽郡，管轄南郡的襄陽、中廬、邔縣、宜城、鄾縣、臨沮，又轄原南陽郡的山都和鄧縣，襄陽升格為與南陽郡平行的地位。20餘年後，即三國蜀建興五年(227年)，諸葛亮寫《出師表》，有“躬耕於南陽”一句。此句的“南陽”與襄陽應沒有任何瓜葛。就像今天的清豐、南樂縣人不再說自己是河北人，武安、臨漳人說自己是河南人一樣(新中國成立前清豐、南樂等5縣屬河北省，武安、臨漳等5縣屬河南省)。
這種表述，在《三國志》中表現得非常清楚：如《蜀書七·龐統傳》：“龐統字士元，襄陽人也。”《蜀書九·馬良傳》：“馬良字季常，襄陽宜城人也。”而同時的南陽人黃忠、文聘、韓暨則註明為：“字漢升，南陽人也。”“字仲業，南陽宛人也。”“字公至，南陽堵陽人也。”
古人籍貫，向來以郡望為主，即郡在前，縣在後，郡治地也可以只稱郡。上述傳記表明，在這一時期，襄陽和南陽是對等的，都是郡，同時，鄧縣此時屬襄陽郡，不論今隆中是否屬鄧縣，在此階段，在諸葛亮和陳壽的心目中，已升格為郡且管轄著隆中地區的襄陽絕對不可能和同為郡的南陽混為一談。今隆中更不可能和南陽畫上等號。
陳壽認為“南陽”就是南陽，不是其他任何地方，所以沒必要再注釋
三問：陳壽著《三國志》時用的地名，是何時的區劃？
石小生： 陳壽（233~297年）寫《三國志》為泰始十年(274年)前後，距諸葛亮躬耕南陽(建安二年至十年，即公元197至207年)已近70年，如全用70年前年的區劃，必然會給當時的讀者帶來許多不必要的麻煩，所以，通觀全志，陳壽用的基本是西晉初年的區劃和地名。
在晉太康年間(280至289年)，三國歸晉後的晉武帝分南陽郡南部的今新野、鄧州市、唐河、桐柏及今湖北的棗陽、隨州等縣設立義陽郡，治所新野。又將建安十三年劃歸襄陽郡的古鄧縣分置鄧城縣，轄今樊城一帶，歸襄陽郡。鄧縣則歸義陽郡。分南陽郡西南的今西峽、淅川及湖北的十堰、均縣、老河口一帶設南鄉郡。
在東漢末屬南陽郡的新野，在標註人物籍貫時，陳壽從未用東漢三國時期的區劃標明為“南陽新野人”。而在《後漢書》中的新野人士均註明為“南陽新野人”，如鄧芝的先祖鄧禹為“南陽新野人”，凡襄陽人均註明“南郡襄陽人”，如《逸民列傳》中的龐公傳。“龐公者，南郡襄陽人也。居峴山。”龐德公乃龐統之叔。
試想，如果諸葛亮躬耕地果真在隆中，陳壽能對《出師表》中“躬耕於南陽”這樣與當時行政區劃明顯不符的錯誤記述視而不見嗎？對前史中因行政區劃變動而產生名稱、歸屬變化的地名進行必要的注釋，是史學家的基本常識。依陳壽這樣著名史學家的水準是不會犯這樣的遺漏的。事實可能只有一個，就是陳壽認為“南陽”就是南陽，而不是其他任何地方，所以沒必要再注釋。
“南陽就是隆中”這樣離奇的結論，要么是後人的移花接木，要么是臆測，要么就是偽證
四問：在東漢和三國時期，南陽是否指宛城?
