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
桂侖法師，俗姓楊，四川德陽縣人，一九○九年十二月出生。三歲時父母帶他到成都謀生，家裡貧窮，沒有上過學。六歲時不幸得了關節炎，因感染到腿部，十五歲鋸掉了一雙腳。十七歲在重慶二郎廟隨雙白師父出家。二十歲時在川北什邡縣羅漢寺受具足戒。三十三歲時，夜夢普賢菩薩指引朝普陀山，到成都文殊院掛單，再從成都到重慶，坐船到上海，首次聽同行講六祖惠能法師聞聽《金剛經》而得法的故事，知古時大德輩出，中國的佛法從此而興旺。桂侖法師到了上海掛單在法藏寺，接著轉海船到普陀山，在普陀山洛伽水晶宮，看見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像，用手一摸卻沒有了，於是悟得佛在心中。朝山結束，坐船到寧波，掛單七塔寺，見寺內千手觀音像與普陀的一摸一樣，跪拜頂禮，決定留在七塔寺侍奉觀音菩薩。
桂侖法師在七塔寺，開始在雲水堂做香燈，由於工作出色，不久到大殿當香燈，又到藏經樓當香燈，悟出凡佛經書的字都從心裡出來的，不立文字同樣也可以成佛。坐參觀音如來，進入圓通法門。桂侖法師管理全寺水二年，兢兢業業，僧人們非常滿意。任行堂二年，用凳子移動走路，當時人稱“木腿師父”。“文革”極“左”思想肆虐，寺像毀壞，法物蕩然，他白天參加做煤磚勞動，晚上還繼續自修參禪。
一九七九年，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重新落實，桂侖法師與月西法師一道，致力於七塔寺的恢復建設，寺中為表彰他的功績，在寶鼎、香爐、天王殿的佛龕等處刻上他的名字。一九八八年，應七塔寺戒弟子悟道法師之邀，桂侖法師去浙江省岱山縣淨修庵弘法，翌年離開回到七塔寺。一九八九年，他在上海金山寺弘法，皈依者眾多，因身體不適，最終還是回到七塔寺，不久他被診斷出得了糖尿病和白內障，以後多次住院治療，生活也由寺院安排。
一九九九年五月十九日，桂侖法師圓寂於七塔寺，享年九十歲，戒臘七十年。身後留下很多舍利花，起塔於浙江省慈谿市五磊寺。七塔寺將桂侖法師的故居闢為紀念堂，為他塑了頸掛念珠的坐像。
出家
重慶羅漢寺桂侖法師，俗姓楊，四川德陽縣人。1909年12月出生。父母貧窮，家裡缺吃少穿，生活艱難。父母帶著3歲的孩子只好到成都謀生，為了餬口，整日奔忙，顧不上孩子的成長。年幼的桂侖到了上學的年齡，因為家裡供不起他去念書，桂侖只好眼睜睜地看見同齡的小朋友們背著書包高高興興地上學，自己則呆在家裡。沒有錢的人住不起磚瓦房，只能找幾根竹桿，搭個架子，周圍用幾張蔑席圍起來，房頂用稻草鋪就，然後全家住在裡面。成都天氣潮濕，洗乾淨的衣服一個星期都幹不了。草房不保溫，夏天悶熱難耐，冬天寒冷浸骨。桂侖一直生活在這種惡劣的環境中，營養不良和潮濕的天氣，使他在6歲的時候，不幸得了關節炎。窮人的孩子看不起病，父母頂多只能找些草藥給他敷敷了事。在四川關節炎是一種治癒不了的常見病，得了這種病的人只能好好保養，注意保暖，不讓它經常再犯。但是對食不飽腹，衣不弊體的年幼桂侖來說，保養保暖的要求真是太高了。得了病的他只能躺在床上，望著外面的天空，聽天由命，任由疾病發展，他的關節腫脹透亮，裡面充滿了濃水，最後瘡口被感染，整天流膿，發出腥臭，就這樣一直拖了數年，桂侖的瘡口從腳感染到腿部，生命垂危，迫不得已，只好將傷腿鋸掉。這時他已經是15歲的小伙子了，對正常人來說正是風華正茂的時期，有著美好的未來。但是桂侖缺少一條腿，是一個殘疾人，又沒有文化，也不能做重體力的勞動。桂侖自忖今後生活道路漫長，不知該怎樣渡過，為此感到迷茫。17歲那年，到重慶二郎廟隨雙白師父出家。
