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張公權1901年入上海廣方言館，後入寶山學堂。1904年中秀才，翌年入北京高等工業學。他的導師中有袁觀瀾和唐文治這樣的文學名家。1906年，張公權赴日本留學，入東京慶應大學攻讀經濟學，導師是傾向自由主義的堀江歸一和福田德三兩位教授。可惜他後來家道中落，再付不起學費，於是1909年歸國，在郵傳部路政司謀了份工作，後又任北京《國民日報》、《交通官報》編輯、總編輯。辛亥革命時，張公權在上海籌建國民協會，後為浙江都督朱瑞秘書。民國元年，任神州法政專門學校校長，並將國民協會與張君勱的共和建設討論會合併為民主黨。次年4月，出席北京政治會議，任參議院秘書長。因對袁世凱獨裁不滿，棄政入金融界。
民國2年，由梁啓超推薦，任中國銀行上海分行副經理。民國5年5月，與經理宋漢章共同抵制袁世凱“停止兌現令”，使袁氏鎮壓護國戰爭的籌餉陰謀破產。翌年，任中國銀行總行副總裁。民國15年回滬成立副總裁駐滬辦公處，通過知交黃郛，與蔣介石建立聯繫，“四一二”時與上海金融界代表人物錢新之、陳光甫等給蔣以經濟支持。6月蔣曾親至張宅致謝。次年，張公權任中國銀行常務董事兼總經理，不久出任南京政府財政顧問委員會副主任。
“一二八”事變初，張公權曾向市政府提出“和平解決”，並在上海總商會議決罷市後，要銀錢業首先開市，繼後幫助在南翔等地建立戰地醫院，救護十九路軍傷兵。民國22年，宋子文謀奪中國銀行，調張公權為中央銀行副總裁，憤而不就。民國24年，改任鐵道部長，後任交通部長、公路運輸總局局長。民國32年，以行政院顧問身份去美考察。次年8月，在紐約建中國投資公司。民國35年任東北行轅經濟委員會主任委員，兼中國長春鐵路理事長。民國36年任中央銀行總裁，兼中央信託局理事長。第二年去職，次年移居澳大利亞。1953年起定居美國，講學於洛亞拉大學，後入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並為美國國防部從事中國經濟問題的研究。
張公權對中國新式銀行的建設建樹頗多。民國10年、11年兩次增加私人投資1976萬元，收買北洋政府的股票，使中國銀行基本上擺脫北洋政府的控制。民國18年起，又進行銀行制度改革，在紐約、倫敦、大阪等地建立中國銀行分支機構，設國外直接通匯處62個，特約代理處96個。行內建立完整的人事、會計、檢查制度，並設經濟研究室，收集國內外經濟、金融情報，屹立於外灘的中國銀行上海分行大廈，亦由張公權主持建設，其地下保險庫的防火、防水、防盜設施，堪稱一流。主鐵道、交通部期間，對修築鐵路亦有雄心，如築湘桂線之衡陽至桂林段，延浙贛線連結京廣線路段等，對抗日戰爭時的運輸起了很大作用。張氏重視發展民族經濟，曾從資金上幫助榮氏、興建國貨大樓等，反對濫發紙幣。民國37年曾反對發行金圓券，主張以公債進行有限借貸，既彌補財政不足，又控制通貨膨脹。著有《中國鐵道建設》、《通貨膨脹的曲折線——1939年至1950年中國的經驗》、《中共經濟潛力的研究》等，後期發表多篇反映大陸經濟發展、工業產品價格的論文。
重整央行
中央銀行張公權人生最重要的經歷，就是在國民黨行將敗亡之際，擔任中央銀行總裁，成為蔣介石政權的斂財重臣，一時地位煊顯，一言九鼎，以致他避走海外後，竟有追隨者發出“天地閉，賢人隱歟”的哀嘆。
就職上任
1947年，蔣介石政權日薄西山，他藉以“剿共勘亂”的經濟大廈更是疲態盡露，物價飛漲，法幣貶值，國庫空虛，投機成風。在這種情形下，蔣介石決定對政府大換血，從根本上進行整飭，首先想到的自然是他的“錢袋子”——中央銀行。
