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革命知之錄

湖北革命知之錄,由張難先著,於商務印書館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重慶出初版的一本書籍。

《湖北革命知之錄》張難先著,商務印書館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重慶初版、三十五年五月上海初版,32開平裝一冊。

《湖北革命知之錄》一書,張難先著。張難先(1873-1968),譜名輝澧,字義痴。湖北沔陽(今仙桃)人。1904年赴武昌,參加革命團體科學補習所從事反清活動。為運動新兵起義,投湖北陸軍第八鎮工程營當兵。曾密謀趁慈禧太后七十生日與湘省同時起義,事泄後歸家,辦理沔陽仙桃鎮集成學校。後參加日知會。1907年再赴武昌謀劃回響萍瀏醴起義,被清政府破壞,他遂急返沔陽。數日後,被湖廣總督張之洞逮捕,解送武昌監獄。出獄後,復入革命團體文學社,在武昌、漢川等地從事革命活動;並與友人在沔陽創辦“勤業蠶桑公司”,任經理。後參加辛亥武昌起義。南北議和後,為反對將政權讓予袁世凱而辭去黎元洪秘書之職,到崇陽主辦“人學會”。後回鄉以授徒度日。從1943年起,開始訪求辛亥首義史料,撰寫首義人物傳記,兩年後寫成此書——《湖北革命知之錄》。抗日戰爭末期,在中國共產黨的統一戰線的影響下,逐漸轉向支持民主運動。抗日戰爭結束後,與李書城等以湖北耆宿身份發起“和平運動”反對國民黨的反共反人民的政策;並與中共武漢地下組織聯繫,為配合武漢解放,防止國民黨破壞城市,做了有益工作。1949年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建國後,歷任中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二、三屆代表及常務委員會委員。1968年9月11日在北京病逝。還著有《義痴六十自述》、《六十以後續記》等。

此書中有“中央廣播事業局1953.1.24資料室藏書章”。書後還有“特種發售書”的印章。所藏之書是商務印書館民國三十五年上海初版,報紙本。著作權上還寫明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重慶出版過,也標明是初版,由此看來,這個滬版實際是再版本了。

是書共分二十餘章,分段記述湖北革命史實,起自1900年(光緒二十六年)庚子漢口之役,止於武昌首義及停戰與政府、國會成立。凡重要命令、文告、函電、文辭以及黨人傳狀碑記,靡不採錄。對於辛亥革命的動因與思想理論,各革命組織如科學補習所、日知會、同盟會湖北分會、公益社、湖北軍隊同盟會群治學社、振武學社、文學社、共進會、同盟會中部總會之始末、庚子漢口之役、武昌首義之發動、漢口、漢陽、武昌戰事的經過,以及湖北都督府之組織設施及人選,中華民國政府與國會之成立等史實,均有詳細記述。每篇敘事畢,多列名錄傳狀。作者曾先後參與科學補習所、日知會等的活動,除黨人傳狀碑記有轉錄他人原稿者外,所記多為親歷,是研究辛亥革命時期湖北革命歷史的重要史料。

全書包括凡例(十四條、2頁)、自序(2頁,系張難先於民國三十三年八月寫與陪都歌樂山)、目錄(5頁)、正文、後序(寫於民國三十四年三月十日)、本書支幹西曆紀年對照表、表例(419頁)。由於是報紙紙,經過了63年,紙張已經發脆,不便翻閱,即便小心翼翼的翻閱,不時也會掉點風化了的紙屑。這就是翻閱“歷史”的感覺。我想大多喜愛收藏古舊書的人多半是喜歡這種感覺的。那些書蟲、書痴也正是為了這些散發歷史味的古舊書而為之癲狂。這種樂趣是一般人所體味不到的。它就象是飲了佳釀的人其微醺的境界是自由飲酒的人自己才能體會的。

書名取“知之錄”,正如難老在自序中所說的:取論語“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之意。為此,此書四易其稿,可見難老對於史料之認真。

書中主要篇章有:吾國革命思想之淵源、湖北革命之動因、庚子漢口之役、庚子甲辰間鄂人思想之演進、科學補習所始末、日知會始末、同盟會湖北分會之概況、丙午後公益社之扶助功用、湖北軍隊同盟會始末、群治學社始末、振武學社始末、共進會始末、同盟會中部總會與武昌首義、武昌首義之發動、都督府之組織設施及人選、漢口戰事始末、漢陽戰事始末、武昌防禦始末及停戰、中華民國政府成立、國會成立。除這些外,還在每項之下還附錄有一些傳狀碑誌。

武昌首義的歷史地位現在是得到越來越高的歷史評價。隨著辛亥百年的即將到來,更是張顯出起重要的歷史地位。《湖北革命知之錄》可說基本上囊括了從辛亥革命前夕至民國建立這段歷史時期中有關湖北的重大事件,為民國史的研究、為辛亥革命史的研究、為武昌首義的研究提供了可貴的歷史資料。難老也正是基於此才動念著這部書的。在序言中難老講道:“對於本省首義事,素無述造意念,以中央黨史會國式館籌備會,本省通志館負責有人也。前年偶與京省館中人談,鹹以史料難搜為病,余始恍然我鄂人凡與武昌首義之役者,均負有供給史料之責也”。對於武昌首義即將百年,從全國政協提案及相關報導等方面都獲息全國要開展大型的紀念活動。湖北更是投資3個億建辛亥首義紀念館,並積極投入到紀念活動的準備當中。在難老的後序中,當時難老曾慨嘆道“武昌首義,實維國魂,不有表示,直衣繡夜行耳,將何以揚國威而銷隱患哉?所以首義紀念,乃整個國家之雄風,並非湖北一省之虛譽也。”

去年底,曾遇到張難先在五十年代抗美援朝時期捐款的一封信札,由於我沒有充分認識到它的價值,等過了幾天我有意去找尋時,已經被他人捷足先登了。失之交臂的感覺,至今仍時時令我悵恨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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