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煦棠：共和國第一代記者
張煦棠張煦棠老師是新聞界的前輩，採訪他自然有一種說不出的緊張。但張煦棠老師對老鄉的熱情，一下子讓我們之間的距離拉近了。雖然只有短短几個鐘頭的採訪，卻給我們上了一堂令人難忘的課。他不愧是共和國的第一代記者。
[字幕+播音]
張煦棠，諸暨牌頭人，高級記者，曾任《文匯報》副總編，《新聞報》總編。
1993年獲國務院頒發的“政府特殊津貼”證書。1994年從《文匯報》離休。
現任中國經濟信息報刊協會副會長、文新聯合報業集團新聞所特約研究員。
1949年7月，張煦棠20歲，懷著青年人的滿腔熱忱，考入了杭州新聞學校。第二年5月，張煦棠到解放軍第三野戰軍第24軍《火線報》任見習記者。從此，他便踏上了乾記者這條不歸路。第一次下部隊採訪，便採訪了一個師政委。師政委對他無微不至的關懷，讓他第一次感受到了記者的榮譽感和責任感。
（原《文匯報》副總編 張煦棠 同期聲）
做記者是我所嚮往的工作，而我呢，真正要實現做記者的願望了，作為我來講，第一次去採訪，這在我一生中都不會忘記的。在我進入部隊訪問的第一個人就是一個師政委，師政委對記者又是那么尊重。他開頭就講，“噢，現在軍報記者來了，我現在向軍報記者匯報情況”。他這樣子回答，所以對我腦子裡這個印象是特別深刻的。所以我便覺得記者工作是，一種是覺得很沉重，擔子很重，因為越是人家尊重你，說明你的工作越是重要。所以第一次採訪就難忘在這個地方。
1954年，張煦棠從部隊轉業到上海《文匯報》。可以說，從這以後張煦棠和《文匯報》結下了很深的感情。在四十多年的記者生涯中，張煦棠做過軍事記者、政法記者、經濟記者、科技記者、文教記者，一共采寫了數百萬字的訊息、通訊、特寫、評論和報告文學。並多次榮獲上海新聞獎和中國新聞獎等獎項。
當我們問及他的成功之處時，張煦棠談的最多的莫過於記者的事業心和責任感。他說，在新聞記者的眼裡，太陽每天都是新的，假如記者沒有一種激情，那么他就寫不出好的報導。為此同事們給他封了個“張激動”的綽號。
（原《文匯報》副總編 張煦棠 同期聲）
我說假使一個人不容易激動，不能做記者，對什麼事情都冷漠無情，對好的事情你也不激動，對壞的事情你也不激動，你這個人不配做記者，你趕快就休息吧，你乾別的事情去。社會責任心是記者最本質的一種東西。你出去的時候，哪怕走路，哪怕乘車子，都要有一種責任心。你要作出判斷，這個事情是好的，你就要去表揚它，覺得這個事情不好的，要去批評它，要激怒它，然後再推動社會前進。這是做記者最根本的一條。1960年評為上海市文教系統先進工作者。1992年上海新聞界第一個赴台灣，發表了《台灣探親記》等訪台文章。著有《怎樣寫新聞通訊》、《一個記者的足跡》、《一個記者的手記》。
“乾一行，鑽一行，愛一行”是張煦棠信奉的格言。做記者他是出色的，辦報也不例外。 1990年6月，張煦棠被借調到《新聞報》去主持編務。憑著搞了幾十年經濟報導的敏感和經驗，他把《新聞報》辦成了一張以發展外向型經濟為重點的綜合性經濟報紙，實現了《新聞報》的幾個“首創”。
（原《文匯報》副總編 張煦棠 同期聲）
上海是一個經濟中心，辦一張經濟報紙，它的主導思想是怎么樣的？我就提出要以市場為立足點，要面向市場。1990年的時候還沒有提出市場經濟這個概念，但當時我的辦報思想這一條就非常明確提出，要以市場為出發點。《新聞報》創刊的第一期我就開出了“證券市場”，這是全國第一家報紙。接下去到了9月份，我就開出第一家“房地產市場”，那時還沒有提到房地產市場，上海還沒有一家房地產公司。我連開了三個市場都是全國第一，第三個就是舊貨市場。
從踏上新聞工作崗位開始，張煦棠對記者可說是情有獨鍾，專一得很。
儘管做了29年記者後的他開始做“新聞官”，從《文匯報》的一名普通記者到《文匯報》的副總編，再到《新聞報》的總編輯，他始終都沒有忘記戰鬥在第一線，沒有忘記自己首先是一名報社的記者。
