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一歌

石一歌

石一歌前身是“復旦大學、上海師大複課教材編寫組(《魯迅傳》編寫小組)”成員,於1972年按照周恩來大學文科複課的指示在上海成立,隸屬於上海寫作組。小組工作地在復旦大學學生宿舍十號樓,組長是華東師大(當時已並為上海師大)的教師陳孝全,副組長是復旦大學的教師吳歡章,主要成員還有原上海京劇院的高義龍、工農兵學員夏志明、鄧琴芳,共五人。其他成員還有復旦大學工農兵學員周獻明、林琴書,原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王一綱,復旦大學中文系教師江巨榮、上海戲劇學院青年教師余秋雨,以及當時師大二附中的語文教師孫光萱。 編寫組編出的主要教材是《魯迅小說選》、《魯迅雜文選》、《魯迅散文詩歌選》,署名為“復旦大學、上海師大教材編寫組”。1973年2月,這個教材編寫組 的工農兵學員,還編寫過一本給少年兒童讀的《魯迅的故事》,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由於是非教材類,署名“石一歌”。“石一歌”是“十一個”成員的諧音。

簡介

1973年底前,吳歡章、余秋雨等都離開了小組,小組人數減少,僅剩陳孝全、孫光萱、夏志明、江巨榮等四人。1974年,小組搬出復旦大學校舍,遷 移到巨鹿路上海作家協會所在地,後來補充了吳立昌、劉崇義、曾文淵等三人。由於離開了大學,也不再從事教材編寫工作,小組正式更名為“石一歌”。搬遷後的 “石一歌”是思想左傾的文學傳記編寫團體,但是沒有留下任何重要作品;並不是什麼政治組織,也沒有任何證據證明接到過外界的直接政治指令,屬於上海寫作組 的“外圍”。參與過這個小組前後所有人中,除了余秋雨在十幾年後升任上海戲劇學院院長,之後更憑藉散文創作成為國際知名的作家外,其他人始終默默無聞。

“石一歌”和余秋雨

中國著名學者、作家余秋雨是原教材編寫組成立時的成員之一。有傳聞說1972年時26歲的余秋雨是其中年紀最輕的成員;但是由於小組內有四名工農兵大學生,這種說法不可靠。據“石一歌”活躍成員孫光萱說,余秋雨曾建議將“石一歌”改為“石一戈”,未被該組組長陳孝全採納。1973年2月署名“石一 歌”的《魯迅的故事》,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主要是給少年兒童看的讀物。余秋雨自述這是他第一次看到“石一歌”這個署名,而這本書的作者是小組內 的幾個工農兵大學生。

1973年5月14日,余秋雨離開編寫組。孫光萱認為他被調到康平路141號上海寫作組本部,負責聯繫“石一歌”;但是余秋雨自述是被疑患肝炎前後,居住在康平路183號三樓,同一棟樓內還有其他復旦大學的教師,其後借病離開了上海到浙江奉化隱居讀書。在上海寫作組系統的清查檔案里,存有1975年11月“反擊右傾翻案風”開始,到1976年10月“四人幫” 倒台期間,即文革後期政治問題最嚴重的時期內,上海寫作組系統的全部會議記錄,包括中央檔案傳達會、大批判動員會、選題策劃會、務虛會四類,共有271次會議,不同的參加人員總計有467人,但是其中沒有餘秋雨的名字。1973年11月,余秋雨曾在《學習與批判》上發表《尊孔與賣國之間——從魯迅與 胡適的一場鬥爭談起》,但署名不是“石一歌”或者任何其它組織團體,而是“秋雨”。

1976年10月中旬,正逢“四人幫”倒台,但是為顧及國際影響,被疑有政治問題的上海寫作組主要領導朱永嘉仍 然被命令按與日本先前的約定進行了友好訪問。9月剛剛從奉化返回上海的余秋雨被指示以“石一歌成員”名義參加訪問日本代表團,據余秋雨自述是同時擔任監視 團長朱永嘉的任務,並擬定朱永嘉發言稿。朱永嘉訪問歸來,在飛機場即被帶走隔離審查,他回憶自己並不知道余秋雨當時有監視他的任務,並且他計畫余秋雨隨團 出訪是在“四人幫”倒台前。

歷程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後期,隨著余秋雨的散文集在國內外華人中廣為流傳之後,出現了指稱余秋雨為“文革餘孽”,要求余秋雨懺悔的聲音。2000年4月孫光萱在《文學報》1134期上發表《正視歷史輕裝前進——讀〈余秋雨的一封公開信〉》,自稱正式揭發余秋雨的過去。2004年8月,余秋雨在半自傳形式的 《借我一生》一書中,否認自己為“石一歌”成員。在《借我一生》中被化名“金牙齒”的孫光萱認為,余秋雨在書中避重就輕,迴避事實。

此後余秋雨曾“出於幽默”,在全國媒體提出懸賞,如果有人能找出出自他手並署名“石一歌”的任何一篇、一段、一行或者一句文字,他情願支付全年年薪並在全國媒體公開道歉,結果在持續了一年多的公開“懸賞”期間內並無人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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