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王泉媛，原名歐陽泉媛。江西吉安人。1913年7月12日生。17歲與本鄉農民王照斗結婚，按鄉俗隨夫改姓，叫王泉媛。1930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曾擔任共青團支部婦女幹事，少共吉安縣指陽區委婦女部部長，中共湘贛省委婦女部幹事。1934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後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婦女部當幹事。1934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1935年9月，隨紅四方面軍南下川康邊，任紅四方面軍婦女抗日先鋒團團長。1936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會師後奉命西渡黃河，參加了西路軍的艱苦征戰。1937年3月，在祁連山中被敵打散後不幸被俘。1939年由河西逃到蘭州，因八路軍駐蘭州辦事處不予收留，從而輾轉流離淪落為民。1942年，經由甘肅、四川、雲南、貴州等地，轉回原籍江西吉安。1962年，在康克清的關照下，她被安排到禾市鄉敬老院擔任院長。1989年，得以落實政策：軍齡從1930年算起，黨齡從1949年11月算起，享受副地級待遇，行政14級。 2009年4月5日在江西省泰和縣人民醫院不幸逝世，享年96歲。自述簡歷
王泉媛 1930年10月到1931年間，我擔任指陽區少共區委婦女部長。
1933年3月至10月，我調任湘贛省委婦女部幹事。
1933年11月至1934年1月，我參觀了興國模範縣，出席了全國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
1934年1月至6月，我進入共產主義馬列大學學習。
1934年5月，在共產主義馬列大學學習時，由尹任貴介紹我加入中國共產黨。
1934年7月至9月，我擔任少共中央青婦幹事、中央婦女部委員。
1934年10月，我在中央總衛生部婦女工作團工作，隨中央縱隊出髮長征，至1935年6月到達兩河口。
1935年6、7月，張國燾在松潘地帶分裂紅軍，紅軍主力北上，張國燾率領紅四方面軍南下阿壩，我們留在兩河口後面的這些部隊，被迫隨紅四方面軍轉戰川西。
1936年8月到1937年3月，我擔任紅西路軍總指揮部婦女先鋒團團長。
1937年4月至1939年3月，我和被解散了的婦女先鋒團共二十個人被馬步青的軍隊俘虜。
1939年3月我從馬家軍隊里逃出，到蘭州找到八路軍辦事處，但未被收留。
1939年4、5月到1942年3月，我流亡甘肅、四川、雲南、貴州等地後回到老家江西吉安。
1948年8月我與泰和縣禾市鄉劉瓦村老紅軍劉高華結了婚。
1962年朱德委員長、康克清同志接見了我。
1962年至1981年我一直任家鄉敬老院院長。
1981年底全國婦聯邀請赴京參觀，我是縣人大代表、縣政協委員。
1985年5月我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
1987年赴北京參加總政治部、民政部召開的全軍英模大會。
1989年在中央、省委的重視下，落實了對我的政策，享受副地級待遇，安排到縣城老幹部住宅區安度晚年，並先後幾次赴京參加關心下一代代表會議，國慶四十周年觀禮等。