1月2日，蔣經國拜訪正在東北行營的張公權，送來蔣介石的親筆信。張公權接讀此信後，判斷蔣已經決定調他到政府工作，不是財政部長就是中央銀行總裁。但他並沒有感到驚喜，知道自己生不逢時，現在“無論財政，或中央銀行，均無法補救”，“至通貨膨脹，已達惡性階段，有何能力，可以遏止，再四思維，雖覺東北工作，已感日暮途窮，然究屬範圍狹小。若到中央，勢必出醜”。他當即寫信給蔣介石，托蔣經國帶回。信中表示：“至全盤經濟病況已深，非局部治療所能救治。更非僅恃一二人之才力所能補救。深慮竭蹶，不能勝任，請予諒察。”
但蔣介石決心已定。2月12日，他托東北行營主任熊式輝帶口信，要張公權準備返回南京，出任中央銀行總裁。熊為政學系官僚，此時又為張公權的頂頭上司，還是他的至交，蔣特托熊帶話，再順當不過。張公權是推辭不掉了。
25日，蔣派專機至瀋陽，帶來蔣當日早八時的親筆函：“本日派機來沈，請明日回京。行動仍以不告人為宜。”27日下午三時半，張公權秘密抵達南京，五時就拜訪了他的至交張群，知道蔣介石已決心改組政府，調他任中央銀行總裁是重要的一步。翌日，蔣介石親自召見張公權，說明認命他的原委，並透露出對宋子文和現任總裁貝淞蓀的不滿情緒。
張公權是一個聰明人，既然不能不上任，就必須向蔣爭取最有利的條件，以掃除可能的障礙，現在是最好的時機。由於經濟利益上的衝突，他始終對宋子文心存芥蒂。中國銀行是他的基礎，但宋上任後，立即憑藉手中權力，迫使中國銀行在增資時接受官股，宋子文藉機搶到董事長職位，在中國銀行安插私人，最終把張公權排擠了出去。這是張公權一直對宋子文耿耿於懷的原因。當然任命張公權，是蔣介石利用矛盾，藉張公權牽制宋氏勢力無限擴張的重要手段。
宋子文此時還蒙在鼓裡。3月1日，蔣介石召開國民黨中常會及最高國防會議，宋子文被迫辭去行政院長，由蔣兼任，張群任副院長，同時正式決定張公權任中央銀行總裁。
在就職儀式上，張公權並沒有多說話，只是由貝淞蓀引薦給央行高層職員。實際上，貝也不用更多介紹，張公權從1935年起一直掛名中央銀行副總裁，雖沒有到任，但職務一直被保留。
出任淵源
張公權能夠被蔣看重，與他個人的實力是分不開的。在他長期經營中國銀行的過程中，不僅使該行事業如日中天，成為當時信用最好的金融機構，而且成功籠絡了一批財政金融界實力派。蔣在經濟上的主要靠山是江浙財閥，其主要領導人為陳光甫和李馥蓀，而張與他們關係向來密切，陳光甫更是他的終身至交。孔祥熙、宋子文主政行政院時，在金融界領導層安排了不少留美學生，引起早期主持興辦中國金融業的留日學生群體不滿。蔣要除掉宋子文的班底，就必須擢用留日代表人物。張公權、李馥蓀、錢新之、吳鼎昌、周作民等都是留日學生出身，張是這一集團中的主要代表人物，這是蔣介石組織經濟班子不能不考慮的。
蔣介石將張放在這么重要的位置上，與張公權曾對蔣的幫助不無關係。早在蔣介石建立南京政權前後，張正以中國銀行副總裁名義主持上海行務，1928年正式就任中國銀行總裁，在蔣最困難的時候資助過他。兩人第一次見面是1927年6月張母去世時，蔣曾以“謙卑禮下的風格和愛人的情操”到張宅弔喪，儘管張當時意識到“一定是在財政方面有需要我幫助的地方”，但仍然十分感激。1936年，他應蔣之邀，就任鐵道部長，後又轉任交通部長，在蔣介石看來“布置有序，舉止得當，業績顯赫”。
