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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套晉朝時整理好的《竹書紀年》，經五代戰亂散佚，北宋官修《崇文總目》竟無《紀年》之目。清代學者朱右曾蒐輯西晉以來諸多書籍和註疏文字中引用的《竹書紀年》文字，蒐輯的成果稱為《古本竹書紀年》，這個“古本”稱謂是相對於“今本”而言，其引書皆斷自北宋，靖康之後，則棄而不取。
明代嘉靖以後，出現二卷本的所謂《竹書紀年》，被稱為《今本竹書紀年》。《水經注》、《史記》三家注等古籍所引《紀年》文與今本頗有異同，例如《史記·周本紀》集解引《汲冢紀年》曰：“自武王滅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今本則雲“共二百八十一年”。由於來路不明以及體例與歷來所引《竹書紀年》有所不同，《今本竹書紀年》歷來被斥為元明時人之偽作，姚振宗稱：“作偽者乃郭人范欽也”。今本《紀年》有注，一說是梁沈約作，錢大昕認為今本“附註多采《宋書·符瑞志》，《宋書》，約所撰，故注亦託名休文，作偽者用心如此”。
竹書紀年也有學者肯定《今本竹書紀年》的真實性。例如美國學者夏含夷認為《今本竹書紀年》
和清代學者輯錄的《古本竹書紀年》，在體例文字等方面有諸多差異，是因為兩者分別為西晉時代兩次竹簡整理工作的產物，劉恕《通鑑外記》卷三引此文後云：“《汲冢紀年》，西周二百五十七年，通東周適合七百年之數。”。
金履祥撰《通鑑前編》多引《紀年》之文。陳夢家、楊寬等重定“戰國年表”，多根據《竹書紀年》。1981年，方詩銘、王修齡重輯《古本竹書紀年輯證》，是目前最完善的古文《竹書紀年》輯佚本。
自西晉時期出土以後，竹書紀年先後經歷晉人荀勗﹑和嶠考訂釋義的“初釋本”，衛恆、束皙考正整理的“考正本”，宋明時期的“今本”，清代的“古本”。原文竹簡亡佚，而初釋本、考正本也漸漸散佚，今本被清儒斥為偽書。現今較為精準的是方詩銘《古本竹書紀年輯證》。
內容
竹書紀年的內容有與傳統正史記載不同處，如“（殷）祖乙勝即位﹐是為中宗”，與《史記·殷本紀》等以中宗為太戊不同，但與甲骨文“中宗祖乙”的稱謂卻完全相合，可見竹書紀年的史料價值甚高。
《竹書紀年》凡十三篇，敘述夏、商、西周和春秋、戰國的歷史，按年編次。周平王東遷後用晉國紀年，三家分晉後用魏國紀年，至“今王”二十年為止。《竹書紀年》是中國春秋戰國時期晉國、魏國史官所記之史書，是中國古代唯一留存的未經秦火的編年通史。它的歷史價值和社會價值皆在古代經史之上。此書開篇是以君主紀年為綱目，上下記載了89位帝王、1847年的歷史。
下文將根據朱、王、范、方四家著述，以齊魯書社2000年版古本竹書紀年為準，闡述竹書紀年的內容如下：
目錄
五帝紀、夏紀、殷紀、周紀、晉紀、魏紀。魏紀之後，附“無歸屬文”、“疑文”、“路史所引紀年文”、“今本竹書紀年疏證”。
五帝紀
竹書紀年的諸多記載頗為特異，與傳統的正史記載不同。五帝紀，關於舜的記載，就跟史記等正史所載的有德之君舜的形象大為不同。引述如下：
昔堯德衰，為舜所囚也。
舜囚堯於平陽，取之帝位。
舜放堯於平陽。（放，流放）
