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秀玉

董秀玉

1941年生,上海人。1956年進入人民出版社,1979年任《讀書》編輯部副主任,1986年擔任三聯書店副總經理、副總編。1987年任香港三聯書店總經理、總編輯。1993年回北京任三聯書店總經理、總編輯,1994年創辦《三聯生活周刊》,1996年創辦“韜奮圖書中心”,2014年創辦“活字文化”。

基本信息

人物經歷

董秀玉 董秀玉

董秀玉,女,1941年生,上海人。1956年進入人民出版社,1979年任《讀書》編輯部副主任,1986年擔任三聯 書店副總經理、副總編。1987年任香港三聯書店總經理、總編輯。1993年回北京任三聯書店總經理、總編輯,1994年創辦《三聯生活周刊》,1996年創辦“韜奮圖書中心”。在2002年退休前,與同仁一起續寫了新三聯的輝煌。

1956年考入人民出版社,任校對;

1975年人民出版社編輯部,任編輯;

1978年下半年參與《讀書》籌備,1979年任《讀書》編輯部副主任;

1986年任三聯書店副總經理、副總編;

1987年赴港,任香港三聯書店總經理、總編輯;

1993年任三聯書店總經理、總編輯;

2002年9月退休。

2014年創辦“活字文化”。

1956年,我16歲,稀里糊塗又歡歡喜喜地考進人民出版社。做校對,做出版,做編輯。沒想到一乾就是50年。

做校對的時間最長,十幾年,但很喜歡,因為可以每天讀書稿。校對時不能仔細讀,就中午讀、晚上讀,遇到喜歡的更是來來回回反覆讀。校對不可改原稿,但能提問題,我就用鉛筆提好多問題,作者退回,槓的槓,改的改,就像改我的作文。校對工作讓我有機會請教了無數的老師。這是我熟悉出版、積累知識的重要時期。用心做,好的校對真比一般編輯都厲害。

做出版,只是掛了一個名。剛提我當出版部副主任,我對當幹部興趣不大,正在磨蹭,就聽說編輯部一臨時項目要組一臨時編輯組,缺一責任編輯,這楞頭青立馬衝上去報了名。就這樣,副主任的桌子空了大半年,直到我正式調到編輯部才撤掉。

生命中最重要的轉折點,是1978年文革結束,參與籌備《讀書》雜誌並在其中工作。那之前,年年勞模、先進,還當過全國“三八紅旗手”,――但那只是一股衝勁,肯乾,肯吃苦,願意學習;思想上的升華不夠,理性層次不夠。真正的提升,形成明晰的文化理念和覺悟,還是始於參與了《讀書》的工作,接觸了中國當時最優秀的出版人和學者。

1978年下半年,四人幫剛剛打倒,個人迷信未除,十一屆三中全會尚未召開,大部分人餘悸未消,政治空氣乍暖還寒。剛從幹校返回的老同志,陳翰伯、陳原、范用、倪子明等就開始醞釀和籌備《讀書》創刊。那真不僅是一本雜誌的問題,那是撥亂反正、捍衛真理、科學與啟蒙,是向極左思潮的宣戰!以翰伯同志為首的老同志高高舉起了這桿大旗。

籌備會多半在翰伯同志家裡開,討論作為以書為中心的思想評論刊物的思想境界,在思想界的戰鬥作用,如何“解放思想,開動機器”,真正做到讓讀者開卷有益,強調記錄時代腳步,更強調實事求是探索真理堅持真理。

翰伯同志寫了《告讀者》,迎著十年浩劫後的春寒料峭和文化的一片凋零,明確表示本刊性格:一、不怕頂頭逆風,不信歪門邪道,解放思想的旗幟始終鮮明。二、平等待人。只用批評的武器,不用武器的批評。打棍子的文章不登。三、提供知識。博採中外,掇拾古今。四、文風可喜。廢話、空話,幫腔幫調不說,八股文不要。

