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曦

聶曦

聶曦(1917—1950),福建福州人,歷任國防部史政局總務組組長、東南軍政長官公署總務處交際科科長,上校軍銜。福州解放前夕,他奉吳石之命,完好地保存了一批國民黨的絕密檔案資料,後隨吳石赴台灣。中共華東局女情報員朱楓前往台灣與吳石會面時,聶曦充當了他們二人之間聯繫的信使,台灣工委負責人蔡孝乾叛變之後,聶曦與吳石將軍被捕。1950年6月10日下午,在台北馬場町與吳石、陳寶倉、朱楓一起被殺害,時年33歲。

基本信息

人物簡介

聶曦(右2)在特別軍事法庭上受審情景 聶曦(右2)在特別軍事法庭上受審情景

聶曦(1917年—1950年6月10日),原國民黨東南行政長官公署總務處上校交際科科長,吳石將軍副官,軍銜上校。

1949年,吳石前往福州正式就任福州綏靖公署副主任時,國共談判破裂,國民黨當局電促速將存榕檔案運台;吳石命令其老部下、原史政局總務組組長聶曦與王強,把298箱絕密檔案全部轉移到位於倉前山的福建省研究院書庫匿藏(福州解放後,這批國民黨軍事絕密檔案被移交給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十兵團司令部)。

1949年11月27日,華東局派我黨長期從事情報秘密工作黨員朱楓由香港赴台,通過當時華東局台灣工作委員會負責人“老鄭”(蔡孝乾)與吳石將軍聯繫,取得大量絕密信息情報,1950年2月2日“老鄭”被捕,供出朱楓牽出吳石將軍。

蔣介石震怒下令逮捕吳石將軍,涉捕陳寶倉中將及親信隨員聶曦,並將朱楓從舟山抓捕帶回台灣。

1950年6月10日,吳石、陳寶倉、聶曦、朱堪之四人被特別軍事法庭判處死刑,四烈士在台北馬場町刑場上英勇就義,壯烈犧牲,為統一祖國大業獻出了寶貴的生命;台灣媒體在報紙上報導時,還配發了一張聶曦臨刑前押赴刑場的照片,聶曦身穿白襯衫,下半截扎在軍褲內,腳穿馬鞋,兩手反綁在背後,表情自然,面露微笑;媒體並報稱“聶曦形象英武,大義凜然,死前毫無懼色。”

1950年的“吳石案”轟動一時,對於吳石、陳寶倉、朱楓三位烈士的詳細情況均有較為詳盡的的資料,另外一位聶曦,我們都知之不多,只知道他在“吳石案”中替吳石送過情報,替朱楓前往舟山出過力。他就義前的那張照片,堪稱經典,令不少後人觀之感嘆。

相關資料

“吳石案”始末

1950年,退守台灣的國民黨偵破了赫赫有名的“吳石案”,不僅逮捕了國軍中官階最高的大陸間諜,還系統地摧毀了中共台灣省機關組織,將情報頹勢做了扭轉,同時震懾了解放軍攻台的戰術決心。

關於這段歷史,學界一般均以“馬場町的白色恐怖”視之,據說當時“只要行動可疑,經人檢舉,一概列入危險分子,格殺勿論”,乃至“寧可錯殺三千,絕不留情一個”,然而事實究竟如何,卻很少有人詳辨真偽,往往囿於成見、人云亦云。

但資料之間牴牾很多,比如吳石案經辦人谷正文就對上述另一經辦人的文章諸多不滿,認為“中共地下黨員吳仲禧自述應屬可信外,關於承辦此案李資生所述各節與事實頗有出入”。他甚至覺得記錄者對自己的口述實錄也“多有遺漏、偏差”,這也導致了目前媒體上的相關介紹舛誤頗多,莫衷一是。雖然如此,此案基本脈絡還是有據可查、基本清晰的。

事情要從1949年7月中旬說起。此時台北、基隆的大中學生之間流傳的一份《光明報》引起了台灣省政府的注意,該“極盡嘲弄國民黨之能事的公開刊物”的廣泛傳播“證明了GCD在台的秘密活動極為活躍”,因此省主席陳誠決定徹查。不多久便拘捕了涉案的4名台大學生,雖然因校長傅斯年作保而被釋放,但國防部保密局第二處還是敏銳地令他們再次到案聆訊。在辦案人員的循循善誘下,這些大學生提供了《光明報》的來源:基隆中學校長鍾浩東,他的黨內職務是中共基隆市工委書記。隨後台灣當局逮捕了涉案人員44名,其中僅有鍾浩東、羅卓才、張奕明等7人被依“蒐集軍政情報,開展兵運工作,俾便於×軍來犯時陣前策應,協助登入”之叛亂罪名處以死刑。