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也。
夏紀
夏紀所載，與正史只是記載“太康失國”不同，還記錄了羿的事情。讓羿代太康，成為夏王朝統治者的這些舊事得以重見天日。當然，孰是孰非，那就見仁見智了。
殷紀
殷紀則顛復了正史記載的歷史第一位賢相伊尹的形象。伊尹流放太甲而稱王，結果被太甲潛逃回來殺害。幼主被大臣流放欺壓，這似乎更符合歷史的真相。當然，究竟如何，還要加以考究。
周紀
周紀最與正史不同的就是共和行政的記載。按照史記等正史所載，共和行政就是周厲王被國人趕走之後，周公、召公二相共同執政。而周紀則說是共伯和行天子之政，即共國的伯，名和者，攝行君位。這似乎更合乎“共和行政”的說法。
另外，還有完整的穆天子史事，以及記載了周幽王死後，兩王並立的史事。
晉紀
周平王東遷之後，竹書紀年以晉國紀年，而作晉紀。晉紀記載了晉文侯殺周攜王的舊事，詳細記錄了曲沃代翼的過程。研究晉國歷史，《竹書紀年·晉紀》是必不可少的參考書。
魏紀
魏紀自惠成王起，稱“梁惠成王”，這與其他典籍記載的魏國又稱梁國相符，有利於讀古書，如《孟子》時，弄清楚究竟怎么又有個梁惠王之類的疑問。更好地保存了歷史的原貌，對於研究魏國歷史更為便利。
註解
第1卷追記黃帝、顓頊、帝嚳三帝之史事，有明確的在位年數。累加所記帝王的在位年數，可以得到黃帝等帝王的元年數據，同時得到所對應的乾支年名。這些數據是：黃帝元年公元前2394年（丁卯年）；顓頊元年公元前2294年（丁未年）；帝嚳元年公元前2216年（乙丑年）；帝摯元年公元前2153年（戊辰年）；帝堯元年公元前2145年（丙子年）；帝舜元年公元前2042年（己未年）；夏禹元年公元前1989年（壬子年）。
第2卷記帝堯、帝舜二帝之史事；自帝堯元年丙子即公元前2145年開始了乾支紀年的信史時代，把中國有確切年代的歷史由前841年上推了1305年。
第3、4卷記夏代即前1989—前1559年凡431年之史事，與《史記夏本紀》所記世系基本相同，疑古派和古史辨派懷疑夏史的真實性。
第5、6卷記商代即前1558—前1051年凡508年之史事，與《史記殷本紀》、殷墟甲骨卜辭所記世系基本相同，疑古派和古史辨派懷疑殷史的真實性、懷疑《竹書》為偽書。
第7、8、9卷記西周即前1050—前771年凡280年之史事。自漢以來，考證“武王滅殷”的確切年代的有43家之多，唯獨《竹書》一家所記最為真實可信，其他推算皆誤。
第10、11、12卷記東周時期晉國、魏國即前770—前229年凡472年之史事，終於今王即魏襄王20年、周隱王16年。對於這一時期的史事，戰國史家皆認為《竹書》所記是真實的，因為《竹書》為他們解答了一些古籍解決不了的難題。
《竹書紀年》敘述夏、商、西周和春秋、戰國的歷史，按年編次，是魏國史官作的史書。古代史記的再現是令眾多晉代大學者興奮的原因。其中一部叫《穆天子傳》，很有意思。《穆天子傳》主要記載周穆王率領七萃之士﹐駕上赤驥﹑盜驪﹑白義﹑逾輪﹑山子﹑渠黃﹑驊騮﹑綠耳等駿馬﹐由造父趕車﹐伯夭作嚮導﹐從成周出發﹐越過漳水﹐經由河宗﹑陽紆之山﹑群玉山等地﹐西至於西王母之邦﹐和西王母宴飲酬酢的神話故事。其中的成周﹐經學者研究﹐認為是指洛邑(今河南洛陽)﹔穆王的西行路線﹐當是從洛邑出發﹐北行越太行山﹐經由河套﹐然後折而向西﹐穿越今甘肅﹑青海﹑新疆﹐到達帕米爾地區（西王母之邦）。