二郎廟是一間很小的寺廟，在巴縣中梁山地區，離著名的寺院－－華岩寺不遠。二郎廟雖說是佛教的寺院，但是更多的是屬於雜信的民間寺院，以廟裡的二郎神靈驗而受到信眾的膜拜。中梁山是重慶的煤礦地區，挖煤的礦工工作條件惡劣，經常出事故，生死難保，二郎神是主管水火災厄的神祇，多少能給處於生活底層的礦工及其家屬一些精神的安慰，即使沒有什麼大施主，廟裡的香火還是不斷，僧人起碼的生活是能夠維持的。
桂侖年輕，腦子活絡，雖然沒有文化，但是虛心好學，有禮貌，人也能幹，與大家相處得很好，師父和眾位師兄弟對他也很照顧，從不歧視他，時光如駒隙，一晃就是三年過去了，20歲時桂侖到川北什邡縣羅漢寺受具足戒，正式成為僧團的一員。羅漢寺是馬祖道一出家的寺院，號稱西川佛都。始建於唐中宗景龍三年 (709年)，毀於元末(1368年)，明洪武四年(1371 年)重建，明末(1644 年)，復毀於兵火。到清朝，經禪師暖、月容、禮汀等主持再建，保存至今。寺內有唐代授以中書平章事、金紫光祿大夫權德興撰寫的《馬祖塔銘》、清代任廣東學政的李調元撰寫的《羅漢寺重塑五百羅漢碑記》等，以及歷代書法家題寫的靈山再現、甘露慈雲、衣缽相承、菩提莊嚴、拈花一笑、芥納須彌、祗園揭諦等匾額。該寺的 北寺晚鐘 是什邡八景之一。據說馬祖道一晚年曾回這裡說法，所以這裡也是臨濟宗的祖庭之一。桂侖能夠在馬祖出家的寺院受戒，這也是佛教的增上緣。佛法難得，更激勵他去好好地修持與弘揚佛法的決心。
學法
普陀山觀音菩薩受戒以後的桂侖，努力學習佛法，雖不識字不懂經文，但是可以求戒求禪，於是他在寺里發心精進，幹完寺務之後，就練習打坐，甚至夜不睡床，坐禪到天亮。經過多年的苦修，桂侖的功夫已經非常深了，他不僅可以長期不睡只坐不倒單，而且常有剎那得悟示現。他有時也到其它的寺院去參學。桂侖33歲時，到四川彭縣參學。一天下雨，不能趕路，就借住在客站，晚上有人喊：“桂侖師！你還不去朝山？”桂侖問：“去哪裡朝山？” 來人指著一條路說：“丹頂山。” 桂侖又問：“哪位菩薩開山？”回答：“普賢菩薩開山。”“哪位是普賢菩薩？”回答：“穿灰布衣的那位是普賢菩薩。”桂侖說：“我就過去拜他。”當晚他夢見普賢菩薩。普賢問他來做什麼，他說我來聞聽佛法。普賢說你要聞聽佛法就到普陀山去吧。第二天早上醒來，他決定要去朝普陀山。
1942年初，桂侖到成都文殊院掛單，剛好著名高僧能海老法師在寺院講經，因為桂侖沒有衣單寺里不讓他掛單，能海法師發慈悲幫助，讓一位居士供養了5元錢，買了衣服和棉被。他朝山的欲望強烈，決定出川前往普陀。從四川到普陀，要走很長的路，先要坐車從成都到重慶，再從重慶坐江船順長江而下到上海，最後再轉海船到普陀山。桂侖找到了一位也去朝山的同道結伴。在長江船上，同行的師父打開包袱，裡面幾本經書，拿了一本翻閱，邊看邊問桂侖，你看經嗎？桂侖不好意思回答，為了裝樣子，只好拿了一本隨便翻著。同伴看見他把書拿倒了，知道他不識字，於是安慰他，不識字沒有關係，古時候唐朝的六祖大師也是不識一字的，他在集市賣柴時，聽人家誦經，聽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時，心有感悟，於是告別母親，到湖北黃梅東山跟五祖學法，最後得五祖衣缽，開始創宗立說。所以古時大德輩出，中國的佛法從此而興旺起來。桂侖聽了以後記在心裡，繼續問：六祖聽的是什麼經呢？回答：《金剛經》。又問：這部經在哪裡出版的？回答：新都寶光寺。一路的行程很快就結束了，桂侖到了上海，掛單在法藏寺，接著轉船到了普陀山。
