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千里[七君子之一、原全國政協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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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千里(1901~1982)原名重遠,曾用名仲淵。原籍江蘇蘇州,生於上海。因家庭貧困,國小還未讀完,就到上海大豐棉布批發字號當學徒,五年升任帳房。與鄒韜奮等6人以“危害民國罪”被捕,即“七君子事件”。上海解放後擔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副秘書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調北京,歷任貿易部、商業部副部長、全國工商聯秘書長、地方工業部和輕工業部長、糧食部長等。1982年4月26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終年81歲。

基本信息

事跡

抗日戰爭時期

沙千里 沙千里

抗日戰爭前後,他執行律師職務,並積極參與黨領導下的抗日救亡運動。“九·一八”事變後,他參加了上海地下黨的外圍組織,團結各界人士,先後參與發起組織上海市職業界救國會、上海市各界救國聯合會、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等進步團體,主編《生活知識》,宣傳黨的抗日主張。1936年11月,他同沈鈞儒、史良等著名愛國人士,因積極參加抗日救國活動被國民黨反動派逮捕入獄,是國內外聞名的“七君子”之一,是當時救國會的領袖人物。1938年,沙千里參加了中國共產黨。以後,在武漢、重慶等地從事黨的統一戰線工作,和沈鈞儒等救國會的領導人發動憲政運動,組織中國經濟事業協進會,為堅持抗戰,堅持團結,堅持進步,進行不懈的鬥爭。

解放戰爭時期

解放戰爭期間,沙千里籌建了救國會的上海組織,聯合上海各黨派、各工會、各教育團體,組織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推動民主運動;並以律師身份為遭受國民黨迫害的進步人士進行辯護,因而受到國民黨反動派的迫害。隨即赴香港參與中國人民救國會的領導工作。1948年1月,他在香港出席民盟三中全會,為恢復民盟領導機構,促進民盟回響中國共產黨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的“五一”號召,作出了貢獻。

1949年,他隨軍南下,參加了接管上海市的工作,任上海市軍管會、市人民政府副秘書長。9月,他作為中國人民救國會的代表,出席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曾任貿易部副部長,商業部副部長,政務院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第六辦公廳副主任,地方工業部部長,輕工業部部長,糧食部部長,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秘書長等職。

經歷

早年在大豐洋布號任跑街。

1925年同等學歷考取上海法政大學法律系。

北伐戰爭時期加入中國國民黨,任國民黨上海三區黨部執行委員。

七君子事件 七君子事件

1928年考入上海法科大學,並參加青年之友社,任《青年之友》周刊主編。1930年青年之友社擴組為蟻社,任執行委員。

1934年集合蟻社核心力量,組建蘇聯之友社,主編《生活知識》月刊。

1931年後在上海執行律師業務。

1936年參與發起成立上海職業界救國會,上海各界救國聯合會和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主編《救亡周刊》。

1936年11月與沈鈞儒等同時被國民黨政府逮捕入獄,為著名的“七君子”之一。

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參與組建中國工業合作協會,曾任《工業合作月刊》編輯,工業合作協會推進組組長。

1939年後,開辦建國機器廠、建成實業公司、中美汽水廠、南洋公司等,任廠長、總經理。

1942年參加中國民主政團同盟。

1945年後,參與組建中國經濟事業協進會、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等。

1947年底赴香港參與救國會的領導工作,任常務委員。

1948年1月在香港出席中國民主同盟一屆三中全會後轉赴解放區。

1949年上海解放後,任上海市軍管會副秘書長、上海市人民政府副秘書長。

1949年9月,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六辦公廳副主任,中央人民政府貿易部副部長,商業部副部長,地方工業部部長,輕工業部部長,糧食部部長,中華全國青年聯合會副主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秘書長、法制委員會副主任,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秘書長。

1980年8月至1982年任政協全國委員會副主席。

1982年4月26日,政協第五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沙千里因病在北京逝世,終年81歲。

榮譽

是第一、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第四、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委員;中國民主建國會第二、三屆中央常務委員;全國工商聯第二、三、四屆執委會副主任委員。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調北京,歷任貿易部、商業部副部長、全國工商聯秘書長、地方工業部和輕工業部長、糧食部長等。

為著名的“七君子”之一。

評價

青年時代的沙千里是個不滿舊社會,痛恨帝國主義侵略,要求進步的青年。他勤奮好學,白天在棉布商號工作,晚上到上海青年會辦的夜校讀書,後來考取上海法科大學,成為大學生。

