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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創作生涯艾青
一
我誕生於一九一○年三月二十七日。是滿清王朝末年，辛亥革命前一年。
我念國小的時候，爆發了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由愛國主義開始，到科學與民主的啟蒙運動。馬克思主義傳播到中國。
我少年時酷愛繪畫。
我念初級中學時，受民主思想的衝擊，和同學一起上街遊行，喊口號，砸爛賣仇貨的商店，搗毀“禁菸督察署”，——公開賣鴉片煙的地方。
一九二八年中學畢業那一年，北伐軍路過金華縣城，我們到郊外去迎接，在操場上舉行軍民聯歡會。不久，革命被出賣了，學生領袖被砍頭，轟轟烈烈的運動被鎮壓下去了。
一九二八年夏天，我考入杭州的國立西湖藝術院繪畫系，念了不滿一個學期，院長看了我的畫，說了兩句關鍵的話：“你在這裡學不到什麼，到外國去吧。”
一九二九年春天，我就隨同幾個同學懷著浪漫主義的思想，象從家裡逃跑似的，到法國巴黎去了。
最初家裡還可以接濟，不久就斷了支援。我在一家中國漆的作坊找到工作。有時工作半天，就到蒙巴納斯一家畫室畫素描，而我早已愛上後期印象派的畫家們了，看不起“學院派”的繪畫。
我曾經說：“我在巴黎度過了精神上自由，物質上貧困的三年”；但是我亦沒有餓過肚子。我閱讀了一些批判現實主義的作品，也讀了些哲學書籍，文學讀得比較多的是詩。我就象水上漂浮的草隨波逐流。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侵略軍輕而易舉地占領我國東北的土地——民族危機一天天地深重了。
在巴黎，我參加了反帝大同盟的一次集會，我的第一首詩《會合》就是這次集會的記錄。
一天，我在巴黎近郊寫生，一個喝醉了的法國人走過來，向我大聲嚷嚷：“中國人！國家快亡了，你還在這兒畫畫！”一句話，好象在我的臉上打了一個耳光。
一九三二年初，我因家裡幾乎斷了接濟，準備回國，而日本侵略軍進攻上海，激起我國軍民的抵抗——一月二十八日正是上海爆發戰爭的日子，也是我從馬賽上船的日子，經過一個月零四天的時間，到上海，戰爭已經結束。國民黨和日本簽訂了“淞滬停戰協定”——妥協投降了。當我看到閘北一帶的斷牆殘壁時，我幾乎要哭了。
我沮喪地回到家鄉，住不到一個月就出來，在杭州遇到一個同學，他說上海有一個
中國左翼美術家聯盟。五月到上海我就參加了，和幾個美術青年辦了一個“春地畫會”，六月在八仙橋舉行一次展覽會；七月十二日晚上，正在樓上念世界語的時候，突然上來幾個法租界巡捕房的密探，把我和十二個美術青年一同逮捕，經過審訊，十一個都釋放，我和那個同學關起來。從此，我與繪畫絕了緣，就在獄中寫詩。
我寫了一首《蘆笛》，前面引了現代派詩人阿波里內爾的話：
當年我有一支蘆笛
拿法國大元帥的節杖我也不換。
我把蘆笛象徵藝術，把元帥節杖象徵不正的權力；詩里罵了法國的白里安、罵了德國俾斯麥；而且說我將象一七八九年似的向巴士底獄伸進我的手去，而這個巴士底獄不是巴黎的巴士底獄。
這樣的一首詩，不知道是監獄方面看不懂，還是他們根本不看詩，就寄出去發表在《現代》上。
每當不眠之夜，借鐵柵欄外的燈光，我在拍紙簿上寫詩，有時把兩句疊在一起了，等天亮把它們拆開重抄。這些詩，署上莪伽的筆名，通過探監的人帶出去發表。