（原《文匯報》副總編 張煦棠 同期聲）
我認為跨進報社門檻的人都必須是一個記者，首先是個記者。你做編輯也好，做總編輯也好，你都必須是記者出身。我1993年到日本去，我作為中國新聞代表團副團長到日本去採訪的時候，在日本14天兩個星期，我寫了17篇稿子，幾萬字。全國各個城市都有，沒有一個有我寫得那么多，那時我已經65歲了，年齡最大的。
張煦棠已年逾古稀，但他的心依然年輕。他說，“動，就是生命；動，就是活力。總編輯可以不當，應該不當，記者不能不做，‘本報訊’不能不寫。記者是世界上一切職業中使人年輕的職業。記者永遠年輕。”張煦棠老師的足跡印在了共和國的新聞史冊，他的記者生涯遠遠沒有停止，依然在為他的“老窩”——《文匯報》辛勤耕耘。
(電視稿件提供:諸暨電視台社教部)
評元老張煦棠：老當益壯閱評忙(轉載)
作者：臭豆腐小販 提交日期：2007-5-18 15:07:00
??曾任上海《文匯報》副總編輯、《新聞報》總編輯、中國經濟信息報刊協會副會長的張煦棠，如今已80歲高齡，但他依舊堅守在閱評員的崗位上，終日為報刊閱評工作不倦地忙碌著。
在上海新聞界，張煦棠被稱之為“當之無愧的閱評元老”。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宣部要求各地建立媒體閱評制度，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在1995年建立報刊閱評小組，張煦棠擔任了上海第一批閱評員，十一年來，他從未間斷過這項工作。
張老分擔閱評的是紙質媒體，在上海眾多的紙質報刊中，他如今重點閱評10種報刊（每年調整一次），而這種閱讀不是一般的瀏覽。從版面的安排到標題的創意，從頭條的分量到簡訊的採集，從轉載的時效到廣告的導向等等，無不進入他的視線，他不僅認真閱讀，而且隨時記筆記。發現重要的或有傾向性的問題，及時寫出閱評報告，平均每周寫成一篇，自己編號連續不斷。近幾年來，他所寫的閱評意見，不少被刊登在上海新聞出版局報刊處編輯印發的《閱評專報》上，充分發揮了閱評的作用。
在每天的閱讀報刊中，甚至對於一則短短的文摘，也會引起張老的注意，及時寫出閱評意見，這足以看出他閱讀的認真、評審的嚴肅。如前不久，上海有一份報紙的“文摘觀點”版上，摘發了中國經濟研究改革會會長高尚全在《炎黃春秋》上發表的題為《深化改革是中國的惟一出路》文章的有關觀點。這篇文章著重談到了社會上廣為流傳的所謂“西山會議”的問題，直接回答了“西山會議”是怎么一回事，與社會上所流傳的說法有出入。張老在閱讀中覺得這家報紙文摘版摘發這篇文章非常及時，非常有針對性，對於一個時期以來關於所謂“西山會議”沸沸揚揚的種種傳聞得以澄清，起到了很好的導向作用。張老就此寫出閱評意見，旨在引起更多媒體的注意。
“當閱評員，要求是非常明確的”，張老常常這么說。他所說的閱評員要求就是“把關”。對於“把關”，張煦棠有自己的標準，就是在閱讀一份報紙或一本刊物時，第一，要看它“是否堅持正確的輿論導向”；第二，看它刊登的稿件、發表的文章或者圖片“內容是否與辦報（刊）宗旨相符合”；第三，從新聞業務角度，看它編排是否合格，標題製作是否符合要求，新聞寫作是否把握基本原則，所報導宣傳的事實是否有出入，甚至文字是否有差錯。
對一份報刊的閱評，主要是找問題，但張老認為，把關並非僅僅是把問題關，對一些好的版面，好的報導，別人做不到抓不住的東西，某份報紙做到了抓住了，也可以表揚。“有時候，表揚也是一種把關。”張老這么說。
“近幾年來，傳媒相對穩定，在閱評中要提出一點問題，或者說進入我們閱評員視線的問題少了，一些報刊堅持正確的輿論導向普遍做得比較好。”張老用這么一段話來評價近年來報刊傳媒。但他話鋒一轉，沉重地說：“另外一種類型的問題出來了，這就是‘監督缺失’”。輿論監督是新聞媒體的重要使命和職責，監督缺失，是新聞報刊的“不作為”。他認為監督是堅持正確導向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監督缺失，是未能盡到新聞媒體的職能。他進一步說：“一張報紙當然應以正面宣傳為主，但如果只講正面的東西也是片面的，作為一個閱評員也是有責任提醒的。”
