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目錄
| 第一部分 |
| 第一章 [《回憶錄》的由來和性質——1848年革命之前時期的概況——這次革命的前兆] |
| 第二章 [宴會運動——政府的安全——反對派首領關心的事情——他們對大臣們的指控] |
| 第三章 [2月22日動亂——23日的會議——新內閣——迪福爾先生和博蒙先生的感想] |
| 第四章 [2月24日——內閣的反抗計畫——國民自衛軍——貝多將軍] |
| 第五章 [議會開會——奧爾良公爵夫人——臨時政府] |
| 第二部分 |
| 第一章 我對2月24日的原因的判斷及對由此產生的事態的看法 |
| 第二章 2月24日次日的巴黎以及以後幾天的情況——新革命的社會主義特點 |
| 第三章 舊國會議員在作決定時態度曖昧——我對自己的所作所為的反思和我的決心 |
| 第四章 我在芒什省競選——地方的情況——大選 |
| 第五章 制憲議會第一次會議——這個議會的場面 |
| 第六章 我與拉馬丁的關係——拉馬丁的猶豫不定 |
| 第七章 1848年5月15日 |
| 第八章 協和的慶典和走向六月事件的道路 |
| 第九章 六月事件 |
| 第十章 六月事件（續） |
| 第十一章 憲法委員會 |
| 第三部分 |
| 第一章 歸國——內閣成立 |
| 第二章 內閣的面貌——至6月13日造反失敗內閣的初期行動 |
| 第三章 國內政治——內閣的內部紛爭——內閣面對多數派和總統困難重重 |
| 第四章 外交問題 |
| 附錄 |
| 一 古·德·博蒙談2月24日 |
| 二 與巴羅的談話（1850年10月10日）巴羅談2月24日 |
| 三 1848年2月24日紀要迪福爾先生和他的朋友為阻止二月革命所做的努力——梯也爾先生使這些努力不起作用應負的責任 |
| 四 為1848年6月至1849年6月的《回憶錄》所寫的筆記（1851年4月） |
| 五 關於我將要寫的《回憶錄》部分內容的提要（1851年4月，在歸國途中） |
| 六 1851年5月15日我與共和國總統的談話（我從義大利回國後與他首次見面） |
| 七 修改憲法一1851年6月21日應我之邀來我家會晤中貝里耶與我的談話。我們二人都是憲法修改委員會委員 |
創作背景
《論美國的民主》（上卷）剛一刊行，即令托克維爾聲名鵲起，人們立刻將它的作者與孟德斯鳩相提並論。1839年，托克維爾不僅成了人文和政治科學院院士，而且還當選為代表瓦洛涅市的眾議院議員，他加入了與基佐內閣對立的反對派；1841年，他被選為法蘭西學院院士。
顯赫的聲譽和頭銜，使托克維爾能夠頻繁而貼近地接觸和觀察王朝統治者涉足的上流社會以及與之對抗的左翼營壘，耳聞目睹那些活躍於政界學壇的權勢之輩及其參與的重大事件，他們中不少人後來就出現在這部回憶錄中。
拿破崙帝國消逝後，波拿巴主義作為導源於大革命的自由主義和專制主義相混合的法蘭西強盛體制的象徵，又得益於皇帝其人葬身聖赫倫那島的史詩般悲劇性結局，在一般民眾中始終保持著不容忽視的感召力，即便在復辟初期“無雙議會”實施的“白色恐怖”之下，官方也難以將其排除。對於力圖擺脫1815年維也納體制束縛的國民來說，波拿巴主義甚至成了一種喚起他們懷舊自豪感和浪漫主義激情的力量源泉。復辟王朝尤其是七月王朝治下，拿破崙傳奇在怨恨波旁家族統治的社會各階層中產生的影響愈來愈大，在左翼陣營中以及極右翼除外的右翼營壘里均能引發共鳴，特別受到廣大農民的同情。1830年7月“三個光榮日”暴動中，一些起義者喊出了拿破崙二世（賴希施塔德公爵,1811-1832）的名字。有“雛鷹”和“羅馬王”之稱的幼皇在郁倡中卒於異邦後，波拿巴主義者轉而擁戴拿破崙之侄路易波拿巴（Louis Bonaparte，1808—1873）。此人是一位雄心勃勃的冒險家，發表過《拿破崙思想》一書，鼓吹建立民主主義的愷撒政體，圖謀恢復皇權。路易波拿巴的宣傳和冒險，加速了拿破崙傳奇的擴散和波拿巴主義的振興，尤其博得外省居民的好感，從而預示著一股非常強大的政治勢力受鉗制多年後行將依靠農民的支持而重返權力的角斗場。
