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濟邦

胡濟邦

胡濟邦(1911年—1995年)記者、外交家。浙江永康人。 胡濟邦1935年畢業於國立中央大學(1949年更名為南京大學)。1931年南京“珍珠橋慘案”中,為“護校委員會”十三名委員之一。先後掌握了英、法、俄、日、匈、拉丁等語言。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前往蘇聯,被贊為“中國前往蘇聯的首位傑出女性”;也是當時僅有的歐戰中國戰地記者;參加了戰時及戰後在莫斯科舉行的各種重要國際會議;採訪過史達林、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杜魯門、張伯倫、邱吉爾、戴高樂、狄托、卡達爾等一大批世界政壇風雲人物。 胡濟邦和中央大學同學畢季龍一起被外交界讚譽為“最美好的一對”。新中國成立後,她參加了外交部的籌建工作,為將軍大使的夫人做外交禮儀培訓。1956年調《人民日報》任記者,曾任全國記協國際聯絡部部長。1979年至1985年丈夫畢季龍出任聯合國副秘書長時,胡濟邦也到美國紐約,擔任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參贊。 1995年2月7日,胡濟邦在上海逝世。

基本信息

人生經歷

學生運動

1911年農曆9月11日,胡濟邦出生於浙江省永康縣古山鎮一個世代務農的家庭。

1927年,胡濟邦16歲,考入杭州法政學校,那一年,蔣介石叛變革命,發動“四·一二”大屠殺、馬日事變,共產黨奮起反抗,舉行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州暴動,腥風血雨迎面撲來,正值豆蔻年華的胡濟邦在此時開始接觸革命思想。

第二年夏天,胡濟邦考入南京中央大學(今南京大學)經濟系,加入反帝大同盟。這是我黨領導的愛國民眾團體,任弼時、潘漢年等人曾參與工作。

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全國人民抗日熱情高漲。12月,北平學生南下示威團到達南京,17日,南京、北平、天津、上海、武漢、廣州、安慶、蘇州、濟南等地學生共3萬餘人,從中央大學出發,舉行聲勢浩大的聯合總示威。胡濟邦作為中央大學護校委員會13名委員之一,慷慨參與。

1932年夏,因為參加抗日運動,胡濟邦被學校開除。21歲的年輕姑娘毫不氣餒,立即北上,到北京大學旁聽,她一邊學習,一邊參加革命活動。

紅色特工

1933年春,在國民黨兵工署預算處當會計,深得署長俞大維信任的四兄胡濟時介紹胡濟邦進入俞宅,教授俞公子英語。兵工署署長是國民黨高官,經常參加蔣介石的重要軍事會議。胡濟邦藉此獲得了大量國民黨核心軍事機密。圓融通達的胡濟邦,頗得俞大維一家喜歡,俞大維本人也對胡濟邦從不防範,常在公務之餘,和胡濟邦談論國事。

1933年7月的一天,俞大維從廬山回到南京,對胡濟邦欣欣然道:“蔣委員長在廬山召開軍事會議,部署了進剿共軍的詳細計畫,我看,朱毛紅軍這次的日子恐怕不長了……”胡濟邦認定俞大維一定有蔣介石的“剿共”計畫,因為兵工署長必須熟悉軍事部署,不然,無法向各部提供武器彈藥。胡濟邦不動聲色,沒費多大週摺就找到了俞大維從廬山帶回的一大摞軍事檔案,都是絕密材料。她用最快的速度一一拍照,將情報送了出去。