“當一個閱評員，我不是代表個人在履行職責，我的全部工作既是代表了廣大讀者的要求，也是代表了有關領導部門的要求。當一個閱評員發現了問題，要敢於講，這是人民交給我的責任。”比如有的報刊，連篇累牘地宣傳“一夜情”，有的把網上的“惡搞風”蔓延到紙質媒體上來，有的借開放的名義，把西方報刊上醜惡的東西——在西方也是受到嗤鼻的一一弄過來，傳播兇殺、色情。有的報刊對此還沾沾自喜，以為抓住了報刊的“賣點”。張老說：“那些醜惡、離奇、色情的東西直接搬過來作為賣點，是要不得的。”
前不久，張老在閱讀某份報紙時發現，這份報紙連續轉載海外媒體有關中國軍事建設的文章，張老敏銳地發覺，轉載的這些文章顯然與該報的辦報宗旨不盡相符，而且一些立場觀點與我國政府的宣傳口徑不相吻合。於是張老對此特別關注，連續閱評兩個月，閱讀了這類文章11篇，最後寫出一份對這家報紙的《綜合閱評意見》。張老在這份意見中十分辯證地指出：報刊上的軍事專題報導，有助於增強人們的國防意識，了解我國軍事尖端科學發展的現狀，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對國外報刊把我國軍事的不恰當描述不加選擇地搬過來就不妥當了，國外的報導中有的誇大其事，有的斷章取義，有的別有意圖，我們的報刊照搬過來，用大篇幅、高規格地轉載，這決非是鼓舞中國人民的士氣，也不是真正揚中國的國威，恰恰是迎合了國外一股“中國威脅論”的思潮。張老最後指出：“我們的報刊無論獨家採訪，還是轉載文章，在稿件選擇、評價引用、版面安排、標題製作上都要頭腦清醒，保持警覺，免致負面影響。”
“作為一名報刊閱評員，要不斷擴大自己的視野，延伸自己的職責，走出閱評局限。”張老所說的“走出閱評局限”，就是說擔任閱評員，還不能僅僅就版面論版面，就文章論文章，還應該關心整個媒體的走向，多傾聽讀者的意見。比如在他向讀者了解當前新聞媒體有關情況時，有的讀者向他反映，當前報刊種類太多，有點過濫；有的讀者向他反映，報紙版面無限增多，閱讀成了精神負擔；有一位讀者反映在節日長假裡，報紙縮版變薄，那幾天實在覺得輕鬆。可見目前各種報紙的擴版已起了反作用，使讀者感到厭煩了。還有的讀者向他反映，不少報刊內容形式雷同，水準降低，有一種“看百份不如看一份”的感覺。
在談到平面紙質媒體時張老說：面臨媒體多元化趨勢，平面紙質媒體，仍有其存在的價值。他認為電子媒體是短兵相接，觀眾常常會產生一種匆促的不滿足感，而紙質媒體卻有它的從容性。
張煦棠作為一名老新聞工作者，他對紙質媒體寄予無限深情，他認為，搞好報刊特別要注意：一是堅持真實性、準確性、言之有據，這是報刊具有權威性的基石；二是深化報導，縱深發展，這是其他媒體所不能替代的；三是理性，對有關政策、歷史、學術、新事物可以從容探討，以理性化引導讀者。
報紙、刊物在中國已有幾百年歷史了，有許多好的傳統，張老在結束這次談話時說：“當今時代萬事都講創新，報紙刊物同樣要推陳出新，‘陳’是基礎，要在‘陳’的基礎上‘出新’、‘創新’”。
記者總編 ——訪報人張煦棠
在上海新聞界，他屬於稀有人物：做了半個多世紀的記者，寫了一輩子新聞稿，即使當上總編輯依然親撰“本報訊”，即使離休以後依然懷著敏感的心和良知，憂國憂民憂新聞業的前途，熱血沸騰起來還奮筆直抒胸臆……
他是新中國第一代記者，他的名字叫張煦棠。張煦棠是諸暨牌頭人，高級記者，曾任《文匯報》副總編，《新聞報》總編。1993年獲國務院頒發的“政府特殊津貼”證書。1994年從《文匯報》離休。現任中國經濟信息報刊協會副會長、文新聯合報業集團新聞所特約研究員。