沙千里是上海市人,青年時期就要求進步,追求真理,探索救國救民的道路。他深受“五四”運動的影響,積極從事進步活動,曾主編《青年之友》,宣傳反帝愛國思想。

作品

著有《七人之獄》、《婚姻·子女·繼承》、《抗戰與民眾運動》,譯作有《格拉斯頓傳》。

故居

故居 故居

位於東四六條中部,東鄰朝陽門北小街,西近東四北大街。該院落約建於清晚期,民國時期為一官員的宅第,新中國成立後為著名的“七君子”之一、愛國人士沙千里(1901—1982)居所。該院有三進院落,坐北朝南。廣亮大門一間,門內有一字影壁,倒座房東一間,西五間,西廂房三間,東房二間。 一進院有一殿一卷式垂花門,帶屏門四扇。四周抄手遊廊上帶倒掛楣子,下有坐凳欄桿。二進院內有北房三間,前廊後廈,兩側有耳房各一間;東西廂房各三間,廂房南面各帶耳房一間。三進院有後罩房七間,偏軸線西側,西配房三間。該院建築均為硬山頂合瓦清水脊屋面,墀頭有精美的磚雕。

該院1986年1月21日公布為東城區文物保護單位。現由單位使用。

略傳

青少年時代的追求

他自己說,上輩是商業資本家,家庭比較富裕。出生後五六年,家境中落,十分貧困。7歲,父親去世,姐姐早亡,由母親顧慶雲帶著他和妹妹沙佩珍(後改名沙潔)生活,他對母親十分尊敬。幼時在上海海寧路飛虹國小讀書,15歲入上海大豐棉布批發號當學徒,20歲左右擔任帳房。

上海法科大學創立於1926年底,許多知名人士,如章太炎、于右任、褚輔成、錢新之、蔡元培、沈鈞儒、董綬經、潘力山等,曾擔任過該校校長或校董。北伐戰爭勝利發展的時候,該校參加革命工作的師生很多,因此校譽蒸蒸日上。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國民黨上海市黨部曾多次逼迫該校開除所謂跨黨分子12人,潘力山校長被特務謀刺身亡。在這種情況下,褚輔成被推為暫代校長,沈鈞儒為教務長。1928年1月,褚輔成被公推為正式校長。沙千里在學生中有一定威信,曾任該校己巳級學生會監察委員會委員。1929年畢業於上海法科大學法律系,後來當律師。

參加進步青年文化團體

沙千里 沙千里

北伐戰爭中,在國民革命運動推動下,儘管當時上海地區軍閥李寶章瘋狂殘害革命青年,但沙千里不畏強暴,於1926年參加中國國民黨,從事秘密工作,參加了打倒列強、除軍閥的鬥爭。後來由於蔣介石、汪精衛背叛革命,政治腐敗,社會動盪,於是他自動脫離了國民黨,積極參加《青年之友》社,贊成該社主張“中國需要另一次革命”。1929年上半年,《青年之友》出版“革新號”,由沙千里主編。

《青年之友》從“革新號”開始,形式有較大更新,內容更加充實,積極引導青年樹立革命人生觀,討論大家關心的國際問題、社會問題、婚姻問題。後來又增出文藝副刊(由李伯龍任編輯),宣傳普羅文學。由於《青年之友》的內容適合青年要求,代表了青年的呼聲,因此發行數量不斷增加,最多時達5000份以上。《青年之友》在青年中不斷擴大影響,因而引起了反動派的仇視和一系列的迫害。國民黨政府發出了禁止銷售《青年之友》的密令,並要查拿負責人,其罪名是宣揚普羅文學,鼓吹階級鬥爭,違反出版法。鄒韜奮提到此事時,曾憤憤不平地說;“民國17年,他曾經同幾位朋友創辦《青年之友》,一年半後被禁……”《青年之友》雖然被禁,但是他們的鬥爭並沒有停止,很快組織了“螞蟻社”。

