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卡討薪詞義
詞語：賀卡討薪
提示性釋義： 農民工以寄卡片的方式向拖欠其工資的單位討薪，以一種自尊且尊重對方的方式捍衛自己的權益。
例句：賀卡討薪又是一起農民工討薪事件。
討薪技巧
領工資的農民祝你快樂 但別忘還我血汗錢
在年末的“農民工討薪高峰期”，他們這種“首先表示出自己的禮節”的方式格外引人注目。
現場 賀卡寫上討薪語
30多農民工每人手裡拿著一張賀卡，陸續來到他們事先約定的郵政局門前。他們有人手上的賀卡已經寫上討薪的話，賀卡仍空白的人把賀卡放在郵政局門前的台階上蹲著開始書寫。
“老母親又病了，老婆在鄰居家又借了1000元，讓我早點回去還上。可是我身上連路費都不夠，又不能給老婆說，希望領導收到這張賀卡後還錢吧。我祝你豬年發大財。”富平縣的農民工唐宏耀這樣在賀卡上寫著。這張賀卡是他花了6角錢買來的。和他一樣，所有人的賀卡上的郵編都是“710054”，這是他們從郵政局詢問得知的，收卡人均為陝西省第八建築工程公司。內容都首先寫上了“討薪”的話，然後，他們沒忘了寫上“祝你快樂”等祝福語。1小時後，這一張張滿載著期待的賀卡被慎重地投入郵筒。
緣由 兒寄賀卡給靈感
除了唐宏耀等少數人外，這30餘人絕大部分是四川人，均是木工。2006年春節後，他們來到西安閻良區一處工地開始工作，直到兩個月前完工。“工作期間，每個月都是只發約200元的生活費，沒發工資，但是大家都想著等工作完成就會給。”來自四川南江的符仕波說，兩個月以來，他們幾次找工程的項目經理要錢無果。這些人被拖欠的工資由幾千元到一萬多元不等，加起來有30多萬。
在大家都不知道如何要回工資的時候，符仕波5歲的兒子給他寄來了一張賀卡，要爸爸回家的時候給他買個玩具。符仕波當過3年兵，以前在廣州一家汽車公司做過4年的車間主管，兒子的賀卡給了他靈感：“去年在銀川打工沒要到工資，我們就把路堵了，結果被民警教育，知道違法了。我就想給八建的人發一張賀卡，估計會有一些效果。”符仕波把這個想法跟工友們一說，大家都同意了。
背後 討薪新招頻出應警惕
“雖然這種討薪方式效果尚難預計，但不失為一種富有人情味的方式，挺有創意。”陝西省勞動和社會保障廳宣傳中心主任趙潤錄說，農民工討要拖欠工資，維護自己合法權益，應得到社會各界支持。討薪首先應該選擇通過勞動行政部門和法院，這是解決拖欠工資比較有效的途徑。
對於這種新穎“討薪”方式，因這種方式沒盲目採用威脅等手段，許多市民表示贊同。但也有人認為，農民工用各種自己“創造”的方式來吸引社會關注，卻繞開合法合理的渠道，這種越來越多的現象本身就說明，正常討薪要么成本太高，要么渠道不暢，從而失去部分農民工的信任，這一現象值得警惕。
二 以理服人
帶工頭老爸 找民警調解
他們為西安“城市之星酒店”搞裝修，經調解，工頭雖支付部分欠薪但仍強扣近900元
忙碌了一年，春節臨近，四名湖北農民工卻因工錢被欠，有家遲遲不能回。屢次討薪未果，農民工一怒之下，將工頭的父親送到了派出所，找民警評理。昨日上午，在媒體監督和警方協調下，工頭支付了部分欠薪。但出人意料的是，工頭仍強扣工錢近900元，並以此要挾農民工保證媒體不曝光，否則“余錢有權不給”。