編輯部規定不登應景文章,不要領導人簽字題詞,不要用偉大領袖、敬愛的…英明的…等詞語,不要搞“梁山泊英雄排座次”。提倡“讀書之風,思考之風,探討之風和平等待人之風”。

大家也討論韜奮先生“刊物無言論即無生命”的話,力爭每期都有思想境界高的重頭文章。文章不拘一格,但“要有材料,有觀點,能夠啟發思想。”要求“切中時弊。大膽些,得罪些小人無妨。”

陳原同志特別重視“讀者.作者.編者”這一欄,說“這一欄辦好了,是民主論壇,勝似擺起姿勢拍照,少些裝模作樣。”

還有作者們,《讀書無禁區》,《人的太陽必然升起》,《真理不是權力的奴僕》……每期幾乎都有震撼心靈的文章。

這種思想和心靈的薰陶,為我開啟了全新的世界。讓我懂得應當怎樣愛我們的國家、民族;怎樣才是真正的文化事業,做個大寫的人應有怎樣的擔當。這一切讓我受益終生。

這是個大題目,幾乎包括了我事業的一生。

三聯以前是人民社的另一個牌子。《讀書》就在人民社期間以三聯名義倡刊出版的。所以,我應可算在三聯從一而終的吧?

1986年三聯從人民社獨立出來,讓我做副總經理副總編。可自己覺得沒啥改變。范用同志剛退,但還能常來,前面還有沈老總,我只要認真做事就好了。

那兩年可真叫形勢大好,後面有甘陽他們的現代學術文庫編委會幫著選書編書,前面市場如饑似渴,什麼書拿出去起印就兩萬冊。最神的是海德格爾那么難懂的《存在與時間》居然也銷到7萬冊。大夥的心那叫齊,熱火朝天。

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那次書會。在勞動人民文化宮,我們抽籤到的攤位位置不好,在很裡面。那天我守攤,看到兩個女學生,一面到處看一邊說,“你看你看,這么多好書,怎么辦怎么辦?”她倆從褲袋裡掏錢、點錢,悄悄說:“不夠啊,怎辦?”“那可一定要買的啊”“這樣好不好,下月我倆吃一份飯,省下一份,好嗎?”

她倆點著頭笑了,我卻差點掉下淚來。為這些人,這工作真值、真好。

當表嬸的日子

1987年下半年,聯合出版集團聘我到港三聯。為什麼選我?真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比較傻?呵呵……

其實當時我還真挺傻的,啥也不懂。在北京幹得正歡,孤身一人赴港,乾什麼、怎么乾都不知道。有朋友說,香港,英人統治,文化沙漠,看不起大陸表叔,尤其你還是個女的?!也有老同志說,那三聯可比北京的大,有出版社、大書店,還有最大的簡體版圖書的總發行所,海外的大批機構和業務。…我心裡也真怯。一直拖著下不了決心。忽然不知哪裡颳起個風,說可能要調我去哪個司,這下把我嚇著了,我可不是進衙門的料,於是趕快答應去港,就這樣當了香港三聯的老總。

難不難?好難啊。語言不是問題(雖然我到回來也沒學會講廣東話),關鍵是思想隔閡和經濟上的窟窿。

集團領導很坦誠,全盤托出問題,並明確任務:給兩個月調研做方案,88年初上任,當年自負盈虧。我一聽就跳起來,“害我哪?十年虧損的大窟窿,讓我當年盈利?”可是不能討價還價。我只能抱著個大腦袋來迴轉。完全沒有絲毫的思想準備,一下子給扔進了完全不熟悉的文化市場。

第一天去上班,還沒坐下,代理總經理就說,“董秀玉哪,我們昨天開會,大家都反對從大陸請人過來,這樣做是不對的。…”我一下就傻了,聽不見他下面說什麼。可我的犟勁也上來了,說,“我了解。可是我已經來了,那就先試試?不行再回去。”

第二天開會宣布決定,然後代理總經理說,“為了鍛鍊董秀玉,大家不要講國語。…”

