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哲學家]

杜威[哲學家]

杜威(John Dewey)出生於一八五九年的十月二十日。這一年也是英國進化論的提倡者達爾文(Charles Darwin 1809-1882)發表其《物種起源》(Origin of Species)巨著的一年。杜威誕生在一個中產社會階級的雜貨商家中。由於杜威的家鄉,是新英格蘭(New England)的維蒙特(Vermont)州的貝林頓(Burlington),人民生活習慣,嫻習於自治,崇尚自由,篤信民主制度,這些可以說是新英格蘭殖民區的傳統精神。

基本信息

人物簡介

(圖)杜威道德教育杜威道德教育

美國近代教育思想家、實用主義哲學家,恐怕沒有一個能夠比得上杜威對美國及世界教育思想與實施,有其深遠的影響及無比的貢獻。杜威不僅是二十世紀中的一位哲學家,教育家,心理學家,而且在美國國內,也是一位積極推動社會改革,倡言民主政治理想的所謂自由主義派人士,同時也是一位致力於民本主義教育思想的實踐者。

他的思想,不僅形成了美國繼實用主義之後而起的實驗主義(Experimentalism)哲學體系,而且也是間接影響到新教育──所謂進步主義教育──實施與理論的一位教育哲學家。由於他畢生從事著作、教學,受業學生分居世界各地,故其影響是他人所不能匹敵的。他的門徒胡適,是中國二十世紀上半葉的著名學者和新文化運動的一員健將。

人物著作

(圖)杜威作品杜威作品

《心理學》

《套用心理學》

《思維術》

《民本主義與教育》

《經驗與教育》

《哲學之重建》

《穩定性的追求》

《經驗與自然》

《藝術即經驗》

《邏輯──探究之理論》

《認知與所知》

人物思想

(圖)杜威實驗室杜威實驗室

杜威的哲學思想,既然是以實驗主義哲學為其基幹,所以,在教育的理論上,也就有了不同的看法。教育在本質上,就是社會維繫其存在與發展的一種歷程,但是,教育在形式上,卻不應孤立於社會生存與發展的環境之外,這一基本的認識,可以概括了杜威整個教育與社會之間關係的確定。教育是跟社會一併發展的,是不能離開社會的情境的。而一個社會具體存在的特徵,乃是顯現在社會生活的歷程上。社會的生活,是一種發展的歷程,是一種綿延不絕的歷程;在杜威的基本信念中,一個理想的社會,就是一個民主政治制度的社會;充分的思想自由,不加限制地溝通觀念,公意的形成與確定,實是一個民主政治社會的基本精神所在。在《民本主義與教育》一書中,杜威雖然從教育的歷程上,否定教育歷程之外在的教育目的,但是,民主社會卻是杜威討論其教育思想時,一個內涵的教育目的,也是他談論教育思想的一個先決條件,這一點是不容有所懷疑的。

教育是一個社會在其發展與存在之中,所不可或缺的一種歷程;教育自身就是一種歷程,而不能把教育當作一種方式或把教育當作一種獲得的成果。從存在於社會環境中的個人來論,個人始終是與其所處的環境互動活動的一個有機體;個體經驗的成長與發展,是不能離開社會環境的。不過就教育的定義來說,杜威還是偏重在個人方面,因為他認為教育是經驗的重組過程,經由漸增的個人效能的媒介,而賦予更多的社會化價值。

道德教育

(圖)杜威學術研究杜威學術研究

杜威在知識的理論上,提出了實用哲學的知識觀點,即:真就是有用的,知識是試驗性的,能夠有用的就是真的知識;在其關於倫理學及有關價值的問題上,杜威贊成所謂“結果的理論”(Doctrine of Consequences),把價值的問題視作為認知的一部份。

杜威不贊成有固定的價值。他認為價值不是外鑠的,而是產生在一個價值的情境之中;隨著價值情境的不同,價值的標準也就不同;在吾人行為的標準上,就無法確定出一些不變的行為規則而永遠作為指導人類行為的準則。價值是表達了吾人對事物的善惡、愛好的一種判斷,行為的取捨往往取決於當時行為產生的情境、個人的觀點、以及個人如何安排及認知此一價值的情境,而對價值的取捨有一更為明智的抉擇。價值不能預先於價值情境發生之前而決定;價值的評定是要隨價值情境之變易而不斷的予以估價(Valuing)。