石小生：在東漢三國時，南陽是一個郡名，如《魏志·袁術傳》：“南陽戶口數百萬”。所以，在《三國志》里，凡在南陽郡內發生的事件，具體地點多數標註的很清楚，如《魏書一》：“二年春正月，公(曹操)到宛。”等等。這裡的宛，就是南陽郡治，即今天的南陽城區。
《後漢書·地理志》載：“宛，故申伯國，有屈申城，縣南有北筮山……有工官、鐵官。莽曰南陽。”王莽是第一個把南陽這個名字冠於宛城頭上的。自此以後，南陽一指南陽郡，也指宛城。
《後漢書·志第十》：“後一年正月，光武起兵舂陵，會下江、新市賊張印、王常及更始之兵亦至，俱攻破南陽……四年六月，漢兵起南陽，至昆陽。”這裡使用的是南陽，同一事件在同書光武帝紀、劉玄列傳中使用的都是宛城。
從史料中可以看出，作為郡名的南陽、荊州、南郡等常與具體的屬地縣名如：葉、穰、舞陰、昆陽、襄陽、公安並列使用，所以，在史書中大量郡名的使用已不是泛指整個郡境，而是具體指郡治所在地。如前文中的“漢兵起南陽，至昆陽。”“從南陽還，道寢疾，至葉，崩。”這些記載，不用注釋，誰都知道是從郡治宛城到的昆陽和葉縣。如果依“襄陽說”，“南陽”就是指南陽郡全境，宛城才是今南陽市區，隋以後兩名才可以互替，那《後漢書》和《三國志》就沒法看了，難道漢武帝“漢兵起南陽，至昆陽”還需要考證是從南陽郡何地發兵嗎？所以，“襄陽說”認為隋改宛縣為南陽縣是宛縣歷史上第一次以“南陽”為名的觀點是不對的。
在上述兩部史書中，我們很難再找出一個用“南陽”的地名稱呼宛城以外某地的事例。從這個角度來看，“南陽就是隆中”這樣的結論，要么是後人的移花接木，要么是臆測，要么就是偽證。
諸葛亮《後出師表》中也提到了南陽，這個南陽是指宛城無疑
五問：《後出師表》有真偽之爭，能否影響它對“南陽”一詞的界定？
石小生：沒有影響。
《後出師表》最早是出自習鑿齒的《漢晉春秋》，偽托說認為是諸葛喬（204~229年）寫存，諸葛恪（203~253年）鉤致。
《後出師表》中稱：“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仿佛孫、吳，然困於南陽……”這裡的南陽，是指曹操在宛城為張繡所敗，身中流矢之事。
諸葛喬和諸葛恪兩人是諸葛亮的侄子，均與諸葛亮同時在世，不論真偽，他們與諸葛亮在南陽地名的認知上也應該是一致的。
因此，《前出師表》中的“躬耕於南陽”，與《後出師表》中的“困於南陽”一樣，都指的是宛城。
如果按照“襄陽說”的觀點，《前出師表》的南陽是鄧縣之隆中，《後出師表》的南陽也應是鄧縣之隆中，豈不貽笑大方？
諸葛亮用“南陽”和“草廬”，而不用“襄陽”和“隆中”，不是對襄陽沒有感情，那裡畢竟是他生活過的地方，只是他躬耕之地確實不在那裡，而是在南陽
六問：諸葛亮出山之前的活動路線是什麼樣子？
石小生：隆中是諸葛亮在襄陽的家，是故宅，南陽臥龍崗是諸葛玄死後諸葛亮與其弟不願依附劉表重新尋找的躬耕之地。
關於這一點，不能不提到後人習鑿齒。習鑿齒(？～383)，襄陽人。世代為荊楚豪族，東漢襄陽侯習郁之後人。主要著作有《漢晉春秋》、《襄陽耆舊記》、《逸人高士傳》、《習鑿齒集》等。
他在《漢晉春秋》中說：“亮家於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隆中。”另外，《晉書》卷八二《習鑿齒傳》記載，他從滎陽太守任上回襄陽後，給桓溫弟秘信中說：“西望隆中，想臥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遺事猶存，星列滿目。”正是這些記載，引發了“襄陽”、“南陽”兩說的爭端。後來，《水經注》、《三國演義》等根據他的記載，才逐步演變成“躬耕隆中”、“隆中對”等觀點來。
但我們如果仔細研究習鑿齒關於諸葛亮故居的記載，可以發現均沒有“草廬”、“三顧”這樣的關鍵字眼，他只是提到隆中是諸葛亮的故宅和居住地。
