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醒依

8月，趙醒儂就介紹方誌敏加入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 1925年1月，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 1926年10月，中共領導了上海工人的第一次武裝起義。

趙醒依（1899～1926）
趙醒依，江西南豐縣人，中共江西黨團組織的主要創始人，南昌市郊農民運動和黨團組織活動創始人和組織者。1922年在江蘇省立第一師範附設職業補習學校加人社會主義青年團．不久轉人中國共產黨；1922年l】月受上級黨團組織委派回江西，在南昌從事創建南昌地方黨組織的工作．曾任南昌團地委委員長等職務。1924年2月，他再次受黨組織派遣返昌，創建了中共南昌特別支部，任書記。1924年7月，趙醒依深入南昌市郊揚子洲地區開展農民運動，發展黨的組織，他先後擔任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南昌地方執行委員會委員長、中共南昌特支支部書記和中共江西地方執行委員會組織部長，為創建和發展中共江西地方黨的組織、建立革命統一戰線．開展轟轟烈烈的大革命運動做出了傑出貢獻。他曾四次被捕始終堅強不屈，表現出共產黨人的崇高氣節和堅定信念。1926年9月16日，趙醒依在南昌被地方軍閥殺害，終年27歲。
江西“三傑”在上海
趙醒儂、方誌敏、袁玉冰是江西最早的馬克思主義傳播者，也是中國共產黨早期的革命活動家。他們是江西地方黨團組織主要創始人，為江西地方黨團的建立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在中共黨史上有“江西三傑”之稱譽。上世紀二十年代，他們均在中國共產黨的創建地上海留下了青春歲月艱難跋涉的足跡。
趙醒儂歷盡苦難闖蕩上海灘，滿懷激情開始了他的革命生涯
趙醒儂，江西省南豐縣人，1899年出生在一個貧苦家庭，乳名細禾，別號性和。1918年，性和抱著渺茫的希望到十里洋場上海謀生。為了生存，他白天到街頭賣報，晚上去戲院跑龍套。夜裡常常蜷縮在小菜場或商行的屋檐下，如遇上巡捕驅逐，只好在馬路上溜達到天明。後來在幾個窮朋友的同情幫助下，性和在一家小店裡當了夥計，才勉強算有個安身之所。對此，他曾回憶道：“我生在這種萬惡社會，從小又沒有受過良好的教育，所以我長了20多年就過了20多年的非人生活。”失學，流浪，當學徒，處處受欺壓，性和感到很無奈，眼前一片黑暗。
1919年，偉大的五四運動爆發了。上海的反帝愛國鬥爭聲勢浩大，一批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紛紛深入到工人中去傳播馬克思主義，組織進步工人團體。性和受新文化運動的影響和“五四”浪潮的衝擊，思想漸漸覺醒。他毅然改名為“醒依”。
那時，上海出現了許多社會團體，其中“上海工商友誼會”宣稱為工商界夥友們的組織。趙醒儂懷著為“夥友謀幸福，謀大團結”的願望，與他新結識的店員沈資田一起，於1920年9月加入了上海工商友誼會。同年8月，上海已成立了中國第一個共產主義小組。該小組以《新青年》社的編輯人員出面，幫助工商友誼會創辦了店員的刊物《上海夥友》(簡稱《夥友》)，陳獨秀親自為該刊撰寫了“發刊詞”，指出上海店員是上悔工人階級的一大軍團。趙醒儂參加了友誼會後有一種歸家的感覺，他十分熱心地參加該會的各項活動。在10月10日《上海夥友》創刊號上，趙醒儂發表了《為今日問問夥友們》。因為這一天，正是民國國慶紀念日，學生、官僚、老闆們都參加了“提燈慶祝”活動，卻不見夥友們的身影，為此他在文中感慨道：辛亥革命的勝利，“是我們先烈赴湯蹈火，骨肉橫飛，拋頭顱，灑熱血換得來的”，而今天，“我們夥友還在千鈞壓力下，想動也動不起來，一盤散沙，沒有團結”，他疾呼：“難道我們甘做涼血動物只肯雌伏而不動?”