當江西瑞金中央蘇區的紅色通訊社刊出這些絕密檔案的時候,蔣介石大驚失色,氣得差點暈倒。

1933年夏,經二哥胡濟川和恩師何浩若舉薦,又有俞大維和胡濟時的說合,胡濟邦憑著一口流利的英語,進入國民政府外交部國際司五科(護照科)任科員。

1934年春,23歲的胡濟邦由盧濤介紹,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不久,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立法院立法委員、中共秘密黨員王崑崙即來找她,請她辦幾張前往蘇聯的護照。在白色恐怖下,如果按正常渠道申請護照,恰是自投羅網。故而共產黨人往往從滿洲里和新疆偷越國境,但那是十分危險的。如果能拿到真正的護照,蓋上外交部的大印,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出國繞道去蘇聯了。“縣官不如現管”,王崑崙考慮,倘若轉彎抹角從上層找關係,牽涉面太廣,反而誤事,他很自然地想到了已經打入護照科的胡濟邦。當王崑崙遮遮掩掩地向胡濟邦說明來意,聰明的胡濟邦嫣然一笑,打趣道:“堂堂國民政府立法委員,需要幾本護照還不容易!需要幾本?儘管吩咐。我明天就給你送上。”王崑崙欣喜異常,沒想到如此輕而易舉就能拿到護照。

16本護照到手後,還要從南京安全送往上海,交到有關人員手中,而此時王崑崙已被軍統戴笠列入黑名單,行動受到沈醉的嚴密監視。形勢危急,胡濟邦假扮成王崑崙的情人,以去上海度周末為由,結伴而行。沈醉嗅出其中奧妙,即在上海霞飛路霞飛坊王公館四周布控,來個守株待兔。但王、胡二人更為機警,他們在上海站下車後,根本沒有回家,而是讓胡濟邦入住東方飯店,王崑崙下榻青年會,兩人迅即趕往事先約好的接頭地點,將護照交與組織。沈醉他們守了一夜,連個人影也沒見到!只好以“王和情人在外夜宿未歸”電告戴笠復命。一場風波化險為夷。

此事給當年黨中央軍委書記、總管特科的周恩來留下了深刻印象。新中國成立後,周恩來當面誇獎胡、王二位:“多虧你們搞到了出國護照!”

出使蘇聯

胡濟邦 胡濟邦

1935年,胡濟邦被派往國民黨駐蘇使館工作。組織上交代她任務:利用國民黨大使館的崗位為黨(如客觀需要)也包括為蘇聯黨做工作。

1936年初,胡濟邦在上海獨自登船,乘一艘蘇聯破冰船,到達海參崴,然後坐了9天9夜的火車,穿過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亞,到達莫斯科,任當時的中國駐蘇大使館新聞專員,兼《中蘇文化》雜誌駐蘇記者。

胡濟邦作為國民政府駐蘇聯大使館的新聞專員抵達莫斯科,是中國有史以來派駐國外的第一位女外交官。

誰曾料到,此一去,竟是漫漫13年!毋庸置疑,這是胡濟邦一生最為燦爛的篇章。

歐洲前線

胡濟邦 胡濟邦

此時,活躍在蘇德戰場上的身影屬於胡濟邦:她是蘇德戰場上唯一的中國記者;又是女性;唯一持有外交官護照的記者;在前線堅持時間最長的記者;中共秘密黨員。她的事跡媲美鬚眉,稱得上巾幗英雄。

年輕時的胡濟邦風姿綽約、儀態萬方,用當今時髦的話說,是美女外交官,美女記者。但她的名氣並非源自年輕貌美。埃德加·斯諾曾評價她:“胡濟邦女士是中國唯一的駐蘇戰地記者。蘇德戰爭如何?我看中國武官的分析是錯的。胡濟邦女士說勝利一定屬於蘇聯紅軍,那才是正確的。”這位《西行漫記》的作者,將毛澤東的照片和胡濟邦的照片一起印在了書的扉頁上。

胡濟邦和斯諾是很好的朋友。1941年,斯諾接受《紐約先驅論壇報》的任務,前往蘇聯和歐洲,在莫斯科的記者圈子裡和胡濟邦相遇。“在語言大師中,最‘威風’的恐怕非胡濟邦莫屬。這位先後為國民政府和人民政府的外交部效勞過的女秀才,正是曾經與世界五巨頭笑談國際風雲的唯一的中國外交官呢!”胡濟邦“跟蘇聯元帥史達林在一起時說俄語,跟美國總統羅斯福、杜魯門,英國首相張伯倫、邱吉爾在一起時說英語,跟法國總統戴高樂說法語。她還用流利的匈牙利語採訪南斯拉夫總統狄托、匈牙利總書記卡達爾。同時她還會日語、拉丁語……”。