內容爭議
由於竹簡散亂﹐以及戰國文字“於時即已不能盡識”﹐《竹書紀年》的整理仍存在爭論和問題。晉惠帝時﹐秘書丞衛恆又從事“考正”﹐尚未完成即在一次統治者的內部爭鬥中被殺。他的朋友佐著作郎束皙續成其事﹐對這批竹書“隨疑分釋﹐皆有義證”。衛恆﹑束皙的“考正”內容﹐有些從現存《竹書紀年》佚文中還可以看出。
《竹書紀年》有不少地方與傳統記載大異﹐比較接近史實﹐如“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共伯和乾王位”等。此外﹐有的還與甲骨文﹑金文符合。《紀年》記“(殷)祖乙勝即位﹐是為中宗”﹐與《史記·殷本紀》等以中宗為太戊不同﹐但與甲骨文“中宗祖乙”的稱謂卻完全相合。《史記》所記戰國年代往往混亂矛盾﹐如齊國的桓公陳午﹐《六國年表》﹑《田敬仲完世家》兩處都說在位六年﹐《紀年》作十八年﹐金文陳侯午敦記載有陳午十四年事﹐足證《紀年》為史料可信。
清朱右曾和當代陳夢家﹑楊寬等重譜戰國年表﹐所根據的基本上是《竹書紀年》。《紀年》對研究先秦史有很高的史料價值﹐在中國史學史上也是一部重要著作。古墓不在魏都大梁而在汲縣﹐不應是魏襄王或魏安厘王的墳墓﹐出土古書有《易》﹐史書《國語》﹑《瑣語》﹑《紀年》等又與近年長沙馬王堆漢初古墓所出古書近似﹐可能是魏國貴族的墳墓。《紀年》作者當是魏襄王時的史官。
地位
作為戰國的古代史書，《竹書紀年》是最可珍貴的資料。為什麼知名度低呢？起碼比甲骨文差很多。有人認為，上古時代根本不是儒家說的那么淳樸，而是與後世宮廷政治一樣的血腥，但是儒家根據自己的見解，孔子為了宣傳古世的“大道之行，天下為公”與今世的“禮崩樂壞”相比較，不惜篡改古史，搞什麼“一字褒貶”、“為尊者諱”等等，孔子因此就說“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春秋筆法誤人，一至於斯。儒家所謂“為聖者諱”，“為尊者諱”，“一字褒貶”等等手法為後世史學家所法，歷史的真相也在這些史學家橡皮泥式的筆法中變得面目全非，信史需要後世的史學家費大力氣去考證，這是儒家史學觀給傳統史學帶來的惡果之一。
出土
記載
《晉書·卷五十一列傳第二十一·束皙》：
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厘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其《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至周幽王為犬戎所滅，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厘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書，大略與《春秋》皆多相應。其中經傳大異，則雲夏年多殷；益乾啟位，啟殺之；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其《易經》二篇，與《周易》上下經同。《易繇陰陽卦》二篇，與《周易》略同，《繇辭》則異。《卦下易經》一篇，似《說卦》而異。《公孫段》二篇，公孫段與邵陟論《易》。