在江蘇省立第二師範附設職業補習學校學習期間，趙醒依閱讀到了一些馬克思主義的書籍和共產黨人辦的刊物，開始逐漸確立自己的共產主義信仰，不再為已經走向墮落的《上海夥友》撰搞，真正開始為“工人解放’’吶喊和奮鬥。1921年5月3日上海《民國日報》《勞動紀念日之上海》一文，記載了他的活動：“上海工商友誼會於5月1日上午10時，在該會開會，舉行慶祝勞動節典禮……到會達數十人，由趙醒儂演講勞動節歷史而散。”同年7月下旬中共第一次代表大會召開，中國共產黨成立。不久，趙醒依和沈資田同時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真正覺醒了的他，斷絕了與工商友誼會的關係，開始了他艱難的革命生涯。同年，趙醒儂又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三傑”聚首上海，志同道合，十分投緣
1922年7月初，在九江南偉烈學校讀書的方誌敏，決定棄學“實際地做革命工作”，也漂泊到了上海。方誌敏在其獄中著作《我從事革命鬥爭的略述》寫道： “在南偉烈學校正當精神苦悶的時候，忽接到上海一個朋友寄來一份《先驅》報，《先驅》是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簡稱S.Y.)的機關報。我看過一遍之後，非常佩服它的政治主張。它提出結成民族統一戰線，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在當時確為正確不易的主張。《先驅》的每篇文章，文章中的每句話，我都仔細看過，都覺得說的很對；於是我決心要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我漂流到了上海……”
天遂人願，方誌敏就在上海《先驅》報遇到了贛籍青年趙醒儂。這年夏天，趙常以賣報為掩護，出入於進步報刊社和團體從事革命活動。趙、方兩人一見如故，相見恨晚。8月，趙醒儂就介紹方誌敏加入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
與此同時，一直與方誌敏保持聯繫的袁玉冰也來到了上海。趙、袁也得以相互結識。袁玉冰於1897年出生於江西泰和縣的農村，幼年進鄉村私墊，16歲進入高小，品學兼優。1918年袁玉冰考入在南昌的江西省第二中學。在五四運動的浪潮影響下，他在校園裡發起組織了江西改造社。不久，方誌敏也加入了這個團體。他們倆在後來的學生運動中增進了友誼。趙、方、袁三人聚首上海，志同道合，十分投緣。他們常聚在一起暢談滬、贛兩地的革命形勢，共同商議，如何在革命氣氛尚不夠濃烈的江西迅速轉播馬列主義，開展革命宣傳活動。
袁玉冰赴滬還有個心愿，就是選擇大學，準備報考。8月中旬正碰上李大釗赴滬，這是個難得的機遇，經趙醒儂介紹，袁獲得拜見李大釗的機會。在交談中，李大釗對袁玉冰等在南昌創建改造社，以及主編《新江西》等革命活動非常讚賞。當他得知袁玉冰還想繼續升學的願望後，便熱心地介紹袁隨他去北京大學讀書。鑒於此時北大本科招生錄取工作已結束，李建議袁報考北大旁聽生。再說，袁家境貧寒，也只能選擇收費低的旁聽生。這時北大教師章廷謙先生正逗留上海即將返京，熱心的李大釗便托同行的高君宇將袁玉冰介紹給章先生。於是袁玉冰由章先生陪同赴京，於9月考取了北大，成為該校哲學系的一名旁聽生。同年底經李大釗介紹，袁玉冰加入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次年初就轉入中國共產黨。
方誌敏走訪《民國日報》，結識良師益友邵力子
方誌敏在未遇趙醒儂之前，曾投宿江西會館，後又寄住在“甲工”學校同學羅漫的住處，並隨羅漫走訪上海《民國日報》。其實，方誌敏早在南昌、九江讀書時就與《民國日報》結下了不解之緣。
