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夢秋[紅軍叛徒]

徐夢秋[紅軍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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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夢秋,1895年出生於安徽壽縣;1925年入上海大學,同年加入中共;參加過北伐戰爭。1927年,中共派徐夢秋去蘇聯學習。1930年8月回國抵達江西蘇區,被任命為軍委秘書、軍委秘書長。1934年隨同中央紅軍參加了長征。1935年9月改任紅三軍團宣傳部長。1937年11月赴蘇聯治病。到達迪化後他被盛世才留用,任命為教育廳副廳長兼新疆學院院長,盛世才後來背信棄義,把毛澤民等共產黨人投入大牢,徐夢秋叛變革命,任為軍統局少將特研組組長。解放戰爭後期他一度隱姓埋名,1949年6月被逮捕歸案,關押於老虎橋監獄;1976年5月22日獄中病死。

基本信息

早年經歷

徐夢秋(前左五)等在蘭州八路軍辦事處 徐夢秋(前左五)等在蘭州八路軍辦事處

徐夢秋(1895—1976),安徽壽縣人,1895年出生,早年參加革命。 1924年夏,徐夢秋和柯慶施等在安慶組建了中共安慶支部。當時,徐夢秋是國共兩黨聯合創立的上海大學的學生(于右任為校長,鄧中夏為教務長,瞿秋白為社會科學系主任)。

1923年11月,徐夢秋和劉劍華(即劉華)等經中共上海地委批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一說於1926年經彭述之介紹入黨)。在這所學校里,徐夢秋受到瞿秋白、蔡和森、張太雷、惲代英等的教誨,又廣泛接觸馬列主義書籍,為他後來成為一位“紅色歷史學家”奠定了基礎。

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徐夢秋因隱藏於法租界,並得到王亞樵的保護而幸免於難。以後,他與黨組織一度失去聯繫。為謀生計,他化名“孟明”,在商務印書館做校對員、編輯,期間寫作、出版過幾本通俗書籍,如大孚公司出版的《朱元璋評傳》、《南明哀史》,廣益書局出版的《中國抗倭史》、《戚繼光》等。後來,徐夢秋被黨組織派往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

紅軍歲月

1930年,徐夢秋學成回國,並秘密潛入江西蘇區。此後,他曾擔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秘書長(1931年11月至1933年5月)、紅一方面軍政治部主任、紅軍總政治部宣傳部部長、軍委撫恤委員會委員等。1933年10月,中國工農紅軍大學成立,校址設在江西瑞金大埠鄉,當時校長兼政治委員是何長工(後為張宗遜,周昆曾任代理校長),徐夢秋則任代理政治委員(彭雪楓曾任政治委員),並曾任政治部主任。這所紅軍大學當時有100多名學員,分為高級班和上級班。高級班的學員大多是團以上幹部,有蔡會文、龔楚、鄧華等;上級班的學員則主要是營以上幹部,如韋國清、張愛萍等。蘇振華、劉震、李志民、劉亞樓等紅軍高級將領也曾聽過徐夢秋的課。

當時“紅大”開設的軍事訓練課,主要內容是學習蘇軍的戰鬥條令和野戰條令,政治課則主要學習列寧主義和政治工作方面的材料,講授者主要是政治部主任徐夢秋。當時在這所學校講課的主要軍事教員,除瞿秋白外,還有曾在《紅軍長征記》里留下文字的何笛宙(原國民黨第五十二師工兵營少校營長,黃埔軍校第二期學生)、李德、陳時驥(原國民黨第五十九師師長)等。

徐夢秋是留學蘇聯的才子,也是蘇區一位著名的筆桿子,1933年12月12日的《紅色中華》,就曾以顯著的位置刊登了他寫的一篇長篇特寫《熱烈的祝捷大會》。徐在文章中稱:“此次勝利……是粉碎敵人五次‘圍剿’的勝利開端!”顯然,當時的徐夢秋是與李德等持相同觀點的,也就是說,他是“國際派”的一員大將。

徐夢秋還曾擔任過蘇區中央政府教育委員會的副主任。據說“他工作勤奮,有些魄力,能放得開,講求效率”。而毛澤東更是在征戰閒暇與之時有接觸,“談論時政、歷史,每每談到深夜”。博古(秦邦憲)、洛甫(張聞天)、陸定一等紅軍領導人也與之有密切的交往。

長征路上

《紅軍長征記》(總編輯徐夢秋) 《紅軍長征記》(總編輯徐夢秋)