在道德教學實施上,價值教學並不完全是將某些特定的社會價值觀,移植給青年或兒童,也不是把道德、價值當作一種知識,傳授給青年或兒童。在民主制度的社會裡,價值是個人漸次歷經各種價值經驗而形成的;價值的教學;可以說是偏向於啟發,誘導青少年的價值發展。而且這種價值觀的發展,應該是自由的而非強制的;應該是理智的認知的結果,而非盲從的無知所形成。

感情軼事

(圖)杜威年輕時代照片杜威年輕時代照片

美哲學家杜威第二任夫人婚前寫給胡適的四封情書
2003年,美國出版了一本哲學家杜威(John. Dewey)的傳記,其中講到杜威和一個叫Roberta. Lowitze(本文譯作洛維茨)的女子的戀愛和婚姻故事。這本書的作者看到了南伊利諾大學“杜威研究中心”保存的杜威資料,其中包括胡適寫給洛維茨的一些感情親密的信。2004年,余英時先生在讀《胡適的日記》時,發現在1938年的夏天,胡適與洛維茨往來特別頻密。由此得知,除了很多人都知道的韋蓮司小姐以外,胡適還與這位有過一段情緣。余先生報告這一發現的文章首先在台北發表,不久,內地就有雜誌轉載。《萬象》雜誌2004年第8期又有傅建中先生髮表的回應余英時先生的文章(《胡適和R.L的一段情緣》)。傅先生為我們介紹了洛維茨小姐的身世。原來,她是猶太人,父母與胡適的老師杜威有舊交,故洛維茨青少年時期就與比她大45歲的杜威相熟。1936年,她在紐約定居下來,與杜威往來日多,關係日益密切。久之,乃至誘發了鰥居已久、年已近八十的老哲學家的男女之情。但1939年9月,洛小姐曾與一位叫Roy. Grant的男子,有一度短暫的婚姻。Grant先生於1940年底病逝。六年之後,1946年12月,42歲的洛維茨與87歲的杜威結了婚,成為杜威的第二任夫人。這是傅先生為我們提供的一些重要背景材料。

胡適與洛小姐的親密交往是發生在她與Grant結婚之前,而杜威卻已在與她熱戀。所以,胡適的這段情緣特別耐人尋味。

因讀余先生和傅先生之文,乃順便檢索胡適所存書信材料,居然從中發現了四封洛維茨寫給胡適的信。相信有些朋友定會對此有興趣,故在這裡略作介紹。

這四封信的寫作時間前後不超過四個月。抬頭皆用“老頭子”(Dear Laotoutze;My dear laotoutze;Dearest laotoutze)稱呼胡適;落款則署“小孩子”(Hsiaohaitze;Your hsiaohaitze;With love,H siaohaitze;Love your hsiaohaitze)。

第一封信
這封信的寫作時間只署“星期六”。我們初步判斷為1938年10月,胡適剛從歐洲趕到美國就任大使不久。因為信中說她“一直拖著沒有給你寫信,是想給你一個喘息的時間”。按,胡適於10月3日早6時在紐約上岸,他在紐約停留到10月6日。6日這一天,胡適先去看牙醫治牙病,中午離開紐約赴華盛頓。《胡適的日記》4、5兩日皆簡記:“在紐約”三字。儘管如此,我們仍可推斷,這期間胡適肯定見過洛維茨。後者信中問及胡適牙病的狀況,問他咀嚼東西時的感覺。洛小姐很體貼地對胡適說:“現在你的工作與日俱增,不要勉強一定要迅速給我回信,除非你感到需要和我‘聊聊’。”她還告訴胡適,她不會打聽他的工作,她知道那是“既顯赫又責任重大”。但她也因此擔心,胡適會因工作的繁忙和責任重大而“悄悄地離開”她。不過,她又婉轉地補充說:“我要說的是你的思想,似乎為此必將失去你的休閒和自由的思想”。我們不知道這位猶太女子的政治傾向如何,但起碼可以看出,她在立身行事上,是一位獨立不羈、肯獨立思考的自由主義者。胡適最欣賞這一類女性。他在美國的第一位女友韋蓮司小姐就是這樣一位女性。胡適在他的《留學日記》里多次以讚賞的口吻說及韋小姐的獨立脫俗的性格。看來,他在洛小姐身上多少看到了一點兒他所喜歡的女性風采。

