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朱文園(1879一1955)，名顯邦，字文淵，號文園，浙江麗水縉雲河陽村人。中國蠶桑教育和改良推廣事業的先輩。1903年考入蠶學館，同年12月，以品學兼優被選派赴日留學。回國後任浙江中等蠶桑學校校長，為中國蠶桑事業的發展貢獻了畢業精力。
朱文園先生的一生，是為了國家、為了民族、為了紡織行業而無私奉獻的一生。從他早年立志實業救國，赴日求學加入同盟會，回國後投身紡織教育，到抗日戰爭中頑抗日寇，戰後重建學校教學秩序，推廣蠶桑良種……呈現出一幅幅波瀾壯闊而又質樸感人的圖景，讓人不禁扶案沉思，心生敬意。
早年求學
朱文園8歲入私塾，17歲轉學獨峰書院。在書院求學的過程中，他接觸到了很多自然科學知識，很感興趣。中日甲午戰爭中國戰敗，清政府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激起了中國人民的極大憤慨。年方十七的先生，萌發了“科學救國”、“實業救國”思想，以“安邦定國”為己任，遂改名顯邦。
1903年8月，與同鄉陳鳳修同時考入位於杭州西湖金沙港的蠶學館。蠶學館創辦於公元1897年，即今日浙江理工大學前身，是中國最早的蠶桑學校。1905年7月，先生以優秀的成績畢業。經館正沈靄如老師推薦，先生任蠶學館“考種員”。同年12月，又以品學兼優被蠶學館選派留日。1908年4月，先生考取日本東京蠶業講習所制絲科。在此期間，先生結識了孫中山、黃興等人，加入中國同盟會，共商救國大計。先生主張要強國，必先強技術，要把先進國家的技術學回去教導中國老百姓。他在日期間學習成績優異，技術高超，其繅絲技術，超群絕倫。他曾說：“我主攻的專業為制絲．好絲來自好繭。要把好繭繅成好絲需要很好的技術，學中有人能夠繅出三、四個好繭的絲．已經很不錯，但我能夠一次繅出七、八個好繭的絲……。”
回國從教
1910年7月，先生畢業回國，應清政府考試，獲得“農科舉人”功名。次年4月，他參加殿試（留學生），得中二甲第二十五名賜進士出身。朱先生視功名富貴如浮雲，同年六月，應母校電催，返回“蠶桑學堂”，專心致志于振興國家的蠶桑教育事業。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勝利，舉國歡騰；同年11月，浙江光復。次年3月，由於沈靄如和鄭辟疆老師的推薦，朱先生被浙江省教育長沈鈞儒委任為浙江中等蠶桑學校校長。他意氣風發，精力充沛，接受重任以後，擬訂振興蠶桑學校規劃，建立新的規章制度，整頓教師陣容，聘請留日同學倪紹雯為教導主任，劉啟周為專業教師，擴充制絲科設備，添制腳踏繅絲車，以供學生實習，同時為了推廣養蠶新法，增設一年制別科，培養短期人才，以應急需。1913年冬天，學校奉命改稱為“浙江省甲科蠶桑學校”。同年他委派“蠶學館”畢業生去吳興、海寧、崇德、嵊縣創立模範絲廠五所，發揮了模範作用。在其影響下，南潯、菱湖、長安、新昌等地相繼仿效，開展土絲改良工作。
為了給女子求學深造創造條件，1914年，朱先生又在西湖“祜經精舍”開辦女子繅絲傳習所，聘請本校畢業留日學生曾毅為教師，推廣新法繅絲，他任職才三年成績斐然，聲名大振，遠近聞名。
1915年，朱先生被任為浙江省繅絲傳習所所長，兼充巴拿馬賽會評議員。後來又被公推為浙江省教育會評議員。這年四月，他在親友介紹下，娶徐氏續弦。徐氏夫人生兩女一男，長女名湘月，次女名湘雲，男名維強。他的家庭生活非常簡樸，但對留日清寒學生卻關懷備至，來信借款，學校既無公款可借，只得在校長薪水項目中暫借，他墊付薪給借款，直到新中國成立以後，才公開真相。一些留日學生了解實情後，十分敬佩他坦蕩胸懷。