一九三三年初，一個下雪的日子，我從碗口大的窗戶看著雪，想起了我的褓姆，我寫了《大堰河——我的褓姆》。為了避免監獄方面的注意，我改用了一個筆名，由律師帶給一個朋友，由那個朋友轉給《春光》發表。
這是我第一次用了新的筆名：艾青。
我在獄中關了三年零三個月，出獄回家。
有一次，在趕集的路上，我的父親說：“你寫的那也是詩嗎？——聽說你寫詩還出了名。”他不以為我寫的是詩，他認為詩只能是五個字一句或七個字一句的。但他也知道他已不能幹預我寫詩了。
一九三六年上半年，我在常州武進女子師範教了一個學期的書，又失業了。
我在上海的亭子間裡繼續寫詩。
一首《春》，寫的是一九三一年國民黨在龍華槍殺五個革命作家的——記憶。最後問：
人問：春從何處來？
我說：來自郊外的墓窟。
另一首《煤的對話》，最後問：
你已死在過深的怨憤里了么？
死？不，不，我還活著——
請給我以火，給我以火！
我把從三二年開始到三六年寫的詩，選了九首，自費出版了第一本詩集《大堰河》，想不到引起評論界的注意，後來終於由巴金收進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抗日戰爭爆發。前一天，七月六日，我在滬杭路上寫了一首《復活的土地》。詩的第四段里，我寫：
就在此刻，
你——悲哀的詩人呀，
也應該拂去往日的憂鬱，
讓希望甦醒在你自己的
久久負傷著的心裡……
渴望已久的抗日戰爭真的來了。十月，我從杭州到金華，由金華滿懷興奮地到武漢。
十二月二十八日晚上，我寫了《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這首詩，我是以悲哀的心情寫的，因為在戰爭到了危險的時候，國民黨內投降派又主張和談了。
在這首詩中我寫了我自己：
——躺在時間的河流上
苦難的浪濤
曾經幾次把我吞沒而又捲起——
流浪與監禁
已失去了我的青春的
最可貴的日子……
從我十九歲到二十五歲，是在流浪與監禁中度過的。這個年齡正是最可貴的。
詩的最後，我寫：
中國，
我的在沒有燈光的晚上
所寫的無力的詩句
能給你些許的溫暖么？
第二天，紛紛揚揚地下起了大雪。我對一個朋友說：“今天這場雪是為我下的。”這個朋友說：“你這個人自我中心太厲害了，連天都聽你指揮的。”他不知道，人是有預感的。
一九三八年，我從武漢到山西臨汾，一路上寫了《手推車》、《乞丐》、《補衣婦》等短詩和長詩《北方》。臨汾吃緊，我從陝西到武漢，寫了長詩《向太陽》；我又從武漢到桂林，寫了一些短詩和長詩《吹號者》、《他死在第二次》。
從三八年到三九年，我寫了一些論文：《詩與宣傳》、《詩與時代》、《詩的散文美》以及《詩論》和《詩人論》。
一九四○年初，我在湘南新寧衡山鄉村師範教了半年書；寫了些短詩和長詩《火把》。下半年，從湘南到重慶，認識了周恩來同志。記得第一次是在北碚會面的。
一九四一年初，發生“皖南事變”——新四軍往北撤移的時候，受到國民黨部隊突然襲擊。
重慶籠罩著恐怖，我的身後有特務釘梢。
我由周恩來同志幫助，和幾個人化裝為國民黨的官僚，一路上經過四十七次的崗哨檢查，終於安然到達延安。
七月的一個晚上會見了毛澤東同志。
我根據一個年輕記者的敘述，寫了一匹馬的故事《雪裡鑽》。
一九四二年三月我為《解放日報》的《文藝》百期紀念寫了《了解作家、尊重作家》一文。
五月，我參加以毛澤東同志的名義召開的“延安文藝座談會。”從此，我寫了一些比較大眾化的作品，歌頌了工農勞動模範。我也寫了長詩《我的父親》，這是作為刻畫一個典型寫的。這時，聽說我的父親已去世，隨之不久，母親也去世了。我寫了《獻給鄉村的詩》。