其實,這只是開始的隔閡,進入後同事都非常好,真正的壓力還是實際問題。

欣慰的是《讀書》幫我跨出了第一步。不久報上發了小塊豆腐乾文章,標題是《有料表嬸》,講由北京《讀書》來港,尤其推崇雜誌的影響力。想不到,一下成了“表嬸”。

從此開始了五個年頭的港三聯工作,同時直接告別了一沾枕頭就睡著的幸福生活。那幾年,做了調整改革、團結員工、開拓發展三方面的工作,從經營理念、組織架構、幹部隊伍的轉變調整,到發行方式、進貨制度、門市服務的革新完善,再是選題的最佳化。其實最根本的還是經營理念的轉變,從封閉式的內部管理,轉變為真正直面市場,其餘的改革就順理成章了。

第一年,就摘掉了長期虧損的帽子,開始盈利,士氣大振。89年再接再厲,在當年職工流失45%的情況下,還是將贏利增長了44%。三聯熱氣騰騰,幹勁十足。三聯要徹底改變面貌,必須在突破中求發展。我們開了三聯40多年歷史上的第二個更大、更新型的書店,當年賺回貨底;與上海合作在淮海路開了滬港三聯,至今效益甚好;在當時尚未與中國建交的韓國辦了一次大型中國書展,幾百萬圖書一本也沒帶回來……90年比上年增加利潤139%,91年又增加62%。而更重要的是,幹部員工在發展中看到了三聯的希望,士氣高昂,這才是企業成功的保障。

這又是人生的一大拐點。幾年真正市場經濟的拼搏,鍛鍊教會了我太多。集團領導的放手和支持,幹部的專業和配合,員工的兢業和努力,香港文化界的熱情和呵護,都讓感恩於心。在離港前職工自發組織的送別會上,被大家的熱情感動得又哭又笑,只會說,這是福氣,有這份情,什麼都值了。

人物評價

董秀玉是個奇妙的女人。在文化人中,她特別能幹實事,像“開荒牛”,十幾年裡把香港北京兩個三聯書店打理得風生水起;在“出版商”中,她又特別的有文化關懷和文化自主性。她能像男人一樣態度強硬地幹大事,又存留著女人柔軟而敏銳的心,還有孩子一樣徹亮的眼睛和童真的笑。她40來歲到香港三聯執掌大局,獨當一面地拼殺,老辣幹練;而到了60多歲,聊天到動容處,她還會含淚、會做鬼臉、會趴在桌上笑得發顫。她就是這樣一個矛盾而和諧的人。

工作經驗

經驗一

發展戰略的確定,真是一個企業發展最為重要的第一步。

當年在聯合出版集團,交代任務後就放手讓你去搏。三聯當時在地下室畫出“一機兩翼”的發展藍圖:以本版圖書為中心、打開通道、發展期刊群,這是面對現實、把握趨勢後的系統思考,也是整合資源的策略把握,更是大家團結奮鬥的方向和凝聚力。為以後的發展明確了目標。這個時代,面對競爭劇烈的市場經濟,沒有目標的過一天算一天,瞎貓碰死耗子,是沒有希望的。

經驗二

團隊的培養。人是競爭力的第一要素,創新的基礎。出版事業必須依靠團隊合作才能做出優秀成績。

三聯隊伍的素質很好,雖然負荷重、壓力大,但始終努力樂觀、團結正派。三聯的編輯從來沒有利潤指標的壓力,但選題被批准之難也是眾所周知的。要求不但是好書,還必須適合三聯文化特色,必須可以長銷;選題應該創新、有市場空間又不同質。這要求編輯關心市場,多讀書多交朋友多思考,心志要高眼界要遠。我們給了一些條件,如內部培訓、鼓勵參與各種學術研討活動,活躍選題討論會等,但總的說還是系統培養少,創新機制也不夠。