《三國演義》第三十六回講述“(徐)庶曰：玄與荊州劉景升有舊，因往依之，遂家於襄陽。後玄卒，亮與弟諸葛均躬耕於南陽，嘗好《梁父吟》。所居之地有一岡，名臥龍岡，因自號臥龍先生。……鳳雛乃襄陽龐統也。伏龍正是諸葛孔明。……玄德如夢初覺。引眾將（由樊城）回至新野，便具厚幣，同關張前去南陽請孔明。”
新《三國》第32集與此情節相同的一場戲中，徐庶向劉備舉薦諸葛亮時上述一番話卻成了：“襄陽城外三十里，有一片山野名叫隆中，住著一位當代奇才……此人姓諸葛，字孔明，因住在臥龍崗上，所以又號臥龍先生。”這是比演義更演義了，即是襄陽隆中，何談躬耕南陽？
由此可見，許多偽史大概就是這么不經意間造出來的。
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
躬耕地，就是親自耕地，沒有什麼特別的含義。
劇中說成襄陽，河南南陽要求劇組道歉
諸葛亮的《出師表》里曾寫道：“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但關於諸葛亮躬耕地，湖北襄陽與河南南陽已經爭了上千年。而新《三國》又在這個問題上點了一把火，因將躬耕地“搬”到了襄陽而引起南陽的強烈不滿。
新《三國》“偏向”襄陽
“新《三國》第32集裡的一場戲，把躬耕於南陽的諸葛亮說成是居住襄陽隆中，把臥龍先生隱居的南陽臥龍崗也搬遷到了襄陽。”6日，南陽諸葛亮研究會副會長張曉剛向記者述說了他的不解和憤怒，“簡直是胡編亂造，新《三國》咋能這樣不嚴肅呢？”
記者注意到，新《三國》第32集有一場戲，徐庶向劉備舉薦諸葛亮時說：“襄陽城外三十里，有一片山野名叫隆中，住著一位當代奇才……此人姓諸葛，字孔明，因為住於臥龍崗上，所以又號臥龍先生。”
張曉剛說，根據歷史記載，三國時，襄陽是一個很小的縣，當時更沒有隆中這個地名。隆中當時叫“阿頭山”，新《三國》中徐庶說襄陽城外三十里，有一片山野名叫隆中，簡直成了一句極其“穿幫”的笑話。張曉剛表示：“新《三國》依據的是羅貫中的《三國演義》，《三國演義》既寫了諸葛亮曾經居住於襄陽，又寫了諸葛亮躬耕於南陽臥龍崗。”
南陽網友臥龍崗前砸電視
新《三國》將諸葛亮躬耕地搬到襄陽的劇情，引起了南陽人的強烈不滿。5月29日8時，南陽數百網友在臥龍崗山門前的“千古人龍”牌坊下，拉起條幅，30名小學生齊聲誦讀前《出師表》，“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遊人與市民簽名聲援。活動最後，幾名網友抬出一台電視機當場砸毀，以示抗議。
南陽有關方面要求新《三國》道歉
新《三國》何以如此？張曉剛分析認為，新《三國》播出時，襄樊在央視力推其早已錄製的宣傳片，再結合幾年前發生的襄樊人運作更改教科書事件推測，襄樊與新《三國》劇組幕後應該有著某種密切聯繫。
張曉剛說，南陽諸葛亮研究會將新《三國》的行為視為一種掠奪，將諸葛亮、臥龍崗從南陽奪走，其實就是掠奪了南陽的文化資源和人文資源。新《三國》的導演、編劇應對此事做出回應，及時改正錯誤做法，向南陽及所有被誤導的觀眾致歉、謝罪。否則，南陽諸葛亮研究會將採取必要的手段，甚至訴諸法律來維護南陽歷史文化資源、人文資源的合法權益。 躬耕地和故居地著名作家、全國首屆魯迅文學獎獲得者周同賓說：躬耕地和故居地是兩個概念，只要是住過的地方，有房子的都可以稱為故居地。諸葛亮在山東，河南葉縣、唐河桐寨鋪，湖北襄陽等地都住過，因此，襄陽是諸葛亮故居地的說法是可行的，關於躬耕地，《出師表》就可以說明一切了，“躬耕地”並不一定是下田種莊稼，有可能是隱居的意思，但更主要是研討學問，關心天下形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