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曹操墓葬據《三國志·魏書·武帝紀》記載：曹操，字孟德，沛國譙人（今安徽亳州）。其生前被漢獻帝封為“魏公”，後晉爵為“魏王”。死後“謚曰武王。二月丁卯，葬高陵”。曹操之子曹丕稱帝後，追其父為“武皇帝”，廟號“太祖”，史稱“魏武帝”。
發現細節
墓室地點：河南安陽縣安豐鄉
墓室形狀：平面為甲字形坐西向東
墓室規模：墓葬占地約740平方米
墓室結構：墓道,前後室,4個側室
墓室遺骨：一男兩女3個個體
墓室文物：共出土器物250餘件
發掘時間：2009年12月27日
墓室主人性別：男
墓室主人年齡：60
發現細節和發掘意義：於2009年12月27日在安陽縣安豐鄉搶救性發掘的東漢末年魏武王曹操的墓地，根據文獻資料和考古發現的證據相結合基本可以確實曹操的墓地在該處屬實。墓室中有一男兩女的遺骸，墓室主人為男性，經鑑定死亡時年齡為60歲，與歷史記載的曹操卒年一致，並且其隨葬品中有諸多可有“魏武王”字樣的物品和其他證明其身份的文字材料。該墓地的發現結束了人們千百年來對曹操墓地地址的疑惑，解決了所謂“72疑冢”的懸案，並為人們更加深入的、研究漢魏歷史提供了寶貴材料。
方圓2.5公里將劃為保護區
面對紛至沓來的參觀墓地者，人口不過2000多的西高穴村有心理準備，但並不夠——調派24小時看守墓地的特警隊緊急挎上了微型衝鋒鎗；當地的警察、派出所所長、村長、鄉長每個人都經歷了一次空前的應對媒體訓練。 實際上，西高穴村並不是一條古村，至今沒有村志。
一塊墓誌和一個“土博士”
魯潛墓誌透露出曹操墓所在地信息，把隔壁漁陽村的“土博士”龍振山吸引過來研究。 在發掘現場的採訪，每個人臉上都喜氣洋洋，認為曹操墓在家旁邊是件大喜事。問起這樁美事的大功臣，他們把徐玉超推出來。
徐玉超1981年就開始在西高穴村開磚廠。開磚廠最重要的工作是取土，1998年5月13日，他照常在村西北0.5公里處的一個機磚場裡起土，一塊青石板忽然露了出來。後經專家一看，這是一塊墓誌。墓主是魯潛，卒於後趙建武十一年，其官至後趙大仆卿都尉，正三品官員，屬於朝廷的重臣級別。
引人注目的是墓誌上兩行小字：“墓在高決橋陌西行一千四百二十步，南下去陌一百七十步，故魏武帝陵西北角西行四十三步，北回至墓明堂二百五十步”。
徐玉超找到墓誌的訊息很快在村里傳開了，把隔壁漁陽村的“土博士”龍振山吸引了過來。龍振山是民間考古愛好者，他找到徐玉超，做了拓片，就開始了對曹操墓地的研究。
“土博士”龍振山摘錄了《三國志》及《資治通鑑》上關於曹操的內容，根據安陽縣誌等對曹操墓地的可能性進行了研究。魯潛的墓誌被龍振山作為研究曹操墓的坐標，並依據魯潛的墓誌對曹操的墓地所在地進行了推測。
根據墓誌的記載，龍振山換算出一千四百步是1.74公里，並據此畫出了曹操墓區示意圖。“我在2003年就確定曹操墓肯定在西高穴村。”這次確認的曹操墓地，比龍振山畫的墓地要稍微偏西北一些，兩者誤差在500米左右。
以魯潛墓志發現地來推斷曹操墓所在地，這個思路和後來介入的考古專家不謀而合。西高穴考古隊隊長潘偉斌昨天下午說，魯潛墓誌的發現是曹操墓的證據之一。網民質疑發現魯潛墓誌卻沒發現有魯潛墓，以墓誌所在地為坐標推論魯潛墓地，再推論曹操墓，這種推論的推論，靠譜嗎？
然而潘偉斌覺得很靠譜。“徐玉超帶著我們去指認那塊墓誌發現地，那個地方是一個大坑，比附近地面低6~7米，可見已取土多年。我們相信魯潛墓的位置就在那裡，至於為何沒有墓，很可能是被磚廠歷年取土中被挖掉。”