上海《民國日報》是1916年1月為反對袁世凱而創辦的，後成為國民黨機關報。同年6月，該報總經理邵力子砍除了原先一些庸俗的欄目，開闢“覺悟”副刊，他除了親自任副刊主編外，還請新文化運動的勇士、我國第一個翻譯《共產黨宣言》的陳望道先生協助。這樣一來，該副刊便頗具革命亮色。所刊文章提倡推翻舊文化、舊文學、舊制度，向新文化進軍，號召廣大知識青年向舊社會作鬥爭，主張婦女解放、男女平等。邵力子一度每日親撰短評、時論以大力宣傳馬列主義，鼓吹革命。“覺悟”副刊在社會上產生了強烈影響，吸引了許多像方誌敏這樣的革命青年。
方誌敏接觸到上海《民國日報》時，正是他思想逐漸成熟，處於由血氣方剛的愛國主義者轉變為社會主義信仰者的過程中。
這期間，方誌敏除了經常在“江西改造社”主辦的刊物《新江西》上發表作品外，還常常給《民國日報》的“覺悟”副刊投稿，並常常有感而發投書報館，提出問題或申述自己的見解。南於方誌敏思想活躍、剖析獨到、文筆流暢，引起了邵力子的注意。有一次“覺悟”副刊登載了一篇題為《捉賊》的小說，描寫了學生吊打小偷的情景。這在方誌敏思想上引起了震動，便投書報館發表了一番針砭時弊的見解：“小偷是不是算頂壞的?比他壞的，觸目皆是。軍閥、政客、資本家、地主，哪一個不是操戈矛的大盜?為什麼大盜逍遙自在，受人敬禮，而小偷卻在此被吊起來打?”邵力子看了方誌敏的信，頗有感觸。他親筆復函，讚揚方誌敏見解深刻，指出了社會的本質和病根，並希望他常寫些詩文，揭露那社會的黑暗，喚起民眾。此後，方誌敏常將自己的詩文向《民國日報》投寄。
方誌敏由羅漫陪同來到《民國日報》報館拜會邵力子。邵力子對兩位青年的來訪感到由衷高興，告訴方誌敏：我剛編髮你的詩作《嘔血》，想不到你又跑到上海來了。說著他便讓人取來一份7月11日的報紙，指著“覺悟”欄給他看。方誌敏看見自己的《嘔血》果然赫然刊登在報上，十分興奮，說了一些表示感謝的話。邵力子打量著方誌敏顯得瘦弱而碩長的身子，斷定地說，這首詩就是寫你自己呵!
羅漫告訴邵先生方誌敏確實健康狀況不佳。邵力子關切地問長問短，當了解到方誌敏在上海舉目無親、臨時擠在同學的亭子間棲身時，便熱情地說：“一個大學生想在上海謀個國小教員的位置都很難，我看你暫留在我們報館打雜吧!”方誌敏激動地再次表示感謝。承蒙邵力子的器重和熱情，方誌敏一度落腳《民國日報》報館，並通過邵力子、惲代英到上海大學旁聽。他與羅漫晚上在報館作校對。白天到學校聽講。他倆還聽了邵力子主講的中文課。邵力子的家住在離報館不遠的南洋橋三益里，邵力子曾留宿方誌敏在家中，讓方誌敏與其在復旦大學就讀的兒子邵初剛同室。
幾天后，方誌敏拿著以剛到上海時找牧師謀職的遭遇為素材寫成的小說稿興沖沖地來到邵力子家，向邵先生請教，並徵詢給作品定個什麼題目為好。邵力子看了很滿意，第二天就將稿子帶到報館安排發表。於是7月18日的《民國日報》的“覺悟”副刊中，這篇小說就以《謀事》為題發表了。邵力子還親自撰寫了“隨感錄”，對作品作了十分肯定的評價。
第二年(1923年)，方誌敏的《謀事》同魯迅、葉聖陶、郁達夫等享有盛名的作家作品一起被選進上海小說研究所編印的《小說年鑑》里，並有按語贊此作“是拿貧人的血淚塗成的作品”。1922年上海《民國日報》還發表過方誌敏的《我的心》和《同情心》等充滿革命激情的詩文。
方誌敏在上海與趙醒儂、袁玉冰頻繁接觸，自覺將在江西傳播馬克思主義，推動江西革命形勢的發展為己任。不久，趙醒儂以黨組織的名義委派方誌敏先行返贛，開展革命活動。1922年8月29日，方誌敏與趙醒儂等同志揮手告別，結束了他的第一次上海之行。
趙醒儂、袁玉冰為躲避迫害先後居滬開展革命活動
1923年春節後，趙醒儂與方誌敏及寒假回贛的袁玉冰聚首南昌共商江西革命大計，並於1月20日組建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江西地方組織。這年春季，由於南昌革命形勢發展迅速，引起北洋軍閥江西督理蔡成勛的恐慌。趙醒儂等作為“過激黨”的重要人物，早被反動當局盯住。3月下旬袁玉冰被反動當局秘密拘捕。4月中旬，方誌敏亦被迫離開南昌到南京。4月下旬，趙醒依逃脫蔡成勛的搜捕，第二次來到上海。這次他化名席伍，住在西門金家坊79號。趙醒依與上海黨組織取得了聯繫後，積極參加上海黨團工作。他和林伯渠等10名黨員為第三黨小組。上海郵電系統第一個共產黨員蔡炳南，就是趙醒儂在龍門書院補習學校發展並介紹加入組織的。很快，蔡炳南通過積極活動於同年又組建了中共郵局小組。