張公權的出任與張群組閣也有很大關係。張群是政學系的中堅，而張公權與政學系的淵源很深。張公權的金融事業是由立憲派領袖梁啓超引入門的，此後他憑此關係先入研究系，後轉政學系，與政學系初期主要人物黃郛和楊永泰、後期主要人物張群和熊式輝等人均過從密切。此次，蔣介石決意換馬，由張群取代宋子文，自然在張群的力薦下，張公權就呼之欲出了。
張公權的出任還有一個微妙的因素，這就是他的二兄張君勱。此時張君勱為中國民主社會黨主席，長期處於國共之間的“中間力量”中。他的政治影響要比張公權大得多，是1946年的政治協商會議舊政協中“憲草”的執筆者，在民盟中地位較高，號稱“民國憲法之父”。蔣介石要改組政府，在中國共產黨和民盟無望參加的情況下，急需民社黨和青年黨作“民主”陪襯。這樣，重用張公權就成為蔣介石拉攏張君勱入伙的一著棋。後來的情況說明，蔣介石的這張牌打出了效果。張公權多次充當蔣介石與張君勱的聯絡者，極力勸說張君勱合流，最終使張君勱脫離民主陣營，背叛了民主同盟的立場，被周恩來稱為“在關鍵時刻出賣了朋友。”
經濟頭腦
中央銀行第一任總裁宋子文張公權在經濟上是一個頗為自負的人，對於自己作為央行總裁的工作能力，他是從不懷疑的。與其前任貝淞蓀相比，他有更能發揮才能的條件。貝淞蓀一切得聽從於更諳此道的宋子文的指揮，而張群在金融上是外行，一切得聽他的。張公權知道，蔣介石委以重任，是讓他看好“錢袋子”，用好“錢袋子”，擴充“錢袋子”，而當務之急是保住“錢袋子”，彌補巨額財政赤字，抑制通貨膨脹，使國庫中的錢不至喪失殆盡。
可他卻沒有其前任所擁有的經濟條件，擺在他面前的難題是，經過宋子文、貝淞蓀一年的揮霍，中央銀行的外匯與黃金已經消耗了50%左右，現在只有4億多美元，這就是他穩定幣值可以動用的全部資本。宋子文雖耗費了大量黃金、外匯和物資，卻彌補了一部分赤字，延緩了通貨膨脹速度，可張公權手中沒有足夠的黃金、外匯儲備，用什麼來彌補赤字呢？他很清楚，如果沒有預算平衡、獲得外援、軍事順利，他的任務必告失敗。而這三條恰恰不是他所能說了算的，因此“思之幾於寢食不安。”但張公權還是很快拿出了自己的方案：用快刀斬亂麻的辦法，減少政府無限制的支出，力爭使財政支出減少一半，由財政部負擔一半赤字：由中央銀行發行公債，吸收儲蓄，負擔另一半赤字。
在蔣介石的催逼和國人的關注中，張公權先後打出三張牌，第一張牌是發行公債，第二張牌是調整外匯管理辦法，第三張牌是加強金融管理。
發行公債
張公權是很熱衷於發行公債的，認為這是彌補財政赤字甚至聚斂財富的最好辦法。在此之前，國民黨政府超出預算的支出，一般都由行政院向財政部發出緊急支付命令，再由財政部向中央銀行開發一張緊急國庫支付通知書，由中央銀行先墊付，年終結算時再由財政部開出一張國庫證結帳。財政收支不足的部分，中央銀行通過大量印發鈔票來補充。
張公權上任後強烈批評了這種飲鴆止渴的辦法，主張以公債代替國庫證。當然，他考慮到發行公債的保本保值問題，想在這一問題上搞一點新花樣，提出了一個發行美金庫券和美金公債的辦法。他的如意算盤是：以美金庫券吸收市面遊資，回籠貨幣，以美金公債吸收外匯資金。
1947年4月1日，他打出了發行公債牌：美金庫券發行額為美金3億元，按照中央銀行牌價，用法幣折合美金購買，還本期3年，每半年還本付息一次，年息二分；還本付息時，按照當時美金牌價付給法幣；美金公債發行額為1億元，須用美金美鈔或其他外幣存款，外幣現鈔以及黃金折合購買，還本期為10年，每年還本付息一次，年息6厘，一律以外匯結算本息。