《國語》三篇，言楚、晉事。《名》三篇，似《禮記》，又似《爾雅》、《論語》。《師春》一篇，書《左傳》諸卜筮，“師春”似是造書者姓名也。《瑣語》十一篇，諸國卜夢妖怪相書也。《梁丘藏》一篇，先敘魏之世數，次言丘藏金玉事。《繳書》二篇，論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曆》二篇，鄒子談天類也。《穆天子傳》五篇，言周穆王遊行四海，見帝台、西王母。《圖詩》一篇，畫贊之屬也。又雜書十九篇：《周食田法》，《周書》，《論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簡書折壞，不識名題。冢中又得銅劍一枚，長二尺五寸。漆書皆科斗字。初發冢者燒策照取寶物，及官收之，多燼簡斷札，文既殘缺，不復詮次。武帝以其書付秘書校綴次第，尋考指歸，而以今文寫之。皙在著作，得觀竹書，隨疑分釋，皆有義證。遷尚書郎。
附一《束皙其人》：
束皙：晉代學者，“二十四史”之一《晉書》的《帝紀》就是出自他的手筆。據載，他是當時多聞博識而精於古文的學者，他生性恬淡，不慕名利，曾作《玄據釋》以擬《客難》，從不拿學問作為爭取榮華富貴的工具。因此，其學術造詣頗深，他撰寫的《七代通志》、《三魏人士傳》、《五經通論》、《發蒙記》等韉著作，均被後世學者推崇備至。
附二《束姓來歷》：
從《晉書·束皙傳》記載考證，束姓是西漢高士漢疏廣是後裔。王莽末年，疏廣的曾孫孟達，對王莽篡政不滿，莽“立新”後，孟達避難逃至東海沙鹿山，改姓束，自此出現了束姓。望族居南陽郡（今河南南陽縣）。束姓名人還有：宋代有樞密都承旨束嘉，元代有畫家束宗庚，明代有清官萬載縣令束清。
附三《湯餅賦》：
晉代束皙的文章《湯餅賦》曰：“玄冬猛寒，清晨之會，涕凍鼻中，霜凝口外。充虛解戰，湯餅為最。弱似春綿，白若秋練。氣勃鬱以揚布，香氣散而遠遍。行人失涎於下風，童僕空瞧而斜眄。擎器者舐唇，立侍者乾咽”。
湯餅，如今叫麵條。漢劉用《釋名》說：“餅，並也，溲麵使合併也。蒸製者日“蒸餅”，煮製者日“湯餅”或“煮餅”，炸制者日“油餅”，還有一種從西城引進的烤制餅，稱胡餅。至晉時，湯餅已有成細條狀的了。束皙之《講賦》中描述下湯餅的情景：“於是火盛湯涌，猛氣蒸作，振衣振裳。握〔溺字換成提手邊〕拊搏，面彌高於指端，手索遇而交錯，紛紛駁駁，星分雹落。”束皙稱湯餅“弱如春綿，白若秋練”。後庚闡《惡餅賦》有“王孫駭嘆於曳緒，束子賦弱於春綿”之句，傅玄《七謨》有“乃有三牲之和羹，蕤賓之時面。忽游水而長引，進飛羽之薄衍，細如蜀繭之緒，靡如魯縞之線”之說細如蜀繭之緒，靡如曾縞之線，實在已經很細了。
經過
西晉初年，河南省汲縣發生了一件大事，一個叫不準（音讀“否標”）的盜墓賊，偷偷地掘開一座古墓。墓穴被打開後，由於墓中漆黑，不便尋找隨葬品，他滿地一划拉，摸得一把竹片。點著竹片用來照取寶物，並沒像他所期待地那樣發現金銀財寶，呈現在眼前的是成片成捆的竹片，不準大失所望，因為對他來說這些東西毫無用處。他在失望之餘，非常不甘心，於是，將竹片翻個底朝天，把一些值錢的物品拿了，隨手將竹片扔了。
村民們看到被打開的古墓和散落的竹片，便告知官府。來了幾個官員，看到竹片大小一樣，上面有字，字跡整齊，數量巨大。於是把竹片拾掇到一起，裝了幾車運走。誰知這幾車竹片，揭開了中國歷史上驚世駭俗、驚天動地一件大事。這就是《汲冢書》《竹書紀年》。