我曾隨一個運鹽隊到三邊——靖邊、安邊、定邊。收集了定邊的一個土地革命的材料，想寫長詩《白家寨子》，但是，等我從三邊回來，延安開始了“一場不流血的戰爭”——接連三年的整風運動，為打敗日本侵略者和國民黨反動派打下了思想基礎。
一九四五年八月，經過了八年的浴血抗戰，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中國人民勝利了。
九月我隨同一個文藝工作團到張家口，這是在關內解放的第一個大城市，我寫了《人民的城》。
我當了華北聯合大學文藝學院副院長。這是我作行政工作最長的時間，除了組詩《布穀鳥集》之外，我很少寫詩。由此可見，寫詩與行政工作是有牴觸的。
一九四九年一月北京解放，我又一度回到美術工作上來——作為軍代表，接管中央美術學院。但是，為時不久，我又回到文藝界工作。
一九五○年秋天，我到蘇聯訪問了四個月，寫了組詩《寶石的紅星》，居多的是浮泛的頌詞。
這一年由開明書店出版了我的第一個選集《艾青選集》。
一九五三年回到離別了十六年的家鄉，住了一個星期，我家的舊房子被日本人燒了，現在的房子是新蓋的。寫了長詩《雙尖山》和另一首寫浙東遊擊戰爭的敘事長詩《藏槍記》。這首詩我以不很熟練的民歌體寫的，是我寫作中的一次失敗。
一九五四年七月，受智利眾議院議長的邀請，經歐洲到南美洲。在巴西寫了《一個黑人姑娘在歌唱》；在智利寫了《礁石》、《在智利的紙菸盒上》，又寫了長詩《大西洋》、《在智利的海岬上》。
從南美洲回來，訪問了舟山群島，根據民間故事寫了敘事長詩《黑鰻》。
一九五七年四月，我到上海收集大量材料，想寫帝國主義對中國的經濟侵略，未成，五月返回北京，因接智利聶魯達、巴西亞馬多到昆明，由昆明飛往重慶，由重慶坐輪船順流而下。寫了《長江行》。
不久，一次大規模的運動開始了。
二
在眾所周知的情況下，我被劃為“右派”。我成了痰盂。一切謾罵都是判決。
我必須到新的環境裡接受改造。我得到一個將軍的幫助，到東北黑龍江的北大荒國營農場生活了一年半，又調到西北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鍛鍊。
我沉默了二十一年之久，最初的一段時間，我生活得還很平靜。一九六七年，“文化大革命”中，我家首先被衝擊，許多稿件被抄走，其中有《長江行》以及寫上海的《外灘》、寫北大荒的《踏破荒原千里雪》、《蛤蟆通河上的朝霞》以及在新疆寫的大量的詩。許多重要的信件、資料也遺失了。從“低頭認罪，打翻在地，踩上一隻腳，永世不得翻身”，“三忠於”、“四無限”，游斗，示眾，一直鬧到一九七一年九月，林彪叛國潛逃喪命之後，我才算鬆了口氣。我被允許到師醫院看病，才知道的我右眼已經完全失明了。
一九七三年我被批准到北京治眼疾。
一九七五年，我再次到北京治眼疾。七六年十月，作惡多端的江青反革命集團垮台了，萬民同慶。
又經過約兩年的時間，有人鼓勵我重操舊業——寫詩。
上海《文匯報》終於發表了我的一首詩《紅旗》；隨之又發表了《魚化石》。讀者才知道我依然還活著。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我寫了長詩《在浪尖上》。
同年十二月，我完成了長詩《光的讚歌》。
一九七九年二月至三月，我隨一個訪問團到海南島、湛江、廣州、上海。
我在政治上得到平反，恢復名譽，恢復黨籍。我隨中國人民對外友協代表團，訪問歐洲三國。
在西德，我訪問了法蘭克福、漢堡、特里爾、哥廷根、慕尼黑、波恩……在訪問西柏林時，我寫了一首《牆》——柏林圍牆。