盜洞挖了又填5次
一場偷偷摸摸的爆破特意選擇在2006年的大年除夕之夜。2005年上任的村長徐煥朝說，連他都沒有引起警覺。
這聲悄然巨響，實際上在西高穴村頭的一片空地上炸開了一個80厘米直徑的大洞。
2006年3月，終於有村民發現了這個盜洞。 那時這座陵墓被文物部門稱為“東漢大墓”，但是誰也不敢妄動。徐煥朝說，他也沒有想過，他在書中最熟悉的曹操葬身於此，只是從此村里沒有了安寧。
“從2006年開始到2007年，這裡一共被挖了5次，挖完我們填，填完又繼續挖。我們每次都慢了一步，肯定是村裡有人放風。”徐煥朝言語中頗感遺憾。
2008年安陽縣安豐鄉派出所偵破了一樁盜墓案，繳獲一塊石枕，上刻“魏武王御用慰項石”字樣。
盜墓分子的猖獗終於在2008年被壓制住。這一年安陽縣安豐鄉派出所偵破了一樁盜墓案，從盜墓賊手中繳獲一塊石枕，上刻“魏武王御用慰項石”字樣。盜墓者親口承認，石枕是從東漢大墓中偷來。安豐鄉書記賈振林拿著石枕，找到正在附近執行“南水北調”考古工作的潘偉斌“鑑別鑑別”。
“潘偉斌一看，覺得這個石枕級別很高，立即上報。”事實上，從2006年開始，潘偉斌就開始留心這個東漢大墓，石枕的繳獲讓他倍添信心。河南省文物局老局長常傳儉力挺發掘該墓，並最終取得了國家文物局的審批。
2008年12月，西高穴村村民迎來了考古隊，他們租下村裡的一個大院子，從此住了下來。先挖掉那1.8米高的地面，重現1800年前的原始地貌。
2009年4月，出生於西高穴村的徐煥朝第一次進入那片神秘的地下空間。
徐煥朝沒有參與發掘，但是他的訊息比誰都靈通。20多名村民受聘輔助，“每兩個考古隊員配兩個村民”，每天日薪15元。
每一天，都有鄰居村民跟他匯報，今天又挖到什麼了。“先是瑪瑙，後是骨頭，再是石牌、小牌……好興奮！”讓他印象最深的是12月22日挖到的59枚小牌，“實際上是陪葬品的清單，就是因為發現了這些小牌，把本來確定在12月25日舉辦的新聞發布會推遲了兩天。”
那塊被認為是確認曹操墓最關鍵證據的“魏武王常所用大戟”石牌，是村民王秀芝在清理時發現的，她馬上報告給資深考古隊員尚金山。這塊石牌，後來成為曹操墓真假風波中的最大焦點。
“那一天下午5點多，都快下班了，石牌是我親眼看到從土裡挖出來的。”尚金山給本報記者展示了他的考古日記，上面赫然記錄，“2009年11月8日，擾土裡發現殘缺石牌，殘長9.5/8.3厘米，寬3厘米，厚0.6厘米，上面有一圓孔，上有洞環鏈，正面刻有‘魏武王常所用’字樣，發現地點距前室西壁3.75米，距南壁1.4米。”
石牌裂成了兩瓣，另一瓣是在兩天后才被找到的。 當尚金山發現兩塊殘片像拼圖那樣天衣無縫時，他興奮極了。在這位幹了一輩子考古工作的老人眼裡，這塊石牌不存在被後人放入墓中的可能，“這是武器的說明標識，就像商品的商標，旁邊就是那個武器大戟，只是已經銹得不成樣子了。這怎么作假？”
根據以這面石牌為主的六大“鐵證”，2008年12月27日，河南省文物局在北京公布了對曹操高陵的確認成果。
“這事前後論證了一年多，開了三次專家會議。但是公眾覺得發布倉促，就實在有點冤。”昨日下午，復旦大學文博系副主任高蒙河對記者說。
發布何以被認為是預謀？
曹操墓比殷墟、岳飛故里更加引人注目，如果比照兵馬俑的參觀人數，曹操墓最低有4.2億元的收益。
訊息公布後公眾不理解的地方還有很多。“證據充分嗎？研究清楚了嗎？”在過去的一周里，面對越來越多的質疑，河南省文物局一概以“將有集中回應”答覆，而在第一、二天還一一進行駁斥的潘偉斌開始逐漸閃躲，“沒辦法應對”。從公布訊息後的第三天開始，他再不接聽任何陌生來電。