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等有關部門向我頒發了獎勵證書、證件。
90年代至今，雖然我年歲已高，但仍然不時接受各級記者的專訪和邀請，到各地作革命傳統報告，例如：2000年在韶山舉行的全國首屆“火炬引導我前進”青少年夏令營活動，我代表革命老前輩，在毛主席的銅像下，為這次青少年夏令營活動點燃了第一把火；2001年到中央電視台參加“半邊天”欄目紀念建黨80周年“我的路”節目專訪；2004年10月鳳凰衛視“紀念長征出發70周年”節目專訪等。
人物生平
“我本姓歐陽。在我8歲那年，迫於生計，姐姐和母親包辦，把我許給了鄰村大我16歲的農民王照斗，彩禮是40擔穀子。三年後，我就正式成為童養媳，改姓王了。”1934年，王照斗患肺病去世。
1930年3月，王泉媛在江西吉安敖城暴動中參加革命。1934年被送進中央黨校的前身———中央共產主義馬克思大學學習。畢業時，王泉媛的軍事技術、戰術和指揮考試名列全校學員第二名。“當時排名，並沒有分男女，可是男女學員在一塊排啊。”老人挺驕傲。抬著紅軍師長陳洪的民夫扔下擔架，一頭鑽進密林深處。身高不足160厘米，體重不足90斤的王泉媛抬起這副擔架。
道路險惡，王泉媛一行人漸漸落在後面
作為紅一方面軍30位長征女戰士之一，91歲的王泉媛對於自己70年前的那次遠征，有著太多的刻骨銘心。
1934年12月，連續突破敵人的四道封鎖後，紅一方面軍行走在山峰相連的廣西西延山脈。突然，抬著紅軍師長陳洪的民夫扔下擔架，一頭鑽進密林深處。王老說：“陳洪在第三次反圍剿中胸部中了敵人的開花子彈。長征出發時，他和另外兩位腿部受重傷的團長及生病的鄧穎超等五副擔架由中央婦女工作團負責。”婦女工作團由包括王泉媛在內的12名女兵組成。
身高不足160厘米，體重不足90斤的王泉媛抬起這副擔架。由於陳洪傷勢過重，道路又十分險惡，王泉媛一行漸漸落在後面。眼看著“紅章縱隊”（中央軍委第二縱隊）和婦女工作團消失在連綿起伏的群山里，王泉媛心急如焚。
翻過一座山頭，王泉媛聽見不遠的山谷里傳來敵機的轟炸聲，她鼓勵著另一名戰士說：“加把勁，朝敵人扔炸彈的方向走，那裡一定有我們的隊伍！”“就在這個時候，突然來了例假。那會兒，行軍中有啥呀，只好用樹葉簡單處理一下。”
突然，幾百名國民黨兵發現了他們。抬著擔架的王泉媛，撒腿就跑。連續多日的強行軍、急行軍，再加上兩天沒吃一口飯，王泉媛兩眼一黑，一頭栽倒在地。在這千鈞一髮時刻，又有一支隊伍從山谷中殺過來，紅章縱隊第二梯隊隊長兼政委何長工救了他們。
又翻過一座大山，躲過兩個苗人的瘋狂追殺，在一個茅草屋散落的村莊前，王泉媛終於追上了中央縱隊和婦女工作團。毛主席見到氣喘吁吁的王泉媛，驚訝地問：“小鬼，你怎么才走到這裡？”在得知原因後，毛主席又說：“好，小鬼，你很能幹！來，把東西放到我的馬上。”早在中央蘇區時就與毛主席熟悉的王泉媛毫不客氣，把兩個傷員的槍從自己身上摘下，放到了毛主席的馬背上。她注意到，毛主席的馬背上一共馱了大小11支槍。
王泉媛回憶：“長征中，毛主席很少騎這匹馬，總有傷病員或年齡很小的紅軍戰士騎在上面，即使沒人騎它，也總有一些傷病員的槍放在馬背上。毛主席每次行動都走在縱隊最後，經常落在婦女工作團後面。”
在王泉媛眼裡，毛主席是故意走在最後，為的就是幫助那些走不動的傷員或者是其他需要幫助的同志們。天亮之後，王泉媛和王首道又一次分別。然而，他們誰也沒想到，再次相見是在近半個世紀之後。
始於長征，終於長征，王泉媛與王首道只有兩日相聚的婚姻