奧地利維也納是我在一九五四年到南美洲時曾經路過，而且住過幾天的地方，那時我把它形容為患了風濕症的婦人；而現在，經過了二十六年之後，她變得象歡樂的少女，容光煥發了。我還訪問了林茨、薩爾斯堡、巴登。
在義大利我訪問了都靈、熱那亞、米蘭、威尼斯、羅馬。我寫了長詩《古羅馬的大鬥技場》。
我在新疆農場時，曾讀了一點歷史，對古羅馬多少有一點了解。在《古羅馬的大鬥技場》里有一段寫蒙面鬥士的，影射“文化大革命”中互相衝殺著的人被蒙上眼睛，勝利是盲目的，失敗也是盲目的。
一九八○年六月，我受法國波里尼亞克基金會和巴黎第三大學的邀請，參加“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文學”國際會議。我寫了《中國新詩六十年》。
我和巴黎已闊別四十八年之久，我曾住過的玫瑰村已經不見了，經過了第二次世界大戰，連街道也改變了，都是新蓋的房子；我到拉丁區去找我住過的旅館，旅館還在，但門面煥然一新了。
有人問我：“你離開巴黎這末久了，你看它有什麼變化？”我說：“凱鏇門，巴黎聖母院，鐵塔依然如故；但是，十三區蓋了許多高層建築；還有戴高樂國際機場，蓬皮杜文化中心，高速公路，汽車也增多了；街上有很多穿喇叭褲、戴黑眼睛、騎機車的青年男女。巴黎大變了。”
訪問了尼斯、坎城、蒙地卡羅；寫了《巴黎及其它》組詩。
從尼斯飛羅馬，我第二次到義大利。
同年九月，受愛荷華國際寫作中心主持人聶華苓的邀請，在美國四個月。到得梅因、芝加哥、費城、紐約、華盛頓、波士頓、印地安那、舊金山、洛杉磯等地訪問，我也寫了一些詩。回來路經香港寫了《香港，香港》。
一九八一年，我寫了長詩《面向海洋》和紀念周總理的長詩《清明時節雨紛紛》。
一九八二年四月，應邀參加在日本舉行的聯合國教科文主持的亞洲作家會議。討論“民族文化與民族特徵”。我在會上發了言，中心思想是：“茶葉和咖啡當然可以並存；鴉片與大麻則必須禁止；科學與迷信應該區別。”
會議在東京、京都舉行；還訪問了奈良。
五月，杭州為紀念我創作五十周年舉辦學術討論會，我趁此機會回到家鄉去，見了我的褓姆大堰河的第二個兒子蔣正銀——大堰河有五個兒女，死了四個，正銀是蔑工，比我大五、六歲。
一九八三年一月，我被邀請參加新加坡的“國際華文文學營”會議。
一九八三年一月號的《十月》雜誌上發表了我的長詩《四海之內皆兄弟》。
老實說，經過了多少年的動盪不安之後，我的心情是極平靜的。正如我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寫的《虎斑貝》里寫的：
要不是偶然的海浪把我卷帶到沙灘上
我從來沒有想到能看見這么美好的陽光
我是樂觀的，也是達觀的
一輩子不知道摔過多少跤。
摔倒了自己爬起來，拍拍身上的灰土就完了。
我即使一邊流血，一邊也還笑著──
一九五四年七月二十五日，我在智利海邊看著礁石，我寫了：
一個浪，一個浪
無休止地撲過來
每一個浪都在它腳下
被打成碎沫，散開……
它的臉上和身上
象刀砍過的一樣
但它依然站在那裡
含著微笑，看著海洋……
許多比我年輕的死在我前面了，我卻還活著。要是在七、八年前死了和死了一條狗沒有什麼兩樣。
從一九三二年發表《會合》開始，到今天已度過半個多世紀了。這就是我的創作生涯。有時，真象穿過一條漫長、黑暗而又潮濕的隧道，自己也不知道能不能活著過來，現在總算過來了。
一九八三年初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