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渭(1521～1593)
正文
明代戲曲作家、詩人、書畫家。初字文清，改字文長，號天池山人,青藤道士,或署天池生、田水月等。明正德十六年二月初四(1521.3.12),生在浙江山陰縣（今紹興市）大乘庵東邊的榴花書屋。父徐兩是個舉人，長期在貴州教書，並擔任過多年的州縣官，後因病回到山陰原籍。徐渭一生在科舉和仕途上都不得意。20歲考取秀才後,曾8次參加鄉試。直到40歲仍未考中舉人。嘉靖三十七年(1558),應聘到浙閩總督胡宗憲幕下當幕客,曾親臨前線參加抗倭戰鬥，屢出奇謀，建立戰功。由於統治階級內部的傾軋，四十二年(1563)春，胡宗憲被捕入獄，徐渭不但報國無門，而且清名受污，又加上夫妻不和,以致精神失常。四十五年(1566),寫《自為墓志銘》，連續9次自殺未遂。又因誤殺繼妻而入獄，7年後才被友人營救出獄。晚年，以鬻書賣畫謀生。 徐渭的坎坷終生，跟他具有不合封建世俗的叛逆性格是分不開的。在中國封建社會，儒家思想一直占據統治地位，而徐渭卻“不為儒縛”(《自為墓志銘》)。他“眼空千古，獨立一時”（袁宏道《徐文長傳》）。在政治上，他支持張居正，譴責嚴嵩，積極參加抗倭戰爭。在文學上，他強調獨創，反對復古摹擬，斥之為鸚鵡學舌，“其音則人也，而性則鳥也”（《葉子肅詩序》）。對於當時所謂達官貴人、騷士墨客,文長皆叱而奴之,恥不與交。晚年，憤益深，佯狂益甚，顯者至門，皆拒不納。當道官至，求一字不可得；而對卑賤者，他卻深表同情,親如家人。“時攜錢至酒肆,呼下隸與飲。”（袁宏道《徐文長傳》）他的這種思想性格，自然不能為封建統治階級所容納。
《四聲猿》雜劇是徐渭的戲曲代表作，系由《狂鼓史漁陽三弄》、《玉禪師翠鄉一夢》、《雌木蘭替父從軍》、《女狀元辭凰得鳳》4部短劇組成。
徐渭(1521～1593)《玉禪師》取材於《西湖遊覽志》，描寫臨安府尹柳宣教因玉通和尚不赴庭參便對他施行報復，派遣妓女紅蓮前去勾引，玉通和尚因犯色戒而羞憤自殺。死後投胎為柳太守女兒柳翠，淪為娼妓。玉通的同門月明和尚指出柳翠的前生因緣，引度她出家為尼。劇本帶有因果報應的迷信思想，但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官場與佛門的爾虞我詐，並批判了禁慾主義喪失人性的虛偽本質。它使人們看到，縱慾破戒照樣可以得道升天，只有偽善者才永遠被拒於天國的門外。此劇和元代無名氏的《月明和尚度柳翠》雜劇不同,主要是削弱了宗教迷信思想,加進了柳太守設計陷害玉通和尚的政治內容。
《雌木蘭》寫花木蘭女扮男妝,替父從軍,為國立功的故事。歌頌了花木蘭的愛國主義和英雄主義精神。它取材于樂府民歌《木蘭辭》，但在故事情節和主題思想上都有重大發展。不僅添上木蘭的父親花弧，並描寫木蘭喬裝和出征的經過，以及征戰12年，凱旋迴家以後嫁王郎的歸宿,使故事情節更加合理豐滿,而且剔除了《木蘭辭》中“忠孝兩不渝”的說教，突出了英勇愛國和男女平等的思想。作為一個巾幗英雄的形象，花木蘭深受廣大人民民眾的喜愛，從雜劇到崑曲，從京劇到許多地方戲，一直活躍在中國戲曲舞台上。
