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乾

源於嬴姓,或出自已姓皋陶之後顓頊帝高陽氏的後裔理征,本自李姓,出自春秋時期道家鼻祖李耳之裔李宗的封地,屬於以封邑名稱為氏。

段乾
拼音:duàn �括�n
解釋:1.古邑名。 2.古代美女名。 3.複姓。戰國時魏有段乾木。見《史記.儒林列傳序》。
段乾

姓氏源流

單一淵源
據史籍《路史》記載:“段乾氏初邑段,以邑乾,因邑為氏。”又據史籍《史記》中記載,春秋時期道家鼻祖老子之孫李宗,曾任魏國的大將,先後被封地在“段”、“乾”兩地,他的後代子孫就以封邑名命姓,或者複姓段乾氏,或者單姓段氏,或者單姓乾氏。段乾複姓後來有的改為單姓段氏,有的改姓單姓乾氏。註:此源為史籍所記載的段乾氏淵源,目前頗為引發爭議,有待進一步考證。
另一淵源
源於姬姓,本自段氏,出自春秋時期鄭國國君鄭武公之二子叔段,屬於以先祖名字為氏。段氏起源於姬姓,姬姓的始祖是黃帝。黃帝打敗蚩尤後,為他的二十五個兒子中的十二個分封了不同的姓氏,其中就有姬姓。黃帝的嫡系後裔長期以來保持著“姬”姓。黃帝的第三十一世嫡孫鄭武公(姓姬,名掘突),他是春秋時期鄭國的第二代君主。鄭武公的妻子武姜生長子莊公時難產,生二兒子叔段時卻很順利,因此她喜歡叔段而不喜歡莊公。鄭武公病重時,她請求武公立共叔段為太子,鄭武公沒有答應。後來叔段與姜氏合謀,準備襲擊鄭莊公。鄭莊公獲悉後派兵討伐。結果叔段大敗,逃到一個叫共的地方,所以叔段又叫共叔段,後被鄭莊公所殺。共叔段的後代為了記念祖先,便將姬姓改為段氏。傳到第五世孫,即為著名戰國初期的魏國賢者段乾木,由此而產生了段乾氏。

得姓始祖

李宗、段乾木
據史籍《路史》和《史記》上的記載,春秋時期老子李耳之孫李宗,先被封於魏國的段邑,後又封於魏國的乾邑,後來“以邑為氏”,合其封邑名而稱段乾氏。

歷史

段乾氏得姓至今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春秋時期的魏國國境在今山西省芮城及以北地區,所以段乾氏首源地應在山西,後來逐漸向東播遷。段乾氏後人奉李宗為段乾氏的得姓始祖。

遷徙分布

始祖
(缺)段乾姓在大陸和台灣沒有列入百家姓前一百位。據考證,段乾木是我國段乾氏的始祖,段乾氏與我國古代偉大的思想家老子頗有淵源。“段乾”本來是戰國時期魏國的一個邑名。根據《史記·老子傳》記載,老子的孫子名字叫宗,是魏國的將軍,先後受封於段、幹這個地方,故而得姓,稱為段乾氏。
分布
根據《風俗通》上的記載,段乾氏是段乾木的後代。而《史記》記載得很詳細,春秋時期晉國人段乾木,居於魏國,守道隱居不作官。魏文侯去拜訪他,他翻牆走避,魏文侯仍對他十分尊敬,每次路過他的家門口必定下車。段乾氏就是這位賢人的後代。段乾姓望族居於扶風郡(今陝西省鹹陽縣東)、魯郡(今山東省滋縣西一帶)。