在張煦棠先生80歲生日前夕，《聯合時報》記者潘真採訪了他。於是，有了兩代記者間的這場對話——
沒有電腦，只有兩條腿一支筆
記者：你們當年怎樣當記者？跟今天的記者很不相同吧？
張煦棠：我們沒有電腦，只有兩條腿、一支筆，多記，多用腦子思考。一篇通訊兩三千字，採訪的素材記滿四個筆記本。我積累了一大堆筆記本，就是那種封面上印著“工作手冊”的，放了一整排書櫥。最重要的是“文革”10年，我一直在做記者，所以清算“四人幫”時，張春橋、姚文元、徐景賢都說了些什麼，翻翻筆記本就知道了。可惜，文匯報社搬家時，這些珍貴的原始資料全部丟失了。
記者：您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掂出記者職業的分量的？還記得第一篇稿子寫什麼嗎？
張煦棠：1949年5月杭州解放，我考取了杭州新聞學校，第二年就到解放軍第三野戰軍第24軍《火線報》任見習記者，從此進入一直嚮往的新聞業。第一次下部隊，就訪問了一名師政委。師政委見了我，說：“噢，軍報記者來了，我現在向軍報記者匯報情況。”這話使我覺得，記者工作擔子很沉重，因為人家越是尊重你，越是說明你的工作重要。我第一次感受到了記者的榮譽感和責任感，終生難忘。
我的第一篇新聞稿，是坐在挎包上、趴在床上寫成的。因為一邊寫一邊拉肚子，所以印象特別深。寫的是部隊在武夷山修路，如何保持大多數戰士不生病。稿子受到了軍政治部主任彭冰山（柏山）的表揚。後來，我到團里負責通聯工作，評上過全軍通聯站典型。
記者：《火線報》時期有手稿之類保存下來嗎？
張煦棠：手稿早沒了，倒是珍藏著一份“證明書”，是報社派我去武夷山採訪時，團的宣傳股長親筆所寫，證明我是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員，可以過黨的組織生活，參加各級幹部會議。因為，1950年部隊還沒有團組織，而我又不是黨員。
記者：新聞學校的課，印象最深的是什麼呢？
張煦棠：進新聞學校的第一課，是一位革命老幹部上的。他給我們講的第一句話是：“我們人民的報紙就是從民眾中來，到民眾中去。”開學典禮上掛有直幅：“一腳踢開無冕之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青年學生總覺得新聞記者高人一等，聽了老革命的課才懂得新聞工作是為人民服務的。
記者：這第一課，影響了您此後漫長的職業生涯？
張煦棠：是的。1954年，我轉業到文匯報社，是報社第一個轉業軍人。從此以後，就把為人民服務的新聞事業當作奮鬥一生的事業了。
《文匯報》名記者是怎樣煉成的
記者：上海市委宣傳部有位副部長曾在文匯報社說，當年《文匯報》創辦時的18位記者個個都是名記者，今天的文匯報已經有了一二百位記者，但有幾個是名記者？您是當年18位記者之一，名記者是怎樣煉成的呢？
張煦棠：我至今還保留著最早的工資單，上面寫著我是“見習編輯”，拿“135個折實單位打九折”的最低工資。我剛進去時，文匯報社還是私營企業，不是黨委機關報，我們記者出去採訪不得不低人一等。沒有對事業的執著，沒有對工作的萬分精心，《文匯報》還能有立足之地嗎？
當時，總編輯徐鑄成先生提出“人棄我取，人取我棄，人無我有，人有我精”的辦報理念，他要求文匯報人一定要有這樣積極進取的獨創精神。我們採訪部的18個記者每時每刻都以此策勵自己的行動，面對新聞界同行，絲毫不敢懈怠，思想處於高度緊張的狀態之中，時時要為抓不到獨家新聞而犯愁，抓到新聞了，又要為寫不出好新聞而苦苦煎熬，我就常常為一個新聞標題、一則新聞導語寫得不滿意，撕了一張又一張稿紙。有一天，部主任唐海大著嗓門喝道：“怎么啦，我們採訪部18個記者竟然寫不出一則像樣的新聞來？”我們一個個臉紅耳赤。
