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背景
第二次國共合作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本侵占中國東北後，中國共產黨為建立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進行了長期不懈的努力。
1931年1月，中國共產黨發表宣言，首次提出紅軍準備在三個條件下與任何武裝部隊訂立共同對日作戰的協定。
三個條件
（一）立即停止進攻蘇區；
（二）立即保證民眾的民主權利；
（三）立即武裝民眾創立武裝的義勇軍。
歷史進程
瓦窯堡會議舊址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窯堡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從理論和政策上正式確立了中國共產黨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的總路線，提出“黨的任務就是把紅軍的活動和全國的工人、農民、學生、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的一切活動匯合起來，成為一個統一的民族革命戰線”。瓦窯堡會議後，共產黨一方面積極促進一二九學生運動後全國人民中日益高漲的抗日救亡運動的浪潮，另一方面儘可能地向國民黨上層領導人和軍隊將領宣傳共產黨的抗日主張。
1936年5月5日，中國共產黨向國民黨政府發出《停戰議和一致抗日》的通電，將“抗日反蔣”政策轉變為“逼蔣抗日”政策。
8月25日，中共中央公開發表《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信中再次呼籲停止內戰，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周恩來為了促進國共兩黨合作的實現，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又致電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提出五項要求：停止內戰，一致對外；保障言論、集會、結社之自由，釋放一切政治犯；召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代表會議，集中全國人才，共同救國；迅速完成對日作戰之一切準備工作；改善人民生活。同時提出四項保證：如果國民黨將上述五項要求定為國策，共產黨願保證停止武力推翻國民黨政府的方針；工農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特區實行徹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1937年2月中旬至7月中旬，中國共產黨代表周恩來、秦邦憲（博古）、葉劍英、林伯渠等與國民黨代表蔣介石、宋子文、顧祝同等，先後在西安、杭州、廬山進行了多次關於國共兩黨合作抗日的談判。但因國民黨方面堅持取消共產黨組織上的獨立性，取消紅軍，取消革命根據地的主張，雙方沒有達成協定。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軍向北平西南的盧溝橋發動進攻，製造了震驚中外的七七事變。七七事變的第二天，中共中央發布通電號召全中國軍民團結起來，抵抗日本的侵略。
7月15日，中共中央將《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送交蔣介石。《宣言》提出發動全民族抗戰、實行民主政治和改善人民生活等三項基本要求，重申中共為實現國共合作的四項保證。
17日，中共代表周恩來等在廬山與蔣介石繼續談判。同一天，蔣介石發表了準備抗戰的談話。
1937年8月13日，日軍大舉進攻上海（八一三事變），揚言3個月滅亡中國。由於國民黨統治的中心地直接受到威脅，
8月14日國民政府發表《自衛抗戰聲明書》。
國共兩黨合影8月中旬，中共代表周恩來、朱德、葉劍英同蔣介石等就發表中共宣言和改編紅軍問題，在南京舉行第五次談判，蔣介石被迫同意將在陝北的中央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
八路軍（簡稱八路軍）。
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陝北洛川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抗日救國十大綱領》，提出了爭取抗戰勝利的全面抗戰路線。
8月25日，中共中央軍委發布命令，中央紅軍改編為八路軍，任命朱德、彭德懷為正、副總指揮，開赴華北抗日前線。
10月間，又將在南方十三個地區的紅軍游擊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簡稱新四軍），任命葉挺為軍長，項英為副軍長，張雲逸為參謀長，開赴華中抗日前線。在共產黨的催促下，
9月22日，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發表了《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
23日，蔣介石發表談話，實際上承認了共產黨的合法地位。
至此，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第二次國共合作開始。
事件紀實
1937年9月，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
1937年12月，南京大屠殺。
1938年3月，中國軍隊取得台兒莊大捷。
1940年7月，八路軍發起百團大戰。
1941年1月，皖南事變爆發，中共重建新四軍。
1941年1月，中國戰區成立。
1941年12月，香港淪陷，香港大營救開始。
1944年5月，毛澤東提出解決國共關係方案。
1945年7月，國民政府宣布發動對日軍發動全面進攻。
1945年8月，日本無條件投降。9月9日，中國戰區受降儀式舉行。
1945年10月，國共兩黨簽署“雙十協定”。
1945年10月，收復台灣。
