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大逵

生前曾任民盟四川省委主委，政協四川省委員會第四、五屆副主席。

簡歷

潘大逵 (1902～1991)

潘大逵(1902～1991),男，四川開縣人，生於1902年3月。1917年畢業於上海南洋中學，1924年畢業於北京清華學校，1924年留學美國，1930年回國。先後在上海法學院、光華大學、暨南大學任教。1935年參與發起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國會”，任執行委員。1936年又與沈鈞儒等發起成立“上海大學教授救國會”，任常務理事。1937年任江西政治講習院教授，中正大學教授。抗日戰爭爆發後回到四川，歷任朝陽大學、四川大學、光華大學等校教授。1940年任四川臨時參議會參議員和川康綏靖公署顧問，並接受中共四川地下組織領導的《星芒通訊社》聘請，擔任社長，1942年後任雲南大學教授。1943年參加中國民主政團同盟，任雲南民盟刊物《民主國刊》社長，1944年9月被選為民盟中央委員。1947年回川，先後擔任西南學院、南林學院政治系主任，萬縣輔成法學院院長，重慶大學政治系主任，法學院院長。1949年3月任民盟西南總支部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解放前夕，同中共地下黨組織和其他民主人士一道，策動原國民黨軍政人員起義。
新中國成立後，歷任重慶市人民政府委員，西南軍政委員會文教部副部長，民盟重慶市支部第三屆主委，西南總支副主委，四川省委主委、名譽主委、中央常委，中央參議委員會副主任，四川省文史研究館館長、名譽館長，四川省社會主義學院名譽院長，全國人大代表，四川省政協副主席。1991年6月26日在成都逝世，享年90歲。

精神人格胸襟

光陰荏苒，翻卷再讀潘大逵的自撰回憶錄《風雨九十年》，追憶與潘老共同走過的人生路程，不禁百般思緒湧上心頭。作為民盟的前輩和領導人，一代知識分子的代表，潘大逵先生勇於抗爭黑暗、追求光明的理性精神，敢于堅持真理、直面人生的品格風範，以及他能兼善容、寬以待人的胸襟氣度，給人以昭示與啟迪，值得人們深深地追慕和敬仰。

生平事跡

潘大逵先生1902年生於重慶開縣。青少年時期，他在上海、北京求學，深受民主科學新思想的薰陶影響，嚮往光明，憎惡黑暗，熱忱愛國，富於正義感。三十年代初，當他從美國留學歸來後，便追隨沈鈞儒等傑出民主人士從事愛國民主運動。“九一八”事變後，他更是以極大的熱情和忘我的精神投入到抗日救亡的鬥爭中。他參與發起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國會”，任執行委員，又與沈鈞儒等人發起成立“上海大學教授救國會”，任常務理事。他當年在上海的住處也成為救國會領導人經常聚會議事的場所。1936年11月，國民黨政府悍然逮捕救國會領袖沈鈞儒、鄒韜奮、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章乃器、王造時等，製造了震驚中外的“七君子”事件。為了揭露國民黨當局頑固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投降政策，同反動當局打擊鎮壓抗日救亡運動作針鋒相對的鬥爭，“七君子”的“自請入獄運動”。這次行動震驚了輿論，激發了民心，為“七君子”獲釋向當局施加了很大壓力。現在宋慶齡故居陳列館仍保存著當年發起參加救援行動者的簽名，這份“生死押”是潘先生愛國抗日、同反動勢力頑強鬥爭的歷史見證。抗戰全面爆發後，潘先生回到四川，利用在各大學執教的機會，積極貫徹救國會的主張。這期間，經鄧初民同志介紹，潘先生擔任了中共四川地下組織領導的“星芒通訊社”社長，積極向民眾宣傳民主思想和抗日主張。同時，他還利用同學關係向國民黨四川省黨部書記長黃季陸做工作，取得其提供“合法”保護。他還以四川省臨時參議會駐會委員和川康綏靖公署顧問的身份，聯絡和團結“臨參會”內一批進步人士，提出了諸如取消“新聞檢查”、“組織視察縣政”等針對反動當局的議案、遭到當局排壓，以至不得不離開四川去到有民主堡壘之稱的昆明。1943年，中國民主同盟第一個省支部在昆明成立，潘先生成為支部的領導成員，主要負責青年運動工作，同時還擔任《民主周刊》社長。他與其他同志一道，在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國立雲南大學等校積極組織開展進步活動，為民主力量和雲南民盟的發展大壯大做了大量工作。1944年9月，民盟在重慶召開全國臨時代表會議，潘先生被選為中央委員。會議期間，經史良和徐冰引薦，他在曾家岩50號拜會了周恩來同志，並匯報了昆明民主運動的情況。周恩來說：“蔣介石搞法西斯，你們宣傳民主憲政，做得對！”這次會見對潘先生影響很大，多少年後，他深情地回顧說：“與總理山城一席談，親切而深刻，至今仍覺笑語在耳，溫暖在心。”就在這次會見後不久，西南聯大、雲南大學師生在昆明舉行聲勢浩大的反內戰集會，潘大逵與費孝通、錢瑞升、伍啟元等三位教授在集會上發表了反內戰講演，此事件成為“一二·一”運動的導火線。當晚，潘大逵在回家的路上，突遇特務襲擊，險遭不測。次年7月，李公朴、聞一多兩位傑出的民主鬥士相繼被暗殺，社會為之震驚，潘先生更是悲憤不已。“李聞血案”發生後，救國會和民盟領導人沈鈞儒、張瀾、陶行知、沙千里等分別發出函電，要潘大逵代表他們一方面向當局抗議，要求“速緝兇手歸案，嚴究主使”，同時慰問李聞家屬，妥善處理後事。潘先生忠實地執行了這些指示。其後，反動當局變本加厲，白色恐怖籠罩昆明，大批民主人士被迫向內地撤離。在緊急關頭，潘先生臨危不懼，沉著應付，盡力安排好轉移工作，自己最後離開昆明。
解放前夕，川、渝和西康的民盟組織為迎接解放配合中央積極開展活動，其中的重點是策動國民黨地方武裝和軍政人員起義反正。潘大逵利用親屬在川軍中擔任高職的關係，同各方面保持密切聯繫，做了大量聯絡策劃工作。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等起義後，曾經成立了一個包括中共、民主黨派和起義部隊三方組織的聯絡委員會，潘老被推選為負責人。這期間，為川、康及成都的和平解放做了大量有益工作。其後不久，當時民盟西南總支負責人之一的楚圖南來電，要潘先生急速返渝。此時，成渝間客運中斷，潘先生乘坐鄧錫侯贈送的一輛人吉普，與胡克林、趙一明等民盟的同志一道急赴重慶。行至青木關附近，不料汽車拋錨，焦急之中，一輛滿載的舊貨車從後面駛來，潘先生一腳躍上車側踏板，以手攀援車門，就這樣去了重慶。那時，他已是年過50的人了。記得八十年代中期，在中共四川省委統戰部召開的一次座談會上，潘老深有感觸地談起所走過的人生歷程。他說：“中國三次偉大的愛國學生運動，火燒趙家樓我參加了；‘一二·一’時，我是教授，反內戰講演，是為和平民主、為新中國吶喊。回顧歷史，我們的腳步始終在愛國這務紅線上堅毅不撓地進行著”。這是事實，是潘逵高尚的愛國情操的真實寫照。