長征中,徐夢秋經歷了其一生中最重要的轉折,身體和心理都發生了變化。在過雪山時,徐夢秋被凍壞了雙腿。後來到了延安,由馬海德大夫主刀,鋸掉了他的雙腿。這在參加長征的領導同志中,特別是文職領導同志中,還是唯一的一位。因此,毛澤東、周恩來等都對他格外照顧,後來還因此安排他去蘇聯療傷。也是在1936年11月,由丁玲、徐夢秋、成仿吾、李伯釗、伍修權、徐特立、李克農、陸定一等34人在保全發起成立了“中國文藝協會”。這是紅軍到達陝北後成立的第一個文藝團體。

此後,徐夢秋還與丁玲等一道創辦了中共中央機關報《紅色中華》的文藝副刊。在陝北期間,徐夢秋除經常被人抬到陝北公學和抗日軍政大學去授課外,還經常在延安的報刊上發表有關文史方面的文章。當時組織上對他很照顧,不僅為他安排了較好的窯洞,還為他配備了一名勤務員;陝北物資供應十分緊張的時期,徐夢秋卻享受著較高的待遇,即每月一斤豬肉、半斤雞蛋、兩斤黃豆,還獲準開了小灶;中央衛生部的醫生也定期為其檢查身體,等等。在延安,他還接受過外國記者的採訪,因此留下一篇珍貴的《自述》,其中回顧了自己參加革命的歷程。這在當時實屬難得。

背叛革命

然而,就在人們對徐夢秋寄予更大的期望時,赴蘇療傷的徐夢秋卻在滯留新疆時背叛了革命!

徐夢秋赴蘇療傷路經新疆迪化(今烏魯木齊)時,忽然聽到傳聞:蘇聯正在進行“肅反”,不少中國同志也遭到迫害,遂一度打消了去蘇聯醫腿的念頭,留在了新疆。以後便化名“孟一鳴”,與陳潭秋、毛澤民等一同在新疆開展工作。直至1941年4月,徐夢秋才終於決定去蘇聯安裝假肢。但到了蘇聯後,又因雙腿傷殘過於嚴重,遂擬往德國準備安裝假肢。不料行至蘇聯邊界時,蘇德戰爭爆發。1941年冬天,徐夢秋夫婦只好經哈薩克斯坦回國,以後便滯留在迪化。

新疆當時是盛世才統治的地區。早在1937年4月,陳雲和滕代遠曾作為中共派駐新疆的代表,赴新疆與盛世才接洽,接應西路軍入疆;此後,鄧發、陳潭秋等相繼作為中共代表,到新疆與盛世才開展統一戰線工作。也即從1937年起,毛澤民(化名周彬)、林為梁(化名林基路)、徐夢秋(化名孟一鳴)、汪小川(化名汪哮春)等從蘇聯返回途經新疆的幹部,以及經中共中央選派到新疆工作的幹部共100多人相繼留在迪化,擔任了盛世才新疆政府的官員。其中徐夢秋擔任過教育廳廳長,毛澤民擔任過財政廳副廳長、代理廳長和民政廳廳長等職務。眾多共產黨人的到來,在新疆建立起了民族統一戰線,掀起了抗日浪潮和新文化運動。當時,茅盾、杜重遠、薩空了、趙丹等也曾赴新疆講學、辦報、演出,而當時新疆的最高學府新疆學院,也先後由俞秀松、徐夢秋、杜重遠擔任院長。

在新疆工作期間,徐夢秋曾給陝北的毛澤東寫信,匯報新疆的教育狀況:“到1938年初,全疆只有一個最高的學校——新疆學院。現有經濟系、教育系、語文部、高中部,學生只有百餘人。因為課程不系統,無中心,學生質量簡直不如口內各地的高中……各區教育局是學校直接領導者,但現在六個局長都只知道拿薪水,對下級學習,除了照轉公文外,不起任何領導作用……這裡簡直是一片沙漠,一切新的書報都不易見到,就連教科書都沒有。舊的東西,是極盛的流行著。希望指定人代收集陝公等學校的講義、參考書以及劇本、歌本交人帶來,這是非常迫切和必要的。”

毛澤東接到信後極為重視,立即指示中央有關部門緊急調運陝北公學的講義、教科書,加上延安解放日報社、中央圖書室等機關捐獻的書刊,派人搭車儘快送往新疆,以支持徐夢秋他們開展工作。

然而,當反法西斯戰爭進入艱難階段後,中國國內也發生了皖南事變。在此背景下,蔣介石派夫人宋美齡飛抵新疆,授意盛世才“肅清新疆共黨”。隨之,盛世才在新疆將陳潭秋、毛澤民、林基路等140多人全部逮捕,關入監獄。期間,盛世才捏造了所謂中共“在陳潭秋、毛澤民的策劃指揮下,由李一歐幾次召開秘密會議,與徐夢秋等共同討論決定,為了推翻政府,建立新的新疆政府,定於民國三十二年4月12日在民眾大會上刺殺盛世才等軍政要員”的“共產黨四一二陰謀暴動案”,對被捕入獄的共產黨人施行高壓和酷刑。不久,徐夢秋和潘同(化名潘柏南)、劉希平(化名劉西屏)三人叛變。