1957年4月，伏羅西洛夫訪問上海，劉少奇主席來迎送。送別了伏老，少奇同志臨上汽車前，一眼看到旁邊的新華社女記者餘輝音，便主動伸手，說：“再見，再見。”餘輝音一下愣在那裡，旁邊的同行見此情景一哄而上，爭相與少奇同志握手，少奇同志一邊握手一邊說：“這幾天你們辛苦了！”第二天，《解放日報》記者為此專發了一則新聞，我們《文匯報》卻沒有。深深自責之餘，我們不服輸。參與採訪的副主任全一毛提出，能不能設法補救？大家立刻議論紛紛，議出了一篇日記形式的“採訪筆記”《劉少奇同志印象片段》。第二天，《文匯報》一版就出了這么一篇生動細緻形象的獨家新聞。復旦大學新聞系教授邵嘉陵專門就此事，給北京《新聞實踐》寫了一篇反映上海新聞界友好競爭的文章，稱讚《文匯報》“扳回一局”。
記者：您婉拒採訪時，曾建議我去寫另兩位新聞界前輩——王維和馬達，您最近在文匯報中青年記者學習班上還講到《文匯報》後面兩任老總……
張煦棠：1957年，徐鑄成先生走了，與《文匯報》淵源很深的陳虞孫從上海市文化局長任上調來主持《文匯報》筆政。陳虞孫是文化人，學識修養很深的報人。他要求報紙編輯部“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要求報紙辦得議論風生。為幫助編輯記者學文史，他特地舉辦學習班，請來朱光潛先生講美學，夏承燾先生講詞，荀慧生先生講京劇，趙景深先生講戲曲史……文教界名流的專題或無題座談會更是一個接一個。編輯部里名家進進出出，報紙上則是各類問題討論層出不窮，在上海乃至全國的學術界、教育界、文藝界引起熱烈反響，大大活躍了學術空氣，一掃“反右”帶來的壓抑沉悶局面，報紙在知識分子中顯示了魅力。中共中央專門為此發檔案表揚，當時的《解放日報》總編輯說《文匯報》“又考了一個狀元”。
馬達時期的《文匯報》，正如總編輯的名字，開足馬力，轉動不息：展開“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推出《傷痕》、《於無聲處》；“五十個總工程師報國無門”、“浦東浦西能否一橋飛架”上了頭條；“獻身四化的人們”專欄在一版開出，吳邦國、黃菊、趙啟正、黃奇帆、宋健、路甬祥等先進人物還在車間、學校時就紛紛成為我們熱情謳歌的人物，而後才陸續走向領導崗位……
在文匯報社，我的第一個老師、領導是人稱“社會大學校長”的鄭心永。“社會大學”當時堪稱最有影響的副刊之一，吸引了一批中青年學者、教師，像復旦大學的周谷城、胡曲園、蔣學模、全增嘏、金沖及、蘇紹智，像華師大的劉佛年、馮契……我常常在傍晚時分，跟鄭心永赴大學宿舍區，在路邊買一隻烘山芋吃了，跨進教授家門，等主人用完餐就約稿。也常常邀請作者來座談，我們事先到北京東路青年飯店訂好每人一客蓋交飯，到時送到報社。《文匯報》老報人與作者就是這樣一種親密無間的關係。
記者：您採訪過那么多的名人，那些故事一定很有意思吧？
張煦棠：給你講一個採訪錢學森的故事。1980年，全國科協開全會，我去採訪，住在京西賓館。那是我第一次上北京採訪，處處感到新鮮。一天，大會發言，我聽錢學森大談科學家要進入文藝殿堂，覺得很有意思，就想採訪他。按規定，會議記者不能貿然採訪與會者，可我不管。午飯後，我從大會秘書處查到錢學森的房間號，就去等在那裡。一看到錢學森，馬上跟進去，自報家門。正好《文匯報》剛發表過他談系統工程的文章，他欣然接受採訪。
追求了30年，終於入黨
記者：您的黨齡比新聞工齡短得多，講講其間的曲折吧。
張煦棠：1949年，我聽了團中央書記馮文彬作知識分子參加革命要“過五關斬六將”的報告，激動得當夜寫入團申請書，很快如願。我馬上又交了入黨報告，滿懷信心地等待，卻石沉大海。1958年，報社黨委書記才對我說：“你這問題可以解決了。”然而，當我去安徽採訪了回來，又被告知，因有“海外關係”不能入黨。這樣一拖就拖了30年！而我每年都按規定寫思想匯報，30年寫下來有厚厚一沓了。1979年，黨委重新討論我的入黨問題，新來的黨委副書記找了80多人談話，支部大會總算一致通過，可直到一年後才貼出布告稱我是“預備黨員”了。
記者：在那個年代跑新聞，您不是黨員，遭遇過麻煩嗎？