公眾進一步的懷疑仍在持續。前日，學者裴鈺在部落格上為安陽算了一筆賬，曹操墓作為全新的一個文化旅遊景點，比殷墟、岳飛故里更加引人注目，如果比照兵馬俑的參觀人數，曹操墓最低有4.2億元的收益。
裴鈺認為，曹操墓的發掘和保護，必然會有商業旅遊開發，“這是很自然的事情”。徐煥朝告訴記者，曹操墓所在的地點是農民的耕地，曹操墓發掘後，附近不允許建房子，方圓2.5公里都將劃入保護區。為了對曹操墓的開發，會在2010年將到村子裡的道路修成二級公路，村子的路將連線到107國道，修路距離大約長9公里。
在考古專家眼裡，經濟開發的問題提出太早。國家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副主任杜金鵬在面對媒體提問“倉促發布是否為了經濟利益”時，表示“現在才剛發掘出來，談不上經濟利益問題”。
考古發布無制度有“行規”
考古界有自己的行規。因此，只要是以省級單位公布的考古成果，還是值得信任的。
一個考古成果的發布，卻引發如此軒然大波，顯然讓文博考古界措手不及。就如杜金鵬所說，昨日的專家說明會是被公眾“逼出來的”。那么，到底這個考古成果的發布過程是否存在著容易引發質疑的瑕疵？
“說實話，我覺得目前公眾接受突發性文化新聞的能力還不夠，很多提出質疑的人都不是考古界人士，而資深的相關歷史專家也並沒有倉促質疑，比如易中天，他就三緘其口。”高蒙河說，在這次風波之中，他發現大部分公眾並不了解考古論證的程式，“一般而言，對已經國家文物局審批，發掘程式科學、符合操作流程，發掘成果又具有比較重大歷史文化價值的考古成果，就符合發布標準了。”
“有初步結論的考古成果就可以發布，如果說倉促，明知有成果都捂住不報，難道不比引起質疑更尷尬嗎？”他感嘆。
近年來各地陸續號稱有重大成果發布，是否存在讓公眾難以甄別成果真假的亂象？他指出，此次曹操高陵的考古成果發布，是由國家文物局邀請河南省文物局專家到北京發布的。“國家文物局是行政部門，而考古發現是科學行為，不適合由國家文物局來公開發布，所以一般都是根據專家論斷來發布。”高蒙河坦言，目前我國還未有很健全的考古成果發布制度，比如什麼機構有權利發布考古成果，到什麼階段可以發布，一般都是針對具體的考古成果指定規則。
“不過，考古界業內自己的行規，實際上省級和省會以下單位具有考古發掘資質的單位本來就不多，自然就沒有發布的可能。因此，我認為只要是以省級單位公布的考古成果，還是值得信任的。沒有特殊允許，個人是不能向公眾發布考古成果的。”他表示。
文物部門發言
就此次考古重大發現的發掘過程、意義及下一步的研究保護規劃，記者採訪了河南省文物局副局長、新聞發言人孫英民。
記者：曹操高陵是怎樣被發現的？
孫英民：曹操高陵在歷史上曾多次被盜；最近被發現，是當地村民在給當地磚瓦廠取土時，挖掘暴露出墓葬頂部，當地文物部門才發現了這座墓葬。
記者：墓葬被破壞的情況怎樣？
孫英民：從我們掌握的情況看，盜墓主要造成了一些漢畫像石的破壞；此外，還造成了一些文物的丟失和位置改變——具體丟失的情況，目前還沒有統計。
記者：這次曹操高陵的發現，在考古學界占據怎樣的地位？
孫英民：河南歷史文化資源豐富，考古工作一直走在全國前列。這次曹操高陵的發現，應該說是近年來在全國範圍內的歷史人物考古發掘方面最重要的發現之一。
記者：下一步，針對墓葬的研究保護會採取哪些措施？會否進行商業開發？