這位黃皮膚、黑眼睛的中國女子,在莫斯科13年(1936-1949),目睹了蘇德戰爭的全過程,寫出了無數篇戰地報導,拍攝了大量珍貴的歷史照片,發表在國民政府情報司(即新聞司)英文版的《自由論壇》周刊和《中蘇文化》雜誌上。胡濟邦憑藉其卓越才能,成為莫斯科新聞、外交圈舉足輕重的人物。

其他信息

地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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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濟邦在蘇聯,遵照臨行前黨的指示,利用合法身份,通過外交途徑,致力於中蘇文化交流,結識眾多的文化藝術界知名人士。如與列賓齊名的畫家蘇里科夫,著名油畫家康恰羅夫斯基等,都和她是很好的朋友。她還拜康恰羅夫斯基為師,學習油畫。康恰羅夫斯基十分喜愛這位才華橫溢的中國女外交官,特地為她畫過兩張肖像畫。當年,讓蘇聯人民大飽眼福的中國藝術展,先後在莫斯科、列寧格勒展出,事無巨細,都由胡濟邦一手操辦。她熱心相助袁牧之、陳波兒赴蘇學習戲劇、電影。後來,袁牧之籌建中央電影局,任局長,陳波兒組建東北電影廠,創建北京電影學院,為我國電影藝術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胡濟邦到蘇聯去,黨組織指定曹亮為她的組織聯繫人,兩人還約定了通訊代名和暗語(曹的代名為君碧)。但胡濟邦到莫斯科後連著幾個月都沒有接上黨的關係,這可把她急壞了!幾次寫信回國,向曹亮詢問情況,誰知,原因是幫她帶組織關係的兩位同志因故未去蘇聯。1936年冬天,曹亮將這一情況告訴夏衍,請他為胡濟邦介紹組織關係。夏衍通過秘密途徑請史沫特萊托一位海員帶信給在莫斯科的蕭三,蕭三很負責任地找胡濟邦談話,並把她介紹給蘇聯方面。以後胡濟邦多次向蘇聯同志提出要求會見中國黨組織,但每次蘇方都說因工作性質需要特別保密,不宜與其他人發生聯繫。除工作外,蘇方也經常為胡濟邦組織馬列主義的理論學習,介紹國內鬥爭情況、國際形勢,蘇聯同志解釋說:這就是“特殊的組織關係。”

在莫斯科的悠長歲月里,胡濟邦繼續為黨的事業奔波。經常提供在國民黨駐蘇使館以及國民黨訪蘇代表團方面取得的情報。其中許多內容都涉及國民黨的反共陰謀。雖然沒有和中共黨組織取得直接聯繫,但胡濟邦時刻牽掛著國內。1937年,胡濟邦委託由英倫回國、途經莫斯科的於炳然(解放後曾任重慶市公安局長)帶給曹亮250美元,信中暗示是她交的黨費。之前,約在1935年底,胡濟邦也將自己出國置裝節約下的300元交了黨費。

據原國民政府駐波蘭大使館臨時代辦姜治方回憶:“胡濟邦是一位活躍在東歐外交界的中共地下黨員。曾到華沙托我為國內代購通訊器材。”另一位知情者這樣寫道:“據筆者所知,胡濟邦是中共地下黨員,奉黨派遣進入國民黨政府外交部門派駐蘇俄。她的共產黨員身份始終未被察覺,特別是傅秉常擔任駐蘇大使時,對胡更是信任關愛。”

1949年3月,國民黨駐蘇使館起義,4月,闊別故土13載的胡濟邦以赴歐學習為名離開國民黨駐蘇大使館,乘飛機經瑞士抵香港回國。中途胡濟邦考慮到路途遙遠,在境外時常停留,尤其是到香港後還要待命,有諸多意外。機智的胡濟邦在途經瑞士時,將不便隨身攜帶的美元、金洋90枚等存入瑞士銀行保險箱,回國後即向組織報告。1953年2月,由我駐瑞士使館取出了這批美元,胡濟邦把這筆外匯折算成人民幣1萬多元(相當於現在的1千多萬元)全部捐獻給了外交部幼稚園。