張煦棠：麻煩太多了，我跑政法，好多會議、活動都不能參加，領導來了、有重要傳達都不能參加……有時候想想真難過！
那次，市教育局局長召集各重點中學校長會議，總結育才中學教改經驗，準備在全國推廣。我去報導。會議開到一半，局長把和我一起去的文教部主任叫出去，不一會兒，主任進來讓我離開會場。原來，會議要傳達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而我不是黨員沒有資格聽。可笑的是，傳達的“使學生在德、智、體諸方面生動活潑地主動地得到發展”，根本沒什麼機密可言，而且後來被寫進了我的報導，一版通欄標題正是這句話！
中國作家協會曾經提倡作家與青年同志合作，寫重大事件。斷肢再植成功這樁具有國際影響的新聞振奮了上海的作家。上海作協派出巴金、魏金枝、茹志鵑、施燕平來寫這件大事。作家們比較了上海兩大報有關此事的通訊報導，選擇與我們《文匯報》合作。我應邀來到作協，向作家們詳盡介紹情況，又帶他們去上海第六人民醫院分頭採訪，然後分頭寫作，我寫了4500字，最後由巴金修改、定稿。這就是刊載於1963年9月號《上海文學》上的報告文學《手》。這篇報告文學以後多次入選報告文學選集，日本還翻譯出版了單行本。後來，周恩來總理來上海接見相關醫務人員、作家，我又因不是黨員而與此無緣，但巴金代表大家參加了。
最難過的一次，是“四人幫”粉碎後，上海組織代表團參觀大慶。600人的團，599個是黨員。編組時，因一個組即是一個黨小組，我無處可去，被塞進聯絡組。
記者：聽說給您帶來好多麻煩的那個“海外關係”，後來成就了一段佳話？
張煦棠：呵呵，是這樣。我哥哥從前在國民黨里辦《掃蕩報》，抗戰勝利後辦《和平日報》、當總編輯，後來又當《中國時報》總編輯，到台灣後加入《自立晚報》，當了40年總編輯。1991年他去世，台灣當局不批准我入台奔喪，我是1992年才去的台灣。我哥哥的老友是台灣《聯合報》發行人，見我名片上是“新聞報總編輯”，而他的老師正是當年《新聞報》的總編輯，他一激動就召集了聯合報系的所有總編輯，陪我吃飯，邀我參觀聯合報社。我們這邊的《團結報》曾發表“海峽兩岸的兄弟總編”一文；1990、1991年的《中國新聞年鑑》把我們兄弟倆先後收入“中國新聞界名人”欄，方漢奇教授來信稱此為“一段佳話”。 把《新聞報》辦成中國的《讀賣新聞》
記者：您卸任《文匯報》副總編後，當著《文匯報》顧問，又被派去當《新聞報》總編，提出要把《新聞報》辦成“中國的《讀賣新聞》”的豪言，您自我評價夢想實現得如何？
張煦棠：在《新聞報》的三年半，我“為所欲為”，幹得最開心了！報紙得到了長足的發展，贏得了相當大的無形資產。
《新聞報》曾是與《申報》齊名的上海最老的報紙。1990年7月3日出版的第一期新的《新聞報》就“告讀者”，這是上海獨有的經濟報紙，也是華東地區、中國沿海開放地區的經濟報紙，完全面向市場。我們推出了全國第一個“證券市場”版面，掛出股票排價，引起了國際轟動，外電報導說，在中國大陸消失40年的證券又回來了。當時的美國駐滬代總領事要訪問新聞報社，我們在乍浦路借的辦公室太破落了，只好借文匯報社新大樓的外賓接待室迎接美國客人。報社很快又辦起“證券學習班”，被暱稱為“黃埔一期”的這個班還真培養出了不少股評家呢！後來，又推出第一個“房地產市場”、“文化經濟市場”、“期貨市場”。小小一張報紙，擁有了四個大市場！我們還連續推出三大典型人物報導，整版發表市經委關於國營、集體經濟何去何從的調查報告，我都配發“編者按”。那一陣，郵局裡連一張破了的《新聞報》也被搶走了！
終於有一天，在上海市委召開的主要報紙總編輯季度座談會上，朱鎔基同志問：“為什麼《新聞報》總編沒來？”《新聞報》從此進入市委領導的視野。
記者：促成東方藝術中心的建造，是當時最有成就感的事嗎？
張煦棠：那時候，的確有一種雄心壯志。