屢次討薪討來欠條
2006年12月初，在西安打工多年的湖北農民工李保靜四人經人介紹，接到給小北門附近的“城市之星酒店”搞裝修的木工活，領工的江蘇人姓許。中途，許某離開工地回家，並說錢由江蘇的另一個工頭張先國支付。
李保靜說，他們找張先國，張讓他們留下並說錢由他付。乾到今年1月10日，李要回老家，張稱乾到1月14日晚再說，後來乾脆說沒錢。好說歹說之後，張給他們四人各打一張欠條，寫明1月15日先付每人一千元，餘額17日付清。1月15日，李保靜四人接到張電話，於下午2時到工地領錢。隨之未果，雙方發生激烈爭執，險些動手。李保靜說，後來，張先國答應先給一些錢，李保靜四人每人領到700元後，離開了工地。
1月17日上午，李保靜等人按約定再次到工地拿錢，但被另一名工地負責人王某阻攔，王某說“不幹活的人不許進工地”。李保靜四人氣憤至極，卻沒有辦法。這時，他們看到張先國的父親買菜回來。
李保靜說：“張先國父親有60多歲，我們就讓他一起到派出所給評個理。我們到派出所一說情況，派出所讓找市勞動局，打電話到勞動局，工作人員解釋說‘是個人經濟糾紛，只能找法院’。”
扣下近900元要挾農民工
父親被帶到青年路派出所不久，工頭張先國和負責人陳某等人先後趕來。工地負責人陳某稱：“他們是綁架。就算不是綁架，也是非法拘禁，工地上有好多人看到了。”負責調解的民警稱：“不存在‘綁架’一說，也沒多大糾紛，讓雙方協商解決”。
經過反覆協商，昨日下午李保靜四人拿到了2000元工錢，但仍有近900元未拿到。李保靜說，在拿錢之前，工頭等人讓他們寫了一個保證書，被要求保證不讓媒體曝光。如媒體曝光，餘款工頭有權不給。
溫情討薪
賀卡討薪--溫情討薪當然，從本質上說，這是農民工無奈之下吸引社會關注的“討薪秀”，並非真是寄希望於“賀卡討薪”。但，即便是作秀，“賀卡”卻為什麼不寄給政府職能部門呢？如此引發的社會關注和公共援助不是更多更大嗎？顯然，“討薪賀卡”應該寄給誰卻沒有寄給誰——由此折射出一個問題：合理合法的討薪渠道，要么成本太高，要么渠道不暢，逐漸失去了農民工的信任。這是值得警惕的“苗頭”。
討薪藝術
賀卡討薪--母子討薪在“溫情討薪”之前是“過激討薪”。跳樓、罷工、綁架、堵路、女工脫衣等等。這些不理性的行為確實解決了不少實際問題，但也帶來諸多悲劇，其不利穩定的成分越來越明顯。有的地方曾以“惡意討薪”定性，公眾對“討薪秀”似乎越來越淡漠。在輿論與執法等多重作用下，不同程度地減弱了過激討薪的勢頭。儘管主流看法依然是同情，但同情中有了更多理智的判斷。
“討薪藝術”越來越高明，但均是處於“量變”，因為，無論什麼模式，個體或群體討薪，農民工都處於弱勢；依法維權或依法討薪渠道不暢通、不完善；農民工與輿論無形中形成了“討薪同盟”；而且，最好的結局是如數發了薪水，拖欠者幾乎沒有付出什麼代價。可以說，這些方面的“互動”，是討薪“經久不衰”的內因。
怎樣才是“質變”呢？是農民工理直氣壯、方便快捷地討薪，因為一旦法規健全，企業老闆就不敢也不願欠薪，輿論則側重於討薪之前之後的“圍追堵截”。如此，農民工就會把“創造力”移到其他方面，比如建設都市文明。法制或執法前進一小步，農民工討薪模式前進一大步。
討薪創意