新的工作

1949年5月,胡濟邦歷盡艱險,回到祖國。這時北京剛解放,新中國還沒有成立,中國共產黨面臨著百廢待興的千頭萬緒。但人人都是興奮的。在北京翠明莊招待所作短暫停留的胡濟邦忙裡偷閒,為中華全國總工會翻譯了《蘇聯總工會關於工會組織工作的各種決定》等大量檔案,為新中國的工會建設起了關鍵的作用。

9月,胡濟邦進入正在籌建的新中國外交部大樓,於同年11月至次年7月在外交部東二樓大廳舉辦的大使學習班裡,任外交禮儀教官。學習班由李克農副部長主管,具體組織工作由辦公廳副主任閻寶航負責。閻寶航(1895-1968)於英國愛丁堡留學,後長期從事統戰和國際情報工作。他一米八的個頭,中山裝每天都熨得平平的,一口流利的英語和日語,社交活動、禮賓禮儀、官場應酬,嫻熟自如,從各野戰軍調來的將軍大使們都稱他“洋主任”。在學習班裡,外交禮儀教官胡濟邦被尊稱為“老外交”,是個“傳奇人物”,“在隱密戰線上戰鬥了近30年的紅色戰士”。她教起“學生”來極為嚴格,就連王稼祥夫人、朱劍凡之女朱仲麗都服了。胡濟邦指著一位夫人的旗袍,連連搖頭:“不行不行,你的內褲太長,都露在旗袍開叉外面了,必須穿襯裙,知道嗎?”準備去匈牙利當大使的黃鎮夫人朱霖,穿了件連衣裙,解開領扣,把裡面的汗背心往領口拽了拽,覺得很漂亮,但胡濟邦直搖頭:“不行,背心不能露出來,這樣人家會認為不禮貌。”這些不懂外語,又沒出過國,從黃土地走來的“土八路”夫人們,個個都是短髮。胡濟邦指著她們的髮型說:“解放區的髮型不符合外交場合要求。要燙髮,搽上點粉,抹點口紅……”朱霖泄氣地說:“我不幹了!最好選能幹的去!”到學習吃西餐時,朱霖對黃鎮說:“我還要吃20個餃子才夠。”服務員遞上一盤水,朱霖想喝,胡濟邦趕緊制止:“這是吃完水果後洗手的水,不能喝。”朱霖只好悻悻地縮回手:“真是活受罪!”

胡濟邦在外交部辦公廳任秘書科長、處長,研究室研究員等職近7年,為共和國外交部的初創,付出了全部心血,得到李克農的讚賞。

1956年,胡濟邦調《人民日報》國際部任記者,常駐波蘭、匈牙利等國。匈牙利事件時,她深入第一線調查研究,及時發回大量通訊和社會動態內參,1956年11月至1958年3月,《人民日報》共發表她的專稿31篇,其內容為國內廣大黨政軍幹部關注。匈牙利勞動黨總書記卡達爾來北京訪問時,曾對毛主席說:“你們派來的《人民日報》記者胡濟邦很勇敢,工作表現很出色,謝謝你們。”毛主席聽後點點頭,微笑著說:“是的,我從她的報導里,曉得了你們的真實情況……”

胡濟邦從東歐回國後,任《人民日報》國際部評論員。筆下生花,縱覽國際風雲,其評論員文章,常常被外電作為研究我國對外政策的重要依據。胡濟邦同時兼任全國記協國際聯絡部部長。她的丈夫畢季龍,繼唐明照後任聯合國副秘書長,負責技術合作促進發展部。1979年,胡濟邦隨夫至紐約,任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參贊。6年時間,夫妻倆風塵僕僕地訪問了六七十個國家,足跡遍布亞、非、拉美各國,結交了各界人士和朋友,在外交界,兩人被譽為“最美好的一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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