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文敏祠

董文敏祠

其址在今方塔園天妃宮東。 董其昌,字玄宰,學者稱思白先生,上海人。家中僅有機田二十畝,因不堪重役,董其昌便棄家遠走他鄉。萬曆十七年( 1589 年)進士,選為吉士。為了掩蓋這段歷史,就把戶籍改在華亭。其友禮部侍郎田一俊死於教習任上,董請假護喪,走數千里,莽之於福建大田。回京後授編修,知起居注。

地理位置

其址在今方塔園天妃宮東。

基本資料

董其昌,字玄宰,學者稱思白先生,上海人。家中僅有機田二十畝,因不堪重役,董其昌便棄家遠走他鄉。萬曆十七年( 1589 年)進士,選為吉士。為了掩蓋這段歷史,就把戶籍改在華亭。其友禮部侍郎田一俊死於教習任上,董請假護喪,走數千里,莽之於福建大田。回京後授編修,知起居注。光宗出閣就學,充日講官。因事啟沃,光宗每目屬之。後因受排擠,而出任湖廣按察副使,不久就告病而歸。

死亡背景

萬曆三十二年( 1604 年),任湖廣提學副使,因拒絕請託,導致生員鬧事,遂致仕。後來雖然被先後啟用為山東副使、凳萊兵備、河南參政,但都未上任。光宗即位,曾向閣臣詢問:“舊講官董先生安在?”由於曾為光宗的老師,懂氏的政治生涯因而發生了改變。起任太常寺少卿,掌國子監司業。天啟二年( 1622 年),改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篡修實錄。奉詔到江南一帶,採錄諸司掌故。將萬曆一朝的章奏、案牘輯為三百本。另外,內閣中保存了大量的群臣奏疏,董氏挑選其中有關國本、藩封、人才、風俗、河渠、食貨、邊防等方面,言論實事求是、穩妥可用的奏疏,編輯為四十卷,並且在每篇奏書後面加上自己的論斷。此書得到熹宗的稱讚。熹宗三年( 1623 年)遷少詹事,掌南京翰林院,轉禮部右侍郎。四年( 1624 年),充篆修實錄副總裁,同知經筵。不久轉任左侍郎。五年( 1625 年)遷南京禮部尚書。時值宦官專政,深自引退,明哲保身。崇禎四年( 1631 年),拜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七年( 1634 年),進太子太保。自覺年老體衰,要求致仕。但當時天下多事,董氏做為前朝元老,為明代思宗所倚重,因此沒有得到批准。五次上書,於正月十九日致仕。回鄉後,又過了九年,於丙子( 1636 年)仲冬九日忽痰作,不三而逝,卒年八十二。贈太子太傅,誼“文敏”。附葬於蘇州吳縣胥口鄉漁洋里其父董漢儒的墓旁。

歷史殘跡

崇禎年間,在明“清軍局”的舊址上修建董文敏祠,據實地調查與參照松江當地其他傳統祠堂規制而建,其地寬衍,連溪環沼,全部面積在 1500 平方米左右。據當地長者及傳為董其昌第十七代孫董兆昌等的回憶與現存董祠(殘)的照片,並參以松江傳統建築形制,可大致復原其早年的規模。董祠的面寬約 14 米,總進深約 90 米,為磚木結構中軸對稱的封閉式院落建築,共有三進建築。董祠門前左右有一對青石所雕的坐獅。門廳前有一塊 14×4米的場地,門廳為三間七架。門廳枋上懸有清代康熙四十四年 (1705 年 ) 巡幸松江時所題的“董其昌祠”匾。門廳內西側豎有“迴避”、“肅靜”、“追封太子太傅”、“賜誼文獻”、“南京禮部尚書”、“賜進士出身”諸牌。門廳後有穿廊,連線儀門,過儀門廳院北有碑廳。碑廳概為三間七架梁,,碑廳中央豎三塊康熙帝御書碑。兩側兩塊為佛經,中間為康熙贊董其昌書法的御書碑;

書法高超

華亭董其昌,書法天資迥異,其高秀圓潤之致,流行於楷墨間,非諸家所能及也。每於不經意處,封神獨絕。如微雲卷舒,清風披拂,尤得天然之趣。觀其結構,字型皆源於晉人,蓋其生平所臨募《淳化閣貼》,於《蘭亭》、《聖教序》能得其運腕之法,而轉筆處古勁藏峰,似拙實巧,書家所謂““古釵腳”殆謂是耶。顏真卿、蘇軾、米芾以雄奇峭拔擅能,而根底則皆出於晉人、趙孟頫,又規模二王,其昌淵源合一。故墓諸子,軋得其意,而秀潤之氣,獨時見本色。草書亦縱橫排砣,有古法,甚心賞。其用筆之妙,濃淡相間,更為瓊絕。臨募最多,每謂天資欲功力俱優,致此良易也。

史料記載

康熙歲次乙酉三月

南巡駐蹕松江府書

御碑後有木刻山水圖屏風,碑廳兩側壁間嵌有董書各類碑刻。據民國杜鎮球《雲間金石志》記載,有董文獻臨《多寶塔》碑(明代萬曆二十九年( 1601 年)三月,刻條石六,計一百七十八行,行十一字)、董其昌小楷金剛經塔石刻(明代萬曆二十七年( 1609 年)刊刻,今存松江區博物館)、董其昌自書《誥救》石刻(明代崇禎九年( 1636 年)三月望,行書,計六百零六行,行九字,刻條石十四),以及董書臨《淳化閣貼》等石刻。碑廳後有一座庭院,庭院兩側概有迴廊,東西迴廊連線著最後一進廳堂 ---- 享堂。享堂估計為三開間,九架梁建築。享堂中後部設有董其昌像,堂的左側梁枋上懸有“磊落光明”、“百世流芳”、“藝術碩望”三塊匾;右側梁懸“萬世流芳”、“廉明政治”、“南宗北斗”三匾。享堂的東西稍間為董氏祖祠,分別供有董氏前代與後代碑位。

據杜鎮球《雲間金石志》記載,民國 26 年( 1937 年)六月,在董祠園中發現“重修董文敏公祠堂復堂溪書院記”殘石刻(年月無考,存二十九行,行九字,今已不知所在)。估計這次修繕是在清代康熙四十四年以後一次大規模的修繕。因為清代帝王以康熙皇帝最崇拜董其昌的書法藝術,巡幸松江時必然會關心一下他所崇拜的人物的祠堂,康熙所御題董祠匾及讚頌董氏書法的碑文,便是最實際的體現。而且,如要懸掛及豎立這些御賜匾碑,祠堂以應有一個新的面貌,康熙四十四年( 1705 年)據明代崇禎年間( 1628-1644 年)已 60 餘年,董祠概已陳舊,在這種情況下重修一次,是相當及時的。據現存董祠照片分析,最後一次修繕應在民國初年( 1912 年),照片中的動詞門廳前已圍有一個牆院,牆中部設有石制門楣,當地稱這類牆門為“石庫門”,是民國年間相當流行的做法。 1937 年,杜鎮球去董祠尋訪遺碑時,見到的已是斷碑殘石,從此,董次日漸破敗,殘存的建築逐步被百姓占為住所。 1982 年,為建設方塔園,董其昌祠殘築被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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