1946年1月，國共第三次談判在重慶舉行，舊“政治協商會議”召開。
1946年，美國援助國民黨發動全面內戰。
歷史意義
內部意義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日本侵略軍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7月8日，中共中央通電全國，號召國共合作和全民族團結，建立民族統一戰線，抵抗日本的侵略。在中國共產黨的推動下，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陝北的紅軍主力和留在南方的紅軍、游擊隊分別於同年8月和10月，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簡稱八路軍）和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簡稱新四軍）。在8年抗戰中，中國共產黨堅持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和依靠廣大人民民眾的全面抗戰路線，實行了持久戰的戰略方針，開闢了廣闊的敵後戰場，建立了敵後抗日民主根據地，先後打退了國民黨頑固派發動的三次反共高潮。黨領導下的八路軍、新四軍等人民抗日武裝，開展了艱苦卓絕的敵後抗日游擊戰爭，進行了著名的平型關戰役和百團大戰等十二萬五千餘次對敵作戰。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下，中國共產黨成為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中流砥柱，黨所領導的人民革命力量在抗日戰爭中得到了空前壯大，成為決定中國政治前途的根本力量。1945年8月，日本帝國主義宣布無條件投降，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取得了偉大勝利。
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獨立自主原則﹐確保無產階級在統一戰線中的政治領導權﹔堅持放手發動民眾﹐開展敵後游擊戰爭﹐擴大抗日人民武裝和抗日根據地﹐並在根據地內建立“三三制”政權﹐即在政權人員的分配上﹐共產黨員(代表工人階級和貧農)﹑左派進步分子(代表小資產階級)﹑中間分子及其它分子(代表中產階級和開明紳士)大體各占三分之一。針對國民黨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政策﹐中國共產黨採取了“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的總方針﹐執行“又團結又鬥爭﹐以鬥爭求團結”的政策﹐在與頑固派的鬥爭中﹐堅持“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從而克服了國民黨當局製造的反共摩擦﹐發展和壯大了人民抗日力量﹐鞏固和擴大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保證了抗日戰爭的勝利。
對於外國
第二次國共合作無論在醞釀時期還是在合作期間，蘇美等國都曾起過積極作用，並一直維持到抗日戰爭取得最後勝利，以後由於美國的扶蔣反共政策，使國共關係完全破裂。
早在醞釀時期，共產國際和蘇聯就指示中共應當同其他一切抗日力量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蘇聯還從中斡鏇，為謀求國共兩黨的重新合作努力。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發生後，各國從各自不同的利益出發，對事變採取不同的態度。蘇聯支持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美英法等國從需要中國牽制日本維護自身利益出發，也支持和平解決。正是由於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才為第二次國共合作提供了前提。斯諾在《西行漫記》中說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是中國得了利，日本失了利。“七七”事變後，中國人民的抗日得到了廣泛的國際援助和支持，最終形成了以國共兩黨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並作為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組成部分，長期得到蘇美英等盟國的支持。
第二次國共合作正式形成後，兩黨關係在曲折中發展，國民黨先後掀起了三次反共高潮，使兩黨關係幾至破裂。在國內外強大壓力下，蔣介石不敢公開中止兩黨關係。美國對蔣介石施加壓力對維護國共合作關係起至關重要的作用。如皖南事變發生後，美國總統羅斯福派特使居里來華對國共關係進行調解，希望兩黨能團結抗日，居里在重慶與蔣介石和周恩來分別會談，並向蔣聲言：“美國在國共糾紛未獲解決前，無法大量援助中國”。以此向蔣介石施加壓力，迫使其改善國共關係。
1943年共產國際宣布解散，蔣介石拋出《中國之命運》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在此之後，1944年6月，美國總統羅斯福派副總統華萊士來華與蔣會談，調解國共兩黨關係，華萊士說：羅斯福總統曾經談到中國共產黨。羅斯福總統認為，共產黨人和國民黨的黨員終究都是中國人，他們基本上是朋友，朋友之間總有商量的餘地。羅斯福總統表示，如果雙方不能夠一致，他們可以找一個朋友來，並且表示他可以充當那個朋友。蔣介石說美國“不了解共產黨對中國政府所構成的威脅，並且過高估計了共產黨抗日的作用，” 並提出要政治解決之。可見蔣介石並不是真誠同共產黨合作，由於美國的強大壓力，使得蔣不能不作出一些讓步。
當然，美國調停國共關係是從它自身利益出發的。在抗戰勝利前夕，美國也曾就組成聯合政府從中斡鏇，但在羅斯福總統逝世後，杜魯門上台，加上蘇聯紅軍在反法西斯戰爭中的偉大勝利，美國的調停就越來越偏向國民黨一邊，最後推行一套反動的扶蔣反共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