而最初涉案的4位台大學生並未入獄,只是被“交付感訓”,未受株連。台灣大學一向是中共發展地下骨幹的中心據點,後來證明,中共台北市工委書記便是台大醫學院助教(兼附屬醫院醫師)郭琇琮,而李登輝也是中共黨員,他於1946年9月由吳克泰介紹入黨。李是吳在台灣發展的第二個地下黨員,而第一個就是前文所述的鐘浩東。李登輝在黨內雖不積極,但也頗有貢獻,其所發展的葉城松後來還成為了台大法學院支部書記。但是1947年中共在228事件的作為很大刺傷了李登輝,他8月因為“黨內不純,有些人有野心”而執意要求退黨,組織上批准了這要求。其後隨台灣省工委的逐一破獲,李的名字也不時出現在台北國安機關的案頭,但他只是於1960年在調查局處分失職人員的禁閉所新店休養所被羈押審查4個月,隨後開釋。眾所周知,這一“歷史污點”並未影響到後來蔣經國對他的信任與栽培,自然也絲毫沒有牽涉到他的乾祿仕途。

8月15日鍾浩東被捕後除了交代了自己的組織身份以外並沒有透露更多有價值的情報,但他偶然失言提及的“老鄭”引起了當局的注意。與此同時,高雄市的工運領袖被捕後變節投敵,10月31日配合國防部情報機關誘捕了其上司、中共台灣省工委副書記兼高雄市工委書記陳澤民。保密局探員發現陳的筆記本上也有“老鄭”的字樣,於是節節追問,陳並沒有招認老鄭究竟是何人,只是提供了一個相關地址:台北市泉州街26號。於是探員於此公寓晝伏夜出蟄居兩個月,在1949年12月29日將老鄭抓獲。這位“老鄭”到案後沒有交代後來我們眾所周知的身份:中共台灣省工委書記蔡孝乾,他和當局虛與委蛇,但其隨身筆記本出賣了他,因為情報部門在其中發現“吳次長”的字樣。

“老鄭”於被捕8天以後也就是1950年1月6日設計逃脫。此時保密局手中除了那個筆記本,還有他提供的一個地址:台北大公園衡陽路中西大藥房,於是當局按圖索驥,2月7日,在此二樓逮捕了中共台灣省工委武裝部長兼組織部長張志忠。張據說“未供一人,未供一事”,被情治機關讚嘆為“在台共黨員2000餘人中,可稱唯一硬漢”,但實際情況似乎並非如此。張當時深恨蔡孝乾對他的出賣,於是提供秘密聯絡點地址。9日,政府據此於台北中山北路、長安西路口逮捕地下交通員黃天,經過嚴刑拷打,黃27日供出蔡的藏身地:嘉義縣奮起湖,3月1日,“老鄭”再次被捕。

在蔡孝乾逃脫之前,保密局長毛人鳳已經研判出筆記本上的“吳次長”可能就是國防部參謀次長吳石,但由於蔡的遠遁而失去了情報線索。就軍令調動和戰局策劃而言,參謀本部的權力遠大於國防部,須知國防部不過是行政院下屬的軍政機關,而參謀本部直屬於總統府。吳當時雖然只是中將軍銜,卻貴為參謀次長,而且重要的是,行政院長陳誠是他的保定軍校的同學、參謀總長周至柔是他的好友,假以時日,他高升參謀總長甚至國防部長也並非沒有可能。對如此的重要人物,保密局自然頗多忌憚,竟然“無人敢負責追查吳石事,經毛人鳳局長報告蔣總裁,亦僅含糊其辭”,周至柔則命“先取證據,再辦吳石”。

想不到保密局探員很輕易地完成了這一任務,根據谷正文的回憶,他當時將吳石的太太王碧奎請至家中,偽稱自己“前在史政局,多蒙吳先生提拔,今上邊令查吳石先生之案,已取得人證,吳先生為軍人,如身負此案,必遭死刑,何不失人自稱吳先生不知此人,自己負責,婦道人家,交錯朋友,並不知其共黨身分,當然不會成為重大案子”。經多方誘騙,“由吳妻供出朱諶之,乃於次日晚逮捕吳石,告以全部案情已經明白”。3月1日,吳石到案後“先向總裁像下跪,後即寫自白書”,坦白了大量案情,至此吳石案基本告破。