1935年紅軍進占遵義時，王泉媛和國家保衛局的王首道均被借調到地方工作部工作。白天，二人在一起做民眾工作，漸漸產生了情愫。他們的心思被蔡暢、李堅貞和金維映覺察到,並給二人牽了線。到遵義第七天，大家接到命令，部隊將於明天離開。晚飯後，蔡暢等三人把王泉媛帶到王首道的屋子裡,然後，三人關門出去了……新婚之夜，王首道送王泉媛一把三號小手槍和八粒子彈。“按照我們家鄉的風俗，我該送他一雙親手納的千層底布鞋，但是，長征中，哪有時間和材料做呀。”
王泉媛說：“長征路上結婚，我可是個特例。從瑞金出發時，上級曾三令五申，轉移的路上沒談戀愛的不準談情說愛，談了戀愛的不準結婚，結了婚的不準懷孕生育。就連鄧穎超、賀子珍等人一般也不能與自己的丈夫在一起。上級的這個
決定自有它的合理之處。因為戀愛免不了結婚，結婚就免不了懷孕，生孩子不僅自己痛苦，也給同志們帶來不必要的負擔。賀子珍、廖似光等5位長征路上生小孩的女紅軍受的磨難就是明證。沒想到幾位大姐為我和王首道破了一次例，讓我們品嘗了愛情的瞬間甜美。她們太善解人意了。”
從遵義出來後，由於連續的行軍和打仗，王泉媛很少與王首道相聚。直到1935年6月26日，王泉媛隨中央衛生部到兩河口時，王首道派通訊員送信給她，讓她晚上到他住的木樓去。
天亮之後，王泉媛和王首道又一次分別。然而，他們誰也沒想到，這是他們在一起的最後一晚，二人再次相見已是近半個世紀之後。
1982年夏天，王泉媛從江西來到北京，請康克清大姐作證，為自己恢復黨籍。當她辦完事準備離京時，被告知，已擔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的王首道馬上要來看望她。聽到這個訊息，年近古稀的王泉媛眼淚立即就“嘩嘩”地流個不停，嘴裡不停地念叨著“總算見到了，總算見到了……”
王泉媛向王首道問了那個在心中埋藏了幾十年的問題：“有人說我在蘭州八路軍辦事處給你留了一封信，說我永遠不當紅軍，永遠不去延安，還說我要和你斷絕一切關係。是嗎？”王首道吃了一驚：“我不知道這封信的事，我在延安等了你三年，見你沒有回來，我還以為你不要我了！……”
1994年，王泉媛河西走廊故地重遊後再次到北京時，見到了病中的王首道。這次相會，王首道特意交待工作人員：不許外人在場。這一次，王泉媛帶來了一雙親手做的千層底黑布鞋。
王首道雙手顫抖著接過布鞋，老淚縱橫，說：“你沒有忘記遵義時的諾言！”隨後，王首道挽起了王泉媛的胳膊，王首道的女兒為兩位老人拍下了他們有生以來的第一張也是最後一張合影。
1996年，王首道逝世。當王泉媛得知這一訊息後就病倒了。王泉媛主動請纓要求讓婦女獨立團打掩護。婦女獨立團的任務完成了！但全團僅剩不足300人
電影《祁連山的回聲》中，把團長誤說成是吳富蓮。為此，導演還專門向王泉媛老人表示過歉意。這部電影講述的是我軍第一支婦女武裝為掩護主力部隊撤退而全軍覆沒的故事。
1937年3月，西路軍在河西走廊與馬家軍經過40多天血戰後，損失慘重，西路軍總指揮部、九軍、三十軍和婦女獨立團被圍。此時，2萬多人的西路軍，只剩下不足5000人，傷病員多。
王泉媛對徐向前說：“徐總指揮，讓婦女獨立團打掩護吧！”徐向前猶豫不決。顯然，他不忍心讓一群女兵單獨與兇殘的馬家軍作戰。王泉媛看出了徐向前的心思，又說：“我們是女的，萬一打散了，化裝起來也容易混過去。”
隨中央紅軍長徵到達陝北後，王泉媛又被任命為西路軍婦女獨立團團長，隨大軍西征。西路軍婦女獨立團由四方面軍1300多名女紅軍組成。“為了迷惑敵人，我命令全團官兵剪掉長發，一律男裝，並改用三十軍二八六團番號。在每人得到5發子彈、2顆手榴彈的補充後，我率領這支不足1000人的隊伍進入梨園口陣地。”一個小時過去了，子彈打光了，手榴彈所剩無幾，連石頭也扔得差不多了，500多名女戰士獻出了生命。