孫英民：下一步，我們將繼續進行考古發掘。目前，我們對整個地葬結構、陵園範圍以及是否有隨葬墓等情況還不能完全掌握，隨著考古發掘工作繼續進行，將會有更多有價值的發現。
其次，將儘快制定保護規劃，當地政府將根據考古發掘情況建設永久性的博物館，更好地進行保護；並根據考古發掘的情況，展開一系列歷史研究。
曹操高陵的發掘，以保護和研究為目的，不會用於商業開發，也不會允許進行任何商業活動。
專家質疑
社科院文物研究所學術委員會主任漢魏考古專家劉慶柱明確表示，從墓的規制、出土物品以及古代文獻資料，綜合來看，證據充分，確定無疑是曹操墓。如果偽造，至少墓地的規模是不可能造假的。
●刻有“魏武王”的石牌與石枕，此兩件最有力的鐵證並不是考古的正規發掘，而是從盜墓分子手中繳獲的。
●號稱魏王用過的一件兵器，到底是真是假， 很難鑑定。墓已被盜挖過，不是原封的。
●在墓室清理中，發現的人頭骨經專家初步鑑定為一男兩女，要確認是不是曹操本人的頭蓋骨，還需要把骨頭上提取的DNA和曹氏後人作比對。
●要最終確認墓穴的歸屬，還需要憑藉墓志銘。
●除“魏武王常所用扌各虎大戟”等文字外，其他的石牌上還有“黃豆二升”、“刀尺一”等，不是墓葬所用。漢代墓葬很少有發掘出類似物品的。
●在這么短時間內，證據鏈支離破碎的情況下，就發布這樣的定論，是非常不負責任的，而且很可能涉及商業利益。
鑑定曹操頭骨DNA有困難
疑似曹操頭骨2009年12月27日，河南省文物局在北京宣布發現“曹操墓”，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鄭州舉行“曹操高陵考古發現說明會”，正式做出回應。
外界普遍對該墓中的男性頭骨是不是曹操存在質疑，不少專家和網友要求河南方面進行DNA鑑定。不過在昨日的說明會上，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孫新民表示：“對出土人骨標本的DNA鑑定，可能面臨一些技術難題。”他表示難題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是所出土的人骨標本保存較差，生物遺傳學DNA技術能否提取完成、取得有效的遺傳基因數據，須實驗室測試之後才會有結果。其二是必須找到曹操後裔，並成功提取DNA數據，才能對照比較研究。
針對馬未都“關鍵證物是從盜墓分子手中繳獲”的質疑，河南方面承認八件刻有“魏武王”銘文的石碑，有一件是從盜墓分子手中追繳而來，但其餘七件均為科學發掘出土。
而對於石牌的字型，河南方面表示這是東漢後期流行的隸書字型，俗稱“八分”，由早期漢隸演化而來，並不是網友說的“現代字”。
盜墓史專家倪方六曾質疑該墓缺少墓誌和哀冊，河南方面表示三國時期曹操有感於漢代立碑之盛禍國殃民，曾專門下過禁碑令，並要求後代對自己的墓塋“不封不樹”，所以這一時期正是墓葬地上石碑到墓中墓志銘的過渡時期。
目前，最早的墓葬墓志銘是發現於山東益都的《劉懷志墓志銘》，其紀年為南朝劉宋的“大明八年”，即公元前464年，距曹操死亡的時間相差了大約240餘年。因此，曹操墓未見墓志銘應該是正常的。
發現說明會
發現說明會2009年12月31日，“曹操高陵”考古發現說明會現場。 12月31日下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鄭州就安陽縣發現曹操高陵一事召開情況說明會，省內外多名專家出席。所長孫新民稱，高陵的認定綜合了多學科專家意見，已準備積極申報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多學科專家參與綜合論證