復辟王朝和七月王朝的達官顯貴們熬過動魄驚心的革命劇變後得以捲土重來，在暫時的共和制門面下實施君主主義的“議會專政”。波拿巴總統則利用各派之間的矛盾與議會爭鬥，加緊培植和壯大自己的帝制派黨羽，於1851年12月2日發動政變，一年後正式改共和為帝國。曇花一現的法蘭西第二共和國“共和制實習”結束了。
托克維爾回憶錄追述和評論的就是這樣一段歷史，其中的人和事，主要是國內的也有國外的；托氏本人在二月革命後重新當選為制憲議會議員，1849年6月3日至10月10日出任外交部長。
作品思想
《托克維爾回憶》的可貴之處在於可以使讀者深入到托氏的內心世界，從而準確全面地把握他的思想體系及歷史社會背景。托克維爾曾多次表示，他寫作的目的主要是為了表達自己的思想，而不是取悅世人。“我是世上最不能違背自己的精神與趣味向上爬的人；當我從自己的所作所為中得不至叮快樂時，我覺得我簡直連個庸才都不如。”，儘管如此人們仍可以認為他公開出版的著作還不像在《托克維爾回憶錄》中那樣直抒胸臆。因為它“只是為我一個人寫的”，“是一面自我消遣地從中觀看我的同時代燈口我自己的鏡子，而不是準備公之於眾的畫像。”即使是他最好的朋友也不知道他在撰寫回憶錄因為他希望保持既不炫耀自己又不取悅他人的寫作自由。托克維爾痛感大部分回憶錄的作者都容易文過飾非，只展示自己光輝正確的一面，而他則希望能夠如實披露自己及他人的行為與動機。《回憶錄》也確實是這種風格：既寫出了他的內心活動，也栩栩如生地描畫了活躍在法國1848年革命舞台上各角色的眾生像。其文風的尖酸刻薄與他公開出版的著作風格大異其趣：國王路易·菲力普“過分客氣，但不擇對象和有失尊榮這種客氣與其說是符合君主的身份，不如說是符合商人的身份。他絕不愛好藝術和文學，但熱愛產業……他本人沒有信念，對他人的信念也不相信。”他的表姐在革命中只知哀嘆自己的命運而絲毫不關心國事；馬拉斯特是一個喜歡奢華、吃喝、女人的，“總是用人民的自由來理解以人民的名義實行專制的人物。”雷米薩“向來對可能發生的事情表現清醒，而對州寄發生的事情表現糊塗”。二月革命時的眾議院議長索澤則是個笨蛋、“一個不知廉恥的大無賴”。連他的摯友、因與他一起訪美而聞名的博蒙，也不時受到他的調侃。
在他的眼睛裡，七月王朝的絕大多數政客都是這樣一群缺乏遠見、不通世務、心地狹隘、自高自大的二流人物。可悲的是，正是這樣的人在領導著法國，並用他們的無能直接引發了二月革命。這種淋漓盡致的寫法當然決定了回憶錄是完全秘密的。但也只有如此，它才能真實。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煩，托克維爾甚至在遺囑中禁止在他同時代的人還在世時出版其《回憶錄》。以這樣的心態和風格寫成的書，當然能更加準確地反映作者的真實思想，儘管它並不是一本專門系統的政治哲學著作。
在回憶錄中，他一點也不掩飾自己對真正貴族制的偏好和留戀。他認為，這是一個溫和的、有榮譽感的、有以國家事務為己任的責任感的階級。這個階級的存在無論是在舊制度下還是在1814年後的王朝中，都構成了公民政治自由的基礎。相形之下，他對主導著七月王朝的資產階級的批評倒是一點也不留情面，認為“一切政治權力、一切豁免好處、一切特權、政府的一切管理權，統統落在這個資產階級的狹小的圈子裡。……他們占據了所有的官職，使官職數大大增加，而且幾乎全靠國庫生活並把國庫視為自己的產業。”他們“受利己心的驅使，和女府進行私人企業式的管理；他們當中的每個人都把國事按照私事處理”。因此，讀者完全沒有必要因為托克維爾鼓吹自由而將他強行解釋為背叛了貴族階級。他倒真是認為無論專制君主、資產階級民主還是社會主義，都不如貴族精神那樣能夠與自由自然結合。
看起來真正有些矛盾的，毋寧說是他在欣賞貴族精神的同時對民主制的認同。因為強調卓越的貴族制與注重平等的民主制確實不一樣。他在思想史上的最大貢獻也正是對民主制下如何保護公民政治自由的論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