對於各界是否踴躍認購，張公權心裡並沒有絕對信心，在公債基金監理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他不無憂慮地說：“此次發行公債實為一大試金石，由此可以測驗人民對國家債券是否信任。”但他也心存幻想。公債庫券先由各家金融機構吃下，再把一部分轉到市場，按過去情況，銀行認購公債是有利可圖的，如果再允許公債庫券作為銀行準備金，那他們可能會樂於認購。如果各家銀行能夠認購，市民自然會追風而至。為此，他成立了募銷委員會，聘請金融業及社會各方頭面人物擔任委員，並在基金監理會及募銷委員會中安排1/3左右的金融界代表。為了擴大社會影響，他還利用各種新聞媒體廣為宣傳，如不斷進行廣播與文字宣傳，印刷彩色標，在電影院放映幻燈片，組織學生進行街頭宣傳，舉行各種招待會、遊園會等，一時鬧得聲勢很大。但金融界和市民的冷淡反應卻出乎他意料。由於戰場上的不斷失利和惡性通貨膨脹，幣值迅速下跌，各界對公債庫券完全失去信心，儘管用了“美金”這個裝飾詞，但由於過去多次失信，金融業感覺無利可圖，反而要承擔很大風險，因而很不熱心，即使被迫認購，也要與張公權討價還價。
在美金公債實銷的2355萬美元中，中國銀行迫於張公權的特殊身份認購了1000萬，但最後張公權不得不答應的條件是：在中國銀行外匯頭寸緊張時，可用美金公債按七折向中央銀行作抵，訂立透支契約；各地推銷美金公債所收外匯資金，均須存入紐約或倫敦的中國銀行；中央銀行在國外存款增加，應加撥一部分存入中國銀行。從張公權許諾的這個條件看，所謂認購公債，實際上等於以空對空，轉了一筆帳，自欺欺人而已。
調整外匯管理辦法
這一招不行，8月17日，張公權打出了第二張牌，出台了新外匯管理辦法：在官價外匯之外，另外開放商匯市價。除五種日用品仍按官價結匯外，其餘進出口貿易以及非貿易收支均由指定銀行按市價買賣，此項市價由新成立的外匯平衡委員會隨時根據市場情況調節，逐日掛牌公告。
這是張公權的一個大膽嘗試，是他希望通過經濟手段增加外匯、取締黑市的最後努力。這也是當時一些“守法”商家的主動要求。因為持續通貨膨脹，此時的官價匯率已經遠遠低於黑市匯率。此時如果他們按照外匯官價經營出口，則損失極大，如果在黑市兌換外匯，就有冒殺身之禍的風險。在張公權看來，部分開放外匯市場，是取得管制外匯市場的一個根本辦法，這個辦法對促進出口，增加外匯，減少走私，進而對平衡國際收支可以起安定作用。
新辦法公布後，開始市面反映還好，證明張的辦法產生了一定效果。但此法最終未遂張公權之願。關鍵問題還是因軍費日漲而造成的通貨膨脹，財政收支和國際收支不能平衡，平衡基金委員會又無力提供大量外匯儲備金，其結果必然是黑市經過短暫低迷後，又迅速回升，變得更加猖獗，走私更加嚴重。債信一失，就如洪水猛獸，開放的外匯市場頓時更加混亂起來，張公權用經濟手段無力回天了。
張公權在台灣(右一)加強金融管理
採用經濟手段達不到目的，張公權所能打出的最後一張牌，就是求助於政治高壓手段，實行嚴厲的金融管制，打擊金融投機活動，取締黃金、外匯黑市。儘管這不是他的特長，但不願輕易服輸的性格使他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為了達到打擊非法金融活動的目的，他可謂殫精竭慮。上海有名的大金鈔案就是在這時發生的。他拋出了一塊石頭，卻險些砸了自己的腳。
為了取締金鈔及套匯黑市交易，必須派人打入黑市，掌握情報。這時他自然想到了軍統。東方經濟研究所是軍統的一個經濟情報機關，所長鄧葆光曾是軍統局經濟科長。雙方一拍即合，張公權允許其組織名為“沅通行”的商行，同意設立兩部專為套匯而用的電台，允許其參與金鈔黑市買賣，每天供給金管局黑市交易情報，在檢舉破案時按照規定付給百分之三十的獎金。