當馬匪發現擔任阻擊任務的紅軍全是女兵時，便從馬上跳下來，想活捉她們。眼看著敵人一步步逼近，王泉媛命令戰士迅速往山上撤退，自己則帶領一小部分人作最後的阻擊。此時，令王泉媛感到欣慰的是，通過漸漸稀疏的槍聲，她基本能判斷出總指揮部和主力部隊已突圍出去，婦女獨立團的任務完成了！但全團僅剩不足300人……
她被確認享受老紅軍待遇時，已76歲
荒涼的西部，她們四處逃亡。終於，躲藏在一孔破窯洞裡的王泉媛等被馬匪搜了出來。馬步青沒有得到王泉媛，便心生一計：將她分配給匪團長馬進昌，王泉媛不從，被馬進昌帶人強娶……
在獄中，王泉媛與敵人鬥智鬥勇。連續三個晚上嚴刑拷打，王泉媛均不承認自己是團長。後來，她趁上廁所的機會跳下城樓，昏死在牆根下，又被抬了回來。馬步青陸續把抓獲的女戰士分配給各級軍官做小老婆。王泉媛長得漂亮，又有風度，馬步青看在眼裡，癢在心裡。
王泉媛和身負重傷的政委吳富蓮正在思考怎么對付，突然，馬步青的夫人來探監。她告訴王泉媛，要想不做馬步青的姨太太，辦法只有一個，那就是做她的干女兒。王泉媛和吳富蓮商量之後便答應了。
馬步青沒有得到王泉媛，便心生一計：將她分配給團長馬進昌，王泉媛不從，被馬進昌帶人強娶。一天晚上，馬進昌想強暴王泉媛，他剛要近身，王泉媛一腳踢到他的下身處，馬進昌被踢翻在地。事後王泉媛被打得死去活來。就在這關鍵時刻，一個姓穆的副官很同情和尊敬王泉媛，對馬進昌說：“她可是馬師長的干女兒啊……”從此，馬進昌再也不敢對王泉媛存非分之想。“敵人肉體上的折磨我不怕，關鍵是看不到出頭之日。好幾次，我想到了死。”講起西路軍的經歷，王老幾次流淚。
1939年3月，馬進昌領兵外出修路，王泉媛和女戰士王秀英在馬進昌夫人的幫助下，翻窗逃出馬家大院，一口氣跑了90多里，直奔去蘭州的大路。王泉媛和王秀英終於逃出了魔窟，來到了蘭州，找到了八路軍辦事處。沒想到，她們已不能再回去了。
“‘八辦’的人說，上級有指示：走了一年的接收，二年的調查，三年的不收。再說你是馬步青的干女兒，馬進昌的小老婆……”為了適應當時嚴酷的戰爭環境，黨組織對失散人員的收留作出了嚴格的規定。後來，八路軍辦事處給了她五塊大洋。王泉媛說：“接到這些錢，是最痛苦的時候。敵人打我，我沒有哭。歷經艱難逃回來得不到組織的信任，我痛苦至極。”
王泉媛這位用雙腳走完了不止兩萬五千里路的女紅軍團長，最終沒能到陝北，相反她又沿著當年長征的路，靠乞討回到了家鄉。途中，為了活命，她不得不與一位叫萬玲的男人結婚，這個男人答應把她護送回家，可是他卻在中途跑了，又找了別的女人。
1942年7月，當王泉媛衣衫襤褸、腿腳潰爛地回到老家時，家裡人都不敢相認，鄉親們都說她不是王泉媛。在她準確地說出以前家裡的情況後，母親才相信這就是自己的女兒。此後很長一段時間，當地人都不知道王泉媛是紅軍中遠近聞名的女團長，她一直過著平靜的生活。後來，王泉媛嫁給革命烈士後代劉高華，下地種田，自食其力。劉高華1965年被迫害致死。1949年家鄉解放後，王泉媛當過村婦聯主任，公社敬老院院長，一直乾到68歲。她被確認享受老紅軍戰士待遇時，已76歲。目前，她享受副地級待遇。她曾收留了6名孤兒，目前她與其中的一位養女生活在一起。
採訪結束了，老人掙扎著準備站起來。她說：“我送送你們。”無法婉拒，我們就攙扶著老人來到門口。已到車上，透過那個狹窄的小巷，我們看見，老人還在招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