於是當局不僅得知了女聯絡員朱諶之(朱楓)的情況,並且逮捕了聶曦和黃德美,前者是東南行政長官公署總務處上校交際科長,為吳石處理私人聯絡事務,後者是國防部三廳上校作戰科長,吳石通過朱湛之交給中共的作戰情報就是來自於他。其後聶曦因為證據確鑿,成為吳石案中被處決的4人之一(其餘3人是吳石、朱諶之、聯勤總部第四兵站總監陳寶倉中將),而黃德美卻被釋放。

據說蔣介石為此很不滿意,斥責毛人鳳“敵我不分,私縱×諜,黃德美還是要抓”,但是經過保密局調查和軍法處審問,黃德美全然是根據正常途徑合法地向上司匯報,並不是間諜盜取情報,於是當局再次將其無罪開釋。因為戴上了“紅帽子”,黃上校寫信給蔣經國申訴自己被排斥的現狀,深得同情,沒幾年竟然高升至國安局中將副局長。如果真有所謂的“白色恐怖”,他可能就會在本案中被株連處決,也就根本做不了什麼中將副局長了。

吳石的組織關係本來直屬於中共中央社會部,但是中央與1949年夏季臨時變陣,命令華東局直接派員和其聯絡,受內定台灣省委書記舒同的統一指揮。於是聯絡員朱諶之違反了情報工作“單線聯繫”的原則,與地方黨工委蔡孝乾和最高情報來源吳石發生雙向關係,以致被台北政府輕易破獲,朱諶之本人也因為蔡孝乾的出賣而於稍後被捕。實際上逃亡中的蔡孝乾已經將危情密報給朱,但她似乎並不慌張,仍然居住在自己女婿段成愈家中,直到得知吳石被捕才乘坐海軍交通船前往定海,準備經此逃至大陸。段是警察廣播電台台長,知道自己岳母是間諜以後大為驚訝,於是提供了朱在舟山的暫住地,毛人鳳命令保密局舟山站站長沈之岳將其迅速逮捕。經調查,此案與段成愈無關,他的前途未受株連。

朱楓(革命烈士)編輯 朱諶之一般指朱楓(革命烈士) 朱楓(1905-1950),建國初期潛伏中國台灣的中國共產黨優秀黨員、革命烈士。1927年畢業於寧波女子師範學校。

朱楓被捕後在定海看守所把貼身的金鎖片和自己穿的海勃龍大衣肩襯裡的金手鐲咬碎,二兩多重的金子,混熱水吞下。2月27日起陷入昏迷,被飛機直接送往台北醫院。“匪幹此種維護重要工作、不惜犧牲個人生命之紀律與精神,誠有可取法之處。”審理此案的國民黨少將谷正文後來曾留下一篇《吳石等叛亂案》,稱朱楓“黨性堅強、學能優良”。台灣地下黨活動被打擊殆盡後,萬景光等香港聯絡人也陸續調回了大陸。而4件金飾殘片在朱楓胃裡留了兩天,最後被醫生們以瀉藥排出,這份吞金的X光片至今還保留著。1950年6月10日在馬場町被槍殺,臨刑時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身中7彈,壯烈就義,時年46歲。 2011年7月12日,朱楓的骨灰從台灣送回到家鄉寧波鎮海。

1950年3月1日,“老鄭”於嘉義縣奮起湖再次被捕,當晚解往台北受審,這一次他不僅交代了自己就是中共台灣省工委書記蔡孝乾,還供認出工委宣傳部長洪幼樵的藏身地,3月4日,洪被政府抓獲,至此中共在台“四巨頭”已經全部被捕,“省工委案”告一段落。

聶曦 聶曦

由於“蔣介石也對化敵為友、藉敵殲敵的做法表示同意”,這4人中,只有張志忠被槍決,因為他是武裝基地的領導人,曾經犯下血案,更重要的是,只有張不願屈服而為國民黨所用。其他3人都加入了保密局成為“×情研究室”上校研究員,官階比當初抓捕他們的大部分探員還高,其中蔡孝乾最後升任少將,只是稍有抑鬱症。而最長壽的是洪幼樵,至1990年方才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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