螞蟻社簡稱蟻社,是《青年之友》被迫停刊後,骨幹沙千里、李伯龍、許德良、任先、沈仲君、徐賡敖、楊修范、馬燮慶、徐以禮等經過多次研究;於1930年12月,以《青年之友》社原有的社友為基礎成立的。在成立過程中,沙千里設法向國民黨政府教育部申請立案,並被批准為職業界青年文化團體。他們以螞蟻自詡,認為螞蟻雖是小動物,力量小,但是為了共同利益,能夠團結一致,不惜犧牲自己,與敵人進行拚死的鬥爭。沙千里在社員大會上講話時,也常常以“螞蟻精神”激勵大家,號召大家“做活螞蟻”,“要象螞蟻一樣團結一致,奮鬥不息”。蟻社社員都能保持這種“螞蟻精神”,使蟻社不斷發展,成為抗日救亡運動中著名民眾團體之一。

為了鼓舞鬥志,蟻社編有《蟻社社歌》和《蟻社之路》兩首歌曲。《蟻社社歌》由沙千里作詞,黃自作曲。歌詞是:“螞蟻是愛群互助的小蟲,螞蟻是有集團組織的大眾。我們都是螞蟻,不是吃書無用的蠹蟲。在光明與黑暗決鬥的戰壕中, 我們要前沖,我們要前沖! 前沖,前沖,前沖,前沖! 我們都要前沖! 用螞蟻的精神,來播種新文化的種,使新世界的光明,更加燦爛鮮紅。 起來,起來,螞蟻們,大家起來,螞蟻們,向前去做自由平等,自由平等的先鋒!”

蟻社的最高權力機關是社友大會,每年舉行一次。執行委員會由全體社友選舉,由執行委員9人組成,沙千里擔任過歷屆的執行委員。執行委員會下設總務、社友和文化三個部,分別管理各項具體活動。沙千里是社友部負責人,負責管理與社友有關事宜,團結社友中的積極分子,起核心作用。除此而外,沙千里還曾負責過文化部的讀書會與時事研究會。

1934年初,沙千里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的外圍組織“蘇聯之友”社,並與許德良、李伯龍、楊修范、章乃器、葛師良等在蟻社裡面組織“蘇聯之友”小組。

1935年,華北事變發生,日本帝國主義進一步侵略中國,中國民族危機進一步加深。在這一形勢下,中共中央發表《為抗日救國告全國同胞書》(即著名的“八一宣言”)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向全國人民呼籲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在全國引起巨大的反響,推動了抗日救亡運動的發展。沙千里在上海看到宣言的油印本,感到宣言說出了他的心裡話,認識到中國共產黨是抗日救國的領導力量,從此他把抗日救國的希望寄托在共產黨的身上。12月,在蟻社的支持下,沙千里和徐步等創辦了《生活知識》半月刊,積極宣傳共產黨的抗日救國主張。這個刊物是當時文化戰線上反對國民黨“圍剿”的一個陣地,讀者多數是蟻社社員、中下級職員,他們有的在公司,有的在商號、工廠、銀行、工部局和海關等單位工作,身受不同程度的剝削和壓迫,薪水微薄,時有失業的恐慌,又都有點文化,容易接受革命真理,因此《生活知識》在他們當中影響很大。

參與組織救國會及其活動

1935年12月9日,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北平爆發了轟轟烈烈的一二·九學生愛國運動。全國各地熱烈回響,抗日救亡運動掀起了新的高潮,抗日救亡組織紛紛湧現。同年12月 21日,上海婦女代表史良、沈茲九、王孝英、胡子嬰、羅瓊、杜君慧、陳波兒等在上海四川路基督教青年會召開大會,宣布成立上海婦女界救國會。27日,馬相伯、沈鈞儒、鄒韜奮、陶行知、王造時、章乃器、李公朴、江問漁等組織的上海文化界救國會成立。接著,上海工人救國會、大學教授救國會、新聞界救國會,一個接一個成立。1936年2月9日,沙千里等發起的上海職業界救國會成立,沙千里被選為理事長,葛師良、楊延修、任崇高、李少甫、楊經才、陸詒、石志昂、王文清、丁觀瀾等擔任理事。

1936年1月28日,上海各界集會紀念淞滬抗戰四周年大會,會上宣告成立上海各界救國聯合會,沈鈞儒、鄒韜奮、沙千里、李公朴、陶行知、章乃器、劉良模、王造時、史良等30人被選為理事。5月31日,全國20多個省市的60多個救國團體的代表,在上海召開代表大會,宣布成立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宋慶齡、何香凝、馬相伯、沈鈞儒、王造時、章乃器、沙千里、史良等15人當選為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沙千里參與了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的主要檔案的起草工作,隨後在《救亡情報》、《職業界救國會會刊》、《生活知識》等報刊上陸續發表文章,宣傳救國會的主張。還在各種民眾集會上,發表慷慨激昂的演說,號召各界人士以民族利益、國家利益為重,呼籲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積極投入抗日救亡運動。