據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孫新民介紹，2008年12月12日，經國家文物局批准，該所開始對安陽縣西高穴被盜古墓進行考古發掘，至2009年12月下旬發掘工作基本結束，前後歷時1年。
河南省文物局於2009年4月和6月，邀請有關專家對考古方案進行論證。國家文物局於同年11月和12月，兩次邀請有關專家進行論證。參加論證的有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歷史研究所和北京大學、鄭州大學、河南大學、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單位的考古學、歷史學、古文字學、體質人類學專家。
孫新民表示，對曹操高陵的認定，綜合了考古成果和多學科專家意見，分別從文獻記載、墓地位置、墓葬形制、出土器物、人骨鑑定等多個方面進行了綜合論證。經報請國家文物局同意後，由河南省文物局予以公布。同時國家文物局將曹操高陵的發掘成果上報國務院。
曹操陵將申報全國重點文保
孫新民稱，今後將展開以下4個方面的工作：首先，積極開展西高穴墓地周邊區域的考古調查和勘探，以探明規模、布局等，尋找有關地面建築，確定是否存在陵園建築等。
其次，開展出土文物的修復和保護工作，儘快開展保護與研究的樣品檢測等實驗研究，在確保文物安全的前提下，最大化提取歷史信息。
第三，將西高穴墓地按程式公布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做好申報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準備工作。
第四，委託科研單位，根據遺址保護需求，編制科學合理的墓地長遠保護規劃和具體保護方案，待規劃審批後逐步實施。
參與說明會專家名單
孫新民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
郝本性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前所長、研究員
潘偉斌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西高穴考古工作隊領隊
張志清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長
朱紹侯 河南大學歷史系教授
杜金鵬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韓國河 鄭州大學歷史學院院長
相關內容
王立群稱相信鑑定結果
2009年12月29日，河南大學教授王立群到曹操墓參觀。昨晚11時，他在部落格上發文表達了自己的觀點。
王立群的日誌稱：“當前，有關安陽曹操墓的真偽爭議很大，但是我現在仍然相信文物部門的鑑定結果。有爭議是件好事情，此墓墓主的真實身份會在爭議中逐步得到澄清。要考古學界、史學界完全形成一致的看法是不可能的，也是沒有必要的，幾乎所有重大考古成果，目前都存在這樣或那樣的爭議，但這並不妨礙我們的考古研究。而且，考古研究也正是得力於各種爭議才能夠逐漸深入、逐漸發展的，所以，爭議是件好事情，它是學術研究的必然現象。”東方今報
