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社會焦慮社會焦慮又稱為群體性焦慮，主要是指社會成員當中普遍存在著一種緊張不安的心理狀態。社會焦慮可以覆蓋所有人群，包括人數最多的工人群體、農民群體的成員及處境相對來說還是比較好的幹部群體、企業家群體的成員和中等收入群體成員都有焦慮不安、浮躁不定的現象。
在中國社會轉型時期內，社會焦慮表現為人民對社會生活中的高房價、高物價、通脹、負利率、腐敗、分配不公、壟斷企業的高收入等等現象的直接擔憂和不滿。中等收入焦慮就是指具備中等以上收入、生活比較富裕、生活水平比較穩定的人群，被現實中住房、教育、醫療和養老等高昂的生活成本，扼殺了城市工薪階層積累財富的能力，而陷入群體性焦慮。
專家認為中等收入者應具備中等以上收入、生活比較富裕、生活水平比較穩定。中等收入者不應該是“房奴”“車奴”“孩奴”。但現實中，住房、教育、醫療和養老等高昂的生活成本，扼殺了城市工薪階層積累財富的能力，制約了中等收入群體的增長。
原因
1、中國社會急速的轉型、變革，意味著社會整體利益結構的調整，大批社會成員社會群體的社會位置和經濟位置重新洗牌。現代社會意味著要面臨著空前的社會風險。人們有時覺得無章可循，不確定性因素增加。這使得社會成員產生一種人生的不確定感，前景的不確定性，心裡不踏實，人們對於未來不可預期，自然就會形成社會焦慮現象。
社會焦慮2、社會焦慮現象其實還反映了在中國現階段，民眾對基礎民生問題、對於未來美好並且是否合意生活所表現出一種前所未有的重視。
大量社會調查幾乎顯示，民眾關注的主要問題多集中在同民眾日常生活有直接關係的部位，如就業難問題、收入差距過大問題、社會保障滯後、教育問題、住房問題，等等。這些問題直接大面積地影響到民眾的生存狀態，影響到民眾對自己未來美好生活的期盼；而被人們比喻成“新的三座大山”亦即“買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學”的問題更是對工薪階層和農民階層的基本生存狀態和發展前景產生了十分廣泛的不利影響。
3、社會焦慮也是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的結果。
歸根到底，產生社會焦慮的根本原因是經濟社會結構的失衡，它使人們缺乏一種應對社會變革、生活變化的從容心態，降低了幸福指數，強化了對未來前景的不安全感。而緩解社會焦慮，需要社會各方共同努力，改變失衡現象。
表現
就業焦慮
在計畫經濟時期，城鎮職工個人總是生活在一定的“單位”中，單位發放工資，提供住房、醫療、養老等保障，賦予人們基本的“安全感”。在轉型期，社會結構劇烈變革，原先由單位提供的“保護殼”被打碎了，新的安全體制又沒有完全建立起來，人們內心裡埋下了焦慮的“種子”，面對就業壓力和失業風險，變得焦躁不安。
從1998至2000年，國有企業共產生下崗職工2100多萬人，波及數千萬家庭。1994年起，中國逐步改變大學畢業生分配製度，由國家統分向市場化就業轉變，提倡“自主擇業”、“靈活就業”。進入新世紀，各地大學繼續擴招，畢業生人數猛增，“就業難”從下崗職工向大學生群體迅速蔓延，就業焦慮從“40”“50”人群向“80後”、“90後”人群迅速擴散。人們難免出現無所適從的心理狀態，難免產生無法迴避的焦慮。
身份焦慮
社會焦慮1、戶口
戶口一度是身份的直接標籤：沒有城鎮戶口，就沒有糧票、布票、油票，就無法在城市生活。改革開放30餘年，戶口已不再承載糧油功能，但是戶口的附加值依然存在；在北京等一些大城市，沒有戶口，生活並不輕鬆。改革開放打破了舊的城鄉結構，人口快速向中心城市、經濟發達地區流動。表面看，原來的城鄉分割、戶籍分割不明顯了，然而，由於缺乏完整的體制保障，改變城鄉對立、戶籍限制的任務依然艱巨。在同一座城市中，因戶口不同造成用工壁壘、社保差異、待遇懸殊，由此帶來的“人群排斥”，已經給社會留下深創巨痛，並在事實上形成了新的人群“隔離”。無論是“新東莞人”、“新深圳人”、“新蘇州人”，這些稱呼還是給不同人群貼上不同的標籤，人群“排斥”現象並未從根本上改變。不從根本上解決外地人（包括農民工）的同城待遇問題，就無法根除他們心中的焦慮。
2、住房
高房價下，很多地方出台了住房保障措施，但是，外地戶口人員多被排除在外。而保障房與商品房的差別至少在數十萬、百萬元以上。再加上住房、汽車限購政策的出台，如果沒有當地戶口，兜里揣著錢，也難以買房、買車。
3、教育
儘管不少城市對非戶籍人口子女義務教育政策有所鬆動，但是戶口仍承載著較大的教育功能。比如，在北京沒有戶口就難以享受優質教育資源。不用說國小、中學，單清華、北大等在京的招生指標就只能讓外地人羨慕。
4、社保
按照規定，用人單位要為員工辦理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儘管養老保險關係異地轉接制度已經建立，但由於社保待遇存在地域差異，不同戶籍的社保待遇並沒有實現均等化。