賀卡討薪--農民工討薪參與“賀卡討薪”的農民在賀卡上這樣寫道：“老母親又病了，老婆在鄰居家又借了1000元，讓我早點回去還上。可是我身上連路費都不夠，又不能給老婆說，希望領導收到這張賀卡後還錢吧。我祝你豬年發大財。”“賀卡討薪”從何而來？創意來自一個叫符仕波的農民。他收到兒子寄來賀卡，要求他買個玩具帶回家。受此啟發，符仕波便想到了用賀卡討薪。儘管透著人情的溫暖，但是我們從中同樣讀出許多無奈。這是一個令人回味的細節。顯然，對於這些農民來說，付出勞動獲得薪水是他們的基本權利，不必像小孩央求父母那樣的唯唯諾諾、戰戰兢兢。
面對“賀卡討薪”，陝西省勞動和社會保障廳宣傳中心負責人現身說法，指出農民工討薪首先應該選擇通過勞動行政部門和法院，這是解決拖欠工資比較有效的途徑。這種“教育”並非沒有道理。然而，問題在於，經過這么多年“討薪文化”的薰陶後，難道農民工不知道應該尋找公權力的支持。
顯而易見，農民工並非願意低聲下氣、溫情脈脈地討要自己的勞動所得。當法律的威儀沒有得到伸張，我們仍舊停留於指責或教育農民工不知道通過公權部門維權，對於這些農民工來說，同樣意味著不公。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種指責或教育的濫用更意味著我們可能陷入一種不義，即通過指責民眾“無知”來掩蓋法律或公權“無力”的尷尬局面。每個人都有驅利避害的本能，每個人都會運用自己的理性，如果法律能夠讓伸張正義更加簡便有效，農民工自然會通過法律來尋求解決。
事實上，面對每年大面積的欠薪行為的發生，我們在這裡討論農民工以何種方式討薪，如何通過法律維權，同樣有著自己深刻的悖論。顯然，當下最需要解決的是如何藉助法律使欠薪行為不再發生，而不是在欠薪發生之後研究如何去討薪。這個道理其實很簡單。假如一個地方常年有人縱火，最重要的自然是將縱火者繩之以法，而不是從政府到民眾各顧各地推銷自己的滅火產品。
“賀卡討薪”事件
賀卡討薪陝西富平縣的農民工唐宏耀這樣在賀卡上寫道：“老母親又病了，老婆在鄰居家又借了1000元，讓我早點回去還上。可是我身上連路費都不夠，又不能跟老婆說，希望領導收到這張賀卡後還錢吧。我祝你豬年發大財。”（《中國青年報》1月24日）字數不多，也無文采，但確是動之以情，曉之以理，滿紙辛酸，萬般無奈，大概稍有些側隱之心的領導，都不能無動於衷吧？但也說不定，這年頭還就是有些人信奉“動什麼不能動感情”的處世信條，對錢特別親，對窮人的心特別狠，想感動他們就好像牽駱駝過針眼一樣難。
其實，“賀卡討薪”，也並非民工們想與時俱進，時髦一把，而實屬無奈之舉。他們也曾寄希望於法律，可是成本高昂，程式複雜，曠日持久，即便打贏了官司又碰上執行難，也未必能拿到錢。他們更希望和欠薪的公司領導面談提出要求，可是那警衛森嚴的辦公大樓他能進去嗎？即便僥倖進了辦公樓，那警惕而勢利的秘書、辦公室主任能讓他見到領導嗎？再退一步說，即使有幸見到了領導，“日理萬機”的領導能耐心聽他訴說嗎，還不三言兩語就把他打發走了。
兩個多月里，民工們什麼辦法都想過了，什麼招都用過了，實在是走投無路了，民工們才想到了“賀卡討薪”的辦法。不要以為他們下這個決心是容易的，一張賀卡一兩元錢，對於一個早已囊中羞澀的民工來說，可能就等於三四個饅頭，等於一天的一伙食費，而且還擔心這被寄予巨大希望的賀卡會不會寄到欠薪公司領導手中，人家會不會看。就像契珂夫筆下那個可憐的孤兒萬卡寫給爺爺的，寄予滿腔希望的、卻既沒貼郵票也沒寫地址的、注定收不到的信。