“七十二疑冢”系以訛傳訛
問：傳說中曹操死後有“七十二疑冢”，這次發掘的是不是其中一個？
孫新民：關於“七十二疑冢”的說法，已有專家明確指出這是一種民間傳說，是以訛傳訛的結果。北宋王安石詩作《將次相州》中“青山如浪入彰州，銅雀台西八九丘”的詩句，可能是最早言及曹操疑冢的。南宋詩人范成大詩作《七十二冢》明確提到曹操有“七十二疑冢”，後代文人羅貫中、蒲松齡等在小說、筆記中對此加以渲染，使“七十二疑冢”得以廣泛流傳，並且也使疑冢位置逐漸有了鄴城、許昌、亳州、漳河河底等多個版本。例如，近代較為流行的曹操“七十二疑冢”所指的今河北磁縣北朝墓群，經考古發掘證明為北朝東魏、北齊時期的帝王及皇族墓群，1988年被國務院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與曹操毫無關係。
關於曹操墓的地理位置，據《三國志·魏書·武帝紀》記載，曹操死前曾頒布《遺令》，稱其死後要“斂以時服，葬於鄴之西岡，與西門豹祠相近”。我們探討曹操生平事跡，必須依靠《三國志》等信史，後代文人筆記、小說、詩作等文學作品的史料可信度明顯低於史書記載。
近年來，河北、河南兩省文物部門先後徵集到了後趙建武六年的勒柱石刻和後趙建武十一年的魯潛墓誌，前者提到了西門豹祠殿基，後者記錄了曹操墓與魯潛墓的相對位置。兩件文物的面世，使有關學者將曹操墓的具體位置推定在了安陽縣安豐鄉及其與河北省交界的漳河一帶。
問：曹操的封號是“魏武帝”，為什麼大墓出土的多件刻銘石牌上，銘文都是“魏武王”？
孫新民：在歷史上，曹操有封號、諡號、廟號、陵號，這些各不相同，聽起來比較複雜。
出土的刻銘石牌稱“魏武王”符合當時的歷史背景，曹操稱“魏武王”只有很短的時間，正是他下葬時的稱謂。石牌不大可能銘稱“魏公”或“魏王”，更不可能稱“武皇帝”和“魏武帝”。
8件石牌非現代人偽造
問：有人認為，有的出土石牌被盜掘過，上面的銘文看起來也不是當時的文字，其真偽如何確定？有沒有可能是盜墓者做的偽？
孫新民：大墓出土、徵集的刻銘石牌及“慰項石”數量多達60件，部分已經殘缺不全。這類形制、質地的文物應為首次考古發現，也基本未見於傳世品之中。除“魏武王”這一諡號外，其它刻銘內容均為隨葬用品的名稱和數量，種類較多。刻有“魏武王”銘文的同類石牌共有8件，除其中1件是從盜墓分子手中追繳而來，其餘7件均為科學發掘出土。“慰項石”是警方追繳而來，其形制不同於其它石牌，但刻銘內容與刻有“魏武王”的石牌類同。
石牌刻銘文字的字型比較統一，都是東漢後期流行的隸書字型，俗稱“八分”，由早期漢隸演化而來。因此，大墓出土、徵集刻銘石牌及“慰項石”等文字材料文物，包括刻有官稱的畫像石，從漢字書體特徵、銘文體例的角度分析，其年代定在東漢後期至魏晉時期沒有疑問。再從這些文物的形制、製法觀察，尤其是從銘刻隨葬用品名稱所見內容的角度分析，絕無一般現代人可以偽造的可能。
人骨鑑定須找到曹操後裔
問：何時對出土的男性人骨標本進行DNA鑑定，以確定其是否為曹操本人？
孫新民：目前，野外考古發掘工作剛剛告一段落，儘管一些文物保護的科學技術已經運用於發掘工作，但大量的文物保護和研究的實驗室工作尚待展開，出土人骨標本的古代人類DNA研究也是其中之一。眾所周知，現代人類DNA研究技術和方法已廣泛套用於人類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但從生物遺傳學和考古學的角度來看，對古代人類遺骸中的DNA進行提取和分析，是考古學研究中的一個新興領域，其研究的方法與理論並非十分成熟，因此出土人骨標本的古代人類DNA研究可能會面臨一些技術難題，它取決於兩個客觀條件：