這封信里,洛維茨勸告胡適,不要過分認真。她說:“處於你的地位,確實有些事情不可疏忽,必須密切關注。但也不必對自己的每一步,每句話都小心翼翼。”她解釋她如此勸告的理由。她說:“親愛的老頭子,我這樣對你說,是因為這樣做太累;而你必須要放鬆一點,注意你的健康。”又囑咐道:“當你感到緊張和失眠的時候,要注意多多休息。”

洛維茨很想替胡適分勞。她建議:“當你需要招待或宴請客人時,如果需要我幫忙或出出主意的話,我將十分樂意。”她告訴他,“華盛頓有三家出色的置辦宴會的店家,足可包攬一切”。

在這封信里,這位猶太女子還意味深長地引用著名歌劇《蝴蝶夫人》中詠嘆一對兒異國男女之間的愛情的名句來隱喻她與胡適之間的感情,表達出她對胡適無限深情的期待。她寫道:“我永遠喜愛圓圓的月亮,它使人想起《蝴蝶夫人》的名句:

‘月亮啊!我知道它將對我忠實,

我們知道,它將向我走來。’”

洛維茨大概想到,她與一位來自極重倫理的國家的大使,發生這種特別親密的關係,是不宜為其使館人員知道的。所以她問:“你的私人信箋是否可以十分安全地收到?”她擔心,大使作為使館的首腦,也許有時會由秘書代拆某些信函和檔案。故她考慮,也許必須寫些不相干的一般報導,放在露天的信箱裡。

第二封信
這是惟一一封署有具體明確寫作時間的信。此信寫於1938年10月30日。胡適於10月28日下午5時,在白宮向羅斯福總統遞交國書;6時,舉行第一次記者招待會。洛維茨的信上說,“我很關心總統對你的熱忱接待”。當地報紙都對此做了報導,報紙上說,胡適這位恂恂學者,“很快進入了公務員的角色,穿戴起外交官的服飾”。這位熱戀著胡適的猶太女子,心中立即出現了“一幅老頭子被裹在各色佩帶中的圖像”。她讚美胡適是一個“多么堅定自信”的人。

(圖)杜威主持國外工程案例杜威主持國外工程案例

第三封信
這封信署明寫作時間是11月3日。我們可以斷定它只能是1938年的11月3日。因為在1938年之前,胡適還未與洛維茨小姐相交往,很可能他們還不曾相識。而1939年的11月,洛小姐已是Grant太太,且是新婚不久。至於1939年以後,那就更不可能了。因為早已過了他們的熱戀期,而這封信顯然是寫於熱戀期。

根據上述判斷,這封信距離上一封信僅僅相隔三天。信的開頭,洛小姐興高采烈地告訴胡適,她已學會了按漢語發音正確拼寫“老頭子”(Laotoutze)三個字了。(實際上,10月30日的信,已能正確拼寫了。)她把這件事當作自己的可喜的成績報告給胡適,更顯出她自己“小孩子”(Hsiaohaitze)撒嬌的味道。

她寫這封信時,剛從外地回來,見到胡適給她的信,特別高興。她說:“你想像不到當我回來看到你的信時,有多么高興。我多么惦念你呀!親愛的,有時我感到和你十分親近,能夠聽到你快活的笑聲。”

此信中說,她很想去華盛頓。惟不知道能否擺脫已作過的一些承諾。她的承諾,可能主要是指她在信中所說的,將有幾個英國朋友來紐約和她相聚。據她說,當時正是紐約的“社交旺季”。

信中她告訴胡適,明年1月,她要去當時叫做西印度(似是指佛羅里達州海上的一些島嶼)的地方去。故她說:“如果我在11月里見不到你,也許要等好長時間才能見面。”

這封信里談到了一個對於他們兩人來說,是一個頗為嚴肅的問題。這問題也是由對胡適的關切而引起的。洛小姐說:“對你(胡適)來說,以有一個真正的管家為好。如果是我的話,我希望在我回家時,有孩子們在;我喜歡孩子,有朝一日有一個,接著有兩個。我知道,這必得結婚,必須對這個家付出我的一切。我曾答應我的在非洲的朋友,在今年底以前給他答覆。但下這決心可不是件容易的事。”這封信的後面再次提到“要作的決定使我很傷腦筋,有許多事情我喜歡和你說說,並徵求你的意見”。她祈盼地寫道:“給我寫封長信吧,現在就寫!”