新疆發生變故之後,後方的全體同志給予了極大的關注。1943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從共產國際得到在新疆工作的同志被盛世才扣押的訊息後,隨即電告駐重慶八路軍辦事處的周恩來,要他“設法打聽他們的訊息並考慮有無營救的辦法”。2月10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又電告周恩來:“你們與張治中談話時,望提出釋放迪化被盛扣留之徐傑(即陳潭秋)等140多人的要求……要求重慶方面去電迪化,釋放並準他們經蘭州、西安回延。”

5月,中共代表林伯渠赴渝,隨即向國民黨代表王世傑、張治中面交《中共中央向國民黨政府提出之意見書》,其中指出:“請政府命令黨政機關釋放各地被捕人員,例如皖南事件被捕的新四軍官兵葉挺等,廣東的廖承志、張文彬等,新疆的徐傑、徐夢秋、毛澤民、楊之華、潘同等……此等人員,均屬愛國志士,請予自由,以利抗日。”及至1944年國共談判時,中共代表還再次提出:“請政府飭令黨政機關,釋放各地被捕人員,例如皖南事變時被俘的新四軍官兵葉挺等,廣東的廖承志、張文彬等,新疆的徐傑、徐夢秋、毛澤民、楊之華、潘同等,四川的羅世文、車耀先、李椿、張少明等,湖北的何彬等,浙江的劉英,西安的宣俠父、石作祥、李玉海、陳元英、趙祥等。此等人員均系愛國志士,請予恢復自由,以利抗日。”

時在陝北的黨中央和毛澤東等,對新疆被捕的同志更是極為關注。毛澤東和朱德、任弼時、康生等多次研究對策。1944年5月15日,毛澤東致中共中央南方局副書記兼宣傳部長、統戰部長董必武轉正在與國民党進行談判的林伯渠《向國民黨提出的二十條談判意見》,就是上述引語的內容。其間,毛澤東還曾表示:“要重點營救徐夢秋。”顯然,當時他們還不知道徐夢秋已經叛變。或者,也是這一原因(即信息不對稱),多年之後出版的《楊尚昆回憶錄》,還在“和張國燾的分裂活動鬥爭”一章中記述道:長征時期紅軍總政治部的徐夢秋,在新疆“督辦”盛世才那裡當教育廳廳長,卻“被盛殺害了”。

徐夢秋叛變後,因“身價”不同,曾在國民黨特務組織“軍統”中任職,即所謂少將軍銜的特研組組長(一說是國民黨西北行營“軍統”政研室主任),後為國民黨保密局技術研究組的特研組組長。

據文強的回憶:這個所謂特研組是“軍統”收容和控制中共叛徒的一個機構,又名特情組。徐夢秋於1945年至1949年前後任組長。此前他已被盛世才關押了多年,到了盛世才被調離新疆、國民黨政府接收新疆省政權時,才在清理監獄時將之接收過來,然後任命他為軍統局少將特研組組長。

落網入獄

1947年秋,國民黨保密局在北平破獲了中共潛伏活動的要案,在西安潛伏多年的趙耀斌被捕。經查此人是中共要員,押解南京後就叛投國民黨。保密局認為趙耀斌系資深人士,遂任命其為特研組少將組長。這就是說,徐夢秋這個組長的職位,後來被趙耀斌奪了過去,被迫轉任副組長一職。再後來,他在國民黨潰逃時因行動不便而被“軍統”拋棄,於解放後不久即在重慶被捕。

關於徐夢秋的落網,目前還有兩種說法:一說是1949年6月方誌敏的堂弟方誌純(此時已是毛澤民的遺孀朱旦華的丈夫)被任命為中共江西省委副書記後,在一次與他的江西老鄉、南京市公安局長周興的閒聊中,意外獲知出賣了毛澤民的徐夢秋的下落,甚至還聽說當時徐夢秋想通過周興重新混入革命隊伍。而周興一邊穩住他,一邊立即報告中央。中央很快回電,指示將徐立即逮捕歸案。另一說是徐夢秋因走投無路,於1949年6月欲赴南京投案自首,即去面見昔日戰友、時為二野司令員兼南京市軍管會主任的劉伯承,結果被拒絕,旋被南京市人民政府政法機關依法關押於老虎橋監獄,後被判處無期徒刑。

不管哪種說法更確切,所謂“紅色歷史學家”的徐夢秋畢竟被逮捕入獄;1976年5月22日,徐夢秋在獄中病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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