1936年7月,國民黨召開五屆二中全會,沙千里與沈鈞儒、章乃器、史良、彭文應等5人,代表全國各界聯合會前往南京請願,要求立即對日抗戰;開放民眾救國運動,保障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自由,並釋放政治犯;停止內哉。同時在南京舉行記者招待會,報告了請願的情形和救國會的抗戰主張,還同在南京的各地實力派接觸,加強救國會與他們的聯繫,推動他們起來抗日。7月15日,全國各界救國會為了促成全國各黨派、各地方勢力團結合作,共同抗敵,以沈鈞儒、章乃器、陶行知、鄒韜奮4人的名義發表了題為《團結禦侮的幾個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的公開信,全面闡述全國救國會關於聯合抗日的立場,以及對當局和民眾的六點希望。公開信發表以後,沙千里表示堅決支持,並在他所辦的《生活知識》上全文發表。他說:“這個檔案影響很大,比‘全救’成立宣言還大。”

全國救國會成立以後,積極地開展民眾性的抗日救亡運動,控訴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罪行,揭露國民黨反動派妥協投降的政策,與各抗日地方實力派廣泛接觸聯繫,得到全國各界愛國人士的同情和支持,因而成為國民黨反動派進行內戰、實行賣國投降政策的障礙。1936年2月11日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發表《告國人書》,胡說救國會是共產黨“利用文化團體及知識分子,在救國的口號掩護下,作捲土重來之計。”胡說救國團體之宣言,“不曰反對中央,即日顛覆政府,是皆利用 ‘救國’的呼聲,以作其叛逆行為的掩護”等等。同月,又頒布了《維持治安緊急辦法》,誣衊抗日救亡運動為“危害國家”。2月14日,上海文化界救國會發表了《中宣部告國人書之辯證》,鄭重聲明:“‘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我們倘使是中宣部一紙文告所能恫嚇倒的人,我們早就不敢在‘救國有罪’的環境之下,公然以救國相號召。中宣部倘使希望全國的知識分子,都變成這樣無恥的懦夫,那顯然是欲使全國人民變為漢奸順民而後快。這樣,國家還有救嗎?這在我們,即以身許國,死生原所不汁。”沙千里說:“我們那時敢在國民黨統治區公開進行抗日救國活動,早就有入獄坐牢,殺身成仁的思想準備。”

1936年11月22日夜間,國民黨政府將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領袖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王造時、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等逮捕,製造了震驚中外的“七君子事件”,全國各界人士大為震驚,大力營救。11月24日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發表《為沈鈞儒等領袖無辜被捕緊急宣言》,並向全國發出緊急通電。27日又發表《為七領袖無辜被捕告當局及全國國人書》,嚴正駁斥了國民黨當局對救國會的陷害,重申救國會的立場。26日,宋慶齡發表聲明,抗議國民黨當局逮捕救國會領袖。全國各地救國會和愛國人士也紛紛發表聲明和通電,要求國民黨當局立即無條件釋放救國會被捕領袖。中國共產黨也發表文章表示抗議。海外華僑及國際知名人士愛因斯坦等,致電南京政府,要求立即釋放七君子。

1937年7月7日,抗戰爆發,國內外形勢急劇變化。7月31日,國民黨當局迫於形勢,對七人案難以繼續審理,只好“具保釋放”。七君子在雄壯的軍樂聲、歡呼聲中勝利出獄。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救國運動的範圍更加廣泛,不但各界民眾參加,國民黨的軍政人員參加的也不少。上海各界救國會鑒於形勢變化,決定改名為“上海救亡協會”,上海職業界救國會也改名為“職業界救亡協會”(簡稱“職協”),沙千里擔任常務理事兼秘書處負責人。這期間,沙千里曾擔任《救亡周刊》主編,《國民》周刊編委,發表了不少文章,如《蘇聯革命第二十周年紀念與我們的鬥爭》等,有一定的社會影響。

抗戰期間從事的救亡宣傳和政治鬥爭

1937年底,上海、南京相繼.淪陷,救國會負責人沈鈞儒、鄒韜奮、沙千里先後撤退到武漢。他們不定期聚會,研討抗日形勢,同時創辦報紙刊物,宣傳抗日救國,接待從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地流亡到武漢的愛國青年,把他們介紹到八路軍辦事處,轉赴延安參加革命或安排在武漢參加抗日救國工作。