趙醒儂一邊積極參加上海黨團組織的各項活動，一邊仍在總結和思考江西籌建黨團工作以及如何營救袁玉冰等大事，並常常就有關工作向上級領導匯報。他6月份先後兩次致信團中央書記部書記施存統，詳細匯報江西黨團工作情況及江西參加團代會人選等問題。同年8月中旬，趙作為江西代表赴南京參加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後，趙根據黨團中央指示於9月仍回江西開展建團工作。在返贛前，他在上海已得知中共黨的“三大”關於與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合作，以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精神。趙醒儂在返贛途經九江時還親自發展了周一塵、易虛兩名店員身份的青年入團，擔任江西與上海的聯絡員。
由於趙醒依、方誌敏等人積極開展營救活動，反動當局迫於社會進步輿論的壓力，袁玉冰於同年11月8日被保釋出獄。同月下旬，由中共黨組織安排，袁玉冰也再次赴滬進行革命活動。12月1日，旅滬贛籍青年十餘人在上海西門路78號舉行集會，歡迎戰友袁玉冰到來。袁在歡迎他的會上講述了他的被捕經過，並表示自己既已決心投身革命，立志改造社會，就早已做好了下監獄、上斷頭台的準備。到會者也從中受到鼓舞，紛紛發言講話，讚揚袁玉冰英勇不屈的鬥爭精神。會後，在上海編印的《新江西半月刊》專門為袁玉冰出獄出了一期專號。
方誌敏引薦，趙醒儂介紹，黃維等贛籍青年考入黃埔軍校
根據中共第三次代表大會的精神，中國共產黨與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合作，建立革命統一戰線。1924年初，南昌國民黨組織接到國民黨召開“一大”的通知，被推選為江西代表之一的趙醒儂於1月9日經上海，次日乘船赴廣州，方誌敏隨同。不料方誌敏到上海後肺病復發，只好住進上海南市區的一家醫院。根據國民黨“一大”會議決議，趙醒依與許多共產黨員一樣以個人資格加入國民黨。會後趙醒依返回上海，負責做國共兩黨合作後的一些工作。為即將建立的黃埔軍校秘密招生就是趙醒依的一項重要任務。
1924年3月，病情稍有好轉的方誌敏回了一趟江西。這時，畢業於江西省立第四師範(鉛山縣鵝湖書院)的江西貴溪熱血青年黃維，在南昌結識方誌敏，二人志趣相投。他們暢談人生理想。黃向方吐露自己想投考黃埔軍校的打算。從未跑過外地的黃維十分仰慕方誌敏，高興地隨方到了上海。
方引薦黃與趙醒依相識。對於這段難忘的經歷，黃維作為國民黨戰犯於1975年獲人民政府特赦後不久，在一篇回憶文字中這樣寫道：“在由原籍貴溪縣經南昌赴上海時，在南昌得識方誌敏同行赴上海。抵滬後，是由方誌敏介紹由趙醒儂做我報考黃埔軍校的介紹人，才符合我報考的手續。”黃還回憶他與趙醒儂見面地點及有關情況：“我和他第一次見面是在環龍路44號國民黨辦事處。”趙醒儂這次在上海，除介紹黃維外，還介紹羅英等不少贛籍青年報考進了黃埔軍校。3月底趙醒儂與方誌敏按中共中央指示，返回江西南昌，籌建共產黨的地方組織，並參與籌建國民黨省黨部。5月江西第一個中共黨組織南昌特別支部建立，趙醒依為書記。
1925年1月，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同月，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三次代表大會也在上海召開。趙醒依被推選為團代會代表，但因工作繁忙未能親自出席。可當時上海最重要的輿論傳媒《民國日報》仍十分關注趙醒儂在。江西的活動。當時該報記載：“江西國民會議促成會五十餘公團組織以來，得中山先生特派宣傳委員趙乾(即趙醒依)左治其間，進行極猛，凡前未加入之各公團，函請加入者，日必數十起，又忙於應付。”