現在不少出版社作跨學科、跨媒介的員工系統培訓計畫,在總的發展戰略上的不斷創新,給幹部員工實戰的鍛鍊和教育,這是比什麼都重要的根本工作。

經驗三

守住文化尊嚴,紮根品牌形象。這是我上任北京三聯後不斷在談,並堅持實踐的根本問題。

1993年初我在一篇文章中寫過:“作為文化產業的出版界,一直在文化責任和商業利益兩種功能的巨大混亂中拉鋸。啟發知性的出版物是社會發展不可或缺的能源,而商業利益亦是企業發展必備的動力。出版者必須在不斷抗拒一元化及平庸化的壓力中,緊跟時代與社會,尋求持續的突破和發展。對於一個出版社來說,他的出版物,他的事業發展,就是出版人的追求和理念的寫照。”

1994年,我在“總編輯新年獻辭”中發表《留住尊嚴》,強調出版作為文化產業,必須堅守文化尊嚴,通過不斷增長實力去引領市場。

完全從市場經濟的角度看,守住文化的尊嚴何嘗不是品牌的基礎。哪一家著名的大出版公司會沒有方向、不管不顧的亂出書?又有誰把自己的招牌掰碎了隨便賣?只有在文化責任和商業利益的博弈中運轉自如、具長遠戰略眼光、守得住根本,不斷積累、強化自己品牌,才會擁有最多的忠誠讀者,才真正是市場經濟的弄潮兒。

三聯為什麼做金庸?這個問題好。首先,品牌的積累應該是多元的,三聯當時的書刊是“分層一流(小眾、中眾、大眾均要求一流)”的結構模式,我認為金庸小說可以進文學殿堂,是大眾讀物中的一流作品。我從香港回來時,其他武俠小說大家的作品也拿得到,但不敢拿。我得守緊在長期的歷史積累中形成的三聯品牌。由於合作方式的原因,發行量雖大,我們的利益並不大,我還是接受。因為流動資金量大,光這一套書,每年現金流幾千萬,這對一個剛起步的企業極為重要(93年我接手時全年銷售總碼洋才711萬)。但我經營時也極為小心,從不讓它上訂貨會。因為每次訂貨會的貨款有限,訂了金庸就很難再訂別的。我不上,書店只能訂本版書,保證了我的根本,金庸則隨要隨添,不影響銷售。這樣,即使金庸撤走,我也不會受太大影響。事實上,十年後的著作權轉移,真對我們沒影響。

經驗四

政績、面子重要,還是企業的長遠利益重要。

這個問題看似簡單,實際問題最大。政績、面子還連著位子票子,衡量起來難度就大了。

我在三聯乾過一些傻事,但自己想想還是值。

先是蓋樓,因為土地面積極小(2000平米),後面又是居民樓怕擋光,只能蓋兩層。後來變成個斜坡形的四層(三層3/4,四層1/2)。可這地點實在太好,蓋這么點房真不甘心。遂決定挖兩層地下室(這可得多花不少錢)。再捉摸,按發展規劃,我們有機會買下那居民樓,那我們這樓就可以長高,十層沒問題,於是決定打下十層的地基,以後長高就不必推倒重來了。當然,這更得多花錢。這就挺傻。

房蓋成,想開書店,從傳統或發展看,都應開。全體員工也支持。於是最好的樓下兩層加最大的地下一層交書店,全社只得擠進那1/2的四層里,員工大統間,領導小小間。有領導笑我們,舒服的大辦公室不要,開什麼書店?傻不傻!