上海蟻社的許多社友也先後到達武漢,他們在周恩來的關懷下,聯絡當地的職業界愛國青年,成立了武漢蟻社,曾發展到四五百人,參加過郭沫若擔任廳長的政治部第三廳組織的許多活動,成為當時武漢最著名的三大左派抗日救亡團體之一(三大左派抗日救亡團體指青年救國會、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和蟻社)。郭沫若曾讚揚說:“這些團體和三廳的工作是能桴鼓相應的,三廳的幾次擴大宣傳,被稱為在武漢‘轟轟烈烈’過來的,事實上—多半就靠著這些團體和青年的熱烈回響與支持。在七七周年紀念時,單是臨時下鄉的宣傳隊,我們就靠著這些青年,曾經組織過七百幾十隊。”

在武漢期間,沙千里曾與救國會另一領導人何懼等組織過一個基金委員會,創辦過《大眾報》,每周一期,每期有一篇文章談抗日形勢,並附有形勢地圖。除此而外,沙千里還經常到民眾中去宣傳抗日救國。在武漢,沙千里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38年10月武漢失守,重慶成為陪都,沙千里從武漢到達重慶。救國會的許多骨幹,如李公朴、章乃器等也陸續來到重慶。他們經常聯繫,交流情況,統一認識,然後採取一致行動。主要有兩方面:一、堅持抗戰,反對妥協投降;二、堅持民主,反對獨裁。救國會在武漢期間,從組織形式來講,就不存在了,但是由於它的社會影響,因此被公認為一個政治派別。所以國民黨組織國民參政會的時候,仍然指定沈鈞儒、鄒韜奮等作為救國會方面的代表參加。沙千里雖然不是國民參政會的參政員,但他協助沈鈞儒等工作,沈鈞儒在參政會上的提案,沙千里曾參與起草。

武漢失守後,國民黨抗日逐漸消極,反共日趨積極。1939年1月召開的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根據蔣介石的《喚醒黨魂,發揚黨德與鞏固黨基》的報告和《整頓黨務之要點》講話,通過了《限制異黨活動辦法》等一系列反共檔案,並對共產黨、民眾團體、愛國民主人士的言論行動實行嚴格控制,剝奪了人民民眾抗戰以來爭得的某些民主權利。為了爭取民主,反對獨裁,1939年9月,沈鈞儒、鄒韜奮聯合其他國民參政員,在國民參政會第一屆第四次會議上,提出了“關於請政府定期召開國民大會制定憲法實行憲政案”。這個提案被通過,從而掀起子憲政運動的高潮。國民黨為了對抗憲政運動,極力宣傳所謂”五五憲法草案”,沈鈞儒、沙千里、韓幽桐、張申府、錢俊瑞、柳浞、張友漁等寫了一系列文章,對“草案”進行了批判。沙千里在《對於“憲法草案”的意見》一文中指出,國民黨所謂憲法草案是限制人民自由,侵害人民權利,為總統濫施權力創造條件,要警惕袁世凱獨裁重演。

1941年3月,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成立。1944年9月,民主政團同盟在重慶召開全國代表大會,改名為“中國民主同盟”,救國會的許多成員參加了民主同盟,沙千里也參加了。

10月,中國民主同盟發表了《對抗戰最後階段的政治主張》,要求立即結束國民黨一黨專政,建立各黨各派聯合政權,實行民主政治。這表明民盟的政治主張接近中國共產黨的立場。對民盟的這一進步,沙千里起了一定的作用,他曾經明確地說:“我們堅持在同盟內部貫徹中國共產黨的主張,促進同盟向中國共產黨靠攏。”

抗戰期間,沙千里在重慶,是沒有公開身份的共產黨員。那時,他曾在國際友人路易·艾黎等創辦的中國工業合作協會工作,與救國會同志何懼創辦過中國建設機器廠,參與發起成立中國經濟事業協進會,與沈鈞儒、林亨元、崔國翰成立“平正法律事務所”,不僅在貫徹黨的統戰政策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團結了許多朋友,而且應邀擔任了許多單位的法律顧問,以律師的合法身份,為受迫害的進步人士、進步團體進行辯護,申張正義,為堅持抗戰、爭取民主而不懈地奮鬥。