第一，西高穴大墓出土的男性人骨保存較差，生物遺傳學DNA技術能否提取到完整、有效的遺傳基因數據，只有在專業實驗室的測試之後才能有科學、客觀的答案；
第二，完全依靠生物遺傳學DNA技術來判斷該墓男性人骨是否為曹操，還有一個技術難題，即必須找到確定的曹操後裔，並成功提取遺傳基因數據作為參照，二者才能比較研究。
問：為什麼沒有發現墓志銘？
孫新民：古代墓葬中出土的墓志銘一般都是記載墓主傳記的文字材料。專家認為西高穴大墓沒有發現墓志銘是符合客觀歷史事實的。
第一，東漢時期流行墓前立碑，埋入墓中的石刻是不多見的，考古發現更未見典型的墓志銘出土；
第二，東漢末年、三國時期，曹操有感於漢代立碑之盛禍國殃民，曾專門下過禁碑令，並要求後代對自己的墓塋“不封不樹”；
第三，這一歷史時期，正是墓葬地上石碑到墓中墓志銘的過渡時期，魏晉之後的南北朝時期，墓志銘葬俗才逐步定型。目前，最早的墓葬墓志銘是發現於山東益都的《劉懷志墓志銘》，其紀年為南朝劉宋的“大明八年”，即公元464年，距曹操死亡的時間相差了240餘年。因此，曹操墓未見墓志銘應該是正常現象。
墓葬中兩女性身份待考
問：墓葬中另外兩位女性的身份，現在有哪幾種可能？
郝本性：這兩位女性，（經鑑定）一個50多歲，一個20多歲，她們肯定跟曹操有密切關係，這一點是公認的。但她們是殉葬，是“從死”，還是合葬，現在還無法判斷，做結論為時過早，現在能夠提供的前提、線索太有限。這個問題今後如何解釋，可能還會百家爭鳴。
問：曹操墓旁邊的M1號墓，現在發掘工作進展到什麼程度？墓主可能是誰？
潘偉斌：這兩個墓我們是同時開始發掘的，但是M1號墓的發掘工作量較大，有一定危險性，現在工作進行到了三分之二。只要還沒挖到最底下，我們就不能臆測墓主是誰，能出什麼東西，拿事實說話。估計明年三四月份能出結果。
M1號墓遠沒有M2號墓（曹操墓）規模大，墓道很窄，不到M2號墓的一半，也沒有M2號墓深，墓室比M2號墓小，規格比M2號墓低。
出土文物印證正史記載
問：寫進正史的曹操，與傳說、野史和文藝作品中的曹操形象有很大反差，曹操墓的發現，是否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認識曹操的新視角？
朱紹侯：在歷史上，對曹操的評價受正統觀念的影響很大，《三國志》、《資治通鑑》等正史承認曹魏為正統，對曹操的評價就高一些，實事求是一些。《三國演義》等文學作品以劉漢為正統，認為曹操篡漢，是奸賊。從真實的歷史角度講，曹操是文武全才，從歷史記載來看，他是非常注重節儉的，東漢奢侈腐化之風很盛，曹操一改過去的習慣。從這個墓葬中發掘的石牌來看，上面有幾個字是很特殊的，“魏武王常所用”的“常所用”，指的是他日常所用的器具，他死後隨葬的東西，多半是他日常用的，不是專門打造的。墓葬中出土的陶俑，很小很粗糙，跟兩漢帝王墓中的陶俑根本不能相比。從規模看是個帝王墓，從內容看非常簡樸，他講薄葬，不是掛在口頭上。作為歷史評價，我對曹操評價很高。這些出土文物，正好印證了正史的記載。
七十二座疑冢傳說
據考證，所謂72疑冢一說，是宋代以後才出現的。《三國演義》等文學作品，明顯醜化了曹操形象，使得曹操所謂的奸詐形象廣為流傳，72疑冢的說法，從另一方面而言，也迎合了曹操的這種形象。目前，考古界也尚未發現曹操的疑冢。