財富焦慮
社會焦慮改革開放之初，人們秉承著勞動致富的信念，社會也給勤奮守法的人創造了致富機會。21世紀初，財富積累的方式正在發生變化，從“勞動致富”向“財富致富”、“資本致富”轉變。其中，住房已經成為拉大財富差距的重要因素。
浙江大學新近進行的一項研究表明，經過10多年的住房市場化改革，住房已成為五成以上家庭最重要的財產組成。一些擁有較大住房或者多套住房的家庭，財富得到巨大增值，而住房較少或尚未購買自有住房的家庭，財富差距被持續拉大。這種差距根本無法通過工資收入增長得到彌補，由此在一些人群中產生了強烈的失衡感、“被拉下”感。更加令人警惕的是，由於轉型期社會財富分配機制尚不健全，財富分配向政府、壟斷行業、發達地區傾斜的趨勢未從根本上扭轉，人們的工資收入水平也在拉大。
高房價、高物價、高生活成本，短短10餘年，人們的財富差距就由萬元級、幾十萬元級轉向千萬元級。在很多人看來，如果沒有“背景”，缺少資本，生“錯”地方，乾“錯”行業，抓不到機會……即使通過自我不斷地努力，也無法實現個人的既定目標。在這樣的情況下，人們的心態就不會平和。
生活成本焦慮
具備中等以上收入、生活比較富裕、生活水平比較穩定的中等收入者不應該是“房奴”“車奴”“孩奴”。但現實中，住房、教育、醫療和養老等高昂的生活成本，扼殺了城市工薪階層積累財富的能力，制約了中等收入群體的增長。中等收入群體是一個成熟社會的中堅力量，是消費社會的基礎。這個群體應該是富有活力的，但他們陷入了某種群體性焦慮。2012年兩會期間，一則“北京上班族月收入7500元沒有安全感”的訊息引發輿論關注和熱議。一些代表委員認為，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國中等收入群體的境況和心態。
公平焦慮
當今時代，“公平焦慮”已是一種普遍性的社會焦慮心理。“知識不是力量、戶籍才有分量”的慨嘆，折射出教育公平的現實處境；一個具有事業編制的清潔工崗位，引來不少大學生競折腰，折射出體制內外待遇保障的差別……從教育、醫療到住房、養老，從收入分配到社會保障，當前改革面臨的問題，大多與公平正義有關。而機會的均等，有賴於規則的完善。應對
1、努力實現充分就業。
就業是民生之本，充分就業應當是任何社會優先考慮的目標。政府應創造條件，讓每一位社會勞動成員都能獲得一份有穩定報酬的職業。有了就業，就意味著有了相對穩定的生活來源，就有了一個可預期的發展平台，有了緩解社會焦慮的基礎性前提。
2、大力推動社會公平。
“房奴、車奴、孩奴”等等，這些現實中人們感受到的生活壓力，表面看是經濟問題，事實上也是社會問題，根本上講，是對社會不公平、不公正的無奈與無助。上學、就業、個人發展……如果這些社會活動都能按規則運行，不是拼關係、背景，而是靠能力、水平，人們的不安情緒就會小很多。
3、儘快完善民生保障。
健全的社會保障制度，可以降低人們面臨的社會風險，減少後顧之憂，對未來生活也就有了一個清晰的預期。一句話，當人們不再為基本生計惶惶不安時，社會焦慮才可能緩解。
建議
來自雲南省昆明市基層的全國人大代表楊明認為，做大中等收入群體，首先要織密社會保障網，中國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主要覆蓋低收入群體，中等收入群體享受不到城鄉低保、保障性住房等政策。他建議，政府要切實加大調控房價、穩定物價、推進教育公平、深化醫改和完善社保等方面的力度，為中等收入群體“減負”，建立有利於中等收入群體增長的社會保障體系。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建議，抓緊制訂並儘快出台“收入分配製度改革總體方案”，明確改革目標、任務和路徑。關鍵是在頂層設計上落實“兩個提高”，即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使“兩個提高”從概念變成政策。
全國人大代表、西南財經大學教授易敏利認為，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了調高、擴中、提低的改革方向。這三者是有關聯的，調高和提低都能起到擴中的效果，“調高、擴中、提低”需要統籌推進，打出“組合拳”。包括調整部分壟斷行業尤其是高管人員的過高收入，提高個稅起征點，建立工資正常增長機制等。
全國人大代表、雲南白藥控股有限公司總裁王明輝提出，“結構性減稅”對縮小收入差距等具有重要意義，應當作為一項長期的基本財政政策，對結構性減稅制定一攬子計畫，明確路徑圖和時間表。還有代表建議，繼續大幅度提高小微企業的營業稅、增值稅起征點，將個稅起征點提高到50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