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尚書大石坊

袁尚書大石坊，又稱袁氏雙牌坊。在《睢州志》、《河南通志·睢縣採訪稿》等文獻中都有明確記載。明崇禎皇帝御旨建造，為表彰睢州（今河南省睢縣）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袁可立“三世尚書”封典而建。明崇禎六年（1633）冬天，袁可立卒，七年春，皇帝令戶部“致水衡錢”，御祭御葬並修“袁尚書大石坊”，是時袁可立官銜尚為“資政大夫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坊額如故。建坊工程由京營總督李襄城、杞縣狀元劉理順監工營制，著名書法家禮部尚書董其昌書丹，上有“四朝元老、五世恩榮”等字樣。
袁尚書大石坊分列明袁尚書府第（清為睢州公署借居）兩旁，左曰“三世司馬”，右曰“宮保尚書”。雙牌坊過街而立，為三間四柱五樓式建築，規模宏大，雕工精巧，樓檐下獸斗花拱，獅子云龍，其造形之精美，為明清兩代睢州城牌坊之冠，有“一兩清石一兩銀”之說。
光緒十七（1891）年，睢州地方官知州王枚聽信巫師關於“武官下馬、文官下轎”的袁尚書牌坊阻擋了他的官運風水之說，藉故年久失修“岌岌可危”將大石坊強行拆毀，袁尚書後人上控京師數年，睢陽戲曲名人張廣義編有《王玫砸牌》一戲流傳於世。王枚在自己主修的《睢州志·公署》中作“此地無銀三百兩”之語，特列“袁尚書大石坊”一條進行自辯，這是王枚主修的《睢州志》中唯一列單條記載的一個牌坊。
“明袁尚書可立‘三世司馬’、‘宮保尚書’兩石坊，規模高大，雕工精巧，額字亦佳，分列縣公署兩旁”（河南通志·睢縣採訪稿》）。
“今睢縣行政公署為清之洛學書院，然本明袁尚書可立故宅也。東西臨街二石坊，左曰‘三世司馬’，右曰‘宮保尚書’，皆距大門五十步之遙，略如公署轅門式。其東‘三世司馬’坊，清光緒十八年州牧王枚以坊上石條將墜用強硬手段拆去，尚書後人上控數年，詳見坊珉條中。至宅向南恰與南坡之袁家山脈絡連貫，為尚書園宅範圍中地無疑也。後樓下為明末許定國刺高傑處，樓上不設棚板以作後來紀念焉”。（《河南通志·睢縣採訪稿》）。
“袁尚書大石坊在署前東數武街衢之中，日久岌岌欲仆，每大風時，有碎石剝落。知州王枚恐巨石下墜傷人必多，召其子孫與議修建，又各諉謝遷延，不得已命役夫暫為拆卸，俟其子孫光復焉”。（光緒十八年王枚修《睢州志·公署·袁尚書大石坊》）
按睢州名劇《王枚砸牌》所說與王玫自己主修的《睢州志》中為拆毀“袁尚書大石坊”的自辯內容大不相同。 滿清入主中原，大興文字獄，抗清名將袁可立遭大肆封殺，詩稿遭毀。由於袁可立在明末抗清鬥爭的軍事統帥中是堅定的主戰派，終清一朝整個史界對袁可立十分忌憚， 乾隆四十二（1777）年，陸時化《吳越所見書畫錄》因載有董其昌所撰《節寰袁公行狀》冊，因為該文中有所謂“詆斥滿洲語句”的地方，該書及其作者竟因此險遭毀版和殺頭之災。在此形勢下，知州王枚又頗信風水巫師之說，他認為進出公署（本為袁尚書府第）都要屈尊穿過袁可立的大石牌坊，這會大大阻擋他的官運恆通，適逢其晚上又做了個噩夢，夢見自己被袁尚書大石坊壓著久久不能起來，夢醒後頓起拆牌坊的念頭，這種說法和睢州一帶流傳南人挖坑破睢州城風水的做法是不謀而合的，於是在風水仙和睢州會首殷國有的慫恿下，拆毀了精工鏤雕的袁尚書“三世司馬”坊，使這座在睢州古城通衢中巍然屹立二百多年的名器毀於一旦。《王枚砸牌》戲文中曾有“吃斗吃鬥鬥，我名叫殷國有，原給杞縣中拔貢，現在睢州是會首，要是誰想拆牌坊，咱梗繩架板啥都有”等戲詞。
其右側“宮保尚書”坊，為一九五O年正月十六日在睢縣城拓寬街道時拆毀。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期，睢縣文物部門在文物普查中發現由董其昌書丹的坊額為袁氏後人保存完好，睢縣政府暨袁氏家族遂於2001年將這一藝術珍品重新復修於袁家山山門之前，此距王枚拆毀大石坊並留言“俟其子孫光復焉”又110年，但其雕工形制已遜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