這裡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我們似乎沒有理由完全排除洛維茨小姐有意試探胡適的想法。雖然從我們對胡適有所了解的中國人這方面說,胡適決無可能與這位猶太女子談婚論嫁。但從這位狂放不羈的洛小姐方面說,這種試探並非毫無意義,甚至是她不應放棄的一種嘗試。既然她後來可以嫁給一個比她大45歲的老哲學家杜威,為什麼不可以考慮嫁給在她心目中是一個非常優秀的愛戀著她的中國學者兼外交官呢?她之所以在決定是否嫁給那個遠在非洲的男友G rant時有所猶豫,她同胡適的親密關係不能不是有影響的因素之一。聯想到第一封信里,洛小姐引用《蝴蝶夫人》中的名句所表達的深情的期待,就更使我們相信,我們這樣猜想是不無道理的。第二,這位猶太女子儘管性格極為開放,但於婚姻大事的態度還是比較嚴肅的。她認真地考慮到一個女人對家庭的責任,既要生兒育女,又要做丈夫的內助。同時,她還認為,婚姻應有真摯的愛情為基礎。信中在向胡適說過,近期需要對G rant的求婚作出答覆的話之後,洛小姐接著說了一大段她對真正的男女之愛的理解和感受。她說:“我只知道愛的真正含義是什麼:對每一次的溫情都感到心跳,當那男子向你伸出臂腕時,當你在月光下乘風駕駛,他在旁邊坐著,近到我的手能握著他的手,或者他的手能握著我的手時,感到的那種愉快的心情。我只知道,在久別之後,伸進他的臂腕,同時親到他的面頰時,是一種什麼心情。”須注意,在當下的日子裡,恰是她與胡適之間有著這類真實的體驗。在這封信里,她講到一件事,正是這種體驗和經歷的一部分。有一次,她駕車,正是胡適坐在她的身旁。

這位女子對胡適的關切,達到了一個熱戀中的女子所能達到的高度。她從胡適給她的信中看出一點不愉快的情緒,她擔心是胡適的工作太緊張所引起,故希望他“能鬆弛一下”。她說:“親愛的老頭子,請多多保重你自己。為了我,也為了你和為了中國。我的意思並不是要把我自己放在第一位,把中國放在最後。而是為了所有你最愛的人保重自己。因為有很多人都愛你並需要你。”

第四封信
這是惟一用打字機打出的一封信。寫作的時間只署“星期三晚上”,沒有年、月、日。根據洛小姐在信中說她給胡適送一瓶香檳酒,又說,胡適的病,“醫生肯定地說,能完全康復”。我們可以推斷,此信應是寫在胡適病癒剛剛出院不久。我們知道,胡適於1938年12月5日住進紐約一家醫院,1939年2月20日始出院。則這封信可能寫於1939年3月間。

信中洛維茨半開玩笑地說,胡適“有點故作姿態”,她認為不過是“一次輕微的小病,至少可使哲學家放下工作,稍事休息”。她告訴胡適說,她和杜威商量過,想請胡適到佛羅里達去休養一陣子,“那裡有白色的沙灘海貝,和煦的微風和溫暖的陽光”。她並且說:“約翰尼叔叔(指杜威)和我已為你做了各種安排。”

信中還用頗帶詩味的語言勸慰胡適。她寫道:“你不要讓各種事情使自己煩惱不已,行嗎?請記住,你昨天為之憂心忡忡的今天,已然到了,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而且,很快就會過去,明天即將到來。明天,你會有十倍好的身心狀態,在很短的時間裡,把一切都補償過來!”

值得注意的是,這封信在語氣之間發生了一些微妙的變化。一是她與杜威的關係似乎更近了。她與杜威一起商量與胡適相關的事,信中有一句話說:“由洛維茨、杜威為你安排,考慮怎樣可以對你更為有利。”二是洛小姐把自己同胡適的關係用了兄妹的比喻。她說:“我以一個小妹妹的身份,正在對一個十分聰明但又任性的大哥哥進行訓練。”三是在落款處寫了“小孩子”之後又加括弧說:我可在多長的時間裡用這個稱號。據此,我們可以推想,此後他們兩人的關係,可能逐漸增加理性的成分。因為再過半年多一點的時間,洛小姐就要和Grant結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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