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進派經濟學
事實上，觀點屬於這個流派而具有相當影響的，還有一些老一輩經濟學家，如P.A.巴蘭(1910～1964)、P.M.斯威齊(1910～ )等,人們習慣地把他們稱為“老左派”,而把60年代後期出現的激進政治經濟學派稱為“新左派”，這是當前西方“左派經濟學派”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他們正式打出“激進”旗號，是1969年在美國成立激進政治經濟學聯盟。當時，在美國各大城市爆發的黑人抗鬥爭，美國人民反對侵越戰爭的浪潮和美國大學中興起的進步運動，促使美國部分人民的思想趨向革命化。於是，在美國西部以加利福尼亞大學為基地，不少具有激進思想的大學生、研究生和青年教師等組織起來，成立了這個組織，其宗旨是“研究發展和套用激進政治經濟學作為美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工具”。最初，他們與黑人鬥爭和學生運動相結合，採用民眾運動的形式，在大學校園或市區廣場上宣講自己的激進觀點或散發傳單和小冊子。不久,他們的作品流傳到全國,聯盟有些成員成為較有影響的大學教師，編寫了教材和論著出版。聯盟迄今還定期出版《激進政治經濟學評論》季刊和不定期的附刊。到70年代，聯盟有成員2000多人。
激進派經濟學立場和觀點
聯盟成員在政治上批判資本主義，一般都推崇馬克思主義。他們的基本觀點是：
①人類的行為和社會經濟制度不是以人類本性或技術特點為基礎的，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受“社會－經濟環境”的影響，而後者在不斷演變之中，並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發生根本的變化；
②任何具體存在的“社會－經濟環境”又以“社會－經濟階級”的特殊結構為其特徵。而在過去和現在幾乎所有社會中這種“社會－經濟階級”結構是極不平等的；
③為了走向更符合人性的社會秩序，必須對這種環境進行根本改造。僅僅抑制其中不合理處是不夠的。因此，激進政治經濟學者在政治上將盡力支持被支配階級所發動的改革運動。
據美國激進經濟學家T.E.韋斯科普夫的介紹，激進政治經濟學聯盟成員對於研究經濟現象的方法有下列共同認識：
①對於人的經濟行為，不能通過概括普遍性的人的傾向並在形式上用最最佳化模式來進行分析，而必須研究具體的社會經濟制度對人的行為的影響；
②在經濟活動中,個人、家庭和企業都不是最主要的決策單位,決定經濟成果的關鍵是形成相互衝突關係的人群或階級所產生的集體力量；
③不能從基礎結構以及各種經濟運動趨於均衡的假設出發，制訂反映一個社會的經濟過程發展的模式，相反，應該在“社會－經濟階級”的相互衝突中考察基礎結構的不斷變化，並用動態的不均衡模式來探索經濟過程發展中的辯證的和矛盾的特點。以上三點在有些制度學派經濟學家著作中可能也有所體現，但他們與激進經濟學派的不同之點，在於後者著眼於促進基本社會變動所需要的政治運動，而前者並不提出這種主張，因而兩者在選擇研究課題、提出問題的性質等方面都大不相同。
對主流派經濟學的評論
激進派的共同立場和基本觀點實際上反映了激進經濟學家對主流派經濟學的不滿。有人把激進經濟學家評論主流派經濟學的理論缺陷，概括為下列五點:
①對收入分配問題的重要性重視不夠,並用邊際生產率、供需模式等方法來分析這個問題，迴避了在各階級間分配收入的基本問題；
②用消費者愛好來分析資源配置問題，而消費者愛好又被看作已知的或特定的；
③不注意人們的生活質量問題，只重視在數量上分析每個人如何根據自己的愛好對消費品和閒暇的選擇所得到的滿足，並不考慮勞動民眾的勞動條件如何，生活環境是否惡化，以及集體福利的供應是否充分；
④重視在經濟制度下的邊際變動，不注意較大的數量上的變化,更不研究整個經濟制度的歷史性變動問題;
⑤忽視經濟與政治因素的相互作用,迴避經濟中權力分配問題,主流派經濟學摒棄了英國古典經濟學家所用的“政治經濟學”名稱，並自詡採用與政治脫離的較具有“科學性”的“經濟學”名稱。但激進經濟學家堅持把這門經濟學科稱作“政治經濟學”。激進經濟學家認為這門學科應著重研究社會上收入、財富和權力的分配不平等的根源，在微觀和巨觀背景下階級衝突的機制，當代階級社會走向危機的趨向，以及一種“社會－經濟體系”向另一種“社會－經濟體系”的過渡問題。
激進派經濟學研究成果
概括
美國激進政治經濟學聯盟成員對具體的理論問題或現實問題，從不同角度進行研究，提出自己的看法和主張，這些看法和主張也可能隨著時間的推移和研究工作的深入而有所變動。至今，激進政治經濟學派的經濟思想可以說還沒有定型，沒有形成一個比較完整的理論體系。但自聯盟成立後的十多年來，激進經濟學者已發表了不少論著，其中包括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和在刊物上發表的論文，對美國當前的一些經濟問題介紹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並提出了值得注意的個人看法。
金蒂斯
(1940～ )的《異化和權力》一文，以馬克思的資本主義制度下工人階級異化論為基礎，對美國廣大工人的異化感作了具體的調查，並指出這種異化感的日益發展根源於資本主義制度，是階級矛盾尖銳化的表現；
R.愛德華茲
《誰在福利國家獲得好處？》一文，對美國各級政府的福利開支作了詳細的調查，指出政府的福利項目並不隨著經濟成長而增長，福利補助並沒有改變全國人民收入不均的狀況，福利開支有一部分來自貧苦階層所繳納的稅金，總之，福利制度只是使貧究者避免陷入過度貧窮狀態，也就是不使貧窮者起來反抗；
謝爾曼
(1931～ )、韋斯科普夫、A.沙依赫 (1937～ )等綜合過去左派學者試圖解釋資本主義周期性經濟危機如何發生的三種論點，即資本有機構成提高論、勞動後備軍消失論和現代工人階級消費不足論，引用利潤率的升降、投資額的增減等大量統計數字來考察導致資本主義周期各階段交替的機制，做了細緻、深入的研究工作;
S.H.海默
（? ～1974）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跨國公司的發展是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一種質變，因為它意味著資本的跨國化、資本積累的跨國化，因而導致國際工人階級的貧困化；還有一些激進經濟學者進一步發揮海默的理論，認為跨國公司的發展還意味著壟斷資本占有剩餘價值的不同過程的一體化，從而國際分工也趨於兩極分化。
主流派經濟學家的看法
美國激進政治經濟學聯盟成立後，大部分由主流派經濟學家組成的美國經濟學協會，於1970年12月舉行第83屆年會，在小組討論經濟學現狀時，激進經濟學家與主流派經濟學家間曾展開討論。總的看來,美國許多主流派經濟學家輕視激進派學說,認為它僅是政治態度的表達而不是認真追求真理，但也有一些主流派經濟學家認為激進派提出的一些論點可以作為傳統經濟學的補充。激進經濟學家則認為在美國經濟學界對激進政治經濟學作敵意的攻擊的，大多數人是由於不同的世界觀，或者是既得利益的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