喜劇大師卓別林曾形象地講到喜劇與悲劇的區別：寒冬臘月，從樓上扔下一塊冰，掉在珠光寶氣的貴婦人頭上是喜劇，掉在凍得發抖的乞丐的脖子上就是悲劇。同樣道理，豬年將到，滿天飛的、寫滿“萬事如意”拜年話的賀卡，是喜劇；而欠薪民工用賀卡討要辛苦一年工錢的，就是活生生的悲劇。
隨著賀卡的滿世界飛舞，辭舊迎新的氣氛已開始慢慢變濃了。據說豬年是個很吉祥的年頭，將心比心，那些欠薪公司的老闆、領導，也別光顧著自己家“肥豬拱門”，能不能也發發“慈悲”，想想辦法，早日發還欠薪，讓欠薪民工也能回家團圓，多少享受一點豬年的吉祥氣氛？
討薪賀卡是輕飄飄的，而我們的心卻是沉甸甸的。
苦中作樂
賀卡討薪徹底解決農民工工資拖欠問題，已喊了幾年時間，有關部門也曾制訂了解決問題的具體時間表，雖然我們不否認拖欠狀況有了較大改善，但要說徹底，恐怕還任重道遠。擁有1.5億人以上農民工的就業市場，從業人員供大於求，加之缺乏必要的社會信用約束和失信懲戒機制，工資拖欠現象斷不會在幾年時間內，如同想像的那樣閃電般“徹底解決”。這是我們必須認識的。
另一方面，現行法規的監管乏力，已經造成“拖欠有理、拖欠有利”的不良風氣。而近幾年解決農民工工資拖欠方面的工作，給人印象突出的是具體解決了一些拖欠農民工工資的事件，但在完善和強化約束懲戒機制上，仍然乏善可陳。在這樣的語境下，“拖欠有理、拖欠有利”的風氣當然談不上根本扭轉，農民工工資拖欠問題也就談不上根本解決，農民工為了討薪而跳樓、自殘、被毆等屢有所聞，以至於農民工討薪早已成為並仍然是辛酸的話題。
所以有“賀卡討薪”這樣的新鮮“創意”，不是他們有太多的閒情逸緻，更不是他們有過剩的“靈感”， “賀卡討薪”只不過苦中作樂而已。多少人親歷、親見、親聞了艱難的討薪歷程，多少次被勞動部門和法院皮球一樣踢來踢去，多少回被欠薪的老闆怒目而視……曾有法律專家指出，農民工討薪需支付三倍的成本。於是，心中縱有千悲萬苦，生活的理性也使得他們不得不正視現實。家中的兒子寄來了賀卡，於是這偶爾的“靈感”生髮了“賀卡討薪”——有棗沒棗，先打上一桿子，權當自娛自樂！。
農民工這自娛自樂的“一桿子”，還能指望打下多少“棗”來嗎？農民工這苦中作樂的“一桿子”，打在監管乏力的身上，更打在我們的心上！
討薪直評
賀卡討薪農民工以“討薪賀卡”的方式討自己的血汗錢，豈止是“有創意”，而且還非常“有理性”。農民工不再“極端討薪”了，實在是可喜可賀啊。只是，如果沒有真正有力的機制保障他們的利益，這種“創意”只會是對欠薪現象和討薪無力的一種嘲諷，而他們那一張張“富有人情味”的討薪賀卡，也難免成為一個個“肉包子”，盪不起半點漣漪。
在農民工討薪問題上，目前，我們的社會已經失去了許多是非觀念。在是非非常明確的欠薪事件中，欠薪者可以冷血地面對農民工的無助，甚至毆打討薪者；相關部門居然也硬不起來，雖然法律有著明確的規定。