三國時期多位英豪墓葬地點均不確定
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長劉慶柱向《中國新聞周刊》表示，作為考古的專家，除非有一些特殊的科研項目，或須要進行搶救性挖掘的，一般不會主動對陵墓進行挖掘。國家文物局官員也曾表示，不會輕易開挖所有的帝王陵墓。
孫權墓——
吳王孫權墓的準確位置至今仍然還是一個謎。民間傳言說，可能就在南京梅花山。
南京民間有這樣的傳說：當年朱元璋自己選擇墓址時，一些臣子提出，墓址離孫權的孫陵崗太近，是不是把孫權陵墓遷走？朱元璋說：“孫權與蜀魏形成三足鼎立，算得是個英雄，就留下他為我看守墓道吧。”
梅花山之名源於上世紀30年代民國政府遍植梅花時，此前這裡皆稱孫陵崗或吳王墳。
劉備墓——
公元223年，劉備卒於四川奉節永安宮，他最後身葬何處有三種說法。
一說劉備墓位於成都市武侯祠內之正殿西側，史稱惠陵。後主從諸葛亮之意，先後將甘、吳兩位夫人合葬於此。
第二種說法，郭沫若1961年在奉節考察時認為，劉備死在氣溫極高的夏天，從奉節到成都逆水而上至少也要30多天時間。因此他認為，劉備墓在奉節的可能性比較大。
另一種說法認為劉備墓在四川彭山的蓮花壩。
關羽墓——
關羽退走麥城後，為孫權部將潘璋、呂蒙殺害。孫權將關羽首級獻給當時在洛陽的曹操，曹操敬重關羽忠義，刻沉香木續為軀，以王侯之禮厚葬關羽於洛陽。
在洛陽，葬關羽首級之冢稱為關林，中國古代只有聖人的葬地才能稱為“林”，如孔林、孟林等。洛陽關林占地130餘畝，位於洛陽市南7公里，是我國唯一的冢、廟、林三祀合一的古代建築群。
此外，在湖北當陽，有葬關羽身軀之冢，稱為陵，而古代帝王墓才能稱為陵。山西解縣修建了葬其魂之冢，在四川成都也修建了葬其衣冠之冢。首、身、魂、衣冠冢俱全，在中國墓葬史上實屬罕見。
諸葛亮墓——
公元234年8月(建興十二年)，諸葛亮伐魏時患急病，病卒於北伐前線的五丈原，時年54歲。他在遺囑里要求依山造墓，墓穴能容下棺材就行，入殮時穿平常的衣服，不需要隨葬器物。大多人認為，他死後就葬在陝西勉縣定軍山下。
而民間認為，諸葛亮採取了極其隱秘的辦法來處理後事。相傳諸葛亮的遺囑是，在他死後將屍體入棺，由4名士兵抬著向南走，槓斷繩爛之處便可以下葬。他真正的墓葬在何處，後人至今沒有找到。
為紀念諸葛亮，各地建起了多處武侯祠，其中最著名的包括定軍山下的陝西省勉縣武侯祠(所在地乃諸葛亮當年赴漢中屯軍北伐的“行轅相府”故址)、成都武侯祠、南陽武侯祠、襄樊古隆中武侯祠、重慶奉節白帝城武侯祠、雲南保山武侯祠和甘肅禮縣祁山武侯祠等。
曹植墓——
曹操與武宣卞皇后所生第三子。後世將曹植，與其父曹操，其兄曹丕，合稱“三曹”。
曹植墓位於山東東阿縣城南20公里魚山西麓。
曹植因受曹丕猜忌迫害，鬱郁而死，謚“思”，世稱陳思王。在東阿時，他常登魚山遊覽，死後其子遵遺囑歸葬魚山。曹植墓始建於公元233年(魏太和7年)，坐落於魚山西麓，依山營穴，封土為冢，占地1200餘畝，東南兩側有黃河和小清河縈繞，合為襟帶。
墓前的碑是隋開皇十三年(公元593年)建，高1.7米，寬1.1米，有額無題字，似有畫像，已無法分辨。碑文22行，行43字。早年此碑湮沒於大清河中，到了清代才被撈出，復置墓前，並建碑樓保護。
曹丕墓——
位於河南省洛陽市首陽山，資料不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