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通說

簡介

〖春秋通說〗十三卷。宋黃仲炎撰。仲炎字若晦，永嘉（今浙江溫州）人，窮經篤古，老而不第，其他難以詳考；《溫州經籍志》云：“仲炎，舊府縣誌無考，據李鳴復奏狀稱溫州布衣，狀末有‘甄以寵光’之語，則若晦進書時，鳴復又為乞思澤。萬曆《溫州府志》選舉門載宋進書補官有永嘉黃叔炎，當即仲炎之誤，然所補何官，終無可考。”此書告成於紹定三年（１２３０），奏進則遲在端乎三年（１２３６）。自序認為，《春秋》為聖人教戒天下之書，非褒貶之書；所書之法為教，所書之事為戒。自三《傳》以褒貶立意，專門師授，仍陋襲偽；由漢以後，類例益歧，大意隱矣。所以，此書大旨認為《春秋》直書事跡，義理自明；對於自古以來諸儒經師所謂有“王不稱天，桓不稱王”之類，均給予揚棄。朱熹《朱子語類》曾說，《春秋》是聖人據實而書，是非得失，有言外之意；必須在一字一辭間求褒貶所在，竊恐未然。仲炎的《春秋》無褒貶說，實際上正是承繼朱子而來，並將這一思想進行了充分的發揮。自漢以來，諸儒研治《春秋》，大抵以褒貶賞罰為宗旨；仲炎此論，突破了舊說的限制，豐富了《春秋》一書的研究內容，是宋學在疑經惑古思想指導下研究《春秋》所取得的一個突出成果。同時，仲炎的部分結論，同多數宋儒一樣，難免有臆說武斷之言。如於南季來聘，據三《傳》及《戴記》，認為天子無聘諸侯之禮，《周禮》“時聘”之說不足信；於膝、薛來朝，認為諸侯無私自相朝之禮，三《傳》俱誤，如此，則過於疑古。以子同生為傳語誤人經文；以葬蔡桓侯為公字之偽；以同圍齊為圍重寫字之誤，疑及正經，未免臆為推測。以盟首止為王世子立黨制父，則過於深文。書中對胡安國《春秋傳》亦進行了評論，指出孔子雖因顏淵之間，有取於夏時，不應在修《春秋》時而速有所改定。胡氏認為《春秋》以夏正冠月，朱熹駁其有誤誠屬允當。孔子之於《春秋》，述舊禮者也。如惡諸侯之強而存天於，疾大夫之逼而存諸侯，憤吳、楚之橫而尊中國等等，此皆臣子所得為者。若夫更革當代之王制，竊用天子之賞罰，決非孔子意也。夫孔子修《春秋》，方將以律當時之僭，其可自為僭哉？其立意正大明白，所論深得經旨，遠勝胡安國之論。傳本有《通志堂經解》本及《四庫全書》本等。 以《春秋》所載事跡類編為目，前冠序，後附論斷。第一卷為王朝及霸國，霸國之中黜秦穆、楚莊而保存宋襄，於晉文以下列自襄公至定公十君；並特附以魯國二卷，為周同姓之國；而特附以三恪三卷，皆為周異姓之國。將秦、楚、吳、越列於諸小國之後。宋代為積貧積弱的朝代，內憂外患屢屢不斷，特別是南宋時北方半壁河山被金人占領，面對此情此景，講倫常，講君臣關係的宋儒在研究《春秋》時，多有感而發，李琪亦不能出其外。書中所論，皆有目的。如議晉文借秦抗楚，晉悼結吳困楚，實則為徽宗時之通金滅遼而言。譏紀侯鄰於仇敵而不能自強，則顯然為高宗不事北伐復國而專事和議而言，其為文之用意在於鑑戒。至於稱魯已滅之後，直至秦、漢猶為禮義之國，則自解宋室．南渡之弱。霸國之中退秦穆、楚莊而進宋襄，則自解北轅之恥。置秦、楚、吳、越於諸小國之後，則又隱喻攘夷一抑金尊宋之意。諸如此類作者通篇均屬借《春秋》以寓時事，大體與胡安國《春秋傳》同。並且，其思想亦與胡氏一致，既有強烈的愛國意識，於口頭高喊要討伐金人，但在另一方面，卻又害怕戰爭，討厭戰爭。所以，此書是宋儒挾帶現實問題去發揮《春秋》微言大義的最典型著作，對後人研究南宋諸儒的心態，參證價值尤高。有《通志堂經解》本，《四庫全書》本及乾隆末當塗朱煌刊本傳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