在一眾教員學生的辛勤耕耘下，1914年，蠶桑學校的展覽品，在巴拿馬國際賽會上獲得金質獎。1920年又獲全省甲等獎，他認為發展我國蠶桑事業是無止境的，曾經多次擬訂計畫，呈報上級，要求撥款增人，進一步發展蠶桑事業，但都是石沉大海，事與願違。1922年朱先生下定決心，自力更生，商請本校教師培養優良蠶種，自籌款項，於1923年春，在蠶業發展中心處設立指導所兩處，作為示範和擴大之用。同年4月問，蠶種催青不出，進行緊急檢查，發現蠶種已被病毒感染，中途失敗，損失頗重，他雖然十分傷心，但決不灰心，繼續整頓人馬，吸取教訓，精製優良蠶種，積極從事示範的推廣工作，推動蠶桑事業的發展。
因為先生對蠶桑業的改良成績，1924年，當時的浙江省代理省長夏超授意其開始負責制訂《浙江蠶業改進辦法大綱》，大綱內容主要為：一、要推廣改良蠶業，首先必須解決經費問題。二、建議省署增設蠶務秘書一人，助理一人，承省長之命辦理全省蠶絲事業。三、制訂學校發展規劃：(1)成立推广部；(2)增設蠶種場一所；(3)增設制絲工場一所；(4)增設各地蠶業改良場，改良土絲傳習所。學校協助省署加強巡迴指導，獎勵代代表等。他制訂的大綱基本上得到實施，學校有了經濟來源，各方面工作迅速開展起來。這一年，學校在艮山門外、湖墅、塔兒頭、上泗、長安五地設立蠶業改良場，派學生負責消毒、催青、養蠶作為示範。學校還通過省令，在海寧、諸暨開辦改良土絲傳習所等。
1926年，學校開設推广部，由朱新予任主任。在杭嘉湖、寧紹地區重點養蠶縣開辦蠶業改良場18處，派畢業生和三年級學生分司其事，代蠶戶消毒，共同償青，飼養小蠶，巡迴指導。學校著手建造了可貯藏蠶種五萬張的冷藏庫一幢，並向上海訂製繅絲機。這期問，學校師生同心協力，用純系分離及雜交分離固定法培養成蠶種新品種十餘種，其中諸桂、新桂、冷桂、翰桂、松桂等近十種得到初步推廣(劉思贊老師培養的“松桂”新品種，在抗日戰爭時期，曾被日軍引進日本推廣)。這一段時期，學校實行了教學和推廣並重，工場和種場藍舉，科學和實踐相結合的教育方針，學校生機蓬勃，欣欣向榮，是浙江省立蠶桑學校鼎盛的黃金時期。同年，學校又奉命改名為“浙江省蠶桑科職業技校”。
戰火紛飛
1926年7月間，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夏超超兵反對軍閥孫傳芳，夏超兵敗，被敵軍俘獲殺害。浙江省蠶桑事業的發展受到極大影響。12月，浙江仍然戰火紛飛，杭州不寧。次年，朱先生辭去校長職務。在移交結算時，由於在職時資助清貧學生，竟虧損4500餘元。幸眾教師，交久誼深，以薪水慷慨資助，並向故鄉族侄朱俊夫藉資1300元，才得交清現款，順利卸任。卸任以後，他兩袖清風、債台高築，困守在家，生活無著，一籌莫展。
1928年3月，摯友趙守禮(鼎華)新任海鹽縣長，來信邀他去海鹽工作，任命他為海鹽縣建設科長，任職期間，他為海鹽縣籌建了蠶桑示範苗圃，蠶業改良場一所，並在海灘開發桑園，在城內外疏浚水道，成績顯著。但是他不習慣於政界生活，同年8月辭職，返回杭州接任杭州女子蠶業傳習所教務工作。1929年秋，為了償還欠債，他與學生呂一誠等人在清波門外夏祠創辦普利蠶種社，精製推廣優良蠶種，擴充財源。同年冬，為了提高蠶桑技術水平，他與老師杜翔雲赴蘇州、無錫參觀蠶種場。在參觀的過程中，遇到學生邵中培，談到資金困難問題，邵中培樂意相助，當面向蘇州無錫絲廠經理預借蠶種定額5000元，12月，借款全部匯到，為了擴大經營規模，普利蠶種社改名為普利蠶種場，推選他為總經理。為了苦心經營普利蠶種場，1930年春，他辭去了杭州女子蠶業傳習所教務，經過一番苦心經營，生產尚稱順利。但人少事繁，力不從心，形勢不穩，春蠶滯銷，前途難測，為了免蹈覆轍，於同年12月辭去普利蠶種場總經理職務，由股東另組班子經營。