桂侖來普陀山是想聽聞佛法的，但是他初來乍到，人生地不熟，不知道在哪裡可以聽聞佛法，就跟著其它的人跑來跑去，人家到洛伽山拜觀音，他也去洛伽山，最後跑遍全山也沒有見到一個說法的人，非常失望。他到普陀洛伽山水晶宮，看見有一尊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像，旁邊還有香和蠟燭，心裡生起歡喜心。洞上的水滴到桂侖的身上，他全然不顧，一心只想這是銅佛像，還是金佛像，肯定不是泥土做的。他走過去，用手一摸，什麼東西也沒有了，感到非常奇怪，回到洞口，又看到菩薩還在，如此來去三次，最後只摸到了一手的水，他感驚愕，自言自語地說了一句：“深觀自在觀自在，了無自在無自在。”這才悟到原來佛法不是刻意去求的，它就在你身邊，只是我們凡夫不知道，而起貪心，到處尋覓。
桂侖在普陀山的得悟，讓他長了見識，但是他只是來朝山的，並沒有在普陀山長住的打算，朝山的目的已經達到了，他該離開普陀山了。桂侖買了到寧波的船票，很快就到了寧波碼頭。七塔寺是寧波城裡最大的一座寺院。滿身塵土，疲憊不堪的桂侖，拖著一條腿來到寺里掛單，在這裡他看見了在普陀山夢見的千手觀音像，旅途的疲勞頓時消除，放下手中的包袱，激動地雙眼含淚，立即跪拜頂禮。佛教講緣份，桂侖與千手觀音菩薩的一段因緣，改變了他的一生，他決定留在七塔寺侍候觀音菩薩，住持勵遜長老看出他是一個堪為大器的法子，對他的請求深表贊同，從此他與七塔寺結下了深緣，再也沒有回到四川。
苦修
桂侖法師七塔寺桂侖在七塔寺里曾任香燈二年、司水二年、行堂二年。香是寺廟裡面最常用的供養之一,燒香拜佛是佛教最具特色的地方。佛教產生於印度，由於印度地區所處的地理環境如緯度低，北部喜馬拉雅山的屏障作用以及南部瀕臨太平洋受海洋季風影響等因素的作用，使印度大部地區氣溫偏高，炎熱期長。據某些資料統計顯示，在熱季或旱季到來的五月季節，北印度地區平均氣溫可以達到攝氏32℃以上，絕對最高溫度甚至可以高達攝氏42.98℃。瀕臨海邊受海風影響的南印度地區，五月的溫度也通常保持在攝氏30℃以上。這種日子在印度大部地區要持續約3個月的時間(每年的3-6月)，直至雨季的來臨才能結束。氣候炎熱，身體容易流汗，不及時清洗，身體就要發臭和生垢，為消除體垢與體臭，人們將香料點燃後薰燒，既可以除味，淨化空氣，還可以有消毒、淨醒的作用。佛教認為，人有眼耳鼻舌身五根，與之相應的則有眼識、耳識、鼻識、舌識和身識五種認識。鼻有嗅覺的功能，但是是通過鼻識來完成的。鼻識聞到了好香的味道，可以滋養身體，同時也能淨化人心。所以古人說，芳香開竅，辟穢化濁，化瘀解毒，除惡殺蟲，通絡疏竅。燒香、塗香亦為供佛方法之一。因為佛是無處不在的，香是到處飄散的，所以香是佛的使者，能將信息通達於佛。人們通過縷縷清香，將自己的願望告訴佛祖，與佛、菩薩溝通，完成內心的希求祈願。佛門裡每天都要用香供佛，每個大小儀式都要焚香祈禱。在禪宗裡面，拈香更是必備的儀式，祈求國泰民安，家庭和睦是祝香；弟子拜師是信香；回答他人的答問是還香（又作答香）；代人燒香是代香；吃飯前上香是頒香；在殿里給佛和菩薩前點香是行香。而在民間，到寺院就是進香的代名了，來的人都是香客。