歷史名人

段乾木
(生卒年待考),著名戰國初期魏國賢士。段乾木原是晉國人,後來到了魏國,住在魏國的城邑段木,所以人們稱他為段乾木。段乾木曾求學於孔子的弟子子夏。子夏教學很敬業極辛苦,培養了很多人才,如名士段乾木、名君魏文侯、政治家李悝、軍事家吳起等。段乾木有個好友田子方,為孔子再傳弟子。因子夏、段乾木、田子方三人皆出於儒門,又先後曾為魏文侯的老師,故被後人稱為“河東三賢”。曾經師從於子夏的魏文侯,也是戰國時期一位很有作為的君王,他非常推崇和尊重人才。子夏向他推薦了自己的弟子段乾木,但段乾木和他的老師一樣,也是一個一心隱居、不趨名利的館學之士。魏文侯求賢若渴,幾次登門拜訪打算授予他高官,要段乾木輔佐他治理國家,但他總是避而不見。有一次魏文侯登門拜訪,他卻聞訊急忙跳牆逃走了。關於這個故事,《後漢書·橋玄傳論》記道:“昔段乾木逾牆而避文侯命。”於是,便有了“逾牆避命”這個成語典故。後來,魏文侯對輔佐自己的段乾木非常敬重,時時處處以禮待之,還打算授予段乾木宰相職位。段乾木不肯,而是推薦了師兄弟李悝、吳起。後來李悝出任魏國宰相,吳起成為魏國軍隊的統帥,都立下了大功。魏文侯對自己的老師非常尊重,以至每次路過段乾木門前,都要在車上站起來,扶軾而行注目之禮。後來有人問魏文侯:“您是君主,路過臣子的門口為什麼還要施禮呢?“魏文侯說:“段乾木是個有賢德的人,他不為權勢而壞了君子的道德。住在陋巷而馳名千里,我怎么能不表示對他的尊敬呢?”現在,“逾牆避命”這個成語已經用的不多了,然而,古人辛勤敬業、培養人才的精神和重德愛才、尊師敬老的風範卻為世代所景仰和稱頌,亦堪稱值得我們今天好好學習的楷模。段乾木祖籍河東,似可無疑。其故里所在,卻眾說紛紜。一說安邑(今山西運城安邑),一悅芮邑(今山西芮城)。有趣的是,兩地現均有段村,且段乾木墓冢、祠堂並存。在安邑者,又有上下段村之分,莫知孰是。段乾木生卒年代不詳,方誌僅有“魏文侯時人”,“蓋期生晚周之季”的模糊記載。大概生於春秋末抑或戰國初。逝世之時當在魏文侯之前,不會晚於公元前396年。段於木的青午時代正處千巾國社會由奴隸制向封建制過渡的大變革時期。戰爭頻仍,社會動盪。新興的地主階級迫切需要大量的政治軍事人才治理國家;士多朝秦暮楚,奔走乾王侯之門。這樣的社會環境為矢志仕宦之途的年輕人提供了一展抱負的良機,如果段乾木想步入仕途的話,還是大有希望的。但是他根本不想這樣做,而是迷上了從事馬匹交易的經紀人。《淮南子》云:“段乾木,晉國之大駔也,而為文侯師。”說明他在成為魏文侯師之前,就早已是魏國有名的市儈了。戰國時期,安邑作為魏國都,商業空前繁榮,經商成為風氣。受其影響,或為生計所迫,段乾木混跡於市井,並不使人感到意外。值得一提的是,段乾木年輕時曾一度名聲很壞。這固然反映了戰國時人們對此種職業的鄙夷,更主要的還是因為段乾木浪跡市井,久而久之,不免染上商人奸猾狡詐的習氣。在《呂氏春秋》中,把段乾木同顏涿、子石、索廬參、子張等劃為一類,統稱之為“刑戮死辱之人”。大約在三十多歲時,段乾木游西河(今陝西東部黃河西一帶),在此遇到子夏。此後便和田子方一道投身於子夏門下。深受其師友的影響,學識德行大有長進。皇甫謐說段乾木“有文有行”,“懷君子之道”,遂“聲馳千里”,名重—時。據《淮南子》雲,秦將起兵伐魏,司馬庾說,段乾木賢而文侯禮之,舉兵伐魏,“無奈妨於義乎”,於是秦乃偃兵息鼓,輟不攻魏。段乾木名望之高如是。段乾木究竟為何步入儒門,習“王官之學”,不可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決非欲籍此進身當政。