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木英

胡木英

胡木英中華人民共和國,工商總局退休幹部,延安精神研究會理事,北京延安兒女聯誼會會長。中國著名的政治家、理論家胡喬木 與中國著名的女科學家谷羽之女。

基本信息

個人履歷

1964年,胡木英在外交學院被吸收為中共預備黨員。

退休時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工商總局,處長一職。

個人訪談

反腐是場“你死我活”的鬥爭

胡木英 胡木英

新京報:2014年你在“延安兒女聯誼會”新春團拜會上的講話引起很大反響,你是即興發言還是準備了很久?有人授意嗎?

胡木英:講話並沒有複雜的背景。這兩年習近平總書記帶領下的反腐鬥爭,給我印象深刻,中央向瀰漫多年的歪風邪氣開刀,很鼓舞人心。我感覺到這是一場艱難的鬥爭,應該動員社會各界力量支持習總書記,作為延安兒女、革命後代,我們應該發出自己的聲音,在團拜會半個月前,我準備這篇發言稿,把大家平時的意見綜合起來,代表大部分革命後代的想法。

新京報:你說在講話中提到,黨中央反“四風”是“動真格的了”。你從哪些方面感受到的?

胡木英:關鍵不是看說了什麼,而是看做了什麼。以前也提反腐倡廉、民眾路線,但沒有長久踐行下去,成效不大。習總書記不僅態度鮮明地提出“反四風”、反腐倡廉和民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而且帶頭實踐,落到實處。他親自去河北參加民主生活會,出行不封路等等。上面帶了好頭,政策才容易推行。

在反腐方面,老虎、蒼蠅一起抓,大家是有目共睹的,把周永康、徐才厚等黨內的大蛀蟲抓起來,中央反腐的力度和決心是空前的。

新京報:你說“這場鬥爭極為複雜,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鬥爭”是基於哪些觀察得出的?

胡木英:黨內的腐敗分子數量不少,從基層幹部到高級幹部都有,他們已經丟掉了共產黨的信仰,走到了人民對立面。為了保住他們的既得利益,他們不會坐以待斃,會利用手中權力反撲。

“官老爺”消極對抗“反四風”

新京報:你觀察到的反四風的效果如何?

胡木英:奢靡之風和享樂主義得到有效遏制,上面抓得嚴,下面不敢胡作為。但是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還普遍存在,現在對“胡作為”有禁止性規定,但對“不作為”的懲罰較少。有些黨員幹部消極不作為,生怕出問題。

我們聯誼會籌資拍了一部反映延安兒女精神風貌的紀錄片《延安的兒女們》,拍完後到各部門送審,三年還沒有審批下來。各部門相互推諉,這是典型的官僚主義作風。

新京報:反四風中存在哪些困難和阻力?

胡木英:阻力來自黨員幹部內部。有的共產黨幹部已經變成了“官老爺”,對人民趾高氣揚,講排場,要享樂。他們過去放鬆慣了,現在突然緊張起來,會不習慣,有牴觸情緒,有的行為上不敢違抗,但消極對抗。

新京報:有官員抱怨,反四風對工作和生活管得太死,“官不聊生”,你怎樣看待?

胡木英:這根本不是共產黨員應該說的話。共產黨的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而不是貪圖享樂。把人民利益放在心中,就不會在意自己過得怎樣。父輩們從延安走過來,生活艱苦樸素,他們從來不關心物質條件,一心撲到工作中。如果抱怨,還不如自己主動辭了。

極少數“紅二代”破壞革命後代形象

新京報:延安兒女聯誼會是怎樣的組織?平常有什麼活動?有很顯赫的“紅二代”參加嗎?

胡木英:延安兒女聯誼會是由革命後代自發組織起來的,組織很鬆散,沒有在民政部門正式註冊登記。聯誼會成員很廣泛,父輩是1949年以前參加革命的後代都可以參加聯誼會。聯誼會並不是圍繞著顯赫的領導人的後代轉,這個團體中不僅有元帥的兒子,也有紅軍戰士的後代。在這個團體中,大家都是平等的。

新京報:新春團拜會是聯誼會最重要的活動,是怎么組織的?

胡木英:聯誼會是在春節前後,把延安兒女組織起來團拜。形式很簡單,用很少的錢租一個老舊禮堂,大家聚集起來,吃的喝的都不發,就發我們印的一頁小報,介紹這一年的活動發展情況。每年團拜會都有四五百人參加,氣氛很活躍,大家踴躍發言,想為社會貢獻餘熱。

新京報:社會上對“紅二代”有些非議,認為他們享受了特權。

胡木英:這種看法是不對的。“紅二代”是社會上對革命後代約定成俗的稱謂,這個稱謂比較模糊。大多數紅二代是普通人,勤勤勉勉工作,直至退休。以我的親身經歷,上山下鄉,我都跟同齡人一樣,沒有任何特殊待遇。

但是不排除有極少數紅二代,腐化墮落,利用父輩的權力撈好處、掙大錢,背離了人民民眾。我認為不能把他們稱為“紅二代”,稱為“官二代”更合適。這極少數人破壞了我們革命後代的形象,辜負了他們父輩的革命教育。

新京報:你在團拜會上呼籲“紅二代”對於中央反腐“不打橫炮、不幫倒忙”,是針對什麼?

胡木英:當前反腐形勢很嚴峻,我們作為革命後代,肩上責任更重大。我們要全力支持習總書記反腐,管好自己的嘴和手,不搞特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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