這批竹簡由汲縣運到京師洛陽，晉武帝命中書監荀勗、中書令和嶠負責整理。竹簡長度為古尺二尺四寸，以墨書寫（或作漆書，亦即墨書），每簡40字。對竹簡文字當時說法不同，一說為“小篆”，一說為“科斗文字”，一說為“古文”，應是一種較為規範的戰國文字。整理工作首先是排比竹簡的次第，其次是用當時的文字寫出釋文，最後是撰著提要。通過對竹簡的研究，人們發現，原來盜墓賊挖開的墓是戰國時代魏王冢，帶字的竹片竟是前所未知的典籍，因它是汲郡人不準在盜墓冢時發現，故這批竹簡被稱為汲冢書。《竹書紀年》是《汲冢書》中價值最大的史料。
西晉一流的學者們整理了汲冢書，其中居然就發現了魏國的史書，這部再現於世的珍貴史書被稱為《竹書紀年》。起名《竹書紀年》當然也有它自己的道理。原來古時無紙，著書立說，破竹刮平為簡。字寫在竹簡上。多簡編為一書，所以叫竹書。紀年是將史事按年編次，成為史書一種體裁。此所謂“竹書紀年”就是表明它是一部史書。
出土時間
雖然大家一致確認，汲冢書是由於盜墓被發現，但是關於汲冢書出土時間史學界一直有爭議。一種說法是鹹寧五年（279），這一說法以《晉書·武帝紀》為代表，《汗簡·略敘》、張懷《書斷》也持此說。
另一種說法是太康元年（280），最早有這一說法的是當時的大學者杜預的《春秋經傳集解後序》，孔穎達疏引王隱《晉書》也贊同這種觀點。《北堂書鈔》卷101引王隱《晉書》、今本《晉書·衛恆傳》、《晉書·律曆志》以及《隋書·經籍志》也都是這種觀點。
還有一種說法是太康二年（281），主持整理汲冢書的荀勖在為另一本汲冢出的書《穆天子傳》寫的《序》中發表過這種看法，《晉書·束皙傳》、《太平御覽》也都對這種觀點表示支持。另外，太康十年汲令范陽盧無忌立石的《齊大公呂望碑》也是這樣說的。
最後還有一種說法是太康八年。四說中太康八年說不可信，太康初年說則較為可信。情況很可能是太康元年不準盜掘了汲冢，而汲冢書上繳官府則在太康二年。
遺址
《竹書紀年》出土遺址在河南省新鄉市汲縣縣城（現衛輝市）西南10公里，孫杏村鄉娘娘廟（村）南。因墓地在汲得名（汲縣古稱汲郡）。為戰國時墓冢。共七處（自東到西按天、地、五行編號）。西晉太康兩年（公元281年），汲郡人不準（音 否標，Fǒu Biāo）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厘王冢）3號“金”字墓，得竹書數十車，經束晳整編出《竹書紀年》一書，是中國最早的一部紀年體史書，曾為中國文化史四大發現之一。為縣級文物保護單位。
至於汲冢墓主是誰？同樣存在不同說法。晉代汲郡，如今的河南汲縣西南，戰國時是魏的封地。根據《晉書·武帝紀》、《律曆志》、荀勖《穆天子傳序》、衛恆《四體書勢》，魏襄王是墓主。而王隱《晉書&S226;束皙傳》則認為墓主當是魏安厘王。直到現在，這個問題依然還沒有明確的結論。
四庫
四庫提要記載
《竹書紀年》·二卷（內府藏本）