歷史的沉重

作為文化的創造和傳播者，知識分子常常在社會的變革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建國初期，潘先生任重慶市人發委員會會員、西南軍政委員會文教

1987年春節，鄧小平會見潘大逵（中）和劉雲波（右一）

部副部長，分省後任四川省政協副主席；在盟內先後任西南總支副主委、重慶市委主委、四川省委主委，同時還擔任全國和省人大代表。雖身兼數任，他總是滿腔熱忱投身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中。1957年，潘先生被打成大右派，“章、羅聯盟”在四川的代理人。疾風暴雨般的、無休止的檢查批判之後，他幾乎被解除了全部職務，被安排學習和勞動改造。令人記憶最深的是，潘先生與省民盟機關的趙一明、楊達綱幾位同志一道，用板架車從成都奎星樓街運渣肥至金牛壩，兩地相距17華里，每夜來回要拉6趟，每車重達四五百公斤。那時潘先生已年逾花甲，真可謂是勞其筋骨，苦其心志。“文革”時期，潘老再遭劫難，被抄家關押，掛牌游斗……其苦不堪言。而難能可貴，也是最令人敬佩的是，潘老無論身處昌達之日，還是遭逢逆境之時，始終保持人生的信念，保持做人的清正磊落。解放初，潘大逵參加烈士追悼會，會完步出會場時，他對身邊的同志說：“我們算是倖存者，倖存者的責任就是要珍惜該珍惜的東西，這就是民主、正義和理想。”無論在反右時期還是“文革”十年，潘老雖身陷困厄，處境險惡，但他自珍著一份理智與清醒，對喪失理性、充滿謊言欺騙和虛偽的瘋狂世界，他沉重地說：“我們可以沒有一切，但要有思想，而且應當固執自己的思想。人們尊嚴就在於思想。思想是人理解世界的一支燭光，也是讓人充實地生活的一個支柱，沒有了思想，人就會有其名而無其實。”他十分強調讀書與做人的統一，思想與人品的統一。認為對人對事應當講真話，道義所在，當慷慨直主，不能以一已之利而苟且，否則既有負於社會，也有負於自己的人格。對於那些以說假話應時邀功，甚至自己不講真話，也不許別人講真話的現象，潘老深惡痛絕，他曾經說道：“虛偽是對精神深沉的毒害，社會真誠少了，邪氣多了，希望也就黯淡了。”潘老正是以其高尚的人格風範，深深地感染著他身邊的人。潘先生的氣度胸襟，也是為大家所熟知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他以積極的態度來對待歷史的是非曲直。他不僅把自己遭遇的禍福超脫於身外，還引導曾受到不公正待遇的盟員正確對待歷史，他說：“十年浩劫中，中共黨內不少功勳卓著的領導同志不是也受到過誤解甚至冤屈嗎？只有大家團結一心向前看，我們的事業才能更快發展。”對於歷史所造成的個人恩怨，潘老更是不予計較，寬以待人，使有過錯的同志也深感寬慰。在工作中，他從不以長者尊者自居，總是以禮待人，虛懷若谷，兼聽並容，從善如流。80年代末期，民主黨派組織老化嚴重，急需新老交替，潘老率先主動從民盟四川省委主委和四川省政協副主席的崗位上退下來，扶持新秀，以利事業。高風亮節，讓人深為感佩。潘老待人處世爽朗豁達，幽默風趣。他年輕時就喜好運動，喜歡文藝。年少的與他在一起，無拘無束，倍感長者的呵護溫暖；年道相若的與他相處，真率坦直，如坐春風。正因如此，潘老始終保持著健康的體魄和心態。1986年，他被推選為馬蜀健康老人，1988年又被評選為全國健康老人。在潘老年屆90之軼時，中共四川省委統戰部送他一幀條幅，上書“大德必壽”四個大字，這是對潘老一生的精當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