段乾木一生“守道不仕”,“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便證明了這一點。魏文侯“造其門”,段乾木竟“逾垣避之”,令人哭笑不得。此後,魏文侯便以客禮相待,“每出過其閭而軾”,甚至在屈駕請見段乾木時,“立倦而不敢息”,拳幸之忱,溢千言表,而段乾木卻絲毫不為所動,始終不肯出山為相。依然為市井中人,過著逍遙自在的隱逸生活,輕富貴,傲王侯,灑脫飄逸而毫無愧意。“人有厚德,無問其小節,而有大譽,無疵其小故。”段乾木學成後,仍舊習難改,重操舊業,只是人們已經不去計較這些罷了。段乾木對功名富貴的厭惡,是他追求灑脫的獨特個性和儒家道德規範融合的結果。如果說,段乾木早年為生計所迫,身上染著銅臭的話,這時他追求的則完全是毫無拘束和煩惱的生活情趣,而儒家追求個性的道德現和富貴說又使他為自己的行為找到理性的支柱。孔子說:“衣敝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恰是段乾木生活的寫照。段乾木終身不仕,然而他又不是真正與世隔絕的山林隱逸一流,而是隱於市井窮巷,隱於社會底層的平民百姓中。這種經歷使他對春秋戰國之交連年不斷的戰火,給人民所帶來的疾苦有了極為深切的感受。進而“厭世亂而甘恬退”,不屑與那些乘戰亂而俯首奔走於豪門的游士和食客為伍,使傾覆之謀,“濁亂天下”,為戰爭推波助瀾。作為魏文候的老師,段乾木儘管沒有步入宮廷,卻以自己的儒師風範影響文侯,以自己的經世之才匡主裕民。使魏文侯成為戰國初年名聞遐邇的賢明國君。段於木晚年過著恬淡安逸的寓居生活,讀書之餘,設堂講學,傳授儒家詩書禮樂之學。邑人楊玠推測上下段村的由來,認為有兩種可能:一種可能是段乾木曾經遷居,兩處均為故址,一種可能是他讀書講學的地方,後人慕名而稱為段村。安邑上下段村、芮城段村或許都是段乾木晚年讀書講學的地方。段乾木“蓋亦聖人之徒”,而魏文侯則是集儒家和法家思想於一身的複雜的歷史人物。這就造成二人在政治思想上的巨大差異,使魏文侯“得師而不得臣”,成為終身憾事。因此,我們在充分肯定段乾木輕爵祿,做士侯,同情人民疾苦的積極面的同時,也應該看到他思想保守,不敢正視現實的消極一面。當然,這是兩千多年以前戰國初年的人所無法避免的。
段乾越人
(生卒年待考),著名戰國時期秦國賢士。羋戎,楚國人,宣太后羋八子的弟弟,祖上來自楚國宗室,其祖父羋戎因姐姐宣太后為秦昭王之母而被封為華陽君,其後子孫便以華陽為姓。羋戎則為左丞相,封為華陽君。公元前299年秦國攻取了楚過的新城後,又被封新城,後號新城君。羋戎在選拔名士謀臣時,對段乾越人有些看不起。段乾越人便對新城君說:“王良的弟子駕車,說是要日行千里,他遇見了造父的弟子。造父的弟子說:‘你的馬不能跑千里。’王良的弟子說:‘我的邊馬是千里之馬,轅馬也是千里之馬,卻說我不能日行千里,為什麼呢?’造父的弟子說:‘你的韁繩拉得太長了。韁繩的長短對於駕御來說,其作用不過萬分之一,卻妨礙千里之行。’現在我雖然不才,但對秦國的作用多少也有那么萬分之一吧,您見到我卻不高興,這也正是韁繩拉得太長了的緣故吧。”段乾越人通過馬跑千里與韁繩拉得長短的關係之言說,指出如果不重用自己,秦國就不會有大的發展。他充分運用了類比的方法,避免了直接自薦的鹵莽和直白,曲折形象地說出了自己的心中所想,完全達到了預期的效果。段乾越人的話被記載在《戰國策·韓策》系列中