香燈是寺院一個非常普通的職務,具體負責的工作是每天不讓殿里的油燈和香燭熄滅，有的寺院的香燈還要負責整理殿堂、潔淨佛像及供器，或販售香燭、撞鐘擊鼓、照顧雲水堂的僧眾等等。七塔寺的香燈工作是分職的，桂侖到了七塔寺以後，開始只是在雲水堂做香燈。出家人到各地行腳參學，居無定所，悠然自在，如行雲流水，雲水堂就是接待外來的僧人掛單的地方。桂侖在雲水堂里接待來往的僧眾，端茶倒水，看管物件，工作勤懇，任勞任怨，得到了客僧的稱讚。由於他的工作出色，得到了寺主的信任，不久就將他調到了大殿做香燈，大殿是寺院最重要的地方，所有的宗教活動都要在這裡舉行。桂侖不僅時時要照看殿內香燭，做撞鐘擊鼓的工作，還要接待來寺的所有香客。這時共產黨解放軍進軍江南，國民黨政府已經倒台。共產黨人民政府建立，許多出家人有顧慮，紛紛逃離寺院，就是繼續在寺院生活的僧人也不安心。但是桂侖懷著事佛的虔誠心情，不為所動，以“得悠悠處且悠悠，雲自高飛水自流，哪怕惡風翻大浪，波聞沉卻般若舟”的態度，每天依然默默地幹著自己的本份工作，吃睡在大殿。過了一年多，寺廟沒有受到任何侵犯，大家都安下心了。桂侖又到藏經樓做香燈，藏經樓里經書浩繁，堆積如山。沒有事的時候，他也翻翻經書看，可是一個字也不認識。面對著經書，他坐著努力地去參，悟出文昌造字，聖人宣書，凡佛經書的字都是從心裡出來的，不立文字同樣也可以成佛。由於寧波地方房屋緊張，解放軍部隊缺少住房，借用七塔寺作為部隊醫院，桂侖離開藏經樓到西方殿(三聖殿)當香燈，在西方殿里，他仍然與以往一樣，默默地幹著自己的本份工作。到廟裡來的香客少了，桂侖的工作輕鬆多了，他沒有任何報怨，以一顆平常心來面對。閒瑕無事時，他仍然打坐參禪，坐參觀音菩薩，進入圓通法門，心裡感到清淨，胸襟開闊起來，感到整日與菩薩同在。
司水是管理水的工作，古代稱為水頭。桂侖管理著全寺水的使用二年，兢兢業業，不管是熱水還是冷水，都一律滿足，僧人們感到了他帶來的溫暖。行堂是齋堂負責添飯的工作，古代稱飯頭。他在任行堂二年期間，工作負責，不浪費任何糧食，上下滿意。又因上下階沿不方便，特別是一隻裝木腿的假腳走路彆扭，於是他廢棄假腳，用凳子移動走路，當時人稱“木腿師父”。隨著“左”的思想影響，七塔寺的活動越來越少，大殿也被其它單位占用作為倉庫，桂侖看在眼裡，心急如焚，然而也無法挽救，只好等待。這段時間國家建設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他為國家取得的成就高興，謳歌“財色名食睡，地獄五條根。長江造大橋，害河轉利益。高山修公路，世界求和平。”
1966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開始，寧波地區的僧人集中到七塔寺居住，佛教協會也從延慶寺遷至七塔寺玉佛閣辦公。雖然極“左”思想肆虐，寺像毀壞，法物蕩然，但是佛門僧人不懼壓力，信仰不改。桂侖以豁達的心態面對這場浩劫，相信一定會有重開迷霧的一天到來，那時佛教的法輪將會再轉。他自嘲“勞動身無病，用功菩提心。身心常清靜，世界永和平。”“彌勒笑我不勞動，我笑彌勒不生產。我願生產對國有利，對人民有益，做個世界佛教徒。”他在佛教協會創辦的工廠做工，白天參加做煤磚勞動，晚上還繼續自修參禪。自食其力，維持生計。他樂觀豁達，安於現狀，文化程度雖然不高，但緊跟時勢，自作通俗詩云：“心是無線電，廣播音聲喜。人民眼睛亮，眼亮經也亮。”“人造機器，機器害人。害人機器，自己改造。根本不沾污，坦白極樂人。”