1925年4月中旬，趙醒依以籌辦悼念孫中山宣傳品一事為由再一次赴滬。在短暫的數日裡，趙醒儂向黨團組織匯報了江西的工作。然後他從上海帶回了孫中山的遺像、遺囑、著作和國民黨“一大”等宣傳品，同時還帶了一些共產黨的檔案材料和一些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小冊子。
袁玉冰赴蘇前後在上海
出獄後再次來到上海的袁玉冰顯得更加活躍。在1924年初國共兩黨實現合作的良好形勢下，他經常往返於南京上海之間，忙於走訪戰友聯絡同志，編輯出版《新江西》，還經常為上海《民國日報》及《中國青年》周刊等報刊撰稿，推動革命形勢發展。3月6日，袁玉冰又在《中國青年》周刊22期上發表了《手槍和炸彈》，毫不含糊地闡述了革命的目標。接著，他又在該周刊24期上向青年讀者推薦開列了關於學習馬克思主義的23種書籍，這對青年學習起了很好的推動作用。鑒於袁玉凍的突出才幹和表現，黨組織決定選派袁玉冰赴蘇聯學習。
赴蘇前，袁玉冰進入上海“外國語學社”培訓，學習俄語。這個學社位於霞飛路漁洋里6號，是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專為出國勤工儉學人員開辦的。當年與袁玉冰一起赴蘇的胡越一老人回憶說：“我到上海後，很快遇到了袁玉冰、丁健亞，他們都是我在江西時就認識的……我說來補習法語，要去法國勤工儉學。他們兩人則要學習俄語，準備去蘇俄學習。袁玉冰說，‘去法國不如去蘇俄，蘇俄是一個新型的工農作了主人的國家，是列寧領導的赤旗的世界。列寧廢除了帝俄政府與中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去蘇俄可以學習革命道理’等等。這樣我便接受了他們的建議，改變了要去法國勤工儉學的主意。從此，我們三個江西的青年學生，便在上海外國語學社補習俄文。大約補習了三四個月的時間。”
1924年4月底，袁玉冰、胡越一、丁健亞等人和參加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的3名代表離滬到北京。在北京住北京大學宿舍，十幾天后赴蘇。
這年冬季，鑒於國內革命形勢發展迅速，急需大批幹部，袁玉冰等人根據黨的指示提前結束了在蘇聯的學習回到上海。袁玉冰回國後被組織分配在上海地委工作。他先後負責宣傳、組織工作，同年12月擔任上海共青團地委書記。1926年4月上海團地委改稱為團江浙區委，他負責組織工作。當時處於帝國主義和軍閥統治下的上海環境十分險惡。袁玉冰經常冒著生命危險深入工人、貧民民眾，調查社會情況，為發展團組織壯大革命力量作了大量工作。在這段時間，袁玉冰與關向應、吳振鵬關係密切，配合默契，感情融洽親如兄弟。他們三人按長幼排序取名：袁年長，日孟冰；關次之，日仲冰；吳最小，日季冰。以後，袁經常以孟冰這個別名發表文章，即使黨內檔案中，也常用“孟冰”這一別名。
1926年10月，中共領導了上海工人的第一次武裝起義。袁玉冰發動和組織青年工人和民眾，參加了這次鬥爭。同月底，他受黨組織調遣回到南昌工作，任江西地委宣傳部長。
1926年8月，趙醒儂受軍閥鄧如琢迫害而被捕。同年9月16日，在北伐革命軍攻占南昌城的隆隆炮火中，鄧悍然下令以“宣傳赤化，圖謀不軌”槍殺了趙醒依。在上海堅持鬥爭的袁玉冰聞此噩耗，悲憤難忍，寫了《悼趙醒儂同志》一文，痛擊了反動軍閥兇殘嘴臉，沉痛悼念並高度評價趙醒儂，稱其為江西民族革命運動的先鋒。此文發表在黨中央的機關刊物《嚮導》上。方誌敏在其獄中著作《我從事革命鬥爭的略述》中也記述了自己與趙醒儂的結識和並肩鬥爭的情況，稱其為“爭取中華民族獨立解放的革命運動的第一個犧牲者”。一年後的8月，袁玉冰慘遭國民黨反動派殺害。八年後的1935年8月，方誌敏也被國民黨反動派秘密殺害。江西“三傑”為中國革命獻出了年輕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