“沅通行”的臥底活動的確曾讓張公權興奮過。當時上海黑市交易，一般是先在電話中講定數量和價格，在約定地點，買賣雙方一手交錢，一手交貨。一次，上海金管局委託“沅通行”拋出二千兩黃金，並派警察裝扮成“沅通行”人員當場將對方逮捕，絕大多數人都是人贓俱在，沒法抵賴。經過偵訊，對交易較多的人移送法院懲辦，後來有三個人被判刑。由於採取的是突然襲擊方式，黑市投機商人受到嚴重打擊，金鈔黑市交易在一個時期完全停頓。當時張公權可謂興高采烈。
但張很快發現問題並不簡單。東方經濟研究所每天抄送套匯電稿，多的時候有三五十份，這些電稿都不敢公諸於眾。每次大規模投機活動背後，總有政界要人幕後動作，這些人是張公權不敢得罪的。
減少政府開支
在張公權實施其計畫的過程中，他遇到了來自財政部的強大阻力。當時的財政部長是俞鴻鈞。起初張認為俞在財政金融界沒有很深的基礎，此人又性格懦弱，應當是可以很好合作的。但到任伊始，他就感覺到這只是自己的一廂情願而已。
張公權方案的核心是減少政府開支，中央銀行的政府墊付應有限度，將發行法幣的數量壓到最低，以達到減少赤字的目的。作為蔣介石的“會計”，俞鴻鈞對此極力反對，他所強調的理由是，在國家緊急狀態下，要事先規定政府開支的限度是不可能的，隨著戰局的發展，隨時要補充軍費，中央銀行必須保證戰事的需要。事實上，財政部非但沒有實施張公權所構想的壓縮一半開支、承擔一半赤字的計畫，相反血口大張，不斷催逼張公權拿出錢來，每次都是師出有名，言之鑿鑿，使張無法拒絕。
張公權不甘心使中央銀行成為財政部予取予用的出納與附庸，他將中央銀行資金的流失歸咎於俞鴻鈞，遷怒於財政部。他在1947年5月1日、5月3日、5月6日、6月18日、7月1日、7月24日多次向蔣介石求援，指望蔣能為自己說句公道話，甚至要蔣撤掉不負責的俞鴻鈞。但在此問題上，蔣始終站在俞的立場上，因為俞只是執行了自己的命令而已，這使張最終徹底失望。
引咎辭職
蔣介石張公權在擔任中央銀行總裁期間，有點像王熙鳳治理大觀園，雖然賣盡了氣力，但一點也無補於“賈府”敗亡的結局。
對於蔣介石發動內戰後果的嚴重性，他不是沒有警覺。在他擔任中央銀行總裁期間，始終感到憂心忡忡，就是擔心國民黨在軍事上沒有辦法，最後敗下陣來，使自己最終沒有出路。正如長期在其手下供職的人所說，“此人官癮極大，一心想躋身上層”，可見，他在極困難中心存僥倖、勉為支撐也就不足為奇了。對於國民黨徹底失敗的危險性，對於和共產黨和談之事，他決口不談、諱莫若深。只有一次他道出自己的苦衷：“對於和平之事，張群也不敢談，更不用說我，要談和平首先得離開政府，得離開蔣總裁。”
就這樣，他在中央銀行位置上堅持了一年零三個月，與他的前後任貝淞蓀、俞鴻鈞、劉攻芸等人相比，是在位時間最長的。但形勢的發展使他不得不知難而退，做出“離開蔣總裁”的決定，他再也不願將自己綁在蔣記戰車上做別人的殉葬品了。
8月29日，張公權起草了給蔣的辭呈。第二天，張公權帶著辭呈向蔣面陳苦衷，懇請辭職。但此時蔣介石還離不開這位金融專家。他先入為主，沒等張公權仔細解釋，就堵住了張的嘴。此後，張公權再沒有上任時的心氣了，乾脆虛以委蛇，勉力支撐，坐視國庫日益空虛，物價日益上漲，投機日益猖獗。