欠薪無異於搶劫，可相關部門的“足球”也踢得有水平。在這樣的背景之下，逼著農民工產生討薪的“創意”———上高樓、上高架橋、自殘等。不過，相關部門說了，這些方式是極端的、違法的，要受到法律的追究，果然，也追究了一些“自殺討薪”者的責任。但是，這不像是解決問題的措施，反而有點像給欠薪者撐腰。欠薪現象不見減少，跳樓討薪也繼續增多。看來，追究跳樓者的法律責任並不能威懾住“前跳後繼”者，而問題的關鍵，就出在相關部門對欠薪現象的無力乃至無能上。
“討薪賀卡”是理性的，但只有當法律的理性發揮出作用時，“人情味”才能得到回報。因此，農民工的“討薪賀卡”要達到目的，必須有相關部門對法律的嚴格執行。事實上，“討薪賀卡”本身只能起一個提醒的作用，真正為農民工討薪的，不是這張“賀卡”，而是背後有效的法律運行機制。如果法律運行機制不暢，農民工寄出的賀卡，只能像肉包子一樣，扔是扔出去了，但不要幻想它能喚醒一些人的良心。
求是
溫情討薪不如重罪清欠
不妨看看每年的清欠狀況，或是政府成立專門機構，負責清欠，發現一起，解決一起；或是憑藉記者報導和社會關注，憑藉媒體效應和領導人的關注得到解決；或是被逼無奈，農民工爬上塔吊、樓頂，用極端方式達到維權目的。這些做法仍然不能喚醒不良企業和不法老闆的良心發現，他們在既得利益中和法律、政府、社會進行各種頑固的對抗。社會巨大壓力還不能喚醒本真，弱勢民工有氣無力的“溫情賀卡”能得到多少討薪效果呢？在厚顏無恥面前，彬彬有禮反倒成為了一種軟弱無力，縱容了繼續違規的不良動機。
“溫情討薪”不如“重罪清欠”。想到了香港關於討薪的做法。
據新華社報導，香港特區政府勞工處去年共審結違例欠薪個案1043起，被定罪785起，有兩名公司董事及1名僱主因違例欠薪被判監禁，1名僱主被判罰款11.4萬港元。在建築業僱主違例欠薪方面，去年因欠薪當事人被定罪的傳票共有261張，較2005年增加85%。正是這種司法“重罰”、檢控和定罪等，構成了對違規者風雨不透的司法重罰網路。 《香港僱傭條例》明確規定，從2006年3月30日起，香港企業僱主如不按時履行支付工資及僱傭契約責任，完成年終到期需要支付的款項，最高罰則已提高至罰款35萬港元及監禁三年的刑罰。有了這種司法監控和“法治高壓線”，並且能得到不折不扣的認真執行，誰還敢輕易違規呢？
“溫情感化”不如提升處罰成本，加重刑罰代價。勞動法博士、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教授常凱認為，“在中國，對惡意欠薪者太溫柔了，欠薪者可以不承擔任何風險、堂而皇之地再接其他工程，照樣發財”。全國總工會法規一處處長關彬楓也表示，“現在大量拖欠農民工工資的癥結在於違法成本太低”。他認為，既然我們用民法、勞動法及行政手段仍不能有效遏制這類醜惡的社會現象，就應該考慮用刑法來調整。(1月7日《工人日報》 )
雖然內地法制環境不同於香港，但欠薪違規情況卻是大同小異的。正如專家所言，“建議修訂《刑法》 ，設立‘拖欠勞動報酬罪’並制定相應司法解釋，以制約惡意欠薪者”，將拖欠工資當作違反《刑法》的惡劣情節，當作擾亂經濟秩序的罪魁禍首，給予嚴肅司法處罰。我想上述“溫情討薪”也就根本不會發生。
摘編自《燕趙都市報》1月19日 文/劉克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