美國交響樂團來滬，在體育館臨時搭的台上演出。讀者來信說，上海這么一個大都市，連個像樣的音樂廳都沒有。我馬上在浦東新區組織了一場座談會，邀請黃貽鈞、譚抒真、周小燕等音樂家出席，在醫院裡的賀綠汀先生也寫來條子表示關心。大熱天，會議室里冷氣開得很足，但會還是開得熱氣騰騰。記得在一張浦東地圖上，新區管委會主任趙啟正劃了個範圍，說一定要在這個地方造一個音樂廳。我們整版報導了座談會，我又配發了“編者按”。那是1993年的事，1995年“東藝”就立項了。
記者是過渡職業嗎？
記者：記者是過渡職業嗎？這個問題很有意思。
張煦棠：這是40年前，我們在青年編輯記者中展開的一場大辯論。在向科學文化進軍的高潮中，記者中颳起一陣“記者是過渡職業”風，認為記者要么寫報告文學、小說成為作家，要么去做官，寫“本報訊”沒出息。當時，我和幾位同志發起成立了一個新聞採訪寫作科研小組，就抓住這個問題做文章，藉以統一思想，穩定情緒。
我始終是一門心思孜孜不倦地寫“本報訊”，當了所謂“新聞官”後，在組織記者寫好新聞的同時，從來沒忘記自己是一個記者。1993年，我作為中國新聞代表團副團長去日本採訪，14天寫了17篇稿子，幾萬字。那時我65歲，是團里年齡最大的，也是寫得最多的。
有趣的是，在報告文學《手》發表近30年後，一位在《文匯報》工作的作家向我透露，當時還有一個背景，“作協是有意培養你呢！你卻不接翎子，一門心思寫你的‘本報訊’。”我笑答，記者就是記者，我這一輩子就獻給黨的新聞事業了。
前些天，有位年輕記者來問我：您做了那么多年的記者，跑過那么多的部門，您的代表作是什麼？我坦率地回答，不知道。工人出版社編《當代名記者與代表作》，我選了篇千餘字的小通訊，附文《記者就是記者》，借題發揮一番。我覺得，一個記者不在於有什麼響噹噹的“代表作”，而要無愧於自己所經歷的時代，在於你留下什麼樣的足跡。所以，我把自己幾十年新聞作品的集子命名為《一個記者的足跡》。
記者：您雖然在家安度晚年，但心還是這么年輕、這么容易激動，我在《新聞記者》雜誌讀到您前些年寫的《報業集團是中國報業發展的趨勢嗎》，在東方網讀到您近年寫的《新聞轉版與報紙文風》，觀點鮮明、文字犀利……
張煦棠：一個不會激動的人，怎么當得好記者？我不知多少次對踏上新聞工作崗位的青年人說過，乾記者這一行，只為“養家餬口”而來，是決計乾不好的。在新聞記者的眼裡，太陽每天都是新的。記者是世界上一切職業中，使人年輕的職業。假使一個人不容易激動，對什麼事情都冷漠無情，對好的事情你不激動，對壞的事情你也不激動，你這個人就不配做記者，你乾脆就休息吧，你乾別的事情去。社會責任心是記者最根本的一種東西。你要作出判斷，覺得這個事情是好的，你就要去表揚它；這個事情不好，就要去批評它，揭露它，然後推動社會前進。當記者，最要緊的莫過於對新聞事業的熱愛，真正做到執著那就非得是全身心的投入。真正的記者永遠年輕。
永遠年輕的記者張煦棠
2008-02-01 作者：錢漢東
■錢漢東
張煦棠先生是我的“鄉前輩”，他是浙江諸暨牌頭人，我是諸暨江藻人。很久以來，我一直想寫寫我的這位同鄉前輩，但提起筆來總覺得可以寫的事情實在太多了，一時不知從何處落筆。去年張煦棠先生八十華誕初度，我事後才得知，心裡覺得很愧疚。每與張先生談及此事，他總笑道:你是大忙人，自己還要著書立說，我就免了。
張煦棠是共和國第一代記者，上海新聞界德高望重的老前輩，他從記者開始，一直寫到高級記者，成為《文匯報》副總編，《新聞報》總編，他是為數不多的至今仍然堅持寫作的老記者。我的書架上赫然排列著他的著作《一個記者的足跡》《一個記者的手記》《一個記者的思考》等，每天走進書房，他的這些書總在默默地注視我，無聲地督促我，我的很多文章就是在張先生的影響下寫出來的。
我認識張先生是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當時故鄉爭論西施歸屬，請我找幾位記者去家鄉採訪，我找到了他。他說，組織採訪可能不行。事後，他還是請作家黃裳去諸暨寫了一篇大文章。他的坦誠給我留下了最初的印象。1986年，家鄉重建西施殿，擬請海上名家劉海粟題寫“西施殿”三個字。當時，海老正在香港，張先生出面向劉海粟請求。如今，劉海粟那遒勁有力的“西施殿”三個字，已懸於西施殿正方。