1948年4月，蔣介石成為第一任“行憲總統”。當蔣要求張群繼續擔任行政院長時，身心疲憊的張群再也不願意幹了。張群在行政院會議上公開表態後的當晚，張公權即前去看望，表示自己願與老朋友同進退。這次張公權是辭意甚堅，蔣介石怎么慰留都不起作用了。24日，蔣介石提名翁文灝接任行政院長，任命張公權的對手俞鴻鈞任中央銀行總裁。對於張公權的苦心經營，蔣介石不是不知道的。他不想一腳踢開這個替他受過的銀行家。28日，文官長吳鼎昌奉蔣介石命令詢問這位隱寓之人是否願任財政部長。這是張公權所沒有想到的，但已深諳蔣介石政治風格的他很快做出判斷：“顯系一種慰藉之意。”更何況，經過一年多國民黨中樞層的工作，他已經對國民黨政權徹底失望，立即對吳鼎昌說：“任職中央銀行已感竭蹶，何敢擔任財長重任，請代向總統說明，此事萬萬不可。”
張公權心灰意冷，還與他在下台前後受到立法院攻擊有關。他們指責張公權在任期間有嚴重徇私行為，曾利用職權將外匯非法撥給自己的親屬，而且點出受惠於張的人，一個是張的胞弟張嘉鑄，時任中國植物油公司總經理，一個是張的妹夫朱文熊，時任南洋企業公司總經理。此事對張公權刺激很大。29日，他給蔣介石寫了一封信，托吳鼎昌轉達。信中對此事做了辯解，希望蔣介石能出面說個話。20天沒有接到蔣介石回應，張公權比較緊張。他緊急約見了張小樓律師，介紹了外面對他的種種指責，希望他能夠去南洋企業公司一次，與其妹夫詳談一切，制定出一個“應付問題”的方案。
蔣介石還是給了他一個面子。7月19日，蔣在吳鼎昌所轉信上批示：“尊件奉批，由予負責，不必另查。”7月20日，蔣又電張進行安撫：“兄主持中行謹嚴有法，中所深知。一切無稽攻訐，不必介意，亦不必派員審查，徒增紛擾也。”張公權總算得到了一個說法，也就順水推舟，不再“徒增紛擾”了。
避走海外
張公權與夫人1949年1月21日蔣介石引退，李宗仁代理總統之職。這時，張公權對國民黨政權控制政局的能力徹底失望，開始為自己找出路。蔣隱退的第三天，他就寫信給當時的外交部長吳鐵城，要求辦理赴澳大利亞的護照。他在當時的日記中寫道：“政府軍事節節失利，東北已失，平津危在旦夕，徐州亦已不保”，“軍事情勢日非，新政權政策是否許我自由研究，實難推測，恐須長期出國。”
正在張公權積極策劃逃離大陸時，李宗仁又看上了他，使他哭笑不得。3月19日，李宗仁親自到住處拜訪，希望他能出任財政部長。張公權立即拒絕，表示已決定今後從事研究工作，對於政治工作既無興趣，亦無勇氣。李宗仁見勸說無效，又先後派張的好友翁文灝、陳光甫輪流勸說。第二天，李宗仁抱著最後一線希望再次打電話詢問，當張公權回答完全不可能時，李宗仁才作罷。
4月26日，張公權飛離上海赴香港。但他此時還沒有徹底死心，5月11日，又赴廣州，探看新政府有無轉機。但在廣州他所遇到的不再是禮遇，而是來自立法院的壓力。15日，張公權在報上看到若干立法委員聯名提出一項提議：為了解決財政極度匱乏問題，政府可向宋子文、孔祥熙、張公權三人征借十億美元。張聞訊極為被動，對將自己與孔祥熙、宋子文放在一起更是感到惱火。
18日，他在中央社發表公開聲明：自中國銀行以及鐵道交通兩部、東北經濟委員會、中央銀行，皆系擔任以公薪為收入之職務，從未自營任何產業。除中國銀行離職時，董事會給予退職金十六萬元，作子女教養費外，並無任何私人財產。特請政院派員澈查。如發現有國內外私人財產，在中國銀行所給予退職金以外者，甘願一律貢獻國家。
公開聲明之後的第二天，張公權就以複雜的心情逃離大陸，去了香港，一年半後到澳大利亞，最後到美國定居，晚年長期在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從事經濟研究。1979年10月13日，張公權在美國加利福尼亞逝世，終年91歲，據稱晚年“對人心平氣和，治事無怨無尤。故臨終既無遺憾，亦無痛苦”。臨終前，他曾留下遺囑，希望將骨灰運回祖國埋葬。
