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書記載
《三國志》卷1《武帝紀》建安九年（204年）載：
九月，令曰：“河北罹袁氏之難，其今無出今年租賦！”重豪強兼併之法，百姓喜悅。天子以公領冀州牧，公讓還兗州。裴松之於此加注道：
《魏書》載公令曰：“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袁氏之治也，使豪強擅恣，親戚兼併；下民貧弱，代出租賦，炫鬻家財，不足應命。審配宗族，至乃藏匿罪人，為通逃主。欲望百姓親附，甲兵強盛，豈可得邪！其收田租畝四升，戶出絹二匹、綿二斤而已。他不得擅興發。郡國守相明檢察之，無令強民有所隱藏，而弱民兼賦也。
評價
田租、戶調都徵收實物，適合了軍閥割據、貨幣難於流通的需要，既便於農民交納，又能滿足國家需要。此令通過廢棄兩漢人口稅均攤（算賦口賦）的辦法打擊了豪強，在戶均絹二匹、棉二斤的基礎上採取了按民戶財產多寡定出戶等，然後再按戶等高低，福則多收，窮則少收的方法，這對廣大自耕農是有利的。田租戶調令徵收實物而非貨幣，顯示了商品經濟的萎縮。
曹魏的田租戶調製乃繼承了兩漢的賦稅制度而有所改革。從田租看，漢代是十五稅一或三十稅一的分成田租制，曹魏改為畝收四升的定額田租制。兩漢統治者向農民按分成制收田租，系多產可以多收，曹魏按定額田租向農民徵稅，則增產亦不能增收，故更能刺激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使之願意精耕細作，多產歸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