張先生是我進入新聞界的引路人。1992年，我改行從事新聞工作，他說，《文匯報》人才多，你來《文匯報》要捂掉的，還是到《勞動報》去發揮作用吧。隨即寫信、並打電話給當時《勞動報》總編張德寶，把我推薦給他。爾後，顧行偉出任《勞動報》總編，他志在進取，讓我擔任總編辦主任。初到新聞單位，碰到種種意想不到的困難，我求助於張先生，他總是有求必應，獻計獻策，滿腔熱忱地支持我的工作。
從我當上記者起，張先生同我談得最多的，就是記者的事業心和責任感。他說，在新聞記者的眼裡，太陽每天都是新的，假如記者沒有激情，那么他就寫不出好的報導。《文匯報》的朋友告訴我，張先生工作起來幹勁十足，又充滿激情，大家管他叫“張激動”。對此，張先生不以為然。他說假使一個人沒有激情，不會激動，那么他就不配做記者。對好事不激動，見壞事不激憤，冷漠無情，那你趕快乾別的事情去。記者的核心價值就是社會責任心、正義感。張先生的這些話是他在幾十年的記者生涯中總結出來的，可謂字字珠璣。
1949年7月，年滿20歲的張煦棠，考入了杭州新聞學校。第二年5月，他到解放軍第三野戰軍第24軍《火線報》任見習記者。從此，他踏上了記者這條路。1954年，張煦棠從部隊轉業到上海《文匯報》。“乾一行，鑽一行，愛一行”，是張先生信奉的格言。日前，《文匯報》創刊70周年，他在“筆會”上撰寫紀念文章，表達了他對《文匯報》深情厚誼。
張先生始終認為，跨進報社門檻的人首先應當好一名記者，無論你今後是做編輯，還是當總編。1993年中國新聞代表團一行到日本採訪，作為副團長的他，在14天的時間裡，寫了17篇稿子，洋洋幾萬字，那年他已是65歲高齡。一個始終把工作當作使命的人，他的視野永遠開闊，他的激情永遠澎湃，他的思維永遠活躍，他的心態永遠年輕。
在張先生的影響下，我自進入報社後，就以飽滿的熱情投入新聞採訪第一線。當我得知徒步中華大地8年的余純順，在即將完成他的走遍中華的偉大創舉的時候，突然在羅布泊遇難時，悲痛欲絕，與余純順的交往一幕一幕出現在我的眼前，於是，通宵達旦，我一口氣寫了長達7000餘字的報告文學《走向遠天的底下——追憶好友余純順》，文章發表後被17家報刊轉載。
我調到出版社工作後，儘管已不做記者，依舊保持敏感性。一次我在上博聽說志丹苑可能有元代水閘出土，這使上海歷史改寫，我非常興奮，始終關注這件事。從參加開掘典禮一直到石閘出土，我先後9次到實地採訪，參與考證。元代石閘整體出土時，我徹夜未眠，激情澎湃，一口氣為《新民晚報》寫了訊息、通訊和特寫三篇文章。第二天一早我把稿子交給金福安總編，當日發表，引起轟動，當晚數千人前往觀看。其中刊發在報紙頭版頭條的訊息，榮獲了上海市新聞獎。去年元代石閘還被評為中國十大考古發現之一。我想，這都是張先生的言傳身教的結果。
1998年我主編《套用文寫作大全》，請張先生為拙作寫序，想不到才過數日，我便收到他寫的長達2500餘字的序言，給我極大的鼓勵。這裡，我抄錄一段:“我的台子上擺著錢漢東主編的《古詩文導讀大全》、《人物描寫大全》《情景描寫大全》三本著作，120萬字，出版日期是從1995年12月到1996年6月。半年時間，三本“大全”問世，我不能不由衷地嘆服錢漢東同志著述之豐，更感佩他勤奮筆耕，孜孜以求的精神。日前聽說，經過晝夜奮戰，又一部幾十萬字的《套用文寫作大全》已編纂脫稿。同是天涯爬格人，箇中甘苦我等知，對錢漢東我又有了深一層的了解。”
如今張先生雖已年至耄耋，但他的心依然年輕。他說:“動，就是生命；動，就是活力。總編輯可以不當，記者不能不做。記者是世界上一切職業中使人年輕的職業。”張煦棠就是這樣一位永遠年輕的記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