1978年，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撥亂反正，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重新落實。被土產公司占用，作山貨堆放倉庫的七塔寺主要殿堂被逐步收回，七塔寺迎來了又一個春天。翌年，寧波七塔寺修復小組成立，月西法師出任組長，桂侖協助月西法師，致力於七塔寺的恢復建設。他珍惜這個來之不易的機會，下決心要在今世為重新光大這座養育自己幾十年的祖庭貢獻出自己的全部力量，經常拿出錢贊助給常住，為寺院建設捐出自己的供養，寺中為表彰他的功績，在寶鼎、香爐、天王殿的佛龕等處刻上他的名字，以示紀念。經過了十餘載的辛勞，千年唐剎七塔寺，重恢舊貌。他高興地賦詩：“文化大革命，聖夢翻了身。改造防空洞，屙坑變花園。”
弘法
金山寺1984年，月西方丈升座後，專門把他安排在陽光充足的三聖殿東偏殿居住，派遣侍者界象、宏智等人服侍他。1988年，應七塔寺戒弟子悟道法師之邀，桂侖去岱山淨修庵弘法，善男信女覺得他白天、黑夜堅持坐禪，而且又過午不食，常有供養布施，他把這些布施以及自己存單，用來幫助淨修庵買修大殿的木頭。第二年，由於悟道法師離開淨修庵，寺務由俗家弟子管理，他又回到了七塔寺。
由於桂侖廣發慈悲，助人予樂，受到了信徒的擁護和愛戴，大家都喜歡他，讓他指導修行。浙江、上海、江蘇等地的不少信徒都拜他為師。佛教界裡也有不少寺院和法師請他到各寺宣法，助益清修。1989年下半年，上海地區的善信請他去上海弘法，他住在金山寺里，當時皈依他門下的善男信女很多，很多人在他房內、房外坐禪，如上海的郭大棟、郭奕勤、彭慧，寧波的王繼鋒、顧九戈等常到他房裡請開示，獲益匪淺！但是許多人聚集，影響了社會秩序，為防止出事，桂侖只得再回七塔寺。這次桂侖在上海金山寺弘法，影響較大，上海佛協和金山佛協堅持請他到金山寺落戶，信徒們開著汽車來到七塔寺門前，一面和寺院交涉，一面就把他抱到汽車，強行把他拉到了上海。然而這時金山寺的大殿還沒有建成，寺方給桂侖安排的住宿條件極差，同時又缺少專人護理，嚴重影響了桂侖的身體健康。更重要的是，桂侖對七塔寺的感情太深了，心裡放不下七塔寺，始終惦念那尊讓他心儀並使他做出終身決定陪伴的觀音菩薩像。七塔寺就是他的家，就是他的終身託附，七塔寺的一草一木，一磚一瓦，一梁一柱，都讓他久久不能釋懷，於是他最終還是回到七塔寺。
桂侖出家已經五十多年了，經歷了好幾個不同的歷史時期，人世間的世事也看得多了，世人的爾虞我詐，權利之爭，互相傾軋，人性的弱點充分暴露，所有這一切不是說明佛教仍然對改造社會和改變人心還有著重要的作用嗎？“世界不和，人類不平。當平心地，世界就和。”桂侖以出世的心情幹著入世的事情，精進修行不懈，幾十年的頭陀苦行實踐，已經讓他的性格磨練得心澄似水。他長期坐禪，即使在晚上也不睡床，這是一般人都達不到的定力。他在大殿照看香燭，與居士們聊聊，鼓勵他們修行，增強正信。