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中國《自由中國》雜誌（1949年—1960年），是一本以反對獨裁專制，在中華民國自由地區擴展民主自由空間為宗旨的政治刊物，由從中國大陸來台灣的自由主義者以及政治人物所出版。該雜誌在台灣的言論市場上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因為在國民黨於台灣的威權統治下，它幾乎是整個1950年代在檯面上唯一可以聽到的異議聲響。
簡介
《自由中國》雜誌最初的構想是在國民政府撤退來台之前發生的。當時有一部分國民黨員和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他們認為要堅定反共信念，必須要有一宣揚自由民主的言論機關，因此胡適、雷震、杭立武等人，研議創辦《自由中國》雜誌。但不久國民黨撤退來台，《自由中國》雜誌無法在大陸發行，遂於1949年11月在台北創辦，由胡適擔任發行人，主要的編輯是雷震和殷海光。
創辦之初，該雜誌與蔣介石關係良好，立場亦傾向擁蔣。但是，隨著韓戰的爆發，蔣介石重獲美國支持，原本希望任用自由派人物改善政府形象、爭取美援的必要性大減﹔加上國民黨實施黨改造後，強人威權政治體制逐漸成形、鞏固。黨內的自由派政治人物由於不滿蔣的政策，紛紛離開權力核心。在這種情況下，《自由中國》的方向和風格也逐漸改變，從批判共產主義轉向檢討台灣內部問題，及批評國民政府政策弊病，而和執政當局關係逐漸惡化。1954年5月，雷震在《自由中國》刊登投書〈搶救教育危機〉一文，批評黨國“反共救國團”干擾學校教育之後，12月蔣介石在“宣傳匯報會”上下令開除其黨籍（薛化元 1996，120）。中央黨部秘書長唐縱表示雷震到台灣後並沒有參加國民黨的歸隊登記，蔣介石說：“沒有黨籍也要開除！”。1958年殷海光在《自由中國》上發表《我們的教育》和《學術教育應獨立於政治》兩篇文章回響雷震。
從1957年7月起，《自由中國》更以“今日問題”為總標題，連續發表十五篇社論，提出反攻無望論，指出蔣政府藉反攻大陸神話而一黨獨大，為所欲為。1959年3月，胡適撰寫〈自由與容忍〉一文，表達“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他甚至主張台灣必須出現一個反對黨，以適度給予執政黨壓力制衡。1959年6月起，《自由中國》亦連續發表多篇文章，反對蔣介石尋求總統三連任動作。1960年，《自由中國》發表七論反對黨的文章，宣稱：“民主政治是今天的普遍要求，但沒有健全的政黨政治就不會有健全的民主，沒有強大的反對黨也不會有健全的政黨政治”。在這種情況下，雷震開始多方奔走，試圖結合台灣本土的政治人物，共同組成一個反對黨。6月26日，雷宣布李萬居、高玉樹、雷震3人為新黨發言人；雷震、李萬居、夏濤聲、吳三連、郭雨新、齊世英、郭國基、黃玉嬌等17人為召集委員，由雷任新黨秘書長。在這種情況下，《自由中國》編輯群的舉動逐漸進逼至國民黨當局的禁忌，國民黨三大黨報《中央日報》、《中華日報》、《新生報》於是對雷震等人予以反擊，宣稱組建新黨是配合中共“統戰政策”、“造成台灣混亂”、“企圖顛覆政府陰謀”。雷震終於在1960年9月4日遭到逮捕，為其罪名是“包庇匪諜”，10月8日宣判當天，蔣介石明確指示雷震的“刑期不得少於十年”，“覆判不能變更初審判決”。《自由中國》亦遭到停刊（薛化元 1996，144﹔楊碧川 1997，405）。
在此一事件中，左舜生曾表示蔣介石“不失為東方一個碩果僅存的標準獨裁者，同時也通明透亮表示了他對民主絲毫不能理解，絲毫不感興趣，不惜以走極端的態度，甘冒天下之大不韙，同國內外一切主持公道與正直人士挑戰。”
在台灣反對運動史上的位置
根據林淇瀁（1999年）的整理，從反對運動的角度來審視，《自由中國》至少有以下三點重要的貢獻：
第一，在台灣自由報業理念的傳揚上，《自由中國》雜誌以小媒介的形式，卻發揮了大媒介的功能，它在國民黨黨國威權體制加緊新聞箝制的政策之際，堅持媒介應有的新聞自由價值及理念，為後來的黨外雜誌樹立了爭取新聞自由的典型。這是《自由中國》在台灣報業史上發散的可貴光芒。
再者，《自由中國》以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的基本人權為基礎，透過政治論述，宣揚民主憲政理念，在國民黨戒嚴體制之中尋求突破牢籠的奮鬥與實踐，也給予後起的台灣黨外民主運動相當的思想啟發，“影響了從1970年代開始，逐漸再抬頭的政治運動”，“為台灣民主政治的開展創造了契機”﹝薛化元，1996:391-392﹞。這是《自由中國》雜誌在中華民國政治發展史上不可磨滅的貢獻。
即使《自由中國》對台灣民主運動貢獻良多，但亦有其缺失，較少為吾人探討： 第一、理論層面的論述，缺乏實際層面思考 第二、中國格局論述，少見台灣在地觀點 第三、省籍意識強烈 亦有說法指出，因中國民主黨吸收了大量的台籍菁英，造成執政當局不滿，乃至日後遭到迫害。雷震獄中手稿亦提到：“台灣人的心目中，總覺得大陸人都是統治階層...而覺得自己吃了虧，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因而常有忿忿不平之念。”《自由中國》編委會委員戴杜衡甚至說過：“把台灣人搞起來，大陸人將來是要受其欺壓的。”《自由中國》為一追求自由民主的政論雜誌，於發行期間卻沒注意到台灣最根本、日後漸趨嚴重的省籍認同問題，而大多數仍以“外省菁英”的角度論述，是一可惜之處。
最後，《自由中國》由政治論述起，終於政治實踐的特質，表現了論述與實踐相與結合，言談與改革並進的政論雜誌/政治機器典範，更是深刻地啟發了其後的黨外民主運動，思想者、言談者與行動者三合一的民主參與模式，從此成為黨外雜誌與國民黨黨政軍三合一體制對抗的本錢。1970年代末期的《美麗島》雜誌及政團並體雛形，就是如此找到立基點。
相關的研究書目
傅正，1992，《自由中國》的時代意義，見澄社，台灣自由民主的曲折歷程：紀念雷震案三十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349-269。台北：自立晚報。
錢永祥，2001，自由主義與政治秩序：對《自由中國》經驗的反省，見錢永祥，縱慾與虛無之上，頁179-236。台北：聯經。
任育德，1999，雷震與台灣民主憲政的發展。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薛化元，1998，台灣自由主義思想發展的歷史考察(1949-1960)：以《自由中國》的反對黨問題為中心，見殷海光基金會編，市民社會與民主的反思。台北：桂冠。
薛化元，1999，戰後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互動的一個考察：以雷震及《自由中國》的國家定位為中心。當代 141：32-45。
魏誠，1984，民國四十、五十年代台灣政論雜誌的發展：自由中國半月刊內容演變與政治主張。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