《女狀元》寫五代時黃崇嘏女扮男裝,考中狀元,被授予成都司戶參軍，周丞相欲招為婿，當她不得不說出真情時，周丞相便娶她為媳。此劇抒發了作者對封建社會摧殘人才的不滿和牢騷，客觀上揭露了封建社會壓迫婦女的現實。黃崇嘏才華出眾，當她喬妝成男人時，可以中狀元，做官斷冤獄，但在她暴露女兒身份以後，卻只能棄官成婚，使她的文學造詣和政治才能葬送於閨閣之中。作者深為封建社會婦女的受壓迫而抱不平，他在劇中大聲疾呼：“裙釵伴,立地撐天,說什麼男兒漢！”“世間好事屬何人，不在男兒在女子。”
徐渭的《四聲猿》在中國戲曲史上的影響較大。明代的澄道人說，它“為明曲之第一”（《四聲猿引》）。袁宏道說：“余少時過里肆中，見北雜劇有《四聲猿》，意氣豪達,與近時書生所演傳奇絕異。”(《徐文長傳》)它正是以這種“絕異”的嶄新面貌登上當時劇壇的。它運用了浪漫主義的藝術手法，諸如由陽罵曹改為陰罵曹，和尚可以破戒，妓女能夠得道升天，女扮男裝，婦女照樣可以乾出武能安邦建勛、文能狀元及第等驚天動地的英雄事業，打破了封建傳統思想的束縛，洋溢著狂傲的反抗思想。想像之豐富，情節之離奇，被稱為“是天地間一種奇絕文字”（王驥德《曲律》）。它對湯顯祖有著直接的影響，湯顯祖說過：“《四聲猿》乃詞場飛將，輒為之唱演數通。安得生致文長，自拔其舌！”（王思任《批點玉茗堂牡丹亭敘》）《四聲猿》在雜劇的音律、體制、表演等藝術形式上也有一些創新，為清代雜劇創作開闢了一條新路。而在思想和藝術上卻不無局限，它所表現的民主思想畢竟是很朦朧的，封建的色彩依然十分濃厚，人物形象比較單薄，粗獷豪放有餘，而豐滿細膩不足。
《歌代嘯》雜劇相傳也是徐渭的作品。它是諷刺劇，分為4折。素材取自市井瑣事,主要是揭露僧侶禁慾主義的虛偽、荒唐，張冠李戴，嫁禍於人；鞭撻封建官僚的醜惡和專橫，“州官放火，禁百姓點燈”。其嬉笑怒罵、冷嘲熱諷的戰鬥風格，比《四聲猿》更為辛辣犀利。但寫得淺薄顯露，失於剪裁提煉，趣味也不免庸俗。
徐渭的《南詞敘錄》是研究宋元南戲的重要文獻和理論批評著作。它記錄了宋元南戲60種、明初戲文47種，並對南戲的淵源、聲腔、腳色、常用俚語以及戲曲改革和創作等方面，提供了重要的史料，發表了寶貴的意見。徐渭提倡本色,認為戲曲“本取於感發人心,歌之使奴童、婦女皆曉，乃為得體”。他對當時戲曲創作中慣用經子語、典故、作對子的“時文氣”,提出了尖銳的批評,指出其弊起於邵燦的《香囊記》，經“三吳俗子”競相效尤，“遂至盛行”。他對這種脫離舞台、脫離一般觀眾的創作傾向，發出了振聾發聵之言：“南戲之厄，莫甚於今！”針對當時人們對《琵琶記》的不同評價，徐渭熱情地肯定了《琵琶記》中《食糠》、《嘗藥》、《築墳》、《寫真》諸出,是從“人心中流出”的真情,“句句是常言俗語，扭作曲子，點石成金，信是妙手。”他的看法，對後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徐渭還評點過《西廂記》，修改過梅鼎祚的《崑崙奴》雜劇。
徐渭的詩文集《徐文長初集》、《闕編》、《徐文長三集》、《徐文長全集》、《徐文長佚稿》、《徐文長佚草》以及《四聲猿》雜劇,都有明清刻本傳世。《歌代嘯》有1931年南京國學圖書館影印精鈔本。《南詞敘錄》現存舊鈔本，並有《讀曲叢刊》本、《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