晚年的桂侖更加熱衷於傳播佛法，對信徒表現出更多的關心，有居士要到五台山朝山，他主動寫信給五台山的法師，請求給予關照。有人喜歡香港做的觀音像，他就自己匯錢購買。他雖然不識一字，但是通過自身的曲折經歷，目睹中國佛教在這幾十年的坎坷，已經認識到“弘揚佛法是很不容易的事，這是為佛弟子報佛恩。西天維摩詰居士法身大士，眾生有病他有病，我願眾生不得病。眼睛流淚釋迦佛，佛不滅，僧自滅，所以現時有僧無寶，佛經祖語不見，故僧中無寶。”為改變佛教不興的的現狀，廣弘佛法，他強調要進行經典的弘揚，特別是要對《金剛經》尤其重視。他告誡：“居士發大慈悲心，能把佛經及祖師語錄多印出來就好了。六祖大師聞聽《金剛經》‘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中國的佛法後大興。出家在家都看《金剛經》，得大利益。《金剛經》以無念為宗，無相為體，無住為本，一切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經書若印字要大點，外面人看了使人歡喜敬重。”他還給住持法師寫信說：
金剛不壞，六度萬行，搭衣吃飯洗足打坐，此是釋迦牟尼佛用功成佛的道理。吃飯量比來處，如要用多少米，多少水、多少火，要煮新鮮飯吃，不要吃剩飯，乃至偷人家的冷飯吃，自己若沒有真正用過功夫，拿前人的文章東扯西扯，拼湊成章，即同偷吃人家的冷飯，冷飯吃了心腸硬，剩飯吃了眼睛糊，自己迷糊做事無知，乃至教人也受無知。譬如現時間有人把經書印得一點點大，沒有樣子的可使人隨意揣在身上，別人也一時隨帶各處出入，有的甚至揣在屁股後袋裡。初之印刷希方便於人，今令人多無知地造褻瀆佛法之罪，明人見之多此不敬，甚為不好。如此方便，方便出下流，不兩上故，所以佛法衰弱故之一因也，望各位大德行者善思惟廣教後人莫作此罪也。
圓寂
七塔寺金山寺回來後，他被診斷出得了糖尿病和白內障，以後多次住院治療。1998年他因糖尿病雙眼失明，但是他仍然心繫寺院，將所得的供養除用於寺院的修建外，還經常齋僧供眾。上海佛協理事郭大棟是他的皈依弟子，多次提出要把他的假腿重新裝上，他又一次到上海住院，由於糖尿病的關係，假腿沒有裝上，白內障也沒有剝掉。多次旅途勞累，桂侖身體越來越差，寺中專門請人照顧，他的生活也由寺院安排。桂侖是七塔寺的禪宗門頭，是寺院樹立的禪宗旗幟，是七塔寺的砥柱，影響較大，皈依弟子較多，不但有國內許多信徒，還涉及國外許多信徒。這時寺里正忙於應付經懺，沒有時間參禪，在他多次住院以後，就考慮了他的後事安排。1998年寺里與慈谿五磊寺真如法師商量，在五磊寺竹園邊、月西方丈的塔林不遠處購得一塊土地，為他建造了一座塔，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朴初老人書寫了塔銘和桂侖紀念堂條幅，1999年5月19日，桂侖圓寂於七塔寺，享年90歲，法臘70年。他在七塔寺前後住了56年，寺里僧眾痛失這位解行雙優的當代禪宗大德，訊息傳出，弟子慟哭，桂侖法體在天童寺僧窯內荼毗時，數百人相送，拍照留念。桂侖身後留下舍利花很多，起塔於五磊寺。七塔寺將桂侖的故居闢為紀念堂，仍然保持他生前住過的原樣，還為他塑了頸掛念珠的坐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