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1979年4月中旬，寶雞市鏟車廠在基建中發現三座東漢晚期的墓葬，特別引人注目的是兩件朱書陶瓶，對於研究我國書法歷史具有很重要的價值，被定為國家二級文物，受到考古界的密切關注。著名學者俞偉超、德國考古學家法羅太以及以西林昭一為團長的日本考古文物研究友好訪問團一行16人慕名而來，專門考察了這兩件朱書陶瓶。可見這類朱書陶瓶之珍貴。
時代背景
所謂朱書陶瓶，即用硃砂書寫在陶瓶上的解殃文辭，在考古中被稱作鎮墓文，因此又名解殃瓶、魂瓶，目的主要是為世上生人除殃祈福。考古發現表明，東漢以來，盛行用朱書陶瓶作隨葬品。1916年揚州張丹斧在陝西鳳翔獲得的熹平二年兩陶瓶，就最早錄入《藝術叢編》之中。根據著名學者陳直先生研究，已發現最早的朱書陶瓶為西安出土的東漢和帝永元十六年，最晚者延至北魏神龜元年。其流行之範圍，以西安、洛陽最為昌盛地區，山西、山東亦有出土，最遠者及於江蘇高郵、甘肅敦煌。其字型多由隸書向楷書蛻變，顏色多用朱書，間或用白粉書，器型多為長瓶形式，或半截式，所記皆為陰陽五行家之語。
這兩件朱書陶瓶均出自一個墓的東耳室。圖1小口，沿外卷，瘦長腹，靠肩部處稍鼓。通高23、口徑7.5、底徑8.5厘米，內有五銖錢八枚，其中剪邊錢三枚。腹外有朱書行楷六行。圖2形制較小，通高21、口徑6.5、底徑6.5厘米。腹外壁也有六行朱書行楷，比較清楚。從其 “黃神北斗主為葬者阿丘鎮解諸咎殃。葬犯墓神、墓伯，□利不便，今日移別，殃害須除……黃神北斗”內容來看，是以黃神告主管陰間之神·墓，為死者解謝罪過。這些帶有黃道色彩的文告在東漢相當盛行，並無多大特別之處。其要害在於瓶上的朱書行楷字型。因為漢代書跡除碑刻為大宗外，另外多見出土的簡帛，這件朱書陶瓶上的漢人真跡就顯得尤為珍貴。
這兩件朱書解殃瓶，不論從用筆方法或字型結構、分行布局來看，並不很嚴謹；從字的風格來看，也不是出自一人之手，而是民間的手跡。圖1朱書用筆渾厚，系楷書兼行，圖2朱書章法大方，起筆代鋒，行筆自如，風格比較奔放秀勁，接近於今行楷。這在書法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義。
長期以來，對於行楷書是什麼時候形成的？傳世的《蘭亭序》是出自東晉書法家王羲之的手筆還是由隋唐人之“偽托”？由於找不到確證，一直聚訟不休。特別是郭沫若先生1965年在《文物》上發表的《由王謝墓誌的出土論到蘭亭序的真偽》在學術界引起了一場震動！這兩件朱書陶瓶出土後，寶雞市博物館副研究員馬儉先生首先對郭沫若在《駁議的商討》一文中提出的“篆書時代的人不能寫隸書，隸書時代的人不能寫楷書”、“楷書始於唐代”的觀點大膽的提出了質疑！並提出，這兩篇朱書陶文的發現說明在東漢晚期，真書和行書字型確已出現，像《蘭亭序》那樣的字型，在東晉是完全可能有的。從瓶上字跡可以肯定，在我國東漢時期，楷書、行書字型在當時社會上已經流行。它的出土，說明不存在漢代沒有楷、行書這一說法，同時，說明了這種無波折的楷體筆法的發展，給漢以後書法藝術在體勢、筆法不斷轉變方面開闢了一條新的途徑，以至於到魏晉時期書法向多體發展，形成一片繁花似錦的形勢。由此可見，晉代書壇出現的類似於王羲之《蘭亭序》那種輕重相間而秀逸的書法風格是毫不奇怪的。這兩篇朱書陶文的書法給我們提供了我國書法發展的實物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