1931年春，他與內兄徐達夫合辦普利第二蠶種場於清泰門外華大塘邊。規模雖小，獲利雖微，而責任較輕，可以逐漸求進。1932年春，他承蒙徐家諸內兄資助，借款購地種桑，建設蠶室14間。同年，就在此處種桑、養蠶、制種。9月，家庭也從寶極觀巷遷來此處。此後，他經營較善，獲利較多，償還了一些舊債，生活也得到改善。
1933年2月，由學生張孔修介紹，朱先生到煙臺蠶校任教務主任一年。後又赴蕪湖蠶校任蠶科主任。1934年2月，自蕪湖返回杭州。3月，接受學生徐淡人、金起鵬，陳炯如等人的勸告，決定不離家遠行，在杭州重理蠶絲。其同事和學生還為他籌集資金850元，使他順利恢復普利第二蠶種場。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日軍大舉侵華。10月下旬，日軍入侵浙江，11月7日，他安排全家老少撤離杭州，12月13日，日軍逼近杭州，14日夜他才離杭登輪抵桐廬與家人團聚。12月27日(冬至節)杭州淪陷。
1938年1月16日，他偕夫人，長女湘月，長婿姚思銓(萬浞思)，兒子維強，從桐廬動身返回故鄉。
次年收到杭州來信，知道杭州的三層樓房、蠶室，蠶具等部分被敵焚毀，朱先生心如刀割，十分憂傷。
1940年下半年，縉雲仙都中學三部遷到河陽村。校長藍台特請他為仙都中學教師，藉以謀生。1942年4月間，日軍除軍事進攻外，還暗施政治誘降攻勢，派遣軍事密使，深入後方雲和，誘降浙江省主席黃紹弦，但黃拒不接見。日軍密使悻悻而回，途經縉雲東渡村，被縣自衛隊俘獲押送縣政府處理，縣長何宏基特派人請朱文園到縣府作翻譯，問清了日軍密使深入雲和誘降情況。審問結束，他用日語大義凜然地對日軍密使說：“中國抗日必勝，中國人民決不妥協。”
1943年春，錢震繼任縉雲縣長，2月1日，朱先生被認命為縉雲縣立簡易師範學校校長。在職期間，先生特別重視師生的身體健康，保證大家吃飽、吃好。除每月發給教師150斤大米作工資外，還發15斤“敬師豆”。當年縉雲簡易師範所在地普化寺，毗鄰老革命根據地。先生了解校記憶體不少進步師生，都加以保護。那幾年中，學校里沒有一個進步師生被迫害。先生常常對學生說：“國家的強盛，要依靠國民素質的提高，而國民素質的提高，要依靠高素質的教師來完成，高素質的教師要依靠各級師範學校來培養。”
尾聲
1945年夏，侵華日軍已成強弩之末，8月14日，日軍無條件投降，他囑兒子朱維強先回杭州收拾家園，自己為了協助縉雲簡易師範遷校河陽事宜，直拖延至1946年4月初始攜夫人返回杭州。
1946年5月，學生朱新予前來專訪，了解到他家園破落，生活無著，即安排他到中國蠶絲公司浙江收繭管理處擔任總督導。6月1日，學生徐淡人來專訪，他被邀請兼任浙江蠶業協會冷藏庫主任，接任以後，堅持工作到1948年10月。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他與學生合作，恢復普利蠶種場，親自參加種桑、養蠶、制種、推廣良種，目以繼夜，不遺餘力，為我國蠶桑事業發揮最後“餘熱"。由於心力交瘁，臥病在床，於1955年7月16日病逝於杭州清泰門外住所，享年77歲，安葬於杭州南山公墓。
朱先生一生都致力於我國蠶桑教育和蠶桑改良推廣事業，歷盡艱難險阻，不怕顛沛流離，為發展我國蠶桑事業貢獻了畢生精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