反對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參加新中國建設

抗戰勝利以後,沙千里於1945年12月從重慶回到上海,沒有參加1945年冬救國會成員召開的會議。但是,他對於會議決定將救國會改名為“中國人民救國會”,以及會議所制定的新的政治綱領是完全同意的,並在上海的工作中認真予以貫徹。

他回到上海後,主要進行了以下幾方面工作:第一是從事律師業務。他一到上海,就有不少工會和公司請他擔任法律顧問。最先來請他的是上海法商水電工會和一家百貨公司工會,在打擊漢奸勢力,維護工會正當權益方面作出了貢獻。第二是根據中國人民救國會的綱領和章程,籌建了中國人民救國會的上海組織。第三是與馬敘倫、林漢達等發起成立了有各黨派、各工會、各教育團體參加的“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

1946年4月,中共中央上海局成立。5月,周恩來領導的中共代表團移駐南京,並在上海設立辦事處,加強了黨的統一戰線工作和對華東地區的領導。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就是黨領導下的反內戰、爭民主的一個人民民眾團體。6月中旬,國民黨反動派發動全面內戰的準備工作已經完成,6月底,國民黨反動派公然撕毀“雙十協定”和“政協決議”,蔣介石以30萬大軍圍攻中原解放區,點燃了全面內戰的戰火。接著又對華北、華東、晉綏、東北等解放區發動進攻;8月2日,國民黨派飛機轟炸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11月,國民黨反動軍隊占領張家口以·後,公然一手包辦召開“國民代表大會”。民盟發表聲明,抵制和拒絕參加偽國大,沈鈞儒、沙千里、史良等在報刊上發表文章,揭露國民黨發動內戰的罪行,指出國民黨召開的“國民代表大會”是違反政協決議的,因而是非法的。

1947年5月,中國人民救國會一屆二中全會在上海召開。由於民盟二中全會決議取消黨派盟員,以後盟員均以個人身份參加,會上決定以救國會的名義更加積極活動。會議通過的《中國人民救國會第一屆第二次中央全會宣言》指出:“今後本會仍一本過去傳統的精神,與國內各民主政團,共同努力,以爭取獨立、和平、民主的早日實現。”沙千里在會上積極擁護這一主張。

1946年7月,李公朴和聞一多相繼被殺害,國民黨妄想用暗殺等恐怖手段,把國統區的民主運動鎮壓下去。1947年10月27日,宣告民主同盟為“非法團體”,強迫解散,並對民盟成員進行迫害。於是各民主黨派領導人,陸續離開國民黨統治區,前往香港。沈鈞儒和沙千、里是11月間秘密離開上海的,中國人民救國會的活動中心隨即轉移到香港。

1948年9月,應中國共產黨的邀請,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分批前往東北解放區。沈鈞儒、郭沫若、章伯鈞等是第一批,沙千里是第二批。他們到哈爾濱後,曾以民主同盟和中國人民救國會的名義發表聲明,表示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走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革命的道路。11月16日,沙千里等又發表了對時局的聲明,指出:民主的新中國,只有在徹底摧毀反動獨裁統治集團以後,才能獲得保障;和平的新中國,非堅決徹底剷除內戰的根源,除和平的障礙不可;統一的新中國,只有在消滅反動獨裁之後,通過新政協,組織民主聯合政府,才能完全實現。

1949年2月25日,沙千里等到達北平。6月,他和救國會其他負責人參加了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9月,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沙千里代表救國會在大會上發言,他回顧了救國會成立14年來的鬥爭歷程,表示堅決擁護新政協的各項決議,決心為實現共同綱領而奮鬥。他滿懷激情地歡呼新中國的誕生。

全國解放以後,沙千里曾任貿易部副部長、商業部副部長、政務院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六辦公廳副主任、地方工業部部長、輕工業部部長、糧食部部長、全國政協副主席等職,為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救國會七君子

姓名性別出生日期去世日期簡介
沈鈞儒1875年1月2日1963年6月1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首任院長。
鄒韜奮1895年11月5日1944年7月24日政論家、出版家,三聯書店創始人。
李公朴1902年11月26日1946年7月11日中國民主同盟早期領導人,傑出的社會教育家。
章乃器1897年3月4日1977年5月13日救國會和中國民主建國會創建人。
王造時1903年9月2日1971年9月
史良1900年3月27日1985年9月6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務部首任部長。
沙千里1901年1982年4月26日1980年8月至1982年任政協全國委員會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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