《三聯生活周刊》起起落落反反覆覆,好不容易到99年開始贏利,2000年繼續贏利,仍是雙周刊。幾年下來期刊格局大變,周刊紛起。“生活”如不及時改周刊,一定優勢盡失;而要改刊更是大難,一是又需資金的大投入,二是又會有1-2年的虧損期。原來的合資經營方不乾,需另找資金投入,原有的合作方又不甘心,封砸了辦公室,打起了官司。我一面找資金,一面打官司,同時還必須在不動用出版社一分錢的情況下(我答應過社委會辦周刊不花社裡一分錢)把周刊轉過來。那一年我真是瘋了似的忙,而那一年我已經應該退休了。關心我的朋友說,“你傻不傻,不轉,你這塊賬是贏利;轉了,賬是赤字。你幾十年做得辛辛苦苦漂漂亮亮,為什麼退休了還非要弄成這樣一張成績單?”我說,“不會啊,我手裡的廣告可以保證最多兩年後一定贏利,而且一定是大利。”“兩年後,那會是你的成績嗎?”我啞然。但想來想去,這是必須的選擇。就算我傻吧。

最後,就傻到底吧。為了讓後任不要有太多負擔,我清庫房、理壞賬,儘可能在任上把這些從我賬上清掉,使利潤從2001年的上千萬元儘量下調。財務說這樣對以後的發展會好,我同意。其實,只要做了應做的事情,成績單如何,對我來說真不重要。

還有許多大大小小的傻,但在企業的長遠發展利益面前,我覺得還是傻一點為好。

這些,是我那十年在北京三聯做的、我認為是很重要的一些基礎工作。審計小組和集團有關領導也肯定了這些工作的紮實。但那真還只是個起步,只有在這些基礎工作上繼續改革創新和不斷調整,才能實現三聯的真正飛躍。

後三聯時代

2002年,我打的退休報告被批准,9月正式退休。我在57歲的時候就給署里打過報告,希望上來新人(也舉薦了具體的年輕人),自己退二線。這樣有個共同工作期,有較長的溝通與交流,對企業發展有利。署里認同這想法,但還是難以實施。其實,事業就像滾滾長河,一浪推一浪,新老的及時更替很重要,新鮮的血液為企業帶來更強勁的生命力。

我交得乾乾淨淨就出去開會、玩兒了。以後就一直忙,倒是困繞我20年的嚴重失眠,退休一個月後居然不治而愈,真是我的大開心。

我離開後,三聯確實發生了很多事,包括起伏和波折,我沒什麼話好說,只希望三聯好。我對三聯從來有信心。

《我們仨》是我退休後編的第一本書。這本書我知道會暢銷,但沒想到那么暢銷。一開始我估計起碼可印20萬,可最後賣了70多萬冊。楊先生用她的全部感情在寫,讀者也用心在讀,這種心和感情的深入交流真是太難得了。

是的,按照三聯現在的規矩,編輯是有提成,但我退休了,大概就不能算他們的編輯了吧。我沒想這么多,只是覺得這書應該是三聯的,我離開了,就算是送給三聯的一份禮物吧。

現在我當著工作室的顧問,又組織和參與著幾個國際性的年會,可以做自己喜歡做的事,做自己喜歡的書。我覺得很充實、很開心,真有做回我自己的感覺。

活字文化

2014 年,資深出版人董秀玉退休後再度出山,創辦北京傳世智庫文化有限公司 (活字文化)。

與一般作坊式的文化公司不同,“活字文化”更像是一個具有同樣志趣和情懷的幾位資深出版人組成的鬆散組織,頗有幾分西方“獨立出版”的意味。他們希望能夠立足本土、面向世界、活化海內外優質人文資源。董秀玉憑藉在出版業多年積累的人脈和聲望,給活字文化號召來了國內外具有影響的編輯和優質的作者資源。這些人因為對出版、對兒童、對文化的共同理想聚在一起,將“活”的文字進行無限的組合,帶給兒童、大人讀者無限的可能,創造屬於未來的傳統。

其中,《給孩子的詩》共收錄詩歌101 首,其中有 56 位外國詩人及 51 位譯者的 70 首外文詩,30 位大陸及港台華語詩人的 31 首中文詩,食指是其中唯一一個被北島選了兩首詩歌的華語詩人。

知名出版人

一個優秀的出版人要關注智慧財產權;關注精神文明的締造者;關注市場、生意,關注商業奇蹟的創造者;關注暢銷書,發現潛力書,更尊重圖書的文獻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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