案《晉書·束晳傳》：晉太康二年，汲縣人發魏襄王冢，得古書七十五篇。中有《竹書紀年》十三篇。今世所行題沈約注，亦與《隋志》相符。顧炎武考證之學最為精核，所作《日知錄》中，往往引以為據。然反覆推勘，似非汲冢原書。考平王東遷以後，惟載晉事；三家分晉以後，惟載魏事。是魏承晉史之明驗。然晉靈公桃園之事，董狐所書，明見《左傳》，孔子稱趙盾為法受惡，足知未改史文。乃今本所載，仍以趙穿蔽獄，則非晉史之舊也。《束晳傳》稱《竹書》夏年多殷，益乾啟位，啟殺之。今本皆無此文。又杜預注《左傳》攜王奸命句，引服虔說，以為伯服，《疏》並引束晳以為伯盤。今本乃有餘臣之說。使《竹書》原有此文，不應二人皆未睹，則非束晳、杜預所見本也。郭璞注《穆天子傳》，引《紀年》七條。以今本核之，相同者三條。璞稱《紀年》而今在注中者三條。璞時不應先有注。且三條並為一條，文亦不屬。其“穆天子見西王母，西王母止之曰：有烏 人”一條，今本無之。則非郭璞所見本也。《隋書·經籍志》曰：紀年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為歲首。今本自入春秋以後，時月並與經同，全從周正，則非隋時所見本也。《水經注》引《竹書》七十六條，皆以晉國紀年，如《春秋》之為魯史。而此本晉國之年皆附周下。又所引“出公六年荀瑤成宅陽”，“梁惠王元年鄴師邯鄲，師次於平陽”，“魏襄王六年秦取我焦”及“齊師伐趙東鄙圍中牟”諸條，今本皆無。其他年月亦多舛異，則非酈道元所見本也。《史通》引《竹書》“文王殺季歷”，今本作“文丁”。又引《竹書》“鄭桓公，厲王之子”，今本錫王子多父命居洛，在宣王二十二年。王子多父為鄭公在幽王二年，皆不雲厲王子，則非劉知幾所見本也。《文選注》引《竹書》五條，今惟有“太甲殺伊尹”一條，則非李善所見本也。《開元占經》引《竹書》四條，今本皆無，則非瞿曇悉達所見本也。《史記索隱》引《竹書》晉出公二十三年奔楚，乃立昭公之孫，是為敬公。今本作“出公薨”。又引秦與衛戰岸門，惠王后元十一年會齊於平阿，十三年會齊於甄，齊桓公君母，齊宣王后，宋易成肝廢君自立，楮里疾圍蒲七條，今本皆無，則非司馬貞所見本也。《穀梁傳疏》引《竹書紀年》周昭王膠舟之事，以駁《呂氏春秋》。今本但曰王陟，無膠舟事，則非楊士勛所見本也。《元豐九域志》引《竹書》陰司馬敗燕公子翌於武垣一條，今本亦無，則非王存所見本也。《路史》引《竹書》周武王年五十四，辨武王非年九十三。今本乃作九十三。又注引《竹書》夏後不降六十九年，證《世紀》五十九年之異。今本乃亦作五十九。《路史》又引梁惠成八年雨骨於赤鞞，注又引夏桀末年社坼裂。今本並無。則非羅泌、羅苹所見本也。《戰國策注》引《竹書》魏救中山，塞集胥口。今本無之。則非鮑彪所見本也。《廣川書跋》引《竹書》秦穆公十一年取靈邱，今本無之，則非董逌所見本也。雖其他證以《竹書》往往相合。然允征稱辰弗集於房，說命稱舊學於甘盤，均出梅賾《古文尚書》。在西晉之後，不應先見《竹書》。豈亦明人鈔合諸書以為之，如《十六國春秋》類歟。觀其以春秋合夏正，斷斷為胡傳盛行以後書也。《沈約注》外又有小字夾行之注，不知誰作。中“殷小庚”一條，稱約案《史記》作太庚，則亦當為約說。考《元和郡縣誌》，魏武定七年始置海州，隋煬帝時始置衛縣。而注舜在鳴條一條，稱今海州。夏啟十一年放武觀一條，稱今頓邱衛縣。則非約語矣。又所注惟五帝三王最詳，他皆寥寥。而五帝三王皆全鈔《宋書·符瑞志》語。約不應既著於史，又不易一字移而為此本之注。然則此注亦依託耳。自明以來，流傳已久，姑錄之以備一說。其偽則終不可掩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