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今古文學

經今古文學,漢初的經學原無所謂今﹑古文的區別﹐哀帝﹑平帝之際﹐劉歆爭立古文經傳於學官﹐才有派別含義的“古文”名稱。“今文”則是由於古文家獨樹一幟﹐迫使原有經師結成一派之後﹐到東漢時才出現的名稱。它是古文經師對立於學官的經書﹑經說和經師的別稱。

經今古文學

西漢末期形成的經學研究中的兩個派別。漢初的經學原無所謂今﹑古文的區別﹐哀帝﹑平帝之際﹐劉歆爭立古文經傳於學官﹐才有派別含義的“古文”名稱。“今文”則是由於古文家獨樹一幟﹐迫使原有經師結成一派之後﹐到東漢時才出現的名稱。它是古文經師對立於學官的經書﹑經說和經師的別稱。
戰國以來儒生傳經﹐大都是師徒﹑父子口耳相傳。到漢代才用當時通行的隸書著於竹帛﹐故稱為今文經。漢代的今文經學﹐《詩》有魯﹑齊﹑韓三家﹐魯始於申公﹐齊始於轅固生﹐韓始於韓嬰﹔魯﹑韓二家文帝時立博士﹐齊詩則於景帝時立博士。《書》有歐陽氏﹑大夏侯(勝)﹑小夏侯(建)三家﹐同出於伏生﹔歐陽氏武帝時立博士。大﹑小夏侯宣帝時立博士。《禮》有大戴(德)﹑小戴(聖)﹑慶普三家﹐同出於高堂生﹔武帝時立《禮》經博士﹐宣帝時分立大戴﹑小戴為博士﹐一說慶普也立博士。《易》有施氏()﹑孟氏(喜)﹑梁丘氏(賀)﹑京氏(房)四家﹐同出於田何。武帝時立《易經》博士﹐宣帝時分立施﹑孟﹑梁丘為博士﹐元帝時又立京氏為博士﹐一說京氏未立博士。《春秋》有《公羊傳》《穀梁傳》(崔適《春秋復始》以為《穀梁傳》是古文)﹐《公羊》有嚴氏(彭祖)﹑顏氏(安樂)二家﹐同出於胡毋生和董仲舒﹔武帝時立《春秋公羊》博士﹐宣帝時分立嚴氏﹑顏氏為博士﹔《穀梁傳》出於瑕丘江公﹐宣帝時立為博士﹐一說未立。今文經學解釋經義﹐主要在於“通經致用”﹐著重章句推衍﹐結合陰陽五行災異和刑名學說來發揮經文的微言大義﹐提倡大一統﹑尊君抑臣﹑正名份等思想。漢武帝時﹐董仲舒的公羊學最適合統治者的需要﹐有特別尊顯的地位。元帝以後﹐君權衰落﹐今文經學也隨著式微。哀帝﹑平帝之際﹐讖緯盛行﹐今文經學又與之結合﹐經說的內容更為空疏荒誕。
漢代出現的先秦經籍﹐相傳或出於孔壁﹐或發自中秘﹐或獻自民間﹐經文都用秦以前的古文字書寫﹐故稱為古文經﹐其中《易》有《費氏(直)易》﹐《書》有《古文尚書》﹐《詩》有《毛詩》﹐《禮》有《逸禮》和《周官》﹐《春秋》有《左氏傳》。古文經學解釋經義﹐主要在於“通經識古”﹐詳於訓詁﹐局限於探索經文本義﹐在理論上沒有重大發揮。但在認辨解釋先秦文字的過程中﹐建立了系統的訓詁方法﹐有一定的貢獻﹐主要著作有《爾雅》和《說文解字》。
哀帝建平時﹐劉歆提出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和《古文尚書》於學官﹐以與今文博士相抗衡。哀帝命他與五經博士討論﹐但博士們多不贊成﹐或不肯表示意見﹐或說《尚書》二十九篇已完備﹐或說左氏不傳《春秋》。劉歆寫了著名的《讓太常博士書》﹐指出今文經傳殘缺﹐古文經傳可靠﹐正可補充今文的殘缺。措詞激烈﹐遭到今文家們的怨恨和猛烈攻擊﹐其主張沒有實現。此後﹐經學出現了今文和古文兩個派別﹐雙方爭論前後延續了近兩百年。王莽當權時﹐由於托古改制的需要﹐劉歆藉機把《左氏春秋》﹑《古文尚書》﹑《逸禮》﹑《毛詩》立於學官﹐後又立《樂經》為博士﹐《周官經》六篇也立為博士。東漢光武帝時﹐取消古文經博士﹐復立今文經博士﹐共十四博士。建武年間﹐韓歆又提出為《費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又引起一場爭論﹐最後由光武帝決定立《左氏春秋》為博士﹐遭到今文家的激烈反對﹐不久廢去。終漢之世﹐古文經沒有再立於學官。可是由於古文經學在內容上勝過今文﹐再加上章帝於建初元年(公元76)令賈逵自選《公羊》嚴﹑顏的高才生二十人教授《左氏》﹐八年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業《左氏春秋》﹑《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又任賈逵的弟子為郎官﹐學者都欣欣嚮慕﹐古文經學的傳播日益廣泛。東漢最有名的學者﹐如賈逵﹑服虔﹑馬融﹑鄭玄都是古文家﹐或兼通今古。在馬融﹑鄭玄兼采今古文注經的影響下﹐今古文漸趨於混同。東漢中葉以後﹐博士人選﹐亦不如西漢嚴格﹐古文家可以任今文學博士﹐如周防以治《古文尚書》為博士﹐盧植通經今古文學為博士。漢末﹐董卓之亂以後﹐博士失職守近三十年﹐今文學遂日益衰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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