郡望堂號

扶風郡
周朝時期置郡,其時轄地在今陝西省興平縣、鹹陽市一帶地區。漢朝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置右扶風,與京兆、左馮翊合為三輔,治所在今陝西省興平市,其時轄地在今陝西省長安縣以西、鳳翔縣一帶。三國時期曹魏國改名為扶風郡,治所在隗里(今陝西興平),其時轄地在今陝西省麟遊縣、乾縣以西,秦嶺以北、山東省平原縣以南一帶地區。五代時期後漢將其轄地定在今陝西省鹹陽市一帶地區。西晉朝時期移治到池陽(今陝西涇陽),南北朝時期的北魏移治所到好疇(今陝西乾縣)。隋、唐兩朝以今陝西岐州一帶為扶風郡。
魯郡
亦稱魯國、魯國郡。西漢朝初將秦朝原來的薛郡改為魯國,治所在魯縣(今山東曲阜)。三國時期的曹魏及晉朝改為魯郡,其時轄地在今山東省曲阜、泗水、滋陽一帶地區。南北朝時期的北齊又改為任城郡。另外,隋朝時期有個魯州魯郡,唐朝時期有個兗州魯郡,其間雖然都轄有曲阜,如隋朝時期曾改魯縣為汶陽縣,繼而恢復曲阜原名,而治所均在兗州。
堂號
堂號,本意是廳堂、居室的名稱。因古代同姓族人多聚族而居,往往數世同堂,或同一姓氏的支派、分房集中居住於某一處或相近數處庭堂、宅院之中,堂號就成為某一同族人的共同徽號。同姓族人為祭祀供奉共同的祖先,在其宗祠、家廟的匾額上題寫堂名,因而堂號也含有祠堂名號之含義,是表明一個家族源流世系,區分族屬、支派的標記;是家族文化中用以弘揚祖德、敦宗睦族的符號標誌;是尋根意識與祖先崇拜的體現。所以,堂號和郡望一樣,都是中國姓氏文化中特有的範疇。也是中國人進行尋根問祖時不可不先熟悉的一個概念。堂號,不僅僅是用在祠堂,還多用在族譜、店鋪、書齋及廳堂、禮簿等處;也有用在生活器具上的,如在斗、口袋、錢袋、燈籠等上面大書堂號,以標明姓氏及族別。凡看重自己的姓氏和族屬的人,都不會忘記本族世代相傳的堂號。不僅漢族,許多遷居內地的其它少數民族,如匈奴的呼延氏“太原堂”、回紇族的愛氏“西河堂”、蠕蠕族的苕氏“河內堂”等少數民族,內遷後接受了漢文化,也有以其繁衍地的郡名或祖上業績之典故作堂號的。這就是中國人的堂號,它具有深厚的文化內涵和實際意義。堂號,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堂號與姓氏的地望相關,或以其姓氏的發祥祖地,或以其聲名顯赫的郡望所在,作為堂號,亦稱“郡號”或總堂號。同一姓氏的發祥祖地和郡望不同,會有若干個郡號。如李姓郡(望)號有:隴西、趙郡、頓丘、渤海、中山、江夏、范陽、漢中、代北、雞田、柳城等30餘個;王氏有:太原、琅琊、京兆、元城、汲郡等地38個;張姓有清河、范陽、太原、京兆、南陽、中山、安定、河內等40餘個。狹義的堂號,也稱自立堂號,在同一姓氏之間,除廣義的郡望之外,往往以先世之德望、功業、科第、文字或祥瑞典故,自立堂號,其形式多種多樣,五花八門,不勝枚舉,若按每姓一個堂號來計算的話,全國至少有數千至一萬個堂號,是姓氏文化中有待開發、整理、研究的資料寶庫。中國人是世界上最有祖先崇拜傳統的一個民族。在每個家族中,往往都有一個場所來供奉已去世的祖先的神主牌位,所以,舊時的每個家族都會有本家族的祠堂,並給它取一個堂號,目的是讓子孫們每提起自家的堂號,就會知道本族的來源,記起祖先的功德。俗話說,樹大分杈。隨著生命的傳遞、繁衍,家族就會不斷擴大。擴大的結果是一些家族從祖居地遷居他處,另開基業,形成新的分支和新的宗族。這些新形成的宗族和分支,往往又會建立新的祠堂,來供奉最親近的祖先。於是,由一個祠堂又會派生出許多新的祠堂來。因此,象族譜有總譜、支譜一樣,祠堂也就有總祠、支祠、分祠之分,也就是民間所說的所謂大堂祠和小祠堂。歷來每個姓氏、每個宗族、每個家族,都有自己的堂號。堂號的歷史悠久,套用廣泛,在中國宗法社會中有非常重大的意義和作用。從功能上說,堂號的意義主要在於區別姓氏、區分宗派,勸善懲惡,教育族人。如果說,郡望是高一級別的宗族尋根標誌,那么堂號就比郡望堂低一級的宗族標誌。郡望往往可以作為堂號,但堂號卻大都不能用作郡望。一個姓的堂號要比郡望多得多,一姓的郡望只有數個多至數十個,但堂號往往有數百甚至上千個之多。郡望在宋代以後就開始走向統一和固定,但堂號卻隨著宗族的發展,一直在不斷的增加。堂號是宗法社會的產物,在傳統宗法社會中,它對於敦宗睦族,弘揚孝道,啟迪後人,催人向上,維護家庭、宗族和整個社會的穩定,都具有十分重大的作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隨著中國傳統社會的終結,祠堂在中國大陸不是成了歷史,就是成了文物,因此,新的堂號不可能再產生,但是,舊有的堂號卻仍然留在各姓各族人們的記憶中。近年來,隨著中國政府的開放改革和全球華人尋根熱潮的興起,許多大陸宗祠被恢復,族譜被續修,因此,堂號再一次被人們抬了出來。不過,今天的堂號,已經沒有了宗族主義的負面作用,有的只是給人們尋根問祖、緬懷先祖、激勵後人的積極意義。特別是對於加強中華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對於中